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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美聯儲今年第二次加息前夕，美國穆迪下調了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隨后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擔憂，導致包括中國股市和人民幣匯率在內的亞洲股匯市紛紛動蕩。我們知道，美聯儲一直在醞釀新的加息，而中國去杠桿、供給側改革等宏觀調控措施已經相繼取得成效，加上“一帶一路”峰會在北京成功召開，使得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這顯然是不符合美聯儲加息所需的“健康的國際形勢”。穆迪此時下調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這不由得人們不對美國主導的信用評級體系此次“降級”的時機和動機保持警惕。

　　一、穆迪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否客觀公正

　　現在，我們就穆迪降低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的理由進行具體分析，看看其結論是否真正體現一個國際權威投資信用評估機構應有的專業和公正：

　　1、穆迪認為，中國政府負債率在未來數年會大幅上漲，到2020年會升至45%。但事實上，中國政府的負債率明顯低于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比如日本、美國、英國、德國、巴西、印度的政府部門負債率分別為216%、 104%、119%、78%、74%、68%，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部門的負債水平大都顯著高于中國。同時，不但中國整體負債水平不算高，負債結構健康，以內債為主，外債極少，并且中國具有大量國際收支盈余，截止2017年4月，中國外匯儲備規模超過3萬億美元，是全球最大外匯儲備國家。因此，中國總體債務可控，對外風險很低。

　　2、穆迪認為，隨著中國存在潛在的經濟增長放緩，中國財政狀況未來幾年將會有所削弱。但實際上，雖然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速逐漸下降，但財政收入從2009年以來一直保持增長態勢。2016年中國財政收入15.9萬億元，財政資金實力雄厚。2017年一季度財政收入4.4萬億元，同比增長14.1%，保持較好增長態勢頭。除財政收入以外，中國地方政府擁有大量土地出讓金收入，這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以2016年為例，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是地方土地出讓金）4.7億元，同比增長11.9%；2017年一季度基金收入1.1億元，同比增長27.5%。以此判斷，中國財政狀況是健康的，可動用的資金面很廣，出現債務風險的可能性極小。

　　3、穆迪認為，中國政府實施的包括供給側、去杠桿在內的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而實際上，從2013年以來，中國加強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管理清理，新預算法實施后，我國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規范的舉債融資機制，政府部門杠桿率由2013年的高于50%，已下降到現在46%。從2015年開始中國實施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工作，迄今為止置換額度已達約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正在逐漸降低。加上我們正在強化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財務杠桿約束，企業部門的債務水平會總體下降。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穆迪降低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理由非常不充分，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核心指標也缺乏具體數據，分析過程的合理性和專業性明顯不足，而且，穆迪對中國在全球中的持續增長的影響力、較大的宏觀政策調節余地和仍然居世界前列的經濟增長速度等巨大優勢視而不見，其結論下得既不慎重，也不客觀公正。

　　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就在美國深陷次貸危機，美國政府多次面臨主權債務違約風險時，其主導的國際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卻始終堅持給美國主權信用高水平的信用評級，其中穆迪和惠譽就一直給予美國以3A的最高信用評級。這種信用評級中的雙重標準讓人們不得不懷疑其此次降低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動機和目的，同時對其評級中所持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色彩保持高度警惕。

　　必須指出，穆迪等美國主導的信用評級機構并不是第一次對中國的主權信用說三道四，早在2012年，穆迪、標普都下調了中國的銀行的信用評級，與此同時，美國渾水、香櫞等做空機構趁機頻頻出擊，做空中國的上市公司，導致中國大量的金融機構股價暴跌。這中間玄妙的“協同”和聯動效應再次讓世人大跌眼鏡。

　　二、穆迪等信用評級機構在東南亞金融風暴、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前夕，美國評級機構集體“靜默”，危機爆發后，立即操控著“降級”武器揮向東南亞諸國，加劇市場恐慌和動蕩，使亞洲淪為重災區，美國對沖基金橫掃東南亞，如颶風般摧毀著各國的金融體系，致使各國幾十年經濟發展成果被掠奪一空。因此，1998年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馬來西亞總理就嚴詞批評美國穆迪和美國標普的評級缺乏客觀性，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助紂為虐。

　　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一直都是美國次級貸款的垃圾債券最積極的推動者。就在次貸危機前夕，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仍然給予了“兩房”次級債券一致的3A評級，嚴重誤導了全球的債券投資者，致使許多投資者（包括主權基金投資公司）在次貸危機中損失極為慘重。這次慘痛教訓表明，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對“兩房”等次級債券的不公正評級，其目的就是引誘投資者跳進“陷阱”。

