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楊奎松為了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毛時代,妖魔化社會主義,美化國民黨蔣介石,美化資本主義,不惜屢次在南方系媒體上造謠、造假,許多言論到了荒誕可笑的程度。
2011年9月,楊奎松在《南方都市報》及南方系控制的互聯網發表《怎么會有人這樣寫歷史?——評金一南<苦難輝煌>》一文。文章對金一南《苦難輝煌》一書作出如此評價: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90.html
【讀過金書的部分篇章即可發現,作者對歷史幾乎沒有什么研究,不過是借助于近現代史或中共黨史學界同行的研究成果。金書其實是作者根據自己的觀點和創作意圖,把學界同人各種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燒”,再結合自己隨性發揮的文學性語言,打造出來的一種速成品。……可以肯定,以金書作者第一章這樣的水準,以其速成巨制的極不嚴肅和極不學術的方法,金書其他十五章中的硬傷、錯誤和抄襲的問題也少不到哪里去。】
楊奎松此文再次證明他自己不是一個稱職的歷史研究學者,他對一些客觀事實缺乏理性的分析能力,他往往在缺乏必要的證據前妄下論斷。
一、《苦難輝煌》是速成品嗎?
比如,楊奎松指責金一南一書是用【速成巨制的極不嚴肅和極不學術的方法】制造的速成劣質書籍,那么作為一個對自己文字負責的歷史研究學者,應該提供論據證明金一南是如何速成巨制的,比如,他花了多長時間,閱讀了多少字的材料。但是楊奎松的這一判斷完全是他的主觀臆斷,他憑借他所鑒定的金書中的所謂【錯誤】、【剽竊】,就試圖證明此書是速成品,這也太不嚴謹、太不負責、太不學術了。按照楊奎松這種治學態度去研究歷史,后果不堪設想。
看看《金一南:14歲在毛選里找歷史答案》(2010年9月9日《文匯報》)一文中記者的采訪和介紹: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9/09/content_14151814_2.htm
【1987年,正是“下海”風潮勢頭最盛的時候,金一南放棄了炙手可熱的部隊生產部門,到國防大學圖書館當一名普通館員——他想要挖掘的是歷史的富礦。
大部頭的著作、多如牛毛的史料、常人接觸不到的秘密檔案,國外新解密的情報整理、“老革命”的回憶錄、當事人的日記、遺書等手跡……不就是一座座富礦么?金一南一頭扎了進去。
……
我問:“寫一本書寫了15年,難道不苦嗎?”
他搖搖頭:“那是別人眼里的苦,我沉浸其中,渾然不覺。”
……
但我知道,為這50萬字的《苦難輝煌》,他專門寫了300萬字的筆記:列了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4條時間軸,又列了4組人物的活動。其中絕大部分素材,在《苦難輝煌》中并未提及?!?span lang="EN-US">
十五年寫一本書,300萬字的筆記,這能簡單說是【速成品】、【速成巨制】?楊奎松除非能證明金一南及相關記者完全在撒謊,并提供確鑿證據證明金一南確實是在短時間內,如一年,剪切拼接成了《苦難輝煌》一書。否則他對《苦難輝煌》一書【速成品】、【速成巨制】的鑒定結論只能證明他自己的思維不嚴謹,寫論文,即便是批評別人著作的論文,也是任意發揮、胡說八道。
二、金一南剽竊了楊奎松嗎?
