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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龍：馬云所說的計劃經濟，和陳云說的是一回事嗎？

點擊：作者：鄢一龍來源：觀察者網發布時間:2017-06-18 09:48:46

信息化解決計劃經濟所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是一個很久就有的設想，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關于計劃經濟的論戰中被表述為“社會主義計算”的問題。

市場社會主義學者就曾經提出可以通過計算機的方式來模擬市場出清，從而來發現市場的價格，蘭格生前的最后一篇論文“計算機和市場”中提出，隨著現代計算機的出現，他三十年前論文中提出的反復試錯求解均衡物價的方式現在變得更為簡單了——“這有什么難處？讓我們把聯立方程放進一架電子計算機，我們將在一秒鐘內得到它們的解。”^【1】

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后，這種設想無疑又具有現實性，被許多學者重新提起，例如，1997年美國學者安迪·波拉克就論述了計算機網絡的發展為未來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2】2012年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李玲提出：“現代信息生產和處理的高效性正在為‘計算社會主義’帶來現實的可能性。”^【3】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許多人又提出中國的經濟應該走向新計劃經濟，其中最有影響的是馬云的觀點，馬云認為：由于大數據，市場看不見的手被發現，讓計劃和預判成為了可能。馬云不是最早提出這個看法的，但是由于他的身份炒熱了這個議題。馬云的觀點受到錢穎一、吳敬璉、張維迎等經濟學家的批評。^【4】當然也有許多人為馬云的觀點歡呼。

馬云在2017年數博會上再次提出，大數據時代將重新定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以來，面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戰，信息技術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形態變化，二戰以來的全球資本主義內外部一體化進程正在逆轉，這一系列內外部挑戰，表明自由市場導向的改革，已經到了強弩之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亟待升級，但是升級的方向不是新計劃經濟，而是“新鳥籠經濟”。

我在新書《中國道路辯證法：社會主義探索四個三十年》中建議實行“新鳥籠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版本，以從制度層面回應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中長期挑戰。

一、“新計劃經濟”VS“新鳥籠經濟”

新計劃經濟者都主張數據強化了計劃者的預判能力，但是對于計劃者的主體有不同的認識，大體有三類：第一是指企業的新計劃經濟；第二是互聯網平臺的新計劃經濟；第三是基于中央的計劃經濟。

企業從來都是有計劃的，當代的信息技術無疑強化了企業的計劃能力，消費者需求會被即時、準確的捕捉，大量生產活動將是按需生產、定制化生產，然而，這絕不是計劃經濟，恰恰相反，是市場經濟的增強版，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說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基于價格調節的企業生產的事后性與盲目性。

馬云所說的新計劃經濟是指在數據時代，市場主體之間事后的協調行為，已經成為事前預判的協調行為，市場看不見的手已經被發現，因此未來“計劃經濟”會越來越大。但是，誰來計劃呢？顯然誰有數據誰就能計劃，這當然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是平臺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因為市場數據并非由企業或者個體掌握，而是主要集中在淘寶、微信、滴滴等互聯網平臺企業，他們擁有“上帝之眼”，能夠洞察平臺上的企業消費者的一舉一動，因此，能夠對平臺上的經濟行為進行計劃調控。當超級資本家在說計劃經濟的時候，許多社會主義者為之歡欣鼓舞，恐怕是既會錯了意，又用錯了情。

只有波拉克、李玲等人所說的新計劃經濟是新的“計算社會主義”，他們認識到隨著信息時代的強中心化趨勢，中央計劃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很大程度上已經被解決。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中央的經濟計劃就必要和可行，互聯網時代，除了強中心化，更重要的趨勢是去中心化與分布式活力，只有分散的、自主的決策才最有活力，最能適應瞬息萬變的環境，事實上，在許多方面市場化趨勢都在加深，企業與市場的邊界正在融合，企業通過平臺創業、租賃、代工、外包、外協等引入內部市場機制，激發內在活力。

這是一個“去中心化”與“強中心化”并行的時代，分散的活力進一步激發，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上仍然起到基礎性功能，而且隨著信息更加對稱，市場協調的盲目性會減弱，同時，行業、區域以及國家層面的計劃配置資源能力空前提高，通過兩種機制在不同層面的結合，減少交易成本，能夠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優化。

改革開放之后，陳云同志提出了“鳥籠經濟”的設想，經濟要搞活，就好像鳥兒要飛，捏在手里就死了，但是要有個“籠子”，不然鳥就飛跑了，他說的“籠子”就是計劃指導。^【5】

天高任鳥飛，鳥卻也飛不出天外去。“新鳥籠經濟”的資源配置手段是市場調控、信息調控與計劃調控的有機結合。市場調控是價格信號為基礎的自發調控，信息調控是以互聯信息為基礎的前瞻調控，計劃調控是基于分散信息與國家戰略導向結合的自覺調控。

