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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有制為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經濟基礎的最核心的規定。突破這個規定幾乎就等同于打破整個憲法。《經濟觀察報》2018年6月1日以記者王雅潔、歐陽曉紅署名刊發實際上全是陳清泰先生觀點并經陳清泰先生審閱的文章《改革親歷者陳清泰：國企改革呼喚新突破》（下稱《突破》）。該文理論和方法論謬誤百出，打著改革旗號行違反憲法、鼓吹突破憲法之實，不僅極大地混淆社會大眾視聽，而且包藏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禍心。為了維護憲法尊嚴，捍衛憲法權威，堅定不移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能不對該文加以透徹地分析。

　　一、不要孤立地看待《突破》

　　個別文章不足為據。因為任何人寫文章，都可能出現錯誤。但如果大多數文章都出錯誤，人又身居高位就不能孤立看待了。

　　據百度百科，陳清泰先生1939年出生，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今年已經79歲高齡，黨齡也有62年了。然而，他的觀點使得我們稱呼他為先生比較合適。還據百度百科，陳清泰先生長期擔任我國大型企業的領導工作，在國家經貿委時（應該是在1992年后）又長期主管企業改革與發展工作，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后主要負責產業發展與企業改革的政策研究工作。陳清泰先生主持過多項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政府職能轉變、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汽車產業發展政策、國家能源政策、企業經營者激勵約束機制與股票期權制度、國有資產管理法規、政府機構改革、《公司法》修改等方面的重大課題研究工作，參與過中央和國務院許多重大政策和重要文件的制訂和起草工作。1998年至2008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2008年3月起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12年2月15日起任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1]

　　《突破》中，陳清泰先生陳述“國企這40年改革的全過程我以不同的身份幾乎都直接參與了”，自然并非虛假，經驗豐富自然不僅不假，而且驚人。但是，經驗豐富不等于正確。毛澤東主席在《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等著作中明確指出經驗主義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經驗主義的要害在于輕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滿足于個人狹隘經驗，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是普遍真理，到處生搬硬套，也否認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2]毛澤東主席所反對的經驗主義的生物載體哪一個不是經驗豐富。陳清泰先生恰恰可能就是毛澤東主席反對過的經驗主義的當代載體。

　　縱觀百度百科中陳清泰先生的簡歷，他在企業期間是工程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在政府期間是政策策劃者、咨詢者。雖然被聘為有關大學教授，甚至做過清華公管學院院長，但他寫的著作難稱有基本經濟理論之作，更沒有哲學和方法論之作，也沒有類似陳云總結出的“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名言，更沒有系統的哲學思維。他的觀點的形成更像是一種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行政過程中的職業化“官僚”的結果。這樣人頻頻做理論發聲會有什么結果呢？讓我們不妨運用數學中的一個上界對陳先生做一個估計。陳清泰相比丘吉爾當然還差很遠。丘吉爾曾在美蘇合作框架下領導英國贏得二戰勝利，一時聲名顯赫，志得意滿。丘吉爾文筆極好，留存文字至少數百萬，中國知網期刊收錄的“陳清泰”所著的文章有469篇之多。但丘吉爾的經濟理論水平極差。久聞陳清泰先生大名，每次聽聞這類大名，都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之感，但一直沒有來得及閱讀陳先生大作。

　　閱讀陳先生在十九大召開之后發表大談改革的《突破》一文，對79歲高齡者的經濟學水平實在不敢恭維！從職業經濟學家的角度看，陳先生的經濟觀點，特別是國企觀點，只是個人經驗、經歷的總結，而且與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相違背。陳先生恐怕沒有時間系統地閱讀經濟學的諸多文獻和進行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的研究，但不懂馬克思主義關于國企比私企好的觀點，恐怕就不能歸于閱讀不夠和研究不夠了。可以設想，讓馬克思有機會在他生活的時代當一個統治者，他一定會對彌漫的私有企業進行公有制改造。而我發現，陳清泰先生在老之已至的時候，后半生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慢慢地把國企私有化。這只能用其階級偏向性等少數幾種可能來解釋了。或許他不是潛伏于黨內高層的資產階級分子，甚至也不是當年蘇聯潛伏于斯大林身邊的赫魯曉夫的走卒，但他到底是一個什么人呢？現在看20世紀50年代的赫魯曉夫，就知道他明顯根本不懂中蘇關系、美蘇關系，根本不懂經濟，但赫魯曉夫還知道要為無產階級搞階級斗爭，只是不知道怎么搞而已（最近，反映蘇聯間諜在美活動的美國電視劇《美國諜夢》第6季已經可以在國內看到了。在第10集，即最后一集，在美奮斗多年阻止了戈爾巴喬夫政權顛覆的蘇聯間諜終于全身而退回到母國，卻面臨國家崩潰的局面）。