早在2010年9月9日,《文匯報》《金一南:14歲在毛選里找歷史答案》一文中說:
【今天,有人用“大散文”、“歷史小說”、“革命史詩”來形容此書。金一南笑言:“我自己也不知道它算什么體裁,只知道寫的時候沒有被任何體裁限制。”】
其實,楊奎松明明知道金一南的這本書是關于黨史的紀實文學著作,他說【書店里簡單翻過,因為發現是紀實文學體】,但是,楊奎松卻按照黨史學界歷史研究的規范指責金一南的書到處是錯誤、抄襲,并用這種標準,判斷金書是用【極不嚴肅和極不學術的方法】炮制的速成品。
楊奎松所指責的金一南書中的許多錯誤,比如劉鏡人將布爾什維克(本應譯為‘多數派’)翻譯為‘廣義派’在當時算不算翻譯有問題、有多大問題;維經斯基1920年到來華究竟是3月還是4月等等,按照嚴格的歷史研究學術論文的標準,如果該論文的確是要對這些問題進行考據的,這些似乎的確是問題,因為歷史研究學術論文重在考據,比如“布爾什維克”一詞譯法的詳細流變、維經斯基究竟何時來華等等,應該具體地核實清楚。
也許,金一南對這些細節并不了解,但他也無需去具體核實每個細節,因為核實、考據這些細節不是他寫此書的目的,核實、考據這些細節也不會改變該書的主旨結論。金一南只要保證他所引用的材料尤其是主要的、關鍵性材料準確無誤,那么這本書的結論就是可靠的。如果金一南像歷史考據家那樣把他的精力都用在考證核實他書中談到的每個細節,每個事實,每個數據,那幾乎是讓他一個人替代所有黨史考據專家的工作,他幾輩子也完不成這本書。像維經斯基究竟是幾月來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幾月幾日幾時幾分幾秒……來華,會影響金一南此書的結論嗎?
更何況,《苦難輝煌》根本不是歷史學術著作,許多人認為是紀實文學、大散文。
楊文中很大部分篇幅在指責金書剽竊自己的著作,如他提供的如下證據:
【金書:
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的報告,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國際協款16655元。因黨員人數不多,全黨還保持著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隨著1925年以后黨員人數大幅度增長,國際所提供的經費遠遠跟不上這一增長速度了。……據陳獨秀估計,建黨初期黨的經費約94%來自共產國際,黨又將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運動。顯然,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能夠很快在工人運動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同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幫助分不開,也同中共將其絕大多數用于工人運動分不開。
楊文:
關于共產國際援助的經費究竟有何意義,我們只要看看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報告中幾個簡單數字就足夠了。報告稱:“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由此已可看出,黨的經費約94%都是來自共產國際,僅各地工人運動一項就占去了大約60%.……很顯然,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共產黨人所以能夠很快地首先在各地工人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并逐漸成為工人運動的重要領導力量,這是同共產國際為中國共產黨人大力提供經費幫助,而共產黨人又將其絕大多數用于工人運動分不開的?!?span lang="EN-US">
其實傻瓜都可以看出,金一南只是按照自己的語言陳述他所了解的歷史事實。金文和楊文文字完全不一樣。金一南文和楊奎松文都引用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的報告,因此,談到的歷史事實和數據是一樣的,得到的結論也類似,楊奎松就認為金一南是剽竊他的。
陳獨秀的報告及相關數字難道只能由楊奎松用嗎?根據這些報告和數字得出的結論是相對確定的,這樣的結論只能楊奎松自己做出嗎?別人用了這些數據、別人做了這些結論就是抄襲你楊奎松?退一萬步講,即便是金一南看的是楊奎松的書,用了楊奎松書中的材料,按照文學類著作的慣例,也談不上抄襲吧。也許金一南書中許多事實和數據可能都是從其他黨史學術著作中引用的,金一南并未看原始的檔案材料,難道這都算抄襲、剽竊?作為紀實文學,《苦難輝煌》如果有詳細的注釋當然更好,但是沒有注釋,也不是楊奎松所指責的剽竊、抄襲等問題。
三、楊奎松為何要對金一南妄加指責
可見,楊奎松一文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楊奎松對金一南的指責完全是中傷污蔑。
楊奎松拋棄一個歷史學者應有的嚴謹文風,在《南方都市報》等南方系媒體上對金一南如此中傷污蔑,用意何在?
