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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侯峰：什么是中國可能面臨的“顛覆性錯誤”

       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日前一篇《中國十大可能的“顛覆性 錯誤”》引起輿論關注。文章例舉“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樣的重大錯誤”為“顛覆性錯誤”作注解。那么何謂“顛覆性錯誤” ，一般認為，如果把中國現代化進程比作在軌道上奔馳的列車，顛覆意味著列車脫軌翻覆，國家發展進程被迫中斷。

　　1. 中國近代不可逆轉的顛覆性錯誤

　　慈禧鎮壓清末維新改革、在面臨外敵虎視眈眈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卻挪用巨額軍費修頤和園供自己享樂，導致中國長期積貧積弱、被動挨打，其本人也被洋人追打的 如喪家之犬，致使中國因 此失去現代化的最好時機；蔣介石、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拱手把東北讓給了日本，助長日本侵略中國，進而稱霸世界的野心，這些都算得上是當時政府所犯的，招致 國破家亡的“顛覆性錯誤 ”。

　　“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樣的重大錯誤”是“顛覆性錯誤”嗎？顯然言重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樣的重大錯誤應該算是中國在現代化 探索的道路中摔了個頭破 血流的大跟頭而已。拍打掉灰塵，擦干血跡，中國仍然在現有體制框架內繼續前行，并因此為后來的快速崛起積累了豐富可貴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們民族更加成熟， 因而避免了蘇東社會主義 國家那樣政治上的幼稚而導致不可逆轉，造成民族災難的“顛覆性錯誤”。

　　蘇聯土崩瓦解后形成的15個國家，以及14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休克療法”的頂層設計下，集體實現了所謂憲政及私有化革命。轉眼1/4世紀過去了， 蘇東加上蒙古多達30個后社會主義 國家的日子過的怎么樣呢？他們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是改革良策還是“顛覆性錯誤”，應該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經驗教訓，是一個足以令當前深化改革借鑒的大課 題，然而蘇東的改革成效在 中國似乎卻是許多高喊政治體制改革者們刻意回避的話題。為什么呢？因為他們的頂層設計理論繞不過“休克療法”所用過的手段。

　　要避免犯“顛覆性錯誤”，中國深化改革首當其沖的是，把中國和世界改革實踐“摸著石頭過河”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加以梳理，充分借鑒自己和他人改革的經驗 教訓，才能避免重蹈自己 和他人的覆轍，犯顛覆性錯誤。中國頂層設計及政治經濟學者們出于對民族和社稷負責、對歷史和人類未來負責的態度，應該而且必須深刻探究蘇東那場變革對人類 歷史正面和反面的深遠影 響，而不是再次盲目地迷信西方經典理論，像蘇東那30國當年一樣，輕率地相信和推進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所謂頂端設計，造成20世紀最大的地緣 政治災難（普京語）。

　　研究美國、模仿美國的結果最大的可能不是變成了美國，而是變成俄國或烏克蘭，因為后者和我們有過類似的國情。

　　2. 中國“市場換技術”旗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反思

　　當前中國改革最需要防范的是為改革而改革的急躁癥，摸著石頭改革就是要揚長避短，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特別因該重視痛定思痛、認真反思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從失敗中汲取經驗教 訓，比如避免再犯像汽車“市場換技術”這樣顛覆性錯誤。

　　上世紀80年代共和國長子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以及二汽、上汽等大型國有企業，打著“市場換技術”旗號開始史無前例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這些企業挾國企的 雄厚實力，長期技術積累， 無限的市場資源，開風氣之先，大膽與國際接軌，按照新自由主義原則率先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造。30多年下來，可悲的是整個汽車行業技術沒換來，市場卻丟失殆 盡。曾經實力強大的國有汽 車制造企業，白白給外企打了30年工，至今一款像樣自主品牌的汽車都沒有，這是典型的產業政策和改革的“顛覆性錯誤”。