　　二、《突破》一文關于國企改革40年歷史的基本觀點

　　《突破》把中國企業改革40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年到1992年的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下的“搞活國有企業”，第二階段是1992年后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框架下的“國企經營機制轉換和企業制度創新階段”。

　　《突破》認為第一階段的主要政策工具是簡政放權、減稅讓利，最后落腳在經濟責任承包制。對于作為職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我而言，一直想要理解什么是“搞活國有企業”。《突破》說“中央提出改革開放戰略后，很快發現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管得過多過死，經濟缺乏活力，急切地需要‘搞活國有企業’”，我對此還是不理解。很顯然，“落腳在經濟責任承包制”并沒有解決“搞活國有企業”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搞活國有企業”的先鋒人物馬勝利、步鑫生后來也都步履維艱，沒有人提及了。就算萬里同志抓，而且萬里同志“大企業我就抓兩個，一個是首鋼；一個是二汽”，使“承包制拯救了二汽，使二汽沒有陷入很多三線企業的悲慘境地”，也不算承包制成功啊！現在看來，萬里同志抓的小崗村似乎也不算成功啊！現在也沒有哪個國有企業再搞承包制了。陳先生腦殼中的概念還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初嗎？

　　陳先生很坦誠，他承認，中國一些改革思路，如“先后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實行‘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等，不斷削弱計劃經濟的剛性”，也就是讓計劃經濟失效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舊的計劃經濟確實可能不再適合新的經濟需要，但計劃經濟以多大速度退出、退出到何種程度、如何替代以更有效的方式顯然都不是陳先生等人所想到的問題。在陳先生看來，“國家建設二汽的任務沒有完，但已經沒有能力再投資，被列入了‘停緩建’名單”，趨于“搞個半拉子過程在那里”了。而二汽獲得外貿自主權、首批實現了“計劃單列”、首批建立了企業“財務公司”也不算改革的成功啊！因為給任何企業這些特殊的權力，都會實現大發展。而通過給一些大企業這樣的權力也不算二汽探索的成功啊！在陳先生這些汽車人手里，以及后來人手里，直到今天，中國的汽車業即使外資沒有控股，也不算是中國改革發展的驕傲啊！陳先生等所推動的改革確實突破了他自己所總結的國家管得死死的生產計劃統一下達、生產資料統一調撥、產品統購包銷、企業財務統收統支，但突破后在開放的背景下形成的面對外資的各自為戰和無法自主研發的帳又怎么算呢？如果再考慮到汽車所產生的環境污染、催生的石油進口等等，就更不算改革成功了。這就是陳先生等人心目中的企業積極性和企業活力嗎？反過來，如果國家依然采取計劃經濟，依然不開放市場，而是大力研發，也許中國的汽車業就根本不是今天的這個局面了。

