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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丨戰略學札記·治學之二：能說出新穎觀點，那叫才氣；能證明出這種觀點，那叫學問

點擊：作者：張文木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8-07-03 09: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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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的新著《戰略學札記》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該書從1996年始記錄至今，匯集了作者在戰略研究領域的認識成果和學習體會，包括心得、史鑒、治學、筆記、人物、人生、文藝、字詞等諸多方面。現經作者授權，分篇選發有關內容，以饗廣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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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木著：《戰略學札記》，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戰略學札記·治學之二

能說出新穎觀點，那叫才氣；能證明出這種觀點，那叫學問

　　1、出色的理論研究，在更多的時候缺的主要不是知識，而是立場；主要不是毅力，而是為國家和人民說話，特別是因說出這種真理而承擔至少可能被邊緣化后果的勇氣。

　　2、毛澤東重視中國歷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別是注意其中導致國家毀滅的人的因素。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植樹。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發表關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問題的講話，他將講話地點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長。

　　3、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回到家鄉湖南湘潭。一路上，毛澤東對陪同的王任重、周小舟回憶秋收起義、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自己從不成熟到成熟的轉變。他說：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親手燒過一家地主的房子，以為農民會鼓掌贊成，但是農民不但沒有鼓掌，反而低頭散去。革命才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是難免要犯錯誤的。”[2]1968年5月8日，毛澤東說：“我們黨的歷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江西的打AB團，福建的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抓改組派、第三黨，都反映了黨的歷史，說明當時是不成熟的。”[3]鄧小平說：“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時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4]1959年2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向摩洛哥共產黨領導人介紹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經驗說：“敵人教會了我們兩個辦法，一個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學會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殺人我們是學不會的。1927年時右，很大的失敗；后來的‘左’，又是一個很大的失敗。但是失敗教會了我們。大概這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失敗教不會黨員。敵人教育我們，‘左’、右傾機會主義教會我們。這是一個認識中國的過程。”[5]

　　4、研究所出色的標志不在主辦大型國際會議或“高層論壇”的數量，而在于其研究人員因珍惜研究時間而婉拒參加這些會議的次數。

　　5、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而不是在哈佛學堂、用中文而不是用英文寫的《論持久戰》仍是今天國際政治學必讀范文，這篇文章讓那些埋首于西方學術流派并以此哼哈自喜的學人難堪。這些人常以英文能力，尤其英文口語能力好為榮，似乎覺得：懂英文才能看天書，正如當年王明也覺得只有懂俄文才能懂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樣。

　　6、基辛格向學生推薦毛澤東的著作[6]，盡管是見仁見智，但這說明毛澤東的書不僅是政治哲學，而且在學術素養訓練方面，仍具有無法估量的價值。

　　7、國際政治研究也是“圖窮匕首見”，“圖窮”是理論說明的盡頭，“匕首”是理論研究的結果。

　　8、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今天，我們仍在享受毛澤東及其戰友們留下的巨大物質和精神遺產，如果這時還否定毛澤東及其戰友們的事業，那不是無知，就是無恥。

　　9、沒有毛澤東領導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革命，我們今天的許多富人仍可能是一貧如洗；今天許多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仍可能還在大學之外為生存奔走；我們的許多高速公路遑論青藏鐵路，仍像今天的印度那樣，因產權不清而長期被擱置在圖紙上。

　　10、為國家利益寫文章，是學者的本分，更是我們每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

　　11、書店讀書，猶如閱人：書臟人臟，書俗人俗。

　　12、書是作者靈魂的鏡子。

　　13、知識靠葷拼，學問靠素養。

　　14、為學當立經世言，為政當立救世功。

　　15、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活著十三億人，其中只有百分之零點幾的人可以移居國外，而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都必須與自己祖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因此，中國學者的學術活動只有與中國及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命運息息相關，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不朽的生命力。

　　16、司馬遷之所以為人贊頌千年而不衰，多是由于他給后人留下了不朽的文字。現代一些學人之所以只領風騷三五年，是由于他們不是在努力做好文字基本功，而是在努力尋找各種機會“全方位地展示自己”，其結果反留下許多不是。