據2010年9月《文匯報》一文報道:
【《苦難輝煌》被中宣部、中組部聯合列為黨員干部學習推薦書目,同時又在民間口口相傳,自去年1月出版以來已是第十六次印刷,總印數突破30萬冊?!?span lang="EN-US">
另據一清8月21日《習近平為何推薦省部級干部閱讀<苦難輝煌>》一文介紹:
【從他多次關注到這個讀本的情況看,應該說,這本書是深深打動了他的。那么,他為什么要向省級干部們推薦這本書呢?我想,不外是該書所表現的那種信仰的力量——這是一種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東西。1921年的7月,中國共產黨在那樣的一個險惡的環境下抱成了團,在一種信仰的力量支撐下,他們風一路雨一路血一路,披荊斬棘,歷盡萬重險惡,在各種勢力的夾縫中求存求發展求壯大,寫下的一路長歌驚天泣地動鬼神。正是歷經了這樣的苦難洗禮,才有了今日的輝煌與復興。
……
習近平同志對本書的推薦,可能還有一種對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中國建軍史的一種正本清源的推崇。這些年來,由于一些人不是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在黨史、革命史的敘述過程中,有了不少個人主觀色彩的涂抹,因而模糊了歷史視野,迷失了前行的路標。正是有了《苦難輝煌》這樣的宏篇巨著,才得以使一些歷史事實以更真更確更生動的宏大敘述出現在公眾的眼前。這是正本清源的努力,這種努力是值得推崇的?!?span lang="EN-US">
再結合習近平2011年9月1日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領導干部要讀點歷史》中所言:
【我們學習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繼承和發揚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繼承和發揚前輩共產黨人建樹的優良革命傳統,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持續奮斗。
……
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各種方案嘗試全部失敗了,中國人民才選擇了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其他各種政治力量都無力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救亡圖存和民族獨立、解放與復興,唯有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肩負起了這一歷史使命,才使受盡屈辱、瀕臨危亡邊緣的中國進入了歷史的新紀元,才向世人彰顯和證明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發展中國”的歷史真理。
……
我們黨90年來團結帶領人民所做的三件大事、所取得的各項偉大成就之所以震古爍今,正是因為它們來之不易。其中有危難之際的絕處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奮起,有失誤之后的撥亂反正,有磨難面前的百折不撓,既充滿艱險又充滿神奇,既歷盡苦難又輝煌迭出。有困難、有風險、有危機、有曲折,都不可怕,關鍵在于要勇于面對,善于克服和戰勝它們。一旦戰勝了,就會峰回路轉,光明在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共產黨人,正是從經歷和戰勝各種困難與風險中來歷練自己的勇氣、智慧和力量的?!?span lang="EN-US">
根據這些背景,作為自由派、自由主義歷史學者的楊奎松,在金一南2009年1月份出版《苦難輝煌》后長達兩年多的時間里不聞不問,突然在8月8日《南方都市報》及半個多月之后在南方系控制的互聯網上到處發表惡意中傷污蔑金一南《苦難輝煌》一書錯誤累累并剽竊他的著作,其用意已經十分明顯了。
四、學術硬傷與學術恥辱:楊奎松炮制的兩個歷史謠言
最近幾年,在中國歷史學界、報紙期刊媒體及互聯網輿論中,興起一股惡意中傷共產黨、毛澤東,無恥地吹捧國民黨、蔣介石的歷史造假風潮,其代表人物就是楊奎松、沈志華、高華等人。這些人霸占中國黨史研究領域的資源,以黨史研究的名義惡意篡改黨史、惡意貶低毛澤東及共產黨的歷史功績。
沈志華等人多次在講座中表現出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刻骨仇恨。與極端的沈志華相比,而楊奎松一直相對謹慎冷靜地在黨史研究領域推動“反共復國”大業,其著作文章迷惑性較強。但是,楊奎松也往往為了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目的,經常利用黨史學術研究的包裝和名義傳播反華反共謠言,甚至不惜造假、造謠,在稍有理智的人看來,很多東西十分荒唐可笑。
