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國明：馬云正在挑戰中國整個主流經濟學界，關于未來的計劃經濟，我們站哪邊？
點擊： 作者：尹國明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6-04 16:01:46
既然不能談經濟，那我們就談理論。要談就從有難度的計劃經濟問題開始。因為馬云，計劃經濟這個“幽靈”正在得到主流媒體和主流經濟學家的特殊“關照”。
對很多人來說，計劃經濟這個概念，可能很多年都沒進入自己的視野了。主流媒體，對于計劃經濟早就是棄之若敝履。即便有時候談到，也是作為證明市場經濟機制優異的反面教材。
不只是如此，在中國的學術界，現在還能夠從正面肯定計劃經濟優越性的，是絕對需要極大勇氣的。因為這不但容易被主流經濟學術圈邊緣化，而且容易遭到政治上的邊緣化。否定計劃經濟，庶幾成為政治正確。
國內的西方經濟學老師，一般開講，都是先把計劃經濟痛扁一頓。計劃經濟已經失敗了，以后也永遠不會成功，已經成為國內主流經濟學界的共識。
有必要先解釋一些什么叫主流經濟學。
主流這個詞很流行，因為掌握話語權的西方人喜歡這么說，在中國也跟著成為流行。“主流經濟學”、“主流媒體”、“國際主流社會”，現在還有“主流科學界”，各種主流為前綴的概念，經常見諸媒體。
還記得在柴靜采訪中科院院士丁仲禮的那個視頻嗎？為了說明西方提出的減排方案的合理性，柴靜說“它（氣溫升高與氣體排放有關）是得到主流科學界的認同的”，被丁仲禮質問：“科學家有主流嗎”？“科學（家）是根據人多人少來定的嗎？科學是真理的判斷”？柴靜心中的“主流即真理”的信條，在真正的科學家面前，顯得那么有喜劇效果。
西方國家喜歡以國際主流社會自居，是因為他們信奉“強權即真理”。中國的西方經濟學的學者，也喜歡以主流自居，是因為他們骨子里也相信“學術霸權就是真理”。至于自己搞的這套是不是有道理，那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
在中國，所謂中國主流經濟學，就是在中國經濟學界擁有領導權與話語霸權、對中國政府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起指導、主導和主要影響作用的經濟學。
根據現在的情況看，這個主流經濟學，就是指西方經濟學。
在學界有西經和馬經之分，西經就是西方經濟學，馬經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現在的主流經濟學是指西方經濟學，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內部，因為學術流派林立，也有人繼續確定哪個流派是主流。在西方經濟學界，什么是主流經濟學，并不是固定的，三十年代資本主義大蕭條之后，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經濟干預主義理論成為主流。資本主義世界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遭遇滯漲困境之后，凱恩斯主義開始被冷落。八十年代，隨著英國首先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的時代到來，新自由主義又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
中國對外開放，正好處于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開始興起的時代，所以西風東漸的結果，中國的西方經濟學內部，又以新自由主義為主流。2008年美國次債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遭遇質疑，因為中國避過了這場金融危機，所以中國西方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地位，還依然強勢。
主張國家有必要對經濟實施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學者，不如自由派的聲音大。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爭論，差不多就是國內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爭論。張維迎是新自由主義，林毅夫雖然主張超越凱恩斯主義，但還是傾向于凱恩斯主義。
同屬于西方經濟學的凱恩斯主義更有道理還是新自由主義更有道理？這個問題不如切換成另一個問題：西方經濟學，是不是一門科學？恐怕沒幾個要臉面的人敢信心滿滿的這么說。
現在喜歡以主流自居的，一般都是包含著濃厚的意識形態價值判斷，所指的也差不多都是指西方國家認可的東西，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冠以主流的概念。這里的西方，并不是指地理意義的西方，而是指意識形態意義的西方，也就是資本主義。西方經濟學雖然主要產生并發展于歐美這些地理意義的西方，但馬克思主義也同樣產生于此，馬克思主義就不能說屬于西方經濟學，就是因為這里的西方，是意識形態意義的分類。所以，一些推崇西化的人，在中國聲稱警惕和反對西方理論和價值觀時，就出來反詰“馬克思主義不也是西方的嗎”，還自以為反駁的挺有學問的樣子，其實這是沒文化的表現。
