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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問題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占有統領地位。由于所處時代與立場不同，古今中外形成了豐富多樣的政治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以及我國政治發展的不斷推進，都要求對政治的本質性問題做與時俱進的回答。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和完善，并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思想的精髓。

　　一、觀察政治現象的起點是人民立場

　　立場是人類觀察和認識特定現象的價值與邏輯起點。由于所處立場不同，即使對待同一個客觀現象，觀察者也會得出大相徑庭的結論。比如，對待利益集團，由于西方自由主義從根本上講是站在資產階級或者資本的立場上觀察問題，因此他們認為利益集團不僅不會傷害民主政治，而且是所謂現代民主社會的固有組成部分，是不同利益納入公共議程的必要渠道，是實現廣泛包容性“多頭政治”的必然形態。而在中國，“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因而也就得出與自由主義政治學說截然不同的結論。對待利益集團，習近平總書記嚴厲地指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幫幫派派，不允許搞利益集團，進行利益交換”，因為利益集團是政治生態的破壞者，是人民利益的傷害者。

　　對于政治立場問題，自由主義政治學一直采取遮遮掩掩的態度。作為其邏輯起點的“自然權利”或者“天賦人權”雖然被冠以“人人平等”的名義，但是當這些權利要真正落實到政治生活中的時候，自由主義思想家便暴露出其保守的本質。比如洛克便提出給予高級管理者、制造商人、受高等教育者等社會精英每個人兩票或兩票以上選舉權的方案。而馬克思主義者對待政治的本質問題不僅是坦率的，而且是一貫的，其都指向了群眾、人民、人等關鍵詞。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人民立場”做了更加清晰的闡釋：“我們要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根本使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凝聚起眾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團結帶領人民共同創造歷史偉業。”

　　從學理上講，“人民立場”包括為人民謀幸福、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人民主體地位等一些具體的維度，但歸根結底就是要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評價和衡量一切政治問題的標尺。這一理念包含兩個層次。其一是“人民根本利益”，這是從抽象層次上指出人民的利益從整體和長遠角度看是一致的，因此政治制度建構、政治體制改革、重大政策出臺等都要與之保持一致。其二是“最廣大”，這是從具體層次指出人民利益在特定的時空中可能存在集體利益與個體利益、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根本利益與一般利益等差別。面對這種情形，就要用“最廣大”這一標準找出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當然，這并不意味要忽略個體的、眼前的或者一般的利益，而是通過后文提及的對人民群眾的情懷、關注人民群眾具體生活、運用人民民主制度等方法，實現不同利益的和諧與統一。

　　二、理解政治問題的態度是人民情懷

　　如何看待“人民”的歷史地位和政治功能是政治學說探討的重點話題。縱觀西方政治思想史，對“人民”力量的恐懼和懷疑是一條重要的線索。自由主義者雖然強調“人民主權”，但又將“多數人的暴政”掛在嘴邊，對除去資產階級之外的人民的力量有著天然的恐懼。與自由主義關系密切的精英主義者直接將民眾稱為“邪惡者、無能者和墮落者”，或者認為其不過是“烏合之眾”。這些標簽也反復被用來形容人民的“無知”和“狂熱”。認真考察當今的政治科學研究可以發現，很多西方學者都通過各種資料去證明，理性對于人民來說似乎就是一種“奢侈品”。如《理性選民的神話》一書作者直接指出的那樣：“選民的狀況比無知更糟糕；簡言之，他們是非理性的。”因此，人民并不是可以信賴的力量，當然也不可能是整個政治過程的核心。對此，熊彼特毫不掩飾地指出：“選民的選擇——在意識形態上被尊稱為人民的召喚——不是出于選民的主動，而是被塑造出來的，對選擇的塑造是民主過程的本質部分。”

　　與自由主義者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對人民有著深沉的情懷。在他們眼中，人民不僅不是無知或者非理性的，而且是理論家或者每一個共產黨人的老師。恩格斯認為：“這些受過‘學院式教育’的人，總的說來，應該向工人學習的地方，比工人應該向他們學習的地方要多得多。”從更高層次講，共產黨的一切政策主張都必須與人民的需要相一致，“如果黨的勸告同人民自身的生活經驗所教給他們的東西不相一致的話，千百萬人是決不會聽從這種勸告的”。具體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實踐，毛澤東要求在踐行群眾路線的過程中，不僅要反對“好為人師”的狂傲態度，而且要真正將人民當作知識的來源，“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習近平總書記的人民情懷更是其領袖風范的顯著特征，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相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是人民書寫的，一切成就歸功于人民。”一切政治活動都應該充分調動人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而不是千方百計地貶低人民的地位，限制人民作用的發揮。

