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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5月，毛澤東再次把自己關在了窯洞里，他七天七夜沒有出門，除了一天兩頓稀飯和咸菜外，就是不停地抽著劣質的紙煙，埋頭寫作，以至于連棉鞋被火盆烤著了，他也渾然不覺，警衛員賀清華后來說：“七天七夜不睡覺，就是鐵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當時真是拼了命了。”毛澤東就是在這七天七夜里寫成了《論持久戰》。

馮玉祥得到這本書后，立即自費印了3千冊，分送國民黨要人，而白崇禧讀后，更是大為嘆服，他還從中歸結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這兩句話，如獲至寶的白崇禧把在《論持久戰》送給了蔣介石，而這一次，連蔣介石也不能不贊同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了。

抗戰八年，國共兩黨攜手共御外侮，而指導抗日戰爭的戰略，則是由共產黨人毛澤東提供的。

1956年秋，前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海軍航空兵司令官遠藤三郎，在北京見到了他畢生最崇敬的對手毛澤東。

遠藤三郎，189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縣，15歲入日本士官學校，隨后留學于法國陸軍大學，在日本統治集團中，他被稱為“有思想的軍人”。山形，以出寶刀而聞名，就在那一次會見中，遠藤三郎把祖傳的寶刀獻給了毛澤東。寶刀出自14世紀日本鐮倉時代的“國匠”米國光之手，是遠藤少年時代加入軍校時，外祖父贈送給他的傳家寶。這是出乎意料的舉動，是日本軍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禮。

遠藤三郎說，敗要敗得明白，敗在毛澤東手下，日本心悅誠服。而在此之前，遠藤三郎卻像大多數日本軍人一樣，對中國是根本不服氣的。他認為，無論在軍事、現代化程度還是國力上，日本都要遠強于中國。他認為，日本是純粹軍事戰略上的失敗，其關鍵在于日本在“大陸政策”與“海洋政策”之間沒有做出清晰的判斷與選擇。

發動侵略戰爭之初，日本戰略的制定者是石原莞爾。按照石原莞爾的設想，如果日本在占領中國東三省之后全力進攻蘇聯，那么，在德國和日本東西夾攻之下，蘇聯很難不被打敗。而如果以朝鮮、偽滿洲國和日本本土為基地，假以20年的長期準備，再全力與美國爭奪太平洋，那么，日本占領太平洋的東部，與美國“劃洋而治”也絕非是不可能的。

石原莞爾起初的設想就是如此：以“日、鮮、滿 （偽滿）一體化”為前提，實現“第二次產業革命”，這包括在遠東建立一個年產2千萬噸鋼鐵的大基地，計劃年生產飛機1萬架，將人造石油作為研發重點，大量生產飛機、汽車、船舶、工業機械，其中還包括打通朝鮮海峽海底隧道，建設一條從日本出發，經中亞到達歐洲的新干線計劃。

而要實現這個計劃，需要20年的時間。石原莞爾原本設想完成第二次產業革命之后，日本再舉兵指向西伯利亞和太平洋。

但是，在遠藤看來，由于“沒有頭腦”的東條英機代替了石原莞爾，這個宏大的計劃擱淺了，而且，直到戰敗，日本的戰略依舊還是在“大陸”與“海洋”之間徘徊，而在整個戰爭中，日本的最高統帥部都沒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戰略。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戰敗的真正原因。

1947年2月，遠藤作為戰犯被關進了東京的巢鴨監獄，一年后，他被釋放。從此，遠藤三郎在琦玉縣耕田為生，除了種地之外，他平日閉門不出，苦苦思考著日本戰敗的原因，直到他讀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的思路從此轟毀，他說：自己“覺悟在一夜之間”，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起碼從三個方面擊中了日本戰略的要害，也擊中了遠藤三郎的要害。

首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中日之間的較量絕非單純的軍事較量，因為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場政治較量。在《戰爭與政治》一部分中，毛澤東指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則是不流血的戰爭。關于中日戰爭的政治性質，毛澤東這樣寫到：

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于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例如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它，所以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呢？帝國主義壓迫，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障礙，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戰爭，企圖掃除這個障礙。

從歷史上看，日本有一個武士階層，而中國的劣勢則在于統治者是文士階層，這是兩個社會結構的不同，這種社會結構的不同，則造成了政治動員方式的不同。日本的政治動員，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礎上，日本政治動員比較快，但范圍有限，而中國的政治動員雖然進行得慢，但深度和廣度則比日本要大得多。倘若中國能夠進行全民族的廣泛動員，并形成一支與人民在一起的軍隊，那么，日本軍事制度就會被中國的全民皆兵所戰勝，日本在軍事方面的優勢，就將被中國在政治動員方面的全面性、廣泛性之優勢所克服。