楊奎松的相關著作早已被眾多網友批的體無完膚,這里參考眾多網友文章及相關書籍資料,主要介紹兩個比較重要的典型案例。
1、楊奎松引用蘇聯反華謠言污蔑中國共產黨
1999年,楊奎松出版《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隨后幾年里該書屢次再版廣泛傳播,在媒體及互聯網上刮起了一股股妖魔化共產黨的風潮。
該書中如下觀點及資料引起廣泛關注,該書認為:
【這個時候蘇聯紅軍不僅在暗中協助中共在東北建立根據地,而且為進入東北的及在華北的中共軍隊先后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藥,從而使這支過去因為裝備落后、彈藥缺乏,主要靠游擊戰取勝的部隊,迅速成長起來,從而極大地縮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預計的徹底戰勝國民黨的時間表?!?span lang="EN-US">
(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頁)
楊奎松如何得出這個結論?他根據的是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他認為二戰后蘇聯給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提供了大量日本關東軍的武器:
【引注:
①有關戰后蘇聯遠東軍向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提供的日本關東軍武器數量,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同時已知1948年前后蘇軍將絕大部分日本關東軍武器提供給中共軍隊以后,還曾向東北的中共軍隊提供過一定數量的蘇聯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裝備。……參見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蘇軍粉碎日本侵略軍是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保障》……】
(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頁)
按照楊奎松的結論,蘇聯給共產黨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藥,才使共產黨迅速成長、擺脫了裝備落后、打游擊的境地,迅速打敗了國民黨。這種觀點顯然不利于共產黨和毛澤東,而是國民黨美蔣余孽多年宣傳的觀點。
楊奎松的資料出自1971年8月莫斯科廣播談話,而1969年中蘇關系急劇惡化,在珍寶島大打出手。1971年的莫斯科廣播造謠說中共奪取政權靠的是蘇聯恩賜的大規模武器裝備,楊奎松對此竟然毫不懷疑的相信。其治史目的已經十分顯然。
蘇聯70年代的這些材料,連國民黨御用的嚴謹的反共歷史學家都不會引用,因為他們一旦引用就馬上喪失其學術著作的嚴謹性和客觀性,變成了國民黨泛濫成災的反共意識形態宣傳品。而拿著共產黨及中國人民俸祿的楊奎松竟然正式引用,并得出蘇聯【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藥】的荒唐結論。
其實,當時東北關東軍總共也沒有那么多武器裝備。根據日本學者島田俊彥的說法是關東軍當時總共"僅有坦克160輛,作戰飛機不足200架"。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日本關東軍侵華罪惡史》中談到:
【1943年以后,由于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局勢日益惡化,關東軍的主力部隊和裝備大量南調,戰斗力急劇下降,攻勢作戰的戰略思想逐漸動搖。至1944年7月,關東軍部署在東正面只有4個師團,北、西北和西正面各只有1個師團,第二線有1個師團,共8個師團,比1942年兵力減半,戰斗力降到最低點,已無力向蘇聯發動進攻作戰。隨著關東軍實力的迅速減弱,其原來的對蘇“攻勢作戰”即成泡影,戰略任務被迫由進攻轉為防御。1944年9月18日,日軍大本營向關東軍下達了“對蘇全面持久作戰”的命令(“大陸命1300號”),要關東軍“盡力防止戰爭之發生”,并作好對蘇持久作戰的準備,一旦蘇軍來攻,關東軍應利用東北的廣闊地域阻止蘇軍的進攻,即使萬不得已,至少應確保東北的東南部到朝鮮北部之間的地區。這種純粹被動防御的作戰方針,對于一貫驕橫的關東軍來說是從來沒有過的。
……
日本大本營為加強關東軍的防御力量,于6、7月間從關內的中國派遣軍抽調第4軍司令部和第63、117、59、39師團移往東北和朝鮮,編入關東軍戰斗序列。關東軍也緊急動員在東北的日本在鄉軍人25萬人,編成第30軍司令部、8個師團、7個獨立混成旅團等作戰部隊。并將國境守備隊、憲兵、特務機關等統統整編為野戰部隊,真是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至開戰前,關東軍地面兵力共有2個方面軍:6個軍、作戰部隊24個師團、9個獨立混成旅團等,總兵力約75萬人,僅有坦克160輛??罩辛α康牡?span lang="EN-US">2航空軍,已是徒有“軍”名,能夠用于作戰的飛機不足200架。雖然關東軍從兵員上看再次膨脹起來,但新組建的部隊,大多是40歲左右的老兵,兵員素質很差,武器裝備也不足,甚至用獵槍充數。有人評論說:關東軍已變成“用竹槍武裝的紙老虎部隊”和“稻草人兵團”?!?span lang="EN-US">