計劃調控具有對于資源配置具有約束性、引導性與信號預期三個功能，國家需要對重大的經濟結構進行總量平衡調控。同時，積極探索產權制度的改革，逐步推進公私兩利、公私融合的共有財產權制度，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保持高的廣義積累率，同時推行基本公共消費制度。

“新鳥籠經濟”是針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出現的有效需求不足、技術條件發生重大變化，貧富差距巨大等新問題而提出的，是發揮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復合優勢的制度框架，既要避免顧此失彼，也要避免兩者形成組合劣勢。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計劃三大功能

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計劃的功能類似物理學上的順磁性。市場就如同一個磁體，市場中千千萬萬個企業，就如同小磁針，它的指向是自由與混亂的，而規劃就是加在磁體上的一個磁場，這個磁場并不會使得磁體中的指針指向同一方向，小磁針指向仍然是四面八方都有，但是從概率統計上，會有更多比例的小指針指向外部磁場的方向，磁場越大，這個比例也越大。

磁場是規劃指引，小指針指向就是個體的自由選擇，規劃與市場的結合就是國家目標與個體自由的結合，如同有了磁場提高了小磁針的共同指向的概率，有了規劃就促進了分散個體的合力的形成，促進了國家目標的實現。如同磁力不同，會對小磁針的指向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市場經濟條件下，根據其強度不同，國家計劃約束性功能、引導性功能、信號預期功能。

今天中國的五年規劃是公共事務治理規劃而不是經濟計劃。“十三五”規劃84%指標已經是教育科技、資源環境、人民生活等公共事務治理類指標，即便是剩下的4個經濟發展指標，也是經濟增長與經濟結構的宏觀量指標，而不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鋼鐵、煤炭等實物量指標。戰略規劃主要在宏觀層面與公共事務治理領域引導資源配置，而不再介入微觀的經濟活動。

國家計劃對于公共資源配置具有約束性功能。

約束性規劃使得政府能夠優化公共資源的配置。企業為什么要制定計劃？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在于在資源約束的條件下，確定優先次序，優化資源配置。政府同樣如此，政府面臨的挑戰千頭萬緒，而公共資源有限，如果沒有規劃，就會如同孫悟空面對九頭蟲怪物，不知該先劈哪個頭了。

國家計劃對于關系公共利益的混合性資源配置具有引導功能。

混合性產品雖然企業、個體是生產主體，但是具有國家戰略意義，需要國家戰略引導。例如通過規劃引導基礎設施投資，人力資本開發和產業結構調整等。

最為典型的就是《中國制造2025》規劃，制造業發展的主體當然是企業，但是規劃制定了國家制造強國的路線圖，并配置了相關資源，這將有力地引導企業、科研機構與個體的行為，形成戰略合力。

國家計劃對于社會資源具有信號預期功能。

五年規劃的信號功能穩定了社會的預期，例如十三五規劃出臺之前，社會對于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前景看法很不明朗，規劃一公布不低于6.5%的年經濟增長率，就很大程度穩定了市場信心，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制定的經濟增長指標沒有未實現的。

五年規劃的制定也是一個國家與社會的信息溝通過程，企業、個體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參與到規劃中來。美國紐約大學教授李淯（Ann Lee）就認為美國應該學習中國制定規劃，讓企業高管們參加到中長期規劃中來，而不是深受混亂的政策信號之苦。^【6】

三、基于計劃的總量平衡調控

建設時期，陳云同志就提出四大平衡的思想，強調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社會購買力與物資供應、外匯收支之間要平衡，^【7】這四大平衡對今天仍然有借鑒意義。在新的時代，我們需要主動調整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社會總供給與總購買力、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經濟發展速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之間的重大結構平衡。

規劃調控介入的領域是關系到國家戰略的整體知識領域，而信息時代的“強中心化”趨勢，使得這種國家戰略導向與企業的微觀活動能夠更好地匹配起來。

例如，在“去產能”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矛盾的現象：一方面產能仍然過剩，但是很快有的地方就出現產能短缺，煤炭、鋼鐵等價格開始上漲，還像當年毛澤東同志說的一個風潮說煤多了，過了不久又說少了，令人心中煩悶，不知如何是好。^【8】如果能夠有效收集與運用供需的大數據信息，就能夠差別化地、適應性地去產能，使得宏觀導向與市場機制更有效地結合起來。

四、保持高廣義積累率，激活公共投資需求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國民收入使用總額分為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積累基金的比重為積累率，^【9】可以將積累率的概念擴充為廣義積累率概念。

廣義積累率是指在發展過程中物質財富，自然財富，人力資源與知識資本財富增加率扣除掉消費比率與各類發展成本比率后的廣義財富的積累比率。

如同陳云同志指出的那樣，“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吃了之后，還有余力搞建設，國家才有希望。”^【10】