　　其次，信任人民群眾的智慧和理性。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告誡各級領導干部要防止自滿自傲，不要以為自己無事不通，看不起普通的群眾。他強調：“領導干部要放下架子，甘當小學生，多同群眾交朋友，多向群眾請教。要真正悟透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只有信任群眾，才能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攻堅克難、強基固本，才能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新發展，進而避免西方式的政治發展裹足不前。

　　再次，對人民要有感情。人不僅有理性，而且有感情。人民對政治現象的好惡感、愛憎感、美丑感、親疏感往往會影響政治運行的效果。因此，必須對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提到與“人民心心相印”、“情為民所系”、“增進與群眾感情”，因為只有以心換心，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支持，才能真正找出解決問題、應對挑戰、克服困難的辦法。

　　三、政治活動的目標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梳理近代以來中外思想家對于政治目標的論述，大部分學說都指向了“人民”或與之相近的概念。如果仔細辨析的話，西方對于政治目標的論述指向了“公意”、“眾意”、“共同的善”、“天賦人權”、“人民主權”等。這些概念的來源并不是實際的政治生活，而是形而上的邏輯推演，其原點往往是只存在于頭腦之中的原初狀態或者社會契約。這種抽象的政治目標不僅本身就是虛無縹緲或者自相矛盾的，而且應用到現實的政治體系中，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扭曲。比如，盧梭認為每個公民都是國家權力的主人，“正如主權是不能轉讓的，同理，主權也是不能代表的”。但是，當盧梭的理想面對大型民族國家時，面對資產階級的抵制時，面對更加強勢的“洛克消極自由傳統”時，其也不得不進行妥協和改造。在之后的發展過程中，人民主權被簡化成一張張選票；人民的選擇變為有限的幾個候選人或者沒有本質差異的政策；人民作為國家主人的地位，也僅僅“在選舉的當天屬于公民，而在選舉之后就會成為統治者的專利”。歷史證明，僅僅有抽象的政治目標并不能保證政治始終服務于人民。

　　與西方不同，中國政治思想對于政治目標的論述從一開始就具有明顯的具象化色彩。從習近平總書記經常引用的古典名句中就可初窺一二：“善為國者，愛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等等。政治活動的目標就是要解決民眾的“饑寒”、“勞苦”、“疾苦”、“哀悲”等具體問題。只有解決了這些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問題，抽象的人民主體地位才能真正實現。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觀點。對此，恩格斯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 

　　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將這種思想系統化，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提出：“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進一步論述到：“我們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而這些對具體政治目標的論述可以匯聚成一句話：“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

　　四、實現政治目標的方式是人民民主

　　因為政治目標的不同，政治制度的設計也會截然不同。如前文所述，近代以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主流目標雖然被冠以“人民主權”或者“民主”的名義，但是很多思想家卻始終憂慮“多數人的暴政”。其更在意的目標其實是“自由”，尤其是“財產”的自由。德國學者卡爾·施米特對此總結道：“為了實現保護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的目的，自由主義提出了一套阻礙并限制國家和政府權力的方法。”在這種制度體系中，民眾的力量受到極大的壓制，他們即使通過“自由民主”機制獲得政權，也不會對資產階級的統治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因此有很多參與民主和協商民主論者批評自由代議制民主僅僅是“最低限度的民主”。當民眾始終處于制度性壓制狀態時，一方面使得他們的訴求很難與強大的資本或者利益集團相抗衡，另一方面當客觀環境變化導致民眾利益極度受損的時候，他們的訴求往往會被人為操縱，集中通過“狂熱”或者“不理性”的方式爆發，導致所謂的民粹主義和政治撕裂。當今很多西方國家的政治困境都根源于這種民主制度的“不民主”。

　　中國政治發展的目的與西方有著本質的不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由于目標的不同，中國的政治發展必然要按照自己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展開，不能照搬照抄外國政治制度模式。經過長期的實踐，中國已經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并在世界格局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在維護人民根本利益、體現人民意志、保障和改善民生、調動人民積極性等方面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概括起來主要因為有以下特點：

　　其一，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統一于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偉大實踐。”這種“三位一體”的民主模式可以保障中國的政治活動始終是圍繞“人民”來展開的。

　　其二，不斷加強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保障。“我們要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理念，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

　　其三，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重要作用。“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協商民主有助于在各個層次聽取人民的意見和建議，廣泛接受人民的批評和監督，保證除了選舉民主之外，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廣泛持續深入參與的權利。

　　其四，堅持民主集中制。“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在上述民主制度機制的基礎上，通過民主集中制可以凝聚黨心民心，“反映、體現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利益與愿望，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制定和執行”，避免出現西方政治過程中民主被資本和利益集團綁架，或者民意分裂、決策效率低下等弊端。

　?。?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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