　　17、文字是學人的基本功。

　　18、演員的臉比字好看，學者的字比臉好看。演員當多露臉，學者當多寫字。

　　19、佛之所以受人朝拜，是由于沉默無言；楊玉環之所以美若天仙，是由于沒人見過她。

　　20、司馬遷從“腐刑”中得到的一生經驗是：學而優則學。

　　21、倡導“學而優則仕”的孔子一生想作政治家，為此顛沛流離，東躲西藏，《論語》中充滿了“逝者如斯”的踐行精神，結果還是文人的命！孔子至死也想不到他的命運竟如此富有戲劇性：不求，上進；求之，反而不得。

　　22、我們不能設想為政者都是全才，為文者都是無所不知。這與我們不能要求馬克思也要會打仗、拿破侖也能寫《資本論》的道理一樣。

　　23、現實的國家運動跟人的理論思維活動不一樣。理論研究能收放自如，可國家，特別是大國，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現實運動則有強大的歷史慣性：啟動已極不易，收住則更難。中國猶如巨型列車，啟動不能不猛，不猛則不能達到效果；但由于國家太大，剎車又不能太快，快了就容易翻車。比如“文革”，來勢很猛，原計劃只有幾年，結果還是拖了十多年，即使這樣還剎不住車，副作用很大。可見，為政者比學者更需要時間。

　　24、一些學者在進入政界后，往往將學術“立言”規則用于政治“立功”。他們不懂“為治不在多言”的道理，不愿將大量時間用于下面細致的人事及其思想工作，而是愿意在臺面上表達其“新思維”。他們論人主才氣，論事以奇新，行文斷字則以所謂“邏輯”“框架”或“范式”論高下，全然不顧實際運作的可行性。其結果往往因不適應而苦惱。歷史上有太多的才子——典型的如唐朝李白——在從政路上被折騰得失魂落魄，更有許多還無謂丟了性命，但至死仍不知其所以然。

　　25、為政者側重“立功”，為學者側重“立言”。立言多依重邏輯。熟練運用邏輯是學者的長處，只要邏輯成立，學者完全可以提出諸如“上帝死了”之類的命題。但邏輯的極限便又是學者的短處所在。立功則多依重經驗，而經驗恰恰是人類彌補邏輯不足并實現邏輯改造的重要工具；在相當的情況下經驗還是反邏輯的。

　　26、與面對納粹德國的突然崛起，布哈林書本上的國家建設邏輯不得不讓位于斯大林的斗爭實踐經驗的道理一樣，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發的重大歷史事件面前，學者的“邏輯”，尤其是所謂“科學”的邏輯，往往會集體失語并讓位于經驗。

　　27、人們喜歡看外交發言人的“強硬表態”，但外交表態是剛性的：話說硬了就軟不下來，如手再跟不上的話，那對國家就更是災難；而話說軟了卻可以硬起來。事實上，真正硬的東西是柔的，水就是柔的，它可以翻天覆地；風也是柔的，它可讓拿破侖百萬大軍瞬間潰不成軍。世上沒聽說僅憑一根大棒能打遍世界的。所以說外交場合多說硬話或多說軟話都不是本事，說合適的話才顯真智慧。黑格爾說：“公共輿論值得重視，又不值一顧。”[7]外交表態應基于國家利益的實際需要，而不應基于輿論的偏好。

　　28、偶然性是牽動歷史變革的先鋒，而應付歷史偶然性的成功經驗，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經驗往往是社會科學變革的偉大杠桿。道理非常簡單，所謂偶然性就是沒有被納入我們邏輯體系中的必然性，而將偶然性納入人類既有邏輯體系的最偉大的工具并不是邏輯本身，而是經驗，尤其是其中反邏輯的政治經驗。

　　29、在ABC序列中有兩種邏輯：第一種邏輯∶有A才有B有C，A是C的原因；第二種邏輯∶有C才有B有A，C是A的原因。在這兩種邏輯中，第一種屬形式邏輯，第二種屬辨證邏輯。第一種是書院的設計，是存在決定未來，內容決定本質，手段決定目標，道路決定方向。第二種是實踐后的經驗性認識，是本質決定內容，目標帶動手段，結構決定形式，方向決定條件。因此第一種是好看不中用，因而是忽悠人的邏輯，第二種是實用不好看，但是革命的、能動的和有利于實踐的邏輯。列寧用辯證邏輯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列寧在臨終前口授日記說：“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8]