中國發展成就的取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廣義積累率高，特別是對公共財富的積累長期保持較高水平。我們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了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源開發、研發生態環境改善，同時各類發展成本又有所下降，使得我們的廣義積累率迅速提高，這是我們能夠未來繼續保持持續發展的根本前提。^【11】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企業和居民都積累了一定的財富，瑞信研究院最新發布的2016全球財富報告表明中國成年人平均財富為2.3萬美元，^【12】根據家庭調查數據的估算表明，2014年全國家庭凈資產均值44.4萬元，總財富已接近200兆元。^【13】

這是市場流動性充裕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抬高了房地產、字畫、證券等投資品的價格，這些財富如果沒有合適的疏導渠道，就會造成經濟的脫實向虛，以及形成一輪新的對于中產階級財產的洗劫。

由于市場的短期、分散的資金與大規模、長周期投資回報之間的不匹配，使得社會的總體資金相對過剩與國家建設資金不足之間并存，需要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將市場資金引導到服務國家長遠發展中去。

我國仍然具有巨大的公共投資需求缺口，如同史正富所言，我國在國家安全、廣義生產要素（包括生態、能源、人力、資源、科技等五大類別）等領域是投資不足的，而之所以出現投資不足是由于這些投資規模大、周期長、高度不確定性、收益排他性模糊。

他還提出了可以通過設立擔負國家戰略使命的準市場型戰略投資基金體系。由央行與國家財政提供引導基金，形成國家戰略引領、國家資金帶頭、多元資本混合的長期投資基金。而這種基金雖然在中、短期難有回報，但在長期具有持續穩定的投資回報。^【14】

這種將市場優勢與社會主義優勢結合的制度設計，就能夠將充裕的投資資金用以進一步提高廣義積累率，既為未來的長遠發展奠定重要的基礎，同時也為短期大量的就業穩定經濟提供條件。既可以有效地吸納居民儲蓄，又可以為居民的投資提供一個長期穩定的渠道，讓居民共享國家長遠發展的紅利。

五、探索開放產權，讓共享的真正共享

積極推動形成共有產權、混合產權、開放產權等公私交融，資本和勞動共贏的新型產權方式。

互聯網平臺型經濟將資本社會性的本質表露無遺，生產力社會化程度已經跨越微觀組織聯合的程度，達到了宏觀經濟的規模，而其所有制性質仍然是私人占有的。這無疑把社會化的生產力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推向空前尖銳的程度，并為最終解決這一矛盾，開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讓社會的回歸社會，讓共享的真正共享。通過產權創新推動平臺型經濟生產關系的社會化，在保障股東、運營方收益的同時，讓勞動者、消費者共享平臺收益，這不僅有利于社會，也根本上有利于互聯網平臺自身健康發展。

六、推行基本公共消費制度

除了進一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以嘗試逐步推行基本公共消費制度，設立基本消費的衣、食、住、行場所，網絡購物也設置基本公共消費區。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按照居民積分、收入情況對基本住房需求進行保障。公共保障房按照一定的準入條件和一定的配額免費提供給無房居民租住。同時，采用集體議價、共有產權等方式幫助低收入家庭實現購房夢，逐步實現“家家有套房”的目標，同時也有助于推進房地產市場去庫存。

公共消費還包括公園、健身設施、圖書館、博物館、公共社交場所的免費開放與提供。未來能夠為人們提供公共社交、工作與生活空間會有巨大的需求，會有很多人不愿意窩在家里，或者辦公室，而是向往第三空間。微信實際上是提供了虛擬的公共空間，所以有很高的用戶粘性。公共空間免費的開放，提高了居民非貨幣化的消費福利。

創造性恢復票證制度，每個公民按照一定的配額領取基本公共消費券，不能兌換現金，該券只能在基本公共消費區使用，同時公共消費區的商品禁止用貨幣購買，這種制度安排可以和共享經濟、社會服務積分結合起來，避免成為養懶人的制度，富人可以將消費券捐贈或者轉讓（換取社會服務義務的免除）給窮人使用。

通過基本公共消費券制度可以逐步使得所有人不論貧富的基本生存需求都可以以非貨幣化的方式得到滿足，又可以釋放巨量的社會需求，提高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為經濟發展創造機會。

總之，我國的市場經濟探索已經進行了幾十年，市場經濟嘆為觀止的財富創造能力與叢生的弊病，中國人已經目睹與體驗，市場化的潛力已經到了強弩之末，中國既沒有條件像美國一樣成為金融帝國來轉移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也不能重蹈日本等國因產業空心化而進入高收入陷阱。唯有利用其社會主義固有優勢，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升級到2.0版本，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能，推動經濟發展更加協調和健康?；蛟S，我們可以借鑒陳云當年的智慧，把它稱為“新鳥籠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