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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什么不能理直氣壯地提倡社會主義？

當然這純粹是一種巧合：6月6日是二次大戰中的諾曼底登陸紀念日，第二天就是中國的高考日。

登陸日曾經被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稱之為“最長的一天”，但在許多中國家長和考生心中，高考日何嘗不是“最長的一天”呢？

打開手機，各種推送就能讓我們感受到高考前夜的緊張氣氛：“交管增派400警力保障高考”、“家長踩點”、“商販深夜營業考生受影響”，而最具幽默感的莫過于這樣一條消息了：“身上太香會干擾考生，監考員灑香水要適度”。

不知道在諾曼底登陸前夜，艾森豪威爾麾下的軍官們有沒有收到一條類似的命令？如果沒有，那就意味著高考的緊張程度超過了登陸作戰，高考日不是“最長的一天”，而是“比最長的一天還要長的一天”！

存在決定意識。

高考的高度緊張，其實反映了這樣的一個嚴酷的現實：

中國社會已經嚴重分化了，精英很精彩，草根很悲催。

如果你不能通過高考的獨木橋，實現從草根向精英的跨越（盡管隨著階層固化的日趨嚴重，這種“跨越”越來越像是一種想象而非現實），那么未來的人生將是一片黯淡。

所以嚴格說起來，高考也不像是登陸，而更像是一種逃離——只有大規模的逃離，才會有如此令人窒息的緊張氣氛。

解決這個問題，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改造我們的社會，使之具有這樣的特征：

成為精英并非免于悲催生活的唯一途徑。各個階層、各行各業的人們，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都能過上有保障、有尊嚴、有安全感的生活。

新中國前三十年，我們曾經建成，或接近建成了這樣一個社會，盡管當時剛剛擺脫了百年戰亂，還有打破帝國主義圍堵的繁重任務以及人口急劇增加的壓力，絕對的物質條件并不是很好。

那個時代，首先，能夠成為一個勞動者本身就是很自豪的事，尤其是能夠成為國營企業的產業工人的話，庶幾相當鎖定了“中產階層”的前途，意味著穩定的收入，較高的政治與社會地位，由單位提供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種種福利保障和安全感，等等。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毛主席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其次，從工農兵中直接提干的制度以及“推薦工農兵上大學”制度，打通了從“草根”到“精英”的通道，你不必和千軍萬馬一起去擠高考這座“獨木橋”，只要能有出色的工作表現，也可以獲得更大的舞臺。

當然，這里也必須指出一點：直接提干和推薦上大學等制度也還處于草創階段，很不完備，所以存在開后門等不正之風，但這是可以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加以完善的。

由于社會是相對平面化的，上大學不具有“唯一出路”的性質，所以在前社會主義時代，中小學生的生活總的來說是快樂的，無憂無慮的，發展是多樣化的、全面的。社會上有一種濃濃的尊重技術、尊重科學的氛圍，“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流行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流行起來的，今天已經沒有人敢這樣說了，因為如果不能快速發財，一切都白瞎。

這樣的社會“缺點”也是有的，就是精英不能享有今天這樣高的相對地位。電影導演想住馮小剛那樣的“迷宮一樣的豪宅”、同時在美國還擁有豪宅，明星演一部電影片酬幾千萬，一天的餐飲費就1500元，等等都是不可能的。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之所以能夠抓住西方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發展成全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這和前社會主義時代的教育制度儲備了大量動手能力很強的高素質人才有關。

今天的教育，無論如何夸張其詞，培養出來的人多是動手能力差、鄙薄勞動、有強烈的精英意識。這已經是中國工業發展最大的隱憂之一，也是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隱憂之一。

今天，高考給許多有孩子的家庭帶來嚴重困擾，有人甚至說，高考已成社會“公害”——這當然是太過夸張的表述——關于高考改革的話題也一直在延燒。

不過在我看來，“高考緊張”畢竟是屬于第二性的東西，最重要的是沿著“更加平等”的方向改造我們的社會——縮小貧富差距、創辦更多的公有制企業、支持農村的集體經濟、實行更全面的社會保障、通過稅收等杠桿，消除“贏者通吃”的社會現象，在文化和價值觀方面確立“勞動光榮，剝削可恥”，等等。

更加平等，就是更加社會主義。

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什么不能理直氣壯地提倡社會主義？

出路多了，孩子就不必非要去擠獨木橋，期待未來能有這樣的情景：高考那一天還是24小時，一點也不感覺到特別長。傳媒上關于高考的消息只有一條：今天高考，一切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