把西方經濟學冠以主流經濟學，用丁仲禮院士告訴我們的邏輯，就可以把西方經濟學的那套裝神弄鬼給拆的差不多了。經濟學家有主流嗎？主流就代表正確？正確不正確，是憑人多人少來確定的嗎？一般而言，凡是有人稱自己為主流的時候，都說明存在著巨大的爭議或者質疑，無法在理論上徹底駁倒對方的時候，就喜歡稱“主流”來給自己壯膽：我們人多勢眾，所以你得信我的。
用主流來壓制對手，是一種內心不自信的表現。或者可以這么說，正因為西經不是科學，所以就更需要用“主流”來顯示自己的權威和不可質疑性。
關于西方經濟學的各種笑話，以后還會詳談。說西方經濟學不是科學，無論是從哲學基礎，還是研究范式，它都是距離科學甚遠，反倒離神學很近，有人就說過，西方經濟學就是神學的變種。
這么說的理由很多，我們也先不多展開，后面慢慢的解剖。我們這里就先說個最重要的理由：因為西方經濟學在構建的時候，就不依賴現實，而是依賴假設。它所有的理論，都離不開各種先驗的假設。科學是從已知事實出發，從已知事實的性質和相互聯系中，透過現象發現規律。已知事實都可以通過科學規律加以說明，并且不存在與之矛盾的已知事實。而經濟學，則正好相反，是從假設出發，整個知識體系的大廈都建立在先驗假設的基礎上，經濟學家做的是從這些先驗的假設來推出經濟學所需要的“事實”。當這個“事實”與現實出現矛盾怎么辦？這個時候就可能會有人出來說：“請不要和我談論現實，我們是經濟學家”（馬克.布勞格，當代最偉大的經濟思想史學家之一）。
西方經濟學最喜歡做的就是從主觀到主觀，從假設到假設。西方經濟學除了喜歡假設，就喜歡運用主觀因素來解釋現實經濟，讓它看起來又更像心理學。
關于西方經濟學是不是科學，有兩種來自西經圈內人的說法，很有意思。
一句是阿爾弗雷德·艾克納的詰問：“（西方）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阿爾弗雷德· S ·艾克納主編，蘇通等譯，《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 年版）；
另一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林.庫普斯曼的說法：“（西方）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而言，仍然處于一種未完成狀態”。
其實，這還是客氣的，更尖銳的說法是這樣的：
“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就其社會作用而言，仍然只是一些說教者”（信息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喬治·斯蒂格勒）。
什么是說教者？跟傳教者的區別大嗎？當代西方經濟學家是說教者，那么西方經濟學是接近科學還是接近神學呢？
西方經濟學不是科學，卻還特別喜歡把自己打扮的像科學，廣泛的使用數學模型，讓經濟學家更像是數學家，但他們的數學又并非真的那么經受檢驗。
“所有這些都不是數學運用于現實世界的經濟問題，相反，是運用高度準確、精密的說法于一種完全虛構的理想世界”（西方經濟學家約翰.布拉特）。
所以，有人就說西方經濟學家是騙子，似乎也不全是人身攻擊。經濟學家保羅.克洛澤曼就說過：“純粹的江湖騙子”，被稱為世界級經濟學家當中的惟一女性，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女性經濟學家，新劍橋學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實際領袖瓊.羅賓遜也說過一句話：“我學習經濟學，是為了不受經濟學家們的騙”。
西方經濟學存在的先天不足，不是修修補補就可以消除的。它作為一門非科學的學科，不是為了讓理論如何能夠解釋現實世界，而是絞盡腦汁的琢磨如何讓現實世界符合假設。或者說它的出生，就不是為了解釋世界，而是為了某種利益提供辯護，所以在它的理論體系中，假設比事實重要，或者在西方經濟學的視野中，符合理論構建需要的假設才是事實。
哈耶克不就說過：“經濟科學的‘事實’充其量不過是我們所做的關于個體行為的假設”。
哈耶克的臉皮也是足夠了。信西經，得永生。
上面我們引用的還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膜拜的西經世界級大師的語錄，他們對西經的一些批評，算是西經自己人對西經的反思，我們還沒引用馬克思主義者對西經的批判。用西經洋人大師的話，堵中國經濟界西經南郭先生們的嘴，比其他的都更為有效。
作為他們崇拜者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在中國耀武揚威還可以，在他們西經的學術江湖，地位很低，水平就更可想而知了。有人說中國的西經學者，其實是西經的理論搬運工，我覺得這話也不是故意貶低。
計劃經濟，就是被國內的這些主流經濟學家集體判了“死刑”，他們甚至認為，計劃經濟已經失敗，這已經不屬于需要討論，還有必要爭論的問題，這不僅僅是他們的“共識”，而且是“常識”。
問題是，計劃經濟，真的已經被人類淘汰掉了嗎？馬克思不會答應，馬云也不會答應。從2016年11月份起，在馬云和國內的主流經濟學家之間，爆發了一場論戰。這是一場很重要的論戰，未來，這場論戰被寫入經濟學史的概率極高。
馬云在2016年11月19日“2016世界浙商上海論壇”上的演講時候提到：
“昨天在一場交流里，馬克思主義講到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到底哪個好？我認為這個觀念我們過去的一百多年來一直覺得市場經濟非常之好，我個人看法未來三十年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為什么？因為數據的獲取，我們對一個國家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有可能被我們發現”。