　　30、讓學者最痛苦的事，并不是挨罵，而是自吹，尤其是不得已的“填補空白”式的自吹。

　　31、能說出新穎觀點，那叫才氣；能證明出這種觀點，那叫學問。前者是學問形成的必備條件，而后者才是學問的最終完成。

　　32、如果說，人年輕時還需要跑跑機會，那么，人至五十，需要的就不是已無力消化的各種機會，而是用于完成眼前事業的時間和精力。

　　33、學者的人生捷徑多不在會議中，也不在鏡頭里，而在稿紙上。

　　34、年輕時做學問重在講出真理，講出真理需要勇氣；老來做學問，則要將精力用于證明真理，證明真理需要幾乎是終生的耐心。馬克思從青年時發表《共產黨宣言》到晚年出版《資本論》則是這個過程的完美展現。

　　35、說出某種思想是學者的權利，而證明這種思想，則是學者行使這種權利后對讀者應盡的義務。

　　36、學問之難，不在于提出思想，而在于證明思想。只是提出而沒有經過證明的理論，也是一種“豆腐渣”理論。

　　37、沒有《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只是思想火花；有了《資本論》，宣言中的思想火花才成為科學。

　　38、我們的教育往往給人一種錯覺，似乎生產力的發展、財富的發展才帶動國家的發展，帶來國家的崛起。其實財富是生產的結果，而國家財富的占有水平在相當程度上是國際分配規則及該國在這個規則中的地位的結果，而分配規則的形成多是大國強力較量后的結果。大國間的博弈從某種意義上講的是國家戰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財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們就不能解釋歷史上那么多窮國打敗富國的原因，也不能解釋大宋、大明何以亡于北方落后民族之手。所以，世界上財富的本質不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建立記賬即分配規則的結果。分配規則決定財富流向。我們中國現在的外貿順差非常大，但賺錢非常少，就是因為在人家的記賬規則下越干越糟糕，越干錢越少。在這種情況下的“國際接軌”，就與接“鬼”無異。而要改變規則，就得做好動粗的準備。

　　39、學者，尤其是歲數大些的學者，在公開場合應少些三言兩語，多些文字論證；少點想當然，多些文獻證明；少點“大膽假設”，多點“小心求證”。

　　40、秀才，弄不好就成了做“秀”之才。

　　41、中國人對于民族英雄的態度，絕不是一個“學術自由”的問題，而是一個信仰的問題，信仰是不容討論的，這與西方人對待耶穌的態度一樣。

　　42、現在訪問高端的電視節目稱作“高端訪問”，采訪節目稱作“對話”。這種節目做多了，主持人就由低端步入“高端”，由采訪步入“對話”，由記者步入“學者”行列。

　　43、學生不是手把手教出來的，而是艱難造就出來的。正如西天取經，才使玄奘成為唐僧。正可謂，不經西天路，難成好學生；而經了西天路的學生，其眼中也難有好老師。

　　44、學習不能是為了尋租，而是為了做事。誠如孫中山所言，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45、寫專著依靠研究生，這既不道德，也不環保。試想如果司馬遷也這么做，那么《史記》就會是廢紙一堆。

　　46、治學的主要路徑不在學理而在事理；完成學問的主要手段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或說是經驗化的邏輯。

　　47、2008年3月25日，上海敬業中學檔案室發現光緒年間的試卷，其中就有“中國創設鐵路利弊論”、“問中國創設印花稅有無流弊”等考題，這使我聯想起多年前見到的一道20多分的社科試題，大意是：試論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和社會主義勝利的歷史必然性。

　　48、真正對民族有深遠影響的作品只能在冷的條件下完成，司馬遷的《史記》就是這樣。現在課題申報太復雜，等拿到課題，寫作能力和時間也就喪失了。許多課題申報人最后多變為“課題申報專家”而非研究專家，——有的學校還花大代價將這種人作為“特殊人才”引進，以至申報能力代替了學術能力。這樣會耽誤個人和國家的學術生命。

　　49、文章依次可分高下：上品以事帶理或曰“實事求是”；中品以理帶事或曰“主題先行”；次品就理說理和就事說事；最要不得的是不問事理，先問“用什么方法”。

　　50、判斷學者學術生命力的標尺，不在其天女散花似的觀點，而在這些觀點扎根土壤的深度。

重溫毛澤東戰略思想

作者：張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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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頁。

[4]《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頁。

[6]1972年基辛格隨尼克松見到毛澤東時說：“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讀主席的選集。”轉引自熊向暉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頁。此事也在尼克松回憶錄中有確認，參見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頁。

[7]［德］黑格爾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第三篇倫理》，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334頁。

[8]［俄］列寧：《論俄國革命》，《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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