在《抗日的政治動員》一部分中，毛澤東全面論述了為什么全面的政治動員是抗戰勝利的關鍵。他認為：

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抗日以后，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數，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炸彈那里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不然，拚死活的戰爭就得不到勝利。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

毛澤東接著指出，政治動員，就是“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傳方面的較量，因此，抗戰，也是一場文化的思想的戰爭與斗爭。他認為：

什么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其次，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現在已經有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又有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應把它們普及于軍隊和人民，并動員所有的軍隊和人民實行起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具體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動員全軍全民抗日到底的。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干部人員。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是經常的。要聯系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

其次，《論持久戰》指出，中日之間的較量，也不僅是現代化程度的較量，而且還是意志與人心的較量，是軍隊的政治素質的較量，如果中國軍隊能夠不斷提升政治素質，就會不斷抵消日本在裝備方面的優勢。

在《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部分中，毛澤東則講了軍隊的政治優勢與裝備優勢之間的關系。他認為：

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

隨后，毛澤東再次論述了他的基本觀點，中國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沒有組織，社會沒有組織能力，一旦把人民組織起來，那么，中國的社會結構就會發生根本改變，日本的武士組織，就不能與中國廣大的群眾組織相抗衡。他說：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只要人民組織起來，只要有一支人民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在中華民族陷入亡國滅種的時刻，毛澤東的自信的聲音，如號角一般劃破了漫漫長夜。

《論持久戰》指出，中日之間的較量，也并非兩個國家之間的較量，而是全球戰略的較量。它威脅了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國東北，同時也在大陸方向上對蘇聯構成了嚴重威脅，從表明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國孤立起來了，但是，從全球戰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經空前孤立，目前，中國只是與日本作戰，而在不遠的將來，日本將不得不與中美蘇同時作戰。相對于中國，日本固然在軍事、現代化程度和國力上都占據優勢，但是，這種優勢是表面的。實質上，日本在政治動員、意志較量和全球戰略三個方面，都處于劣勢，正是從政治動員、社會組織能力和全球戰略三個方面看，日本必敗，中國的抗戰必勝。

遠藤三郎后來在《日中十五年戰爭與我》一書中這樣說：讀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我才知道日本的短板究竟是什么，中日兩國、兩軍之間的差異在哪里，特別是——我這個日本將軍，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日本的戰略”實際上是什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已經準確地概括了日本的戰略，而這個戰略就是：“中間突破、兩翼齊飛”。

毛澤東指出：日本的戰略，便是以整個中國為基地，向“大陸”和“海洋”兩個方面展開，而他用十幾個字，就一舉概括了日本的戰略實質：“為了南攻南洋群島，北攻西伯利亞起見，采取中間突破的方針，先打中國。”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在毛澤東看來，日本的戰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戰略一開始是深謀遠略，非常清晰的：柿子撿軟的捏，首戰找弱敵打，從中路突破，進攻最弱勢的中國，然后以中國為基地，逐步向兩翼展開——這本是極為精明的戰略。

在毛澤東看來，這一戰略成敗之關鍵，不在遠藤之流所謂的“兩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間”。然而，百密一疏，在這個精心的戰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沒有想到的是：中國會抵抗，而且會如此長時間、如此持久、如此頑強的抵抗。中國的長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戰不利的兵家大忌，中國的抵抗，使日本陷入到久拖不決的戰爭泥潭中。而從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動，再也不能采取主動的戰略。日本看起來是輸在了“兩翼”，但實際上卻是輸在了“中間”。

因此，根本的問題就在于：日本沒有想到中國會抵抗，而且會如此頑強持久的抵抗，這是因為：日本自己從來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而且，日本還把中國對西方強權的抵抗視為亞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開化”。“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對強者的抵抗。面對西方的沖擊，近代以來的日本與中國的表現是完全不同的，面對西方的壓力，日本沒有經過抵抗，就立即放棄了自我，而轉向了西方，但是，中國卻把這種壓力變成了自我變革的動力，在抵抗西方中，重新創造出一個新的中國，走出了一條中國道路。于是，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全盤西化，而中國在抵抗西方中，能夠比西方想得更深，走的更遠，而日本卻在西方的壓力下放棄了自我，日本的現代化道路只是模仿西方，它不可能比西方想得更深，走得更遠。

日本之所以自夸自己比中國優秀，無非是因為自以為是“西方的好學生”，但是，這樣的所謂“好學生”，卻是為魯迅所不齒的“弱者”和奴才。魯迅說：“強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強者。而弱者受到欺凌，則抽刀向更弱者”。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是西方列強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蔭等“明治志士”們，反而提出了所謂“得失互償論”：即“失之于歐美，補償于鄰國”，這當然就是“受到強者的欺凌，而抽刀向更弱者”，而福澤渝吉的《脫亞論》，不過是把這種最可悲的弱者，粉飾為強者的遮羞布而已。