(〔日〕島田俊彥:《關東軍》第186頁;《關東軍終戰始末》第175頁)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中具體而明確地記錄共產黨收到蘇軍提供的日本關東軍武器的數量非常少。即便該書提到的這些武器數據,大部分也沒有來源出處。比如該書237頁說:【中共東北局又得到了6架運輸機、50輛坦克、上百門各種炮,接受了沈陽兵工廠的設備,以及南滿日軍武器庫中可以裝備十幾萬人的槍支彈藥】;246頁又說:【蘇軍開始向中共轉交北滿的日軍武器庫,其中僅輕重機槍就在萬挺以上,各種炮上千門?!康沁@些主要的數據卻沒有來源出處。即便是該書中所有的相關數據加起來也遠遠達不到【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這樣的規模。
縱觀楊奎松此書,能為蘇聯【為進入東北的及在華北的中共軍隊先后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藥】這個結論提供直接證據的,主要是1971年8月莫斯科廣播談話這樣的子虛烏有的材料。其次,普通讀者很容易被這樣的內容欺騙:楊奎松書中反復渲染蘇聯代表當時口頭“宣稱”和“通知”要轉交全部關東軍武器。比如該書P234頁談到:【10月4日,蘇方更進一步通知東北局,他們愿意把繳獲的所有保存在沈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的全部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轉交給中共接收,說是主要的武器在北面,至少可以裝備幾十萬人。】此書P235頁又談到:【蘇軍代表通知中共東北局……所有兵工廠、武器彈藥和工業中心統統交給中共?!?hellip;…顯而易見,這些只是口頭承諾,蘇聯具體轉交了多少,該書完全沒有了下文。
沒有下文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楊奎松明明知道蘇聯受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條約》的制約,無法公開支持中共反對國民黨,因此在移交中共關東軍武器等問題上的態度一直在反復,連一些已經交給的武器都會重新收回來,因此那些口頭地“宣稱”和“通知”恐怕很多不會落到實處。但是這些至關重要的史實和背景楊奎松在此書中都沒有進行相關分析。楊奎松一書多是在反復渲染蘇聯代表“宣稱”將轉交全部武器,這種手段容易給普通讀者造成中共確實得到日本關東軍全部武器(包含大量飛機、坦克,足夠武裝幾十萬人,)的錯覺。
一方面,楊奎松該書完全忽視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白紙黑字的《中蘇友好條約》的效力和作用,并對蘇聯轉交武器態度猶豫反復的史實進行有意的遮蔽;另一方面,楊奎松此書卻完全把蘇軍代表的那些口頭承諾當做真實發生的歷史。其目的就是論證他的那些離奇結論。顯而易見,楊奎松是在有意造假和刻意欺騙公眾。
其實李敖、汪榮祖合著《蔣介石評傳》下冊談到,蘇聯其實相當大程度在執行《中蘇友好條約》:
【 蔣介石失掉東北,并不是俄國人撕毀中俄條約,如真撕毀,斯大林何不把東北交給毛澤東?事實上,一百二十萬在華日軍的武器裝備大都繳給了國民黨的中央軍。在東北,蘇軍原定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撤走,但蔣來不及接收,要求蘇軍延期,以免中共捷足先登。……(參閱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pt.2,P.727-728)】
(見《蔣介石評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下冊 P553)
事實上,楊奎松已經成為公認的學術笑柄,有網友調侃說: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164670.shtml
