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丨戰略學札記·筆記之二：要團結絕大多數人，這是戰略問題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7-11 09:40:03
【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的新著《戰略學札記》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該書從1996年始記錄至今，匯集了作者在戰略研究領域的認識成果和學習體會，包括心得、史鑒、治學、筆記、人物、人生、文藝、字詞等諸多方面。現經作者授權，分篇選發有關內容，以饗廣大讀者。
張文木著：《戰略學札記》，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戰略學札記·筆記之二
要團結絕大多數人，這是戰略問題
1、1958年8月1日，毛澤東告訴赫魯曉夫：“西方帝國主義是力量有限，困難甚多。它們表面上裝腔作勢，三板斧，打了以后就沒勁了。”[1]
2、1958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北戴河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2]
3、1958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北戴河的政治局會議上說：達爾文的進化論、哥白尼的太陽系的理論都是一個人搞的，別人都服從。馬克思、恩格斯是兩個人，反映了客觀規律，反映了多數人的意見。在相當的時候，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3]
4、1958年8月27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對胡喬木、吳冷西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對國際問題應該有研究，形成一定看法，不要臨時抱佛腳，發表感想式的意見。”[4]
5、1958年9月2日，毛澤東對巴西的朋友說：“西方世界的太陽是傍晚的沒落的太陽，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陽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陽。帝國主義歷來就是嚇唬人的，不要怕它們。對西方的崇拜是一種迷信，這是歷史形成的，現在這種迷信正在逐漸破除。”[5]
6、1958年9月19日，毛澤東復信周恩來：“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是我們外交斗爭的必需形態。”[6]
7、1958年10月25日，毛澤東寫信給周世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二者不可得而兼。”[7]此句出自《孟子•公孫丑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8]毛澤東認為賢者可以有位不一定要有職，而有職者不一定有位，“二者不可得而兼”。
8、1959年2月23日，毛澤東同林克談到翦伯贊寫的關于曹操的文章，說：“《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不是繼承司馬遷的傳統，而是繼承朱熹的傳統。”[9]
9、1959年4月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會議就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協三屆一次會議的議程和主席團成員交換意見，討論國家機構領導人員候選人和政協全國委員會領導人員候選人名單。毛澤東在會上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長于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10]
10、美是力的表現。1959年5月15日，毛澤東在接見拉丁美洲朋友時說：“黑非洲的人，皮膚顏色同我們的不一樣，是漆黑的，但我見到他們，仔細看他們，覺得他們很美，黑得出油，我們見到他們是兄弟一樣。”[11]這是由于毛澤東從黑人身上看到了黑非洲在反殖斗爭中的力量。
11、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任繼愈談話時說：“研究宗教需要外行來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也不能有迷信。”[12]
12、反“左”不出右，反右不出“左”。[13]
13、1959年底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注道：“現在我們都不算土地的價值。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經濟學家們最好能算算土地的價值。”[14]
14、1960年2月5日，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15]
15、毛澤東說：“實力政策、實力地位，在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16]
16、1960年5月9日，毛澤東對伊拉克友人談到美國時說：“他們不做好事，專做壞事，我相信上帝不會饒恕他們的。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人民決不會饒恕他們的。”[17]1965年2月19日，毛澤東又告訴坦桑尼亞友人：“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18]
17、1960年5月8日,毛澤東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說：“西方國家和美國同我們的邏輯是兩套。朋友們，哪個對，將來看吧！總有一天，美國人民不喜歡帝國主義制度。”[19]
18、1960年5月17日，毛澤東對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代表團說：“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保存住主力，并每天消耗敵人一點力量。你們十萬兵力能保持并發展，勝利就是你們的。”[20]
19、吃飯靠外國，危險得很，打起仗來，更加危險。[21]
20、糧食很重要，是寶中之寶，要突出出來，不要被棉花、大豆等東西壓掉。沒有糧食吃會死人，糧食不但決定吃飯，還決定畜牧業發展。[22]（毛澤東，1960年）
21、制度決定一個國家走什么方向。[23]
22、1959年12月11日，毛澤東在談話中說：“《東周列國志》值得讀一下。這本書寫了很多國內斗爭和國外斗爭的故事，講了很多顛覆敵對國家的故事，這是當時社會的劇烈變化在上層建筑方面的反映。”[24]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討論時局的一次會議上說：“赫魯曉夫有兩手，對外一手是軟，對內一手是搞陰謀，搞顛覆活動。因為這個干涉內政問題，就引起我再看一遍《東周列國志》。《東周列國志》中就是外國干涉內政相當多，多得很。我專看這一條，專找外國怎么樣干涉內政。”[25]
23、1935年10月，毛澤東和彭德懷率領紅軍長征部隊勝利到達陜北清澗縣袁家溝，準備渡河東征，此間毛澤東作《沁園春·雪》，詞曰：“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1960年8月19日，毛澤東對來訪的胡志明說：“我們并不崇拜成吉思汗。我們不崇拜秦始皇、漢武帝，不崇拜唐太宗、宋太祖，也不崇拜孔夫子。我們只崇拜孫中山，因為他搞辛亥革命有功。我們崇拜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也相當尊崇斯大林。”[26]
24、1959年12月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們學習蘇聯的一切優點（他們留一手是常情）。[27]
25、不要把錯誤認為單純是一種恥辱，要看作同時是一種財產，不能說錯誤路線沒有用處，它是有很大的教育意義的。[28]（毛澤東，1961年）
26、慢慢來，革命急不得，越急越不成功。“左”傾路線就是太急，急了反而受損失。[29]（毛澤東，1961年）