　　改革出現失誤在所難免，是中國改革“摸著石頭過河”，用實踐檢驗真理不可或缺的過程。重要的是要及時發現問題，糾正錯誤。然而中國汽車行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帶來的嚴重問題無人反思 ，糾正，倒是不少人把矛頭對準“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論，聲言中國的改革開始進入“攻堅”階段，以往30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模式已經過時，改革 已經進入深水區，摸著摸著 ，摸不著石頭了，嘲笑中國改革缺少理論。其目的就是要為他們“理論”指導下的頂層設計改革掃清障礙。其中就包括改革“攻堅”的矛頭之一，把那些還沒有股份 化私有化的國企，像汽車 企業一樣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在他們看來，盡管汽車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沒有達到市場換技術的目的，但是它符合西方經濟學理論，所以不僅沒錯，還要在其它國企 改革中推廣。卻對把中國 帶入高鐵時代，創造人類技術進步的奇跡的的中國國企，一而再再二三地抹黑、妖魔化。一位著名經濟學“權威”不惜用《高鐵危言》這樣聳人聽聞、歪曲事實的理 論打擊國有企業，罔顧火 車票十幾年不漲價，為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穩定物價承擔巨大基礎作用，卻抹黑鐵路高額債務，靠投資拉動，粗放發展難以為繼，攻擊中國鐵路國企壟斷沒有活力。 卻視而不見被他們認為 “ 充滿活力” 的美國私營鐵路事故不斷，效率低下，僅2015新年以來短短不到兩月已經發生數起重大交通事故，更對蘇東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的失落現狀充耳不聞。

　　其實他們不敢面對的現實是，曾經比中國經濟技術水平高許多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家，經過私有化、股份化改革1/4世紀過去了，那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中沒 有一家“充滿活力”的私企可以 和中國高鐵比肩，沒有一國產業能像中國眾多產業一樣實現令人矚目的技術飛躍，沒有一國創造出類似中國崛起這樣的輝煌。相反他們的工、商、金融業大都被西方 跨國公司所控制，傳統產 業嚴重萎縮。

　　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像美國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公司這些世界最大的企業，經過08年金融風暴破產重組后，仍然積習難改，許多從中國移民美國在三 大汽車工作的人的最大感受 就是，美國三大汽車（以及美國許多大型企業）就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國企大鍋飯一樣沒有生機和活力、人浮于事、管理混亂、質量低下，缺乏競爭力。然而憑借著 “大到不能倒”，憑借相 對壟斷地位，即使面臨08年那樣的經濟危機，在政府的救助下仍然能活下去。事實上，任何形式的企業都有好壞優劣之分，都可揚長避短，都有提升管理水平的空 間，絕不應該厚此薄彼，不 給國企成長的機會。當下中國許多盲目崇拜西方的經濟學家眼里，公有制就是原罪，在他們的理論價值體系里，即使茍活在破產邊緣的美國三大汽車仍然是中國國企 改革的樣板。全然不顧大 部分中國國企比美國三大汽車管理好多了的事實。

　　3. 貶低“摸著石頭過河”為推動西方理論控制的頂層設計掃清障礙

　　中國的某些經濟學家、改革的頂層設計者們，不是動腦筋如何從實際出發通過改善管理和創新機制，提高國企的管理水平，而是迷信私有化、股份化是醫治百病的良 方。他們嘲笑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論已經過時，潛臺詞是只有西方教科書中的經典理論永不過時，認為理論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并且是所謂“頂層設計”不二的理論依據。

　　長期以來通過高等教育和不斷制造一種壓倒性輿論氛圍，并且越來越被大眾傳媒和決策機構所接受的理論是公有制必然效率低下，國企壟斷市場、阻礙了資源的合理 配置，甚至霧霾也是國企 之罪。妖魔化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是以“高投資，高能耗，低效率，低技術進步”為特征，靠投資驅動的粗放型增長，已經難以為繼。因此中國必須通過頂層 設計回過頭來走蘇東國家 20年前走過的股份化、私有化、市場化的道路才是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高鐵危言》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代表作。