　　陳先生還是很坦誠。《突破》一文說，1992年7月1號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做報告時試探性拋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觀點，結果反響非常好”，“這年10月，黨的第十四大正式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陳先生所言“試探性”屬實，那就意味著中央最高層實際上對十四大如何表述我國要建立的經濟體制并不是很確定。“反響非常好”就確定了，這到底怎樣理解呢？陳先生說“這對中國來說是一次重大轉折性變革”。可是，大家都可以思考，在中國，市場化與私有化到底是什么關系呢？如果二者有許多重合之處（賣國企就是私有化），那么，陳先生所說的“相應地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制度創新的新階段”，到底中國是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優、做強了，還是承受了巨大的本來可以避免的代價呢？是否有更好的方法付出的成本更小，而國企發展得更好呢？陳先生自己也承認，“當時國內外輿論普遍認為，國有經濟對應的就是計劃經濟體制，選擇市場經濟就只能選擇私有化。”如果這個觀點正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就變成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經濟”嗎？有人后來不是認為中國經濟是“國家資本主義”嗎？陳先生還比較穩妥的是，他幫助中國選擇了暫時看來還比較穩妥的產權形式。陳先生說：“要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關鍵的是建立企業法人制度。為此，必須承認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使他不僅具有享有民事權利的資質，還有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這也是他自主經營的對象、自負盈虧基礎。而出資者則按投入企業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的權益，對企業債務承擔有限責任。”這個判斷固然沒有提出把中國國企私有化，但是否比原來的體制好，也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這里，幸虧我們還有一批老同志健在，陳先生等人在理論表述上把“法人所有權”的提法改為“法人財產權”。

　　陳先生說，“1992年之后的幾年，就國有企業的整體來說……，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我非常不清楚，到2012年，中國的國企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否建立起來了呢？而20世紀90年代陳先生等人向中央提出所謂現代企業制度時，又以什么作為參照來確定“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呢？我非常清楚的是，美國許多企業世界著名，但很多都一夜之間倒閉了。留存下來的著名企業依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而陳先生說，“時至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經歷持續大規模投資之后，很多產業由短缺開始轉向過剩，包括輕工紡織、也包括一些基礎原材料和制造業。企業對此沒有任何準備，致使生產經營狀況急劇惡化。”陳先生還是很誠實。這里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1998年出現第一次內需不足，距離改革開放也不過20年時間。那考慮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等因素之后，這種過剩到底算是改革的成果還是改革未曾預料的后果呢？又過了10年，中國再次遇到內需不足，這又對中國實施的改革具有什么含義呢？為什么今天中國的杠桿率這么高？產能過剩這么厲害呢？與改革使得所有制結構變化太大有無關系呢？在這樣的背景下，陳先生又祭出“管資本”的改革方案（陳先生“很希望國資委能以較多的精力創造條件推進央企的整體改制，由管企業轉向管資本，履行出資人職責，從體制和制度上解決這個問題”），將會有多大作用呢？會不會有很大的副作用呢？這個方案很顯然又是在削弱黨對國企的控制。而陳先生所謂的“分流（富余職工）、分離（辦社會職能）”的社會后果是什么呢？陳先生承認，“后來從中國統計年鑒查到，1995年到1997年國有單位職工人數為10949萬至10766萬，變化不大。1998年開始人數爆跌，當年降至8809萬、1999年8336萬、2000年滑落至6924萬。五年減少了四千多萬，如果去除非企業國有職工和退休等正常減員，國企下崗減員超過兩千萬是不夸張的。”陳先生這是在擺他們這種改革功勞嗎？那些下崗工人是否會認為他們是在犯罪呢？

　　三、《突破》一文的主張反映陳清泰的私有化理論底色

　　《突破》輕描淡寫地說：“較長時間以來，我對非公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很關注，因為我清楚地看到，國有企業改革單兵獨進是不行的。經濟的活力、社會就業、增加居民收入以及解決國有企業轉制和改革的很多問題都離不開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其實，這暴露了陳先生的贊成私有化的理論底色。如果他贊成市場經濟，他就一定認為，市場經濟必然要求私有化。讓我們把國企看成是劉邦，私企看成是項羽。項羽和劉邦確實曾經合作。項羽確實一度非常強大。然而，按照陳清泰的國企發展離不開民企發展的觀點，就等于說，劉邦做皇帝離不開項羽做皇帝。這太荒謬了。