【就是不用日本史料,僅僅對照國共內戰相關史料,也可以看出坦克“約600輛,飛機800架”的說法是何等荒唐可笑,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 裝甲兵回憶史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解放軍出版社 199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 裝甲兵綜述大事記》(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解放軍出版社 2001年),《東北裝甲兵》(孫懋濤主編 解放軍出版社 1991年12月),《當代中國裝甲兵》(總參謀部裝甲兵部 解放軍出版社 1990年5月)等關于解放軍裝甲部隊的戰史叢書明確記載,到1949年11月,解放軍坦克部隊發展到兩個戰車師幽兩個戰車團,有干部。戰士12697人,坦克375輛(其中水陸坦克68量),裝甲車272輛。而其中屬于東北野戰軍在東北地區得到的不過32輛,其余基都是在關外戰場繳獲到的。至于飛機,到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大閱兵上空出現的17架飛機基本上都是國民黨空軍起義后所得(由于擔心國民黨空軍會空襲,參加大閱兵的飛機都帶彈飛行,這在世界閱兵史也很罕見),而熟悉空軍的歷史都知道,即使到解放戰爭勝利后,國民黨空軍仍然掌握制空權,這個時候,蘇聯宣揚的那800多架飛機,600輛坦克又在哪里?莫非那么多飛機,坦克被楊教授給貪污吃了回扣不成?】
楊奎松引用明顯的蘇聯謠言并刻意造假是有險惡意圖的,他的目的就是證明國民黨蔣介石的偉大,而中共的成功是得到蘇聯干涉的結果。
著名的反共學者、《零ba憲章》的簽署者和組織者徐友漁十分欣賞楊奎松,并把他的書和龍應臺的《大江大海1949》相提并論,因為這兩個人都是刻意妖魔化共產黨的典型文人,只不過臺獨分子龍應臺比楊奎松更加赤裸裸而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9146f0100k9x7.html
【大概是9月份左右,剛好出了兩本書,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跟今天要談的題目有關。其中的一本書我估計大家可能很難看到,我帶來給大家展示一下,龍應臺的《大江大海1949》。……。另外,同樣也是在2009年的9月份出的另外一本書我覺得也挺好,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我講的題目跟這本書是有關系的。這本書的作者楊奎松是中國一位很著名、很好的歷史學家,我看過他很多書,比方說《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這一類書。】
2、楊奎松的算術水平:毛時代貧富差距比民國大
楊奎松在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發表《貧富差距始于改革開放?關于建國后干部收入問答》一文。
文章說:
【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終取消了供給制,統一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新標準進一步提高了高級干部的工資待遇,將工資等級進一步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一級560元,最低一級僅18元。
……
1956年國務院又頒布了新的工資標準。這次工資調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標準,如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最低一級工資從18元提高至20元,1-13級干部最小增幅為0,最大增幅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級干部最小增幅為7.1%,最大增幅為13%,平均增幅達10.36%。這樣就使得標準工資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縮小,減少為28倍。
……
為了便于讀者了解這種倍數的問題所在,這里介紹一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俸標準情況。以1946年國民政府頒布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文官共分為37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是最低一級收入的14.5倍。
我們還可以比較一下那個年代西方國家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情況。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除極少數國家外,英、法、德等國的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們差距之大,多半只是總統或首相個人的工資較高,有時會高出下一級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官員高低之間的收入差距,多半遠小于新中國官員的收入差距。