27、左翼就是容易犯氣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間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辦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條主義式的左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說服中間派，不能擺官僚的架子。[30]
28、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搞單干，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農戶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群眾的立場上？問題就是這樣擺在我們的面前。”[31]
29、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充滿必勝的信心，1962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聽羅瑞卿談到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時，毛澤東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帝國主義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們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32]
30、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說：“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33]
31、要團結絕大多數人，這是戰略問題。[34]（毛澤東，1965年）
32、切記不要相信領導者壞了黨就垮了。黨總是一分為二的。[35]（毛澤東，1965年）
33、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做了點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講空話。有些事，秦始皇的辦法不對。他雖然只統治了十三年，但影響有幾千年。[36]（毛澤東，1965年）
34、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在接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主席艾地率領的代表團，在被問到在打仗之前是否看過有關軍事著作時，毛澤東回答說：“一本也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孫子兵法》沒有看過。打過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為了總結經驗，看了一些中國的、外國的軍事書。書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創造自己的經驗。在打仗時，不要帶著書，要狠狠地把它丟掉。認真打仗，打仗是個大學校。”[37]
35、群眾不幫助就沒有力量。為了發展一個國家，力量不是來自別的地方，而是在于群眾自己。不聯系群眾的政府是不鞏固的，因為政府只能代表群眾。任何政府對人民來講總是少數，任何軍隊對人民說來也是少數。[38]（毛澤東，1965年）
36、1965年11月24日，毛澤東對國際友人說：“有些事情，在一個時候看起來好像很了不起，好像整個天都黑了。只要我們的政策正確，路線正確，人民總是會逐步覺醒起來，同我們站在一起的。不管有多少個赫魯曉夫，又不管印尼右派怎么樣猖狂，要想把人民革命的局面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只不過人民的勝利也許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就是了。”[39]
37、本質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義。[40]（毛澤東，1965年）
38、1966年2月9日，毛澤東在武昌東湖聽取吳冷西匯報，在聽到國內最近有“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毛澤東說：“林彪的兩個提法都不妥。”3月2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林彪談到“要學毛主席”時，毛澤東說：“我在這里說一句，要突破，要創造，不要只解釋，不要念語錄，不能受束縛。列寧就不受馬克思的束縛。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論點，新的解釋，新的創造，不然不行。”[41]
39、1966年3月30日，毛澤東談到學術批判時說：“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頂住？中央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沒有解決。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大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42]
40、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召集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員、各中央局負責人開會，毛澤東說：“我沒有料到聶元梓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全國大串聯，搞成這么大的事。學生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我們這些老爺犯錯誤。反黨反社會主義決不能承認，承認了還能工作嗎？你們回去碰到具體問題，按照大原則解決。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萬萬不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讓他們學生來接班，行嗎？不知工農業，只讀一點書，行嗎？”“誰會打倒你們呀！萬萬不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們都成了黑幫，不就輪到我頭上來了，我不就是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塊工作嗎？有些人將來還有甄別、平反、有些打錯了的，可以調到其他地方工作嘛！”[43]
41、不講歷史就講不出道理。戰爭只有在戰爭中學，階級斗爭只有在階級斗爭中學。[44]（毛澤東，1967年）
42、毛澤東說：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于無用。[45]只要大的原則做得對，一些小的問題逐步會解決的。[46]路線正確一切都有，路線錯了就會垮臺。路線對了，人少會有人，沒有槍會有槍，也會有政權；路線錯了，人再多、槍再多也沒有用。[47]
43、1964年6月24日，毛澤東對非洲朋友說：“歷來中國人沒有寫回憶錄這樣的習慣，中國人喜歡寫歷史。”[48]
44、1973年6月22日，毛澤東會見馬里國家元首兼政府總理特拉奧雷。特拉奧雷說：我們馬里共和國的人都認為你是一個天才，而且是有史以來唯一的天才。毛澤東說：你把我吹得太高了。特拉奧雷說：法國人教導我，拿破侖是有史以來唯一的天才，但我認為同毛主席對世界的貢獻相比，拿破侖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澤東說：拿破侖，無論怎么樣，后人是對他表示尊敬的。你不要說我是天才，你說拿破侖好了。這個人相當聰明，他所以能創造法國的法典，就是因為他讀過羅馬法典。拿破侖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一不該占領西班牙，引起廣大的農民游擊戰爭反對他；二不該去打俄國。特拉奧雷說：我說一個人是天才，就是指他的思想，毛澤東說：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特拉奧雷說：我看了你的軍事和政治著作。毛澤東說：都是人民群眾的經驗，我作的總結。沒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請你少吹一點了。我的好朋友啊，你也不要強加于我。[49]