馬云的整個表態，對國內的經濟學界，不啻于一場睛天霹靂。雖然馬云不是經濟學家，但他是國內甚至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他的影響力擺在那里，如果換成是別人來說這句話，國內的主流經濟學界，可是完全無視，讓這種聲音，被主流媒體過濾在海量信息里就可以了。但是說這番話的是馬云，那就不能裝沒看見了，而是必須又國內的西經學者“大腕”出來，對馬云的計劃經濟論說不。
于是，在那段時間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被稱為著名經濟學家的吳敬璉、同樣被稱為著名經濟學家的張維迎，都紛紛出來批駁馬云，他們的共同看法是：馬云錯了，計劃經濟已經失敗，未來就是有大數據也不能搞計劃經濟。
嗯，過去的計劃經濟被他們判死了，未來的計劃經濟他們也不允許出生。
馬云顯然并沒有被這幫經濟學家說服，他是明顯不服氣的。2017年5月26日馬云在貴陽數博會上演講時，再次提到計劃經濟：
“去年我提了一個觀點，我說由于大數據時代的出現，我們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將進行重新定義，我們在過去的五六十年，大家認為市場經濟要比計劃經濟好很多。但我個人覺得，未來三十年，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將會被重新定義。我這個觀點在國內得到了很多的經濟學家一致批判，大家覺得我是胡說八道”。
國內的很多經濟學家一致批判馬云，這絲毫不奇怪，因為馬云的說法如果被人接受，那么這些西經學者汗牛充棟的研究成果，都是一堆廢紙。這些經濟學家的學術成就，成立的前提就是計劃經濟必須是失敗的，馬克思必須是錯的。馬克思主義如果是對的，這些沒有理論創新能力只擅長理論搬運的西經學者也就廢了。
馬云提出的問題，實在是關系這些“大家”學術地位、甚至于學術飯碗的要害問題。馬云如果是說其他問題，說其他新概念，任你從出不窮，都沒關系，但是計劃經濟這個概念，已經被這些主流經濟學家，五花大綁宣布了死刑，已經被逐出課堂，已經從國家決策層的會議上被驅逐干凈，怎么可能會坐視計劃經濟的幽靈死灰復燃呢？
可以說，有計劃經濟，就沒有現在的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地位。這是所有主流經濟學家心中的大是大非問題，管你是不是馬云，給計劃經濟說話，就是不行，馬化騰出來說，也是一樣，必須反駁與批判。
這些經濟學家在批駁馬云的時候，暴露出來的“邏輯和學術水平”并不好看，否則馬云也不會不服氣。
回到這些經濟學家對馬云的批判上，我們看看她們是怎么完成所謂批判的：
吳敬璉：馬云的判斷不對。理由：有人說用現在的大數據和計算機來收集這個信息，建立全國網絡，這個羅馬尼亞做過，蘇聯也做過，七十年代網絡就建成了，都沒有成功。所以說有了大數據就能搞計劃經濟，這個說法是非常可笑的。
吳敬璉的這個論證有個什么問題呢？他認為蘇聯和羅馬尼亞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用計算機和大數據手機信息，建立全國網絡，都沒有成功。先不說當時是不是真的沒有成功，當時的計算機技術和大數據跟現在能比嗎？當時的計算機技術條件下，這么做真的沒有作用，就等于現在的技術條件下，就沒有作用？
馬云就不認可吳敬璉這個刻舟求劍的說法，所以他反駁說：在大數據時代，特別是萬物互聯的時代，人類獲得數據的能力遠遠超過大家想象，人類取得對數據進行重新處理以及處理的速度的能力也遠遠超過大家，不管是AI也好，MI也好，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將會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所以，吳敬璉雖然表現的氣勢洶洶，但他的反駁，與其說是在進行邏輯論證，不如說是在玩邏輯陷阱。
張維迎：有人認為大數據的出現可能會使計劃經濟重新變得可行，這完全是錯誤的。理由：“為什么？硬知識和數據盡管對企業家非常有用，企業家決策時確費用實也需要數據，但這些數據是誰都可以得到的，真正的企業家精神一定是超越這些知識和數據的，也超越我們現在講的大數據。僅僅基于數據的決策只是科學決策，不是企業家決策。企業家必須看到這些知識和數據背后的、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而且不同企業家看到的東西可能完全不同”。“社會的進步很大程度上是企業家創新帶來的，這種創新不是數據能提供的，包括大數據”，“企業家對未來的預測不是基于統計模型，不是基于計算，而是基于自己的心智、想象力、警覺性、自信心、判斷和勇氣”。
張維迎的反駁頗有些答非所問，馬云的論點是“由于大數據，讓計劃和預判成為了可能”，他用什么企業家精神來認為馬云說的不可能。為了反駁馬云，還把企業家精神說的玄而又玄，好像他比馬云還懂企業家精神似的。在真正的企業家馬云面前，張維迎表現的比馬云還懂企業家精神的樣子，這讓馬云如何服氣？
凝縮一下吳敬璉的邏輯：過去試過了，不行，所以未來也不行。
凝縮一下張維迎的邏輯：我只要證明計劃經濟不是萬能的，就可以否定計劃經濟的可行性。
如果用同樣的邏輯去評價市場經濟，那市場經濟被否定的理由可太多了，太充分了。對西經和馬經，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實行兩套標準，這是西經學者混日子必須掌握的技術。市場經濟遭遇太多失敗，哪怕是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爆發后不久，也不認為市場經濟失敗。但是，如果找出計劃經濟有一點不足，就可以說它已經失敗了。