……很多人誤以為今天貧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級官員貪污腐敗盛行也好,都是改革開放惹的禍。在他們看來,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眾福利,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殊不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種種問題,說到底都是現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確立下來了。】
在楊奎松的筆下,毛時代干部工資差距比國民黨、比資本主義國家還大。
其實,楊奎松的這種比較是十分不客觀的。他談的所謂30級工資制,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其中第25級到30級是指勤雜人員,比如打掃衛生的人員,這個工資標準和社會上的學徒工差不多,根本不是最低干部工資。從他發在《歷史研究》2007年第四期《從供給制到職務等級工資制-新中國建立前后黨政人員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一文看,他是知道這一點的,但是在公共媒體上,他有意地忽略這一點。他把新中國當時機關單位工資最低的第30級工作人員勤雜人員,如清潔人員,混同于國民黨的最低級的文官,混同于西方國家的公務員,并得出毛時代工資差距比國民黨、比資本主義國家大的荒唐結論。其實,毛時代干部分24級,最低級別的干部--辦事員是24級,按照1955年8月標準,其工資是35元,與最高級別工資差16倍,與民國文官內部工資差距類似。但是按照1956年調整后的標準,最高干部工資是最低干部工資的13倍,比國民黨文官內部差距要小。1955年的這個體制是借鑒蘇聯實行的,不比國民黨民國時期和資本主義國家文官系統、公務員系統差距大多少。但毛主席仍然覺得差別大了,毛時代他多次推動多次縮小差距。
(注:此表原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四期楊奎松一文)
1956年干部工資收入:
http://culture.china.com/zh_cn/history/files/11022841/20081111/15181159.html
(此表可見《縱橫》雜志2006年第2期)
真正要比較不同社會制度下的貧富差距工資差距,更重要是要看官員與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而對于國民黨的民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不僅要看其公務員工資,還要看其大資本家的收入。
眾所周知,1956年工資改革時建立的工資制框架基本上延續了近30年。其中在企業里主要是八級工資制,最低工人工資1級是30多元相當于干部的最低工資,工人工資最高8級工是100元左右,相當于副市長一級工資。比較多的二級三級四級工資分別大概在38元,45元,55元左右,與全國最高工資差距是10倍左右。
福建省屬煤炭企業工人工資標準(八級制)表單位:元/月
詳見: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86&index=100
等級 1級 2級 3級 4級 5級 6級 7級 8級
井上 31 36.27 42.44 49.66 58.09 69.98 79.55 93.00
井下 33 38.97 46.04 54.35 64.19 75.80 89.53 105.60
1956年8級工資制主要產業生產工人月工資標準表(上海)
詳見:
李強教授《中國應恢復“八級工”制度》一文談到: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5-27/093822540758.shtml
【1956年制定、后經過修訂的企業八級技術等級制度,曾在工人技術等級分層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八級技術等級制得到企業工人和全社會的普遍認可,那時的一個“八級工”,很令人羨慕,其工資甚至能超過廠長。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許多經歷過八級技術等級制度的人,至今都承認那個技術分層非常成功。他們說,當時一個人,不要說成為“八級工”,就是評上“五級工”、“六級工”,在企業和社會都有很高地位,而且他們的技術水平確實高超?!?span lang="EN-US">
《人民日報》曾刊文介紹: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214/08157097963.shtml
【最早的等級工資時,員工間收入落差也會有3倍,很多人長期拿38.7元的二級工工資,而八級工拿108元,但八級工確實是技術“大拿”,貢獻與二級工不可同日而語,當時的人認為是合理的?!?span lang="EN-US">
而民國所謂黃金十年時期情況呢?
