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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到一位有全國影響的“著名經濟學家”在《光明日報》上刊登一篇文章，自誇他領導的單位30年來取得的成績。其中最扎眼的是，他自誇抓到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提出了“產權改革是最重要的”。而“產權改革就要通過股份制來實現”。他說：

　　“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要搞股份制，為什么搞產權私有化，所以一段時間雖然我們壓力很大，但照樣在推進。最后，終于認為產權改革是最重要的。”（《光明日報》2015年5月31日。）

　　這一夸耀涉及到我國經濟改革的重大原則問題。產權改革是我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嗎？

　　改革，最重要的是產權私有化嗎？

　　大家知道，把產權改革（即私有化）當作經濟改革的核心，這恰恰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因此，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的話就涉及到我國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

　　由于這位經濟學家具有全國的影響，許多人認為，他的主張就是中央的精神，往往從他的話里來觀察中央的動向。所以，對他的講話不能不做點分析，看看他自夸的功績是個什么東西，是不是符合中央的精神。

　　我國的改革是在各種思想的斗爭中開展的，呈現出一幅復雜的景象。我國改革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胡錦濤同志在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十大寶貴經驗時，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作為“管總的”三條經驗的首要一條，他指出：“我國改革之所以成功，在于既沒有丟老祖宗、又發展老祖宗，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根據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發展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馬克思主義更好地發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指導作用，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勃勃生機。”（胡錦濤：《繼續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求是》2008年第1期。）這是我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但是，不可否認，我國改革也受到各種錯誤思潮的干擾，尤其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理論界曾經得到相當大程度的泛濫，有人千方百計地要用新自由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這不能不對改革的實踐產生一定的影響。在新自由主義蔓延的地方，改革也曾出現了一些錯誤的做法。例如，由于某些人把經濟人假設當作改革的理論前提，把產權私有化當作改革的核心，一些地方推行了削弱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私有化措施；由于迷信市場經濟萬能論，盲目地不顧條件地推行市場化，削弱國家宏觀調控，甚至在非經濟領域也實行市場化，引起了人民的不滿。盡管這不是主流，不影響改革的全局，但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對這一方面的教訓，我們也要認真總結。厲以寧的主張，恰恰就是這樣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產權私有化顯然不是老祖宗的思想，也不是發展老祖宗，而是反對老祖宗。所以，產權私有化不是我國改革的指導思想，而是干擾我國經濟改革的噪音、雜音。

　　這位經濟學家在自夸功績的時候，忘記了黨的十四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傳統的計劃經濟改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內容。查遍中央文件，我們也查不到“產權改革是最重要的”這種提法，更查不到產權私有化的主張。正相反，中央從來都是堅決反對私有化的，例如江澤民就強調“決不搞私有化。這是一條大原則，決不能動搖。”如果“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人民日報》1999年7月1日。）

　　這位經濟學家能列舉一下，哪個中央文件講過要實行“產權私有化”的？恐怕他列舉不出來吧。

　　當然，他可以辯解，產權私有化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因此，也可以說，私有化是最重要的。這是新自由主義者經常講的：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只有私有化才能建立市場經濟。就像與他同一個學校的一位經濟學家說的：“市場經濟增長一分，國有經濟就萎縮一分；市場經濟建成之時，就是國有經濟消亡之日。”這大概就是他主張“產權改革是最重要的”的理由吧。然而這是新自由主義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按照鄧小平理論，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可以同私有制相結合，也可以同公有制相結合。所以鄧小平說，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矛盾，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說公有制同市場經濟不相容，要搞市場經濟，必須實行私有化，從而“產權改革是最重要的”這種說法，從理論上說，是違背鄧小平理論的，從政治上說，是反對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策的。因為如果果真只有私有化，才能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那么，哪兒還會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呢！

　　談到產權改革，不得不講股份制。這是這位經濟學家最得意的東西。他到處鼓吹股份制，江湖人稱“X股份”嘛！不過股份制在他嘴里是越說越糊涂（也許是故意搞糊涂的，只有攪渾水，才能摸魚嘛）。記得2006年的時候，他到處鼓吹，股份制是“新公有制企業”，他說，股份制就是公有制，不過同傳統的公有制不一樣罷了，它是新公有制。那個時候，在新自由主義忽悠下，我國曾刮起一股出賣國有企業的歪風，到處在廉價出賣甚至無償贈送（明賣實送）國有企業，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當時有人擔心，這是不是私有化？是不是違反中央精神？因為中央一直反對私有化，沒有松過口。正在一些干部疑惑、猶豫的時候，這位經濟學家摸準了他們的心理：既想出賣國有企業，又怕違反中央“決不搞私有化”的精神。于是他“創造”一種理論，給他們提供理論支持，說，出賣國有企業，只要是按照股份制出賣的，就不是私有化，那是“新公有制企業”，你們放心大膽地賣吧，即使賣光了，那還是公有制為主體。私有化的帽子扣不到頭上來。顯然，他關于股份制是新公有制的理論，給了搞私有化的人一顆定心丸，提供了理論依據，助長了私有化。難怪當時到處請他去講股份制吶，他這套理論適應了某些干部的需要嘛。