　　在歐債危機中，面對處境困難的歐盟國家，美國三大信用評級公司一直火上加油和推波助瀾，一再調低希臘、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國家主權債務的信用評級，導致了這些問題國家的融資成本急劇上升，直到完全失去市場的融資能力，從而又一次幫助美國對沖基金“做空”歐元，牟取暴利。面對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在歐債危機中濫用評級大權，加劇市場恐慌，歐洲的政治領導人已經認識到其危害性，紛紛指責三大信用評級機構是“危機擴大的推手”。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對穆迪調降歐洲國家信用評級的時機選擇和調降幅度提出質疑，稱“此舉助長了金融市場的投機行為，具有明顯的反歐洲傾向。”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也指責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是“寡頭壟斷”。除了指責三大評級機構，歐洲政治界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對國際現存的信用評級體系及其體制、機制進行了反思，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就表示：“必須打破（全球）目前的評級壟斷現狀，尋求公平公正的評級。”歐盟委員會負責內部市場和服務事務的委員米歇爾·巴尼耶也表示：“將建議歐盟禁止信用評級機構對接受救助的歐元區國家進行信用評級”“歐盟委員會正在考慮修改相關指令，減少國際信用評級的參考作用”。目前，為打破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的壟斷，歐洲正試圖建起一套屬于自己的、受到公共監管的評級體系。

　　無獨有偶，俄羅斯總統普京也決定必須建立俄羅斯的本土評級機構；馬來西亞政府決定凡發行本幣債券和銀行借款必須由其唯一的本土機構進行評級；韓國加強了雙評級管理，規定發債主體必須選擇韓國的國家信息和信用評估有限公司作為雙評級機構之一；日本政府出資支持其控制的亞洲評級協會擴大日本評級機構在亞洲的影響。

　　三、世界現有的信用評級體系及中國的信用評級業現狀

　　在當今世界的信用評級體系中，美國毫無疑問處于霸主地位。“全球三大評級公司”-穆迪、標普和惠譽都在美國，全球信用評級業被由這三家企業高度壟斷。穆迪公司、標準普爾、惠譽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不僅獲得了在美國資本市場的主導地位，還逐漸成為國際評級機構，包攬了世界80%以上的資本市場評級事務，進而壟斷了國際資本定價權和國際金融服務話語權。

　　美國在信用評級行業還具有強烈的不對等性：美國評級機構正不斷加大向其他國家的滲透，目前三大評級機構在本國以外的收入占比達到46.7%；其他國家的評級機構進入美國市場則困難重重，會遭到各種預先設置的“高門檻”。截至2010年，全球近200家評級機構中只有10家在美國獲得資質，其中7家來自美國本土、2家來自日本、1家來自加拿大——而后3家外國機構進入美國后從未開展業務。我國大公國際資信評估公司在2010年就被美國評級市場以“在美國沒有辦公室和客戶”等理由拒之門外。由此可見，一方面美國在全球信用評價體系中的絕對壟斷地位，另一方面美國高度重視其國內信用評級體系的安全，嚴格控制外國評級機構進入美國市場。

　　美國對其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帶有明顯的雙重標準和利益傾向性，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次貸危機前后，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的拙劣表現引發了世界和美國民眾的強烈反對，要求美國改革評級機構監管的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是美國政府和司法機構并未對三大評級機構采取必要的處罰措施，甚至連加強監管和約束都談不上。而且，就在號稱重塑信用評級業公正性和客觀性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出臺后，美國三大評級機構故伎重演，對歐盟各國落井下石，讓美國對沖基金在歐洲金融市場中得以大肆掠奪。事實證明，美國評級機構代表了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美國經常通過其擁有的絕對話語權影響和操控國際資本市場，協助美國企業和政府攫取經濟和政治利益，美國主導的世界評級體系已經成為美國維持其金融霸權的重要工具。

　　相對于美國在世界評級體系中的絕對地位，中國的信用評級體系處于明顯的弱勢，信用評級主導權和話語權明顯缺失，這表現在：

　　1、全國性信用評級業不發達，業務規模較小，經營狀況不理想，而在與債券發行人和其他相關中介機構的合作中，評級機構的市場地位也往往處于弱勢。

　　2、外資進入中國評級業的門檻過低，中國評級業遭到美國評級機構的嚴重滲透。2006年，美國評級機構開始了對中國信用評級機構的全面滲透。2006年，穆迪收購中誠信49%股權并接管了經營權，同時約定七年后持股51%，實現絕對控股。2007年，惠譽收購了聯合資信49%的股權并接管經營權；標準普爾也與上海新世紀開始了戰略合作，雙方亦在商談合資事宜。穆迪、標準普爾、惠譽三大評級公司也都曾與大公國際洽談合資，提出對大公控股或控制經營權（如穆迪愿意出價3000萬美元購買大公國際控股權），但都遭到拒絕。目前，我國四家全國性的信用評級機構除大公國際始終堅持民族品牌國際化發展外，其余已經或正在被美國控制。