根據上海市總工會資料: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888383/
【民國16-25年(1927-1936年)名義工資
這一時期工人工資總的水平要高于民國16年(1927年)以前,每日工資大致為0.5-0.6元,每月工資大致為14~15元。其中印刷、造船、機器、絲織工人每月工資較高,一般都在20元以上;繅絲、火柴、棉紡工人每月工資較低,一般都在12元以下?!?span lang="EN-US">
民國的紡織工人,工資都在12元以下,即便是以12元計算,也和民國的部長相差67倍,而民國的那些大資本家,其收入是部長工資的幾十倍幾百倍幾千倍……
更何況,眾所周知,國民黨官員最善于搞官商勾結,他們有大量的灰色、黑色收入,國民黨官員們由于極端腐敗遭到了全國人民的仇恨,并在解放戰爭中【忽喇喇似大廈傾】,這和毛時代共產黨干部是天壤之別。楊奎松所謂毛時代貧富差距比國民黨、比民國還大,純粹胡說。
不錯,按照楊奎松所說,國民黨文官系統最高的官和最低的官差距是14.5倍,按照楊奎松提供的資料,國民黨最低的官拿55元,最高的官拿800元,而工人則大多在12元以下,而且,當時民國時期有大量的童工、徒工、臨時工,最低工人收入可能每月還不到5元,與最低官員相差十幾倍。而國民黨民國時期,大資本家每月可得幾萬幾十萬元。這樣看,國民黨官員最高工資是工人的幾百倍,最低官員工資是最低工人的10倍,資本家是工人收入的上千倍上萬倍……
而毛時代呢?即便是看55年定的標準,最低一級干部工資如24級干部辦事員是35元,已經比很多普通工人的工資要少,大約是最低工人工資的2倍。這樣來看,毛時代干部,最低一級干部工資就很低,和低收入工人差不多,這樣56年定的干部平均工資不會脫離工人太高。而國民黨干部,最低一級文官工資已經遠遠高于當時社會底層工人收入,而最高級別的文官工資又是最低文官工資的14.5倍,這樣國民黨文官平均工資已經遠遠高于工人。
總而言之,楊奎松以1955年工資為標準,將拿30級工資的清潔工當共產黨干部,得出共產黨干部內部收入差距30倍高于國民黨民國時期,這是典型的栽贓,顯然是別有用心。如果考慮共產黨24級干部內部工資差距,確實和民國時期文官內部差距類似,但是即便是這種比較也是不客觀的。毛澤東批評蘇聯當時形成一個高薪階層,主要看干部與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如果像國民黨那樣,整個文官階層都是高工資,哪怕內部差距是5倍或者10倍,看起來比較低了,但是整個社會也是兩極分化,更何況還得考慮資本家階級的收入。假如國民黨再提高民國文官的底薪,比如從55元提高到80元,似乎文官系統內部差距縮小了,是10倍,但整個社會兩極分化卻擴大了,遠遠高于毛時代1955年所定的標準。假如中國1955年,國家將最低一級干部24級干部工資定為15元,這樣,與最高干部工資相差接近40倍了,但是這只能說明毛時代貧富差距比民國小。
所以說,1955年1956年中國借鑒蘇聯所確定的工資收入,已經遠比國民黨民國、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公平。即便如此,毛澤東還是感覺工資收入差距大了,他在世時候一直在推動縮小工資差距,整個毛時代,是一個起點就比民國和資本主義社會公平而且也越來越公平的年代。而楊奎松卻別有用心地說貧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貪污腐敗都是毛時代的遺毒,這完全是不顧客觀事實的胡說。不錯。毛時代也有腐敗,比如三反五反都有不少腐敗分子,但是毛時代是有史以來最清廉的時代,貧富差距最小的時代。楊奎松發現1955年定的干部工資差距和民國文官及資本主義國家類似,就如獲重寶,還造假造謠說成是30倍差距;楊奎松發現毛時代也有腐敗分子,就興高采烈……他以為這樣的確就可以把兩極分化、腐敗等問題都歸罪給毛時代了,他以為這樣就可以美化國民黨、美化民國、美化資本主義、美化新自由主義了。楊奎松自己評價自己是黨史研究權威,網絡上一幫腦殘的果粉也跟著起哄,楊自己也在那洋洋得意……
從以上兩個案例可以看到,楊奎松為了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毛時代,妖魔化社會主義,美化國民黨蔣介石,美化資本主義,不惜屢次在南方系媒體上造謠、造假,許多言論到了荒誕可笑的程度。但是由于南方系媒體和南方系網絡(門戶網站如騰訊、網易、搜狐等),奉行戈培爾“謊言傳播一萬遍就是真理”的理念,幾萬篇幾億篇地傳播楊奎松所炮制的歷史研究學術論文和相關材料,誤導了很多民眾,制造了大批的果粉、美粉、蔣粉,許多人竟然真的相信,共產黨毛澤東打敗蔣介石是靠蘇聯的武器,毛時代貧富差距真的比民國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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