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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總體上看，中國思想的對外開放基本點是向西方開放，全面學習、引進西方，好處是使中國學術界大開眼界，獲得前所未有的知識來源，中國學術界大規模地融入到世界學術平臺之中，開始有了一席之地，發出了“中國聲音”。

但同時也應看到，當下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缺乏中國的知識體系與理論體系做支撐。言必稱希臘，一味強調與西方接軌的后果就是學術自主性的喪失。西方的話語理論體系是和西方道路選擇與制度建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是對于啟蒙時代以來現代西方道路自我合理化的建構。以這一理論體系套用中國實踐不但會離題萬里，言不及義，更重要的是授柄于人。即便是中國學者，只要不是用自己的眼睛而是帶著西方有色眼鏡看中國，看到的就是扭曲的中國和負面的中國，而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中國就會被濾掉，結果是落入了西方話語陷阱，進而喪失文化自信和對自身發展道路的自主選擇權。

哲學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抽象普世論背后實際上是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混淆的機械思維。政治、經濟與社會體系是人類在客觀條件制約下的自我建構和自我實現的過程，由于各國對于理想社會形態設想不同，面臨的客觀條件制約不同，使得在社會科學領域人類可以有共通的規律，同時又有特殊的“道理”，前者體現實踐的客觀性，后者體現主觀能動性。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文學，越是偏向“人心”的學科，個性越強，共性越弱。也就是說，不同國家的不同具體實踐會產生出不同的、但是可能同樣有效的道路與制度體系，同樣也可以構建出不同的話語體系。

普遍性只存在特殊性之中，真正“普世性”必然是建立在多元性之上。反過來，任何成功的、有效的獨特探索都具有普遍意義。各國無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各有千秋，各有長短，可以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中國實踐的偉大意義不僅在于為十幾億中國人民找到一條光明的發展道路，同時也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有著共同處境的國家指明了發展的新方向。中國道路、中國制度與中國模式為世界其他國家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和借鑒。

面對著一個基于西方社會實踐，經過二三百年發展已經日趨成熟和精細并主導世界的西方話語體系，中國問題的研究者往往面臨著兩難的抉擇：如果套用西方的理論來考察中國的實踐，經常是驢唇不對馬嘴，即便削了中國足，也未必能夠套上西方的“履”；如果拋開西方理論另起爐灶，顯然不利于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甚至會造成中國社會科學的倒退。這就要求在構建中國話語體系過程中，需要洋為中用，從接軌研究轉向自主創新研究。吸收和借鑒西方理論特別是研究方法中合理的部分，形成既自覺自主，又可以開展國際對話，既以中國為中心，又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學術體系。

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嘗試“倒置的實證主義”，即改變套用西方文獻提出研究假設，再用中國經驗來證實或證偽假設的做法，而是從中國經驗出發，與西方理論開展對話，概括出新的框架、理論，并進而對理論推演的命題進行實證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