《近代的超克》出版于1983年，回顧20世紀前半頁的歷史，作者竹內好感慨說：日本只認西方價值為普世價值，但是，忘記了西方的價值并不普世，因為西方的自由、平等只適用于西方的市民社會，并不包括西方的無產階級，更不包括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中國的反抗，則是要求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所有的人之中，而這才是真正實現普世價值。

另一位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則說，無論西方和日本都不代表普世價值，因為代表普世價值的是中國革命，日本和西方的現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最下層的人民中。

丸山真男這樣比較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說，日本的現代化不但沒有引發內部的社會革命，反而加劇了日本社會的封建結構，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則是在反抗帝國主義的同時，則進行著內部的社會革命。中國在抵抗強權中，煥發了自我，進行了自我改造的革命，而且，中國革命不僅改造了中國，改造了東亞，也改造了世界。屹立在黃土高坡上的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一舉回答了日本的戰略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中國抵抗”。

在遠藤三郎看來，毛澤東這醍醐灌頂的論述說明了：正是中國的持久抵抗救了蘇聯，如果不是日本陸軍被中國牽制并被極大地消弱，那么，日本原本早就可以揮師北上，而那個時候，在西線窮于應付希特勒的斯大林，還能夠阻止日本的進攻嗎？

也正是中國的持續抵抗救了美國，如果日本能夠順利占領中國本土，那么，日本就有足夠的力量進行20年的準備，并依據廣闊的大陸、新型的產業政策與美國爭奪海洋霸權。那時美國還能從海上對日本進行封鎖嗎？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的持續抵抗，實際上也救了日本，如果日本順利地占領中國，那么，日本就將進行“兩翼齊飛”的戰略，即同時進攻蘇聯和美國，如果是那樣，那么戰爭的規模將無限地擴大，全人類將為戰爭付出更大的代價，而日本最終將會失敗得更慘。

日本之所以一直不承認道義上的失敗，這就是在遠藤三郎乃至石原莞爾等“有思想的軍人”看來，日本發動戰爭的根本目的，就是力圖以“東方的價值”，批判“西方的價值”。但是，讀了《論持久戰》之后，遠藤三郎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東方價值”。他說：真正的“東方價值”，就是抵抗強權，人類的普世價值就是和平，武的意義是“止戈”，“止戈”才是軍人的道德，即“武德”。而這就是《論持久戰》中所指出的——“為永久和平而戰”。

當毛澤東寫《論持久戰》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全面爆發，而毛澤東卻預言說：這次大戰與此前一切戰爭都不同，因為它將會產生一個極為重要的成果，這就是它將使全人類認識到：和平是全人類最普世的價值。“和為貴”，和平超越了“東方價值”和“西方價值”。而戰爭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消滅戰爭。

受到毛澤東所謂“為人類永久和平而戰”論斷的啟發，二戰結束后，遠藤三郎最早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建立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遠藤三郎差不多長毛澤東一年，但是，他卻這樣說：在他（毛澤東）面前，我好像是一個后輩見到前輩一樣，心中充滿了惶恐與感激。

陸地與海洋。這個問題豈止困擾著日本，而且也困擾著全人類那些最發達的頭腦，最強悍的心靈，猛士決戰，豈止在疆場。毛澤東與遠藤三郎當年關于全球戰略的對話，對于今天的我們，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1919年，英國戰略家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提出了“陸權論”。他指出：歐亞大陸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島”，而一切海洋國家，都處于邊緣。“誰統治了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能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世界。”

基于這樣的陸權理論，英國、德國和蘇聯，先后展開了對歐亞大陸——特別是其核心地帶的爭奪。“二戰”期間，美國戰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則依據他的“三海戰略”，提出了“海權論”。他指出：地中海是控制歐亞大陸和非洲的要塞，加勒比海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的要沖，而中國南海則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誰控制了這三個“海”，誰就將控制世界。麥金德把歐亞大陸視為中心，把海洋視為邊緣，但斯皮克曼則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只要以邊緣包圍中心，便可以瓦解中心。

冷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正是根據這樣的戰略，包圍并瓦解了蘇聯。但是，冷戰結束后，美國卻轉而追隨麥金德的陸權戰略，再次興兵西亞和中亞，最終，今天的美國則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之中。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當年，陷入了陸地與海洋之間的徘徊而顧此失彼的是日本，而今，同樣陷入了陸地與海洋之間的徘徊和顧此失彼的，則是美國。

《南京條約》簽訂后，魏源發憤寫下了偉大的戰略著作《圣武紀》。

面對英軍從東南海上來的危局，魏源提出了這樣天才的構想，他指出：一味地固守東南沿海，與敵決勝于海上，這是錯誤的戰略，而正確的戰略，應是打到敵人后方去——即打到英屬印度去。魏源指出：大陸就是海洋，陸權就是海權，而如果用今天的說法，這便是：“一帶”即是“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