　　股份制是不是就是“公有制”，這是一個原則問題。說股份制就是公有制，這不是他的發明。記得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有一位身居全國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領導職務的人，去美國考察了幾天，回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長文章，說美國已經是公有制為主體，因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股份制企業生產的產值占了80%，而股份制就是公有制。人們還可以進一步推論出，由于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標志，所以美國早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了。可見，說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會得出什么樣的荒謬結論！

　　應該怎么認識股份制？發展股份制是黨的十五大提出來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是十五大精神的繼續和發展），我們來看一看十五大是怎樣論述股份制的。十五大明確指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于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這一段話至少說明了以下三點意思：

　　第一，股份制是資本的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它本身不能說明是姓“資”還是姓“社”，姓“私”還是姓“公”。股份制，作為企業的一種組織形式，是相對于獨資、合伙等形式而言的。企業的組建，可以是由一個人出資，也可以是由幾個人出資，也可以通過發行股票籌集社會資金的辦法由眾多法人或自然人出資，誰出資只能說明資金的組織形式，而說明不了經濟關系的性質。在資本主義國家里，股份制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它是私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他們是利用股份制擴大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范圍，為鞏固資本的統治服務的。但也不能認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制企業就不能采用股份制這種組織形式了。只要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也可以實行股份制，換句話說，也可以利用股份制這種形式為社會主義服務。

　　第二，股份制的性質取決于它是在什么所有制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在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的股份公司，例如，國有企業以各種生產要素相互參股形成的股份制企業（典型的就是各種集團公司），是社會主義的，因為它沒有改變公有制的性質；在私有制基礎上組織的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因為企業的所有者由個別資本家變為一幫子資本家，并沒有改變資本與雇傭勞動的經濟關系。在既有公有成分又有私有成分的混合所有制基礎上組織的股份公司（這種股份公司今后會越來越多），其性質就比較復雜，關鍵要看由誰控股。按照十五大的精神，如果國家和集體控股的，就具有明顯的公有性。它不是私有制，因為公有股占主要地位；但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公有制，因為在一定范圍內含有私人資本，因而只是“具有明顯的公有性”。相應地，如果是外商、私營企業控股的，就具有明顯的私有性，即它不是公有制，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私有制。

　　第三，實行股份制具有積極意義。我們為什么要把股份制作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呢？股份制應該起到什么作用呢？從十五大提出發展股份制（以及后來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發展混合所有制）的精神看，公有制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主要是兩個：

　　一是，股份制是集資的重要手段，我們通過股份制吸收外資和民間資本，“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因此，在改制過程中，我們要注意國有資本控制外資、民間資本的能力，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如果讓外資、私營企業控制了國有企業，那么情況就反過來了，變成了擴大私人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私有制的地位和作用，國有資本就變成了外資、私企控制國民經濟、發財致富的工具了。這種情景是與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的目的相悖的。如果把這種設想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思想提出來，并普遍推廣開來，甚至在理論上把外資、私企以股份公司形式控制和支配國有資本還稱之為“新公有制企業”，那么國有經濟就會失去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公有制就會喪失主體地位，其后果將是十分嚴重的。

　　二是，股份制有利于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有利于國有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是“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的一項重要措施，是為了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鞏固和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股份制不是目的，我們不是為了搞股份制而進行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實行股份制應該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才能說是成功的。離開了這一目的，實行股份制就是毫無意義的。

　　這位經濟學家說股份制是“新公有制企業”，這個論斷顯然是違背十五大精神的。老實說，股份制可以成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可以成為私有化的工具。關鍵是看怎么搞股份制。2006年時候，這位經濟學家說，不管怎么搞，股份制都是公有制，不過是“新公有制”，這實際上是為私有化打掩護的，只是沒有明說，這次可把底牌亮出來了：他要搞的股份制，就是“產權私有化”。把前后聯系起來，這等于說，那時說的新公有制，就是現在說的產權私有化。產權私有化也是公有制，這種指鹿為馬的本事，也算是這位經濟學家學術研究的一個特色吧！

　　應該指出，鼓吹私有化是違反憲法的言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憲法第六條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把公有制經濟實行私有化，實際上就是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刨掉了。這是違反憲法的。

　　這位經濟學家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理當帶頭遵守憲法，捍衛公有制經濟，反對私有化。現在，他不僅不按照憲法的規定，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公有制，相反卻把“產權私有化”當作自己的功績來鼓吹，這是與他的身份滿擰的！

　　當前全國人民都在貫徹依法治國，尤其是依憲治國，一切違反憲法的言行，都應該得到制止和懲治。這位經濟學家應該反思了，不要再公然把違反憲法的私有化當作自己的功績來夸耀了。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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