　　陳先生說：“回顧40年的改革，我國是從公有制十分徹底的狀態下起步的，一次次生產力的解放幾乎都伴隨著所有制理論政策的突破。改革開放后農村的承包制改變了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迅速改變了農村經濟的面貌。在城市經濟中，從‘傻子瓜子’和‘雇工是不是剝削’的爭論，到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到‘鼓勵個體、私營加快發展’，到‘重要組成部分’，到1997年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上升為國家‘基本經濟制度’，改革每前進一步幾乎都伴隨著一場所有制的爭論；經歷一次次理論政策突破，又都產生了解放生產力的效果。如十五大的這次重大突破，加快了國有中小企業的改制改組，推動了抓大放小、促進了民營經濟的發展”。這段話足以明確陳先生主張私有化的理論底色了。在劉邦和項羽這個比喻之中，就相當于陳先生堅決主張項羽做皇帝，劉邦沒有資格了。而這時，陳先生所說的“在這種形勢下，作為改革的成果，2002年和2003年‘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記入了黨章和憲法。有關所有制的理論政策就定格在了這里”是如陳先生所愿嗎？

　　而當在全國政協會上有工商聯的代表問：“公有制為主體，就是指‘在數量上占優勢’，非公經濟現在已經超過一半，目前發展勢頭正旺，是不是已經碰到天花板？”陳先生似乎并沒有直接給予回答。然而，從陳先生的自述看，陳先生是贊同“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領域。非公有制企業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的文件規定的，而且這種文件規定可能是為了阻止社會中的“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的爭論的。陳先生本來期望五年內國務院連發兩個36條來打破民營經濟市場準入的“玻璃門”、“旋轉門”的。不知道未能打破引起了他的很多思考中都包括什么。

　　陳先生承認，“在非公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一半的情況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與‘促進非公經濟發展’，兩者已經不能兼顧”，而“‘國有經濟控制經濟命脈’、‘占支配地位’與‘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沖突日益明顯”。中國確實要在兩者間做出選擇了。在這種背景下，陳先生又打著“解放思想，推進改革”的旗號，撰寫了一篇題為“對企業改革幾個問題的討論”的報告，并以“國企改革再清源”為封面標題以“國企改革轉入國資改革”為文章標題刊發在《財經》2012年第13期上，正式推出“由如何經營國企，轉向國有資產的資本化管理”的國企改革“新思路”。我看到這個說法，以為陳先生也許比厲以寧先生更早提出管資本主張。陳先生自稱“最想表達的兩個方面的意圖：一個是從國企改革轉向國資改革；一個是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陳先生是堅定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基本國策和憲法原則嗎？不是的。在改革進展到今天，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現在，這個憲法原則和基本國策在陳先生之類的所謂改革者那里，已經大大變樣了。

　　陳先生真是深耕我黨內部的私有化的斗士，鞠躬盡瘁死而后已。2018年了，陳先生之類的“改革派”認為，既然“40年來，在并不十分寬松的環境條件下，非公經濟較快成長，表現出了巨大的發展潛力”，那就應該進一步“發展”它們。陳先生大膽地而正確地提出：“現在，非公經濟占國民經濟總量、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均已超過60%，吸納城鄉就業人口超過80%，稅收貢獻超過50%”，都“已經觸及了‘公有制為主體’的高壓線”，碰到了“理論和政策規定的‘紅線’”。陳先生大膽地提出了一個問題：“是牢牢守住既有‘紅線’，還是按照‘三個有利于’的原則，與時俱進地創新理論、改革阻礙經濟發展的政策和規定？這是我們面臨的重要政策抉擇。從這個意義上說，‘兩個36條’都難以解放民營經濟，不是這些文件不到位，而是因為受到了更高層級的政策約束。”明眼人不難看出，陳先生所說的理論和政策規定的‘紅線’實際就是憲法規定。

　　陳先生說：“今天，在向創新驅動轉型的時期，特別需要釋放億萬人民求富創業的內在動力、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如果能摘掉企業‘所有制標簽’，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為奔向高收入國家奠定基礎”。這實際上就是等于說中國只有修憲，將經濟徹底私有化，才能奔向高收入國家了。這是陳先生用高收入國家的概念來綁架中國的所有制政策決策和憲法制定。陳先生顯然無視那些高收入國家自己所面臨的巨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陳先生把所有制這個決定一個國家根本制度的因素說成僅僅是標簽！這僅僅是年老昏聵嗎？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決定了少數人憑借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得到巨額私人利潤，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制決定了沒有人能夠憑借這種公共所有權得到私人利潤。如果陳先生連這個最基本的事實都不懂，他還有什么資格作為我國國企改革重大課題的主持者，還有什么資格向中央進言呢？