　　3、整個社會對掌握信用評級主導權和話語權重要性認識不足。我們還沒有形成對掌握信用評級主導權和話語權重要性的正確認識，一方面導致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政出多門，不可避免地提高了監管成本，降低了監管效率，另一方面則使得一些政府部門和社會盲目相信外國評級機構在技術和標準上的權威性，有的政府部門在評級業務的準入標準上居然明確首選國外機構，這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四、掌握信用評級主導權的重要性

　　經過了長期準備，美國穆迪、標準普爾、惠譽等利用我國在信用評級管理方面的薄弱環節，全面滲入我們評級市場并掌握了信用評級主導權，直接或間接從事所有評級和相關業務。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金融話語權遭到嚴重侵蝕，喪失大量國有資產。僅在2006年，境外投機者在工、建、中、交等國有銀行身上就賺了7500億，加上從其他中國股份制商業銀行享受到的利潤，保守估計，外資一年從中國銀行業賺取的利潤超過1萬億。世界銀行在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國經濟季報》中明確指出：“中國銀行股被賤賣，問題并不在IPO環節，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戰略投資者的定價上”，而這些投資者的定價依據就是美資控制評級機構對我國銀行進行的評級。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掌握信用評級主導權的重要性。

　　1、掌握信用評級主導權有利于維護我國金融安全。信用評級是決定金融交易價格的重要工具，美國評級機構掌握我國信用評級主導權后，刻意壓低我國的信用級別和企業的真實價值，影響了我國政府和企業的國際形象，增大了海外融資成本。如：從1993年至2003年，正是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外匯儲備穩定增加的10年，但在2003年底，美國標準普爾依然維持其10年來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BBB級，即“適宜投資”的最低限。標準普爾還將中國13家商業銀行的信用級別都評為不具備投資價值的“垃圾等級”，同時它又積極推動境外投機者參股中國銀行，使其在與中國商業銀行談判時壓低價格，為國際壟斷資本攫取我國的國有資產提供機會。結果是，較低的入股價格使得境外投機者們在中國金融市場享受著饕餮盛宴。目前國內專家學者越來越清楚我國銀行被賤賣造成的損失和危害，但對美國評級機構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卻沒有充分的認識。目前，美國評級機構正悄然進入中國經濟腹地和敏感性行業，通過參與越來越多的中國國內重大債務融資評級，試圖控制中國信用評級市場，通過主導中國金融市場定價權的方式滲控我國金融主權，實現其國家戰略圖謀。

　　2、掌握信用評級主導權有利于維護我國外匯資產安全。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之一，國家外匯資產安全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現存國際評級格局常常不顧中國的經濟和財政及全球影響力的增長前景，給予中國比那些債臺高筑和資不抵債國家低得多的信用等級，嚴重歪曲了中國主權信用的真實狀況，同時，它卻給予深陷債務危機的全球最大的債務國美國以極高的信用等級，使其通過低成本融資和貨幣貶值堂而皇之地實現從債權國的利益轉移。
 

　　3、掌握信用評級主導權有利于保障我國經濟技術信息安全。美國信用評級機構通過滲透我評級機構，就可以方便地獲取我國的政務信息、國有骨干企業、國防工業和特種行業、乃至國家全面的經濟和技術信息，從而掌握我國技術發展動態和重大商業機密，使我國在國際競爭中處于被動地位，這勢必從根本上動搖國家在經濟、金融方面的競爭力。事實上，美國評級機構正以所謂“權威”和“公正”招牌參與越來越多的中國重大債務融資評級（包括國防企業和特種行業），悄然進入我國的經濟腹地和敏感性行業，公開竊取中國最有價值的經濟技術情報和政務信息，這已經是不公開的秘密。
 

　　4、掌握信用評級主導權有利于中國取得國際金融市場的話語權。目前美國在國際金融服務體系中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和壟斷地位。事實上，信用評級并沒有所謂國際標準，雙重標準和惡意操控屢見不鮮。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已經徹底淪為美國維護其金融霸權和政治利益的重要工具。如，2003年在美國對伊發動戰爭后，美國對反伊戰的德國企業連續降級，而對其支持者澳大利亞提升信用級別。事實證明，美國評級機構通過其擁有的絕對話語權影響和操控國際資本市場，經常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現在，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引起了全球的高度關注和響應，在推進過程中，信用評級主導權將發揮重要作用，如果依然讓美國主導的信用評級機構在其間上下其手，這顯然不利于“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工作的順利推進，甚至將嚴重影響相關合作的戰略成果，這是我們不得不加以思考的地方。