事實上，計劃經濟就是被這些學者用這套雙標給宣告“失敗”的。
把計劃經濟徹底否定，我覺得不能說明計劃經濟的失敗，而是說明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的失敗。計劃經濟在西經學者的理論層面，已經被失敗的不能再失敗，但是在現實中，計劃經濟，雖然它有各種不完美，但絕對不是失敗。最起碼，在跟市場經濟的同場競賽中，計劃經濟并沒有敗給市場經濟，而是表現優于市場經濟。這個以后我們會詳細論證。
跟計劃經濟一起被否定的慘不忍睹的，還有公有制。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構成傳統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否定計劃經濟的，基本也要否定公有制。否定公有制的，基本也否定計劃經濟。在大多數場合，計劃經濟和公有制，一個被拿出來批判的時候，另一個是要陪綁的。
跟計劃經濟一樣，公有制存在著問題，那就叫失敗。私有制存在的問題再多，那依然叫成功。
相比較而言，計劃經濟比公有制，被妖魔化的更徹底。因為，貧富懸殊問題，已經讓很多人在反思私有制，重新思考自己對公有制的認識。
我要給計劃經濟說幾句話，并不是始自今日 ，從2010年，給計劃經濟正名的文章就寫了一半，扔在那里，一直都沒寫完。
2013年，在三中全會已經把“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寫進決議之后，我在2013年11月21日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從三中全會決議看，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功的關鍵》，在論證了“以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唯一區別”（當然，如果公有制為主體這個條件（并不是唯一條件，但這是最重要的條件）不滿足，那么跟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就沒什么區別了）之后，關于計劃經濟，里面寫了下面這段內容：
當然筆者并不認為公有制為主體只是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唯一的區別，我覺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同之處至少還有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滿足資本利潤最大化為軸心；還有一個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在特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的結合，這個初級階段在經濟上基本相當于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之間一個過渡階段，即不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國有經濟的領導地位，對市場經濟進行有限制的積極利用，而且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種在特定階段的結合（應該）是為了最終要實現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有計劃的進行社會生產。共產黨帶領人民搞市場經濟改革，是基于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樣一個基本國情，目的（應該）不是為了搞市場經濟，是為了在市場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建立成熟的有活力的計劃經濟新模式，最終為了實現成熟的社會主義進而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公有制和有計劃的社會生產才是成熟的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別。
這種建立在市場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的計劃經濟新模式已經不再是與市場對立的原有計劃經濟模式，而是借助于新的技術手段用看得見的手來實現比較理想的市場機制的一種模式。隨著人類對經濟規律的認識越來越深入，人類也越來越具有能力在資源配置上從必然王國走到自由王國，從市場的自發調節慢慢的走向市場結合調控，最后再發展到用計劃的手段進行更為精確的市場資源配置。
人類的發展永無止境，人類的資源配置模式也并非一勞永逸一蹴而就一成不變。現在一個大的企業集團能夠在內部用計劃手段配置資源，當人類掌握了足夠強大的市場信息收集能力和大數據處理能力，通過一定的數學模型，就可以在更大范圍內收集和處理市場需求信息，把市場上不同種類商品的供求關系進行分析，可以在這種分析的基礎上產生對未來一段時間的預測；當技術手段可以通過信息收集和大數據處理能力越來越接近西方經濟學假設的信息充分狀態，就有了用計劃手段來實現接近理想市場的可能。