　　時年79歲的陳先生是年老昏聵嗎？不是的。從中國知網上收錄的“陳清泰”所發表的400多篇文章看，陳清泰贊同私有制、主張私有化是一以貫之的。聯系到本文所批駁的這些觀點，不難得出這個結論。陳清泰很狡猾。他所處的位置使得他輕易不會直接反對中央的基本政策（而不是由他或與他類似的人推動制定的政策）和憲法。現在，在他認為條件成熟了，就公然地跳出來了。今天中國改革如果繼續按照他的方針辦，那不過照他文中提到的佐利克的觀點辦嗎？這是中國獨立自主地制定適合自己國情的政策嗎？根本不是。這是讓洋人為中國做主。這是自甘為奴！而且，照陳自己的“供述”看，陳公然發表這樣的主張，可能私下里已經做了大量工作了，他可能認為現在只要臨門一腳，就可以把中國徹底踹入資本主義制度了。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階段嗎？這是科學社會主義嗎？答案都是否定的。不僅不是，而且陳清泰是在公然挑戰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更是公然挑戰馬克思所確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公然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權威，也是公然開歷史的倒車。

　　四、建議：用清人、清政策的辦法改進我國國家治理過程

　　中央提出了建設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要求。國家治理體系首先是一系列制度的體系。而在所有制度中，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中國國家治理體系最為重要的基石。國家治理還必然涉及一系列過程。中國任何改革議程都屬于國家治理過程。然而，本文分析表明，作為過程的國家治理有可能與作為制度的國家治理發生矛盾。在一個國家，完全有可能一群有機會參與國家治理過程的人在危害這個國家的根本制度。不管這個國家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

　　大資產階級如果掌握政權，一般都采取清人、清政策的兩手硬政策。這是因為他們深知，如果只清個把人而不清政策，利潤就無法獲得。連蔣介石、閻錫山都懂得這個道理。可是，蘇聯解體的歷史告訴我們，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后繼者（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由于缺乏必要的歷練，自己中心搖搖，又在身邊引進大量顛覆社會主義的人物，不僅清政策做不到，而且清人也做不到了。

　　陳先生已經垂垂老矣，清不清已經無關緊要，但他不是孤立的，他還遺留了大量的政策，與他持類似觀點的還大有人在。如果他們繼續存在、發展，雖然不是以這個山、那個系，但也構成對我們國家經濟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重大威脅，決不可等閑視之。很顯然，近年來暴露出的這個山、那個系都與私有化、私有企業有莫大的關聯。因為所有政治上的反黨圖謀都難以把國有企業作為經濟基礎。而最近暴露出來的明星逃稅不也是由于中國對文化、文藝事業搞市場化而產生的嗎？不管是政治動亂、反黨圖謀、明星逃稅，還是官員外逃、富翁移民，都暴露出陳清泰等人改革方案的后果。這些后果已經使得連我們這些身處江湖之遠的學者也看出來，不清人清政策，恐怕國家就將步入膏肓了。

　　可以設想，如果我黨的經濟指導思想被陳清泰之流的經濟思想主導，那還體現什么社會主義呢？就是僅讓這樣的錯誤思想流傳，那不是貽害社會嗎？在一個國家的治理中，當錯誤思想很多、很重時，就不難再把思想簡單地看作是思想了。因為許多人在炮制、傳播錯誤思想，就是在為這些思想變成物質做準備了。待到整個社會進入到只差一個導火索點燃時，后悔還來得及嗎？反過來，如果我們把政策方向弄對了，把錯誤思想打下去了，就讓他們轉入防守、防御，他們一時半時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作為了。毛澤東主席留下的江山之所以還這么穩固，其中的關鍵可能就在于這里。中國需要再次夯實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這既可以使中國防范經濟、金融危機，又能為中國未來生產力發展奠定穩固的生產關系，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穩固的經濟基礎。

注 釋：

[1]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6%B8%85%E6%B3%B0/3304547?fr=aladdin。

[2]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73273/10415183.html。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學系教授、博導；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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