　　五、掌握信用評級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努力構建新型國際信用評級體系

　　穆迪對我國主權信用指手畫腳，試圖對人民幣匯率和金融市場造成了消極影響，這無疑再次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信用評級業是維護國家金融主權和經濟安全的重要力量，代表了一個國家在國際金融服務體系中的地位，它的定價功能使評級機構在某種意義上掌握著企業和金融市場的生殺大權。因此，培育和扶持公平公正的信用評級業，掌握國內信用評級主導權，對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維護中國核心利益，構建新型國際評級體系意義重大。

　　1、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完善對信用評級行業的監管。針對我國對信用評級行業監管的立法缺陷，制定一部統領各類資信評級機構的基礎法，是實體法與程序法、組織法與行為法的結合，其中應該明確資信評級機構的法律地位、權利義務、組織制度、發展模式、市場準入、行為準則及法律責任等基本內容。其中，市場準入和法律責任等部分必須明確體現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的重大原則。依法從市場準入環節上嚴格把關，控制不良評級機構對我國評級業的滲透。依法對于威脅我國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經濟技術信息安全，損害我國核心利益的評級機構進行處罰，落實“不良”評級機構的“退出”機制。該基礎法必須明確規定外資評級機構不得涉及一些重要的經濟部門，如國防工業的兵器、航天、航空、核工業等部門，還有國有銀行、國有保險機構等。同時，該基礎法必須明確規定外資機構持股中資信用評級機構的比例最高不得超過25%，而且不能直接或間接控制合資企業的經營權。

　　2、依法加強監管，促進信用評級業的健康發展，使之為國民經濟服務。明確監管主體，加強統一監管，徹底改變我國信用評級監管機構分散，政出多門的弊端。通過實施機構資質和從業人員執業資格認定制度，完善評級機構統計報告制度和信息披露機制,強化對評級機構執業行為的檢查和督導等措施,促使其有效、及時和真實地提供所評級資產的真實信息。

　　監管部門應該依法加強對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在華業務的監管，這是推進金融監管改革、防范金融風險、維護國際評級體系信用的必要之舉。督促其公布評級模型、數據來源，以進一步增加透明度；應要求其講清楚收費模式，讓公眾清楚它們賺錢和評級有無利益沖突；要建立賠償機制，既讓投資者被嚴重誤導后有權利要求賠償，又讓評級客體遭到不公正評級后有機會挽回損失。

　　3、制訂國家信用評級機構發展戰略，使我國信用評級體系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同步。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和措施，扶持我國信用評級機構成長壯大，包括以國有參股的方式發展壯大數個堅持維護國家利益和公平公正原則的信用評級機構。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不斷加快，應該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和人民幣離岸金融業務，與扶持我國評級機構開展國家信用風險評級結合起來，確保我國信用評級機構在國際上的評級話語權。我國重點培育的評級機構應該以公平、公正、客觀、專業的服務提升國際競爭力，借助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治理中不斷提升的影響力，盡快做大做強，擴大信用評級公司的知名度，逐漸走出國門，開展跨國評級業務，使國家評級機構廣泛參與國際金融活動，爭取應有的金融事務話語權。

　　4、以“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為基礎，主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公平、公正、客觀、專業的信用評級服務。債務人的信用狀況決定著它對社會信用資源占有的多寡，信用評級決定著社會信用資源的分配。2008年世界外債總量約為61.1萬億美元，AA級以上29個國家的外債總量55.8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占有國際信用資源的91.3%。然而，發展中國家普遍因信用級別不高，占有的國際信用資源僅為7.6%。 我們應該充分把握“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投行不斷推進的機會，積極主動地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公平、公正、客觀、專業的信用評級服務，幫助他們的政府和企業在“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框架內，分配到應有的信用資源，有效降低他們的融資成本，發展國民經濟。

 　　 “一帶一路”峰會在北京召開，這無疑開啟了“中國方案”引領全球政治經濟治理的新篇章，全球政治經濟治理離不開獨立、公正、客觀、專業的信用評級體系，而由于現存信用評級體系維護最大債務國利益的鮮明評級立場，使其既無法專業地揭示各國信用風險的特殊性，也不能公正地滿足各國經濟發展對信用信息的有效需求，為了解除全球正面臨的嚴峻信用危機，我們應該同世界各國共同致力于構建一個獨立、公正、客觀、專業的新型國際信用評級體系，為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打下基礎。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該文主要觀點以《努力掌握國際信用評級主導權》為題發表于《經濟日報》，此為作者授權編發的全文，【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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