45、1973年7月17日，毛澤東接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時說：“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論》，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單獨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類是看不見的，看到姓楊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見‘人’。”會見結束時，毛澤東說：“感謝你這位自然科學家，你對世界是有貢獻的。”楊振寧說：“我也要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毛澤東說：“你不要講，這句話不對，不科學。”[50]
46、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51]（毛澤東，1959年）
47、“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系，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52]
48、1927年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動范圍問題致信中央說：“我們是以向長沙暴動為起點，并不是放棄湘南；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劃也不能實現。”[53]
49、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54]
50、世界上沒有比戰爭更大的能夠改變人的力量。[55]（毛澤東，1938年）
注 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8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1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3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3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5頁。
[8]《孟子·公孫丑上》，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407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6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頁。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參閱同書第234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300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頁。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頁。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頁。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頁。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頁。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0
頁。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頁。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頁。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頁。
[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00頁。
[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頁。
[2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參閱同書第234頁。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7頁。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頁。
[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頁。
[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頁。
[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134頁。
[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頁。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頁。
[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頁。
[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頁。
[3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頁。
[3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3頁。
[3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頁。
[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553頁。
[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570頁。
[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73頁。
[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頁。
[4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頁。
[4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頁。
[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頁。
[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頁。
[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頁。
[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頁。
[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頁。
[51]《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頁。
[52]［明］張居正撰：《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答汪司馬南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頁。
[5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頁。
[54]《莊子·外篇·秋水》。
[5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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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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