但是這種計劃手段已經與以前實行的計劃模式已經有很大的不同：這種計劃經濟模式不是傳統的短缺經濟時代的計劃，不是生產什么用什么，而是按照需求進行比較精確的生產和供應；這種計劃模式的主要思路是通過計算機對各種市場需求信息進行分析之后，根據不同商品的生產和供應周期進行不同周期的提前預測，提供給生產和供應部門進行提前準備。
這種新的計劃模式建立在大數據分析基礎上的預測，與實際的市場需求必然總會有一些誤差，在供應和需求之間建立一種動態的相對平衡，不斷的從一個相對平衡再到新的相對平衡，這比信息不充分條件下的市場自發配置資源更少盲目性因此也更有效率；這種計劃模式是用強大的數據處理能力和預測分析模型來進行各種市場信息分析和市場需求預測，把市場的充分信息假說慢慢的接近現實，用看得見的手來輔助市場建立供需之間的信息充分流動，比市場用看不見的手來實現信息的傳遞要高效和準確的多，這就為更為準確的配置資源提供了可能；電商的充分發展也許會為未來實行這種新的計劃經濟模式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模式，當電商發展到可以在更大范圍內通過大數據處理把各種需求信息進行分析后，可以針對不同的種類和不同的生產供應在后期進行未來一段時間的預測，把預測的信息提供給不同的生產和供應部門，這就形成了新一階段的計劃經濟模式的雛形；這個階段的計劃經模式是一種人類用有形的手能夠駕馭的市場。
只有我們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相結合的更高目標設定為未來在成熟的社會主義階段、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計劃經濟新模式，才會構成從社會主義建設到改革再到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從原有的計劃經濟模式到市場經濟再到更高級的計劃經濟的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完整過程。缺失了這個更高目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改革就很難看到與社會主義的自我發展和完善之間的聯系。
既然社會主義不斷的從低階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與此相適應，計劃經濟模式也會不斷的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等到社會生產力和技術條件達到一定程度，隨著公有制為主體向公有制的轉化，隨著人類對于經濟規律的認識繼續深入，人類會在經濟管理方面越來越接近自由王國，計劃經濟模式會邁向更高的階段。當社會發展到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能夠消滅商品和市場的時候，計劃經濟又會以新的模式邁入新的階段，即馬列所設想的計劃經濟。
在當時的情況下，寫這樣的話，是沒有多少人，能夠理解的，甚至還會有人從政治正確的角度去進行否定。
時間過去了四年，今天重新找出來看，我并沒有覺得這些話，有什么大的錯誤。雖然，當時因為篇幅問題，沒有進行充分的展開，但是該說的要點也基本說到了。
計劃經濟，是再多的市場教旨主義者，用再多的精力，也無法否定的，無論是計劃經濟的歷史還是計劃經濟的未來。
計劃經濟在事實上無法被否定，首先是因為市場經濟自身的缺陷，是市場教旨主義者無法克服的。這種無法克服，不是因為這些人不努力，而是因為，他們所依據的西方經濟學自身的問題和缺陷，讓他們無法讓所謂的市場機制變得那么令人信任。
西方經濟學，給我們描繪了太多的市場“理想”狀態。比如，所謂的市場自動均衡機制，就是真正的烏托邦。看不見的手，不過是經濟學家通過理論假設制造的又一個“上帝”。
最理想的市場狀態，就是供需平衡，通過市場的自發調節，永遠達不到。市場的自發調節，會導向資本集中，資本集中的結果就是壟斷，壟斷到一定程度就是市場被操縱，被操縱的市場，也就很難說是市場的自發調節了。
用看得見的手，才能駕馭市場。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是這個“看得見的手”的初級形態，計劃經濟是“看得見的手”的高級形態。
馬云提出在未來幾十年，人類將重新定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會越來越多，我認為這反映了馬云的洞察力確實非同尋常，說明馬云的成功，不是沒有理由的。雖然我不認可他的很多看法和做法；雖然，馬云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本來是一個信奉市場的人，他也不認可曾經的計劃經濟實踐，他主張的計劃經濟也并不涉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雖然他對新計劃經濟的展望還沒有上升為理論體系，但是，惟其如此，由馬云來啟動計劃經濟這場爭論，才更有意義。馬云從一個市場經濟主義者，轉向一個新計劃經濟的主張者，這個變化，是西經學者最為恐懼的事情。 （未完待續）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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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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