　　有幸的是歷史再次眷顧中國，蘇東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股份化、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為中國的改革做了大樣本，多樣化的實驗，中國只要繼續秉承鄧小平摸著石頭 過河的改革方法論，實事求 是地考察研究評估這三十國25年的實踐成果，看清這些國家在西方理論頂層設計指導下是走上了一條振興之路，還是沒摸著石頭就直接翻到溝里去了，汲取經驗教 訓，從而有助于中國深化改 革揚長避短，避免犯“顛覆性錯誤”。

　　4. “休克療法”始作俑者為后社會主義國家失敗改革的無力辯白

　　回首當年柏林墻倒塌，無數人曾欣喜若狂，從東柏林到烏蘭巴托，人民洋溢在幸福的憧憬之中，西方民主和繁榮似乎近在咫尺。然而這項人類歷史上范圍最廣、最宏 大的社會實踐結果卻出乎 幾乎所有人預料，嚴重背離了西方經濟學原理的預期，不僅沒有釋放出改革巨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反而不久就開始給改革設計者和參與者迎頭潑了一盆冷水。25年 的痛苦經歷，使得無論是經 濟學家還是普通百姓都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現實是，除了諸如愛沙尼亞和波蘭這樣的少數國家可以稱得上有所進步外，后社會主義國家普遍被認為是失敗的，經濟停 止、倒退，貧富差距拉大， 社會福利縮水，寡頭政治和新興獨裁者烏煙瘴氣的民主政治使百姓喪失了原有的民主激情，從前南斯拉夫到車臣以及如今的烏克蘭東部，戰爭打破了歐洲大陸四十多 年的脆弱和平局面，那里 的人民飽嘗民族自決、民主自由的惡果。曾經的波蘭報紙編輯及反共異見人士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嘲諷說，“關于共產主義的最糟糕事情”，“都是隨后發生的”。

　　一心想在中國推動股份化、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專家學者們自然對蘇東國家令人失望的改革沒有興趣，甚至有意忽視他們的失敗，只強調、夸大和營造新自由主義 在西方成功的虛幻氛圍， 目的就是要讓中國人再現柏林墻倒塌時期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迎接西方民主和繁榮的心態，讓中國人在幻覺中認定中國只要推動他們頂層設計的改革，中國就將像美 國一樣富有。但從來不敢 告訴人民，他們實際上采用當年蘇東改革類似的方法，這種頂層設計的改革也有把中國帶到同烏克蘭一樣糟糕困境的可能。

　　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經驗教訓，中國沒有進行過大規模地、系統深入地調查研究和總結，但西方人一直在做，作為“休克療法”頂層設計參與者，美國經濟學 家，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1991年到1997年間擔任俄羅斯政府經濟顧問的安德烈？施萊弗不久前在美國《外交事務》發表了一篇《正常國家——東歐后社會主義國家25周年回眸》 的文章，從維護和辯解其頂層設計改革 的角度整理了這些后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發展的脈絡，力圖為那場失敗的變革找回點面子。施萊弗教授認為包括15個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繼承國家、14個前東歐共產 黨國家和前蘇聯衛星國蒙古在 內的后共產黨國家的改革貶斥為失敗是一個錯誤，關于后共產主義世界，廣泛流傳的悲觀描述大都是不正確的（顯然并沒有在中國廣泛流傳）。施萊弗教授的研究表 明在整個前東歐陣營，人 們的生活已有極大改善。自從體制轉型以來，這些后共產黨國家增長迅速，今天，它們的國民生活得更加富裕、更長壽，也更愉快。在大多數方面，這些國家現在看 上去只是非常像其他任何 經濟發展水平相仿的國家。它們已經成為正常國家——并且，在某些方面表現更加優異。

　　盡管施萊弗教授極力反駁后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失敗論，然而他例舉的數據卻是蒼白的。即使他選擇蘇東動蕩GDP嚴重下跌的1990年作為基準，“1990年 到2011年間，就增長而言，處在中位的 后共產黨國家（烏茲別克斯坦）的擴張要稍快于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中位國家（挪威）。這些年間，挪威的人均GDP增加了45%，而烏茲別克斯坦上升了47%。 波斯尼亞的國民收入增加了450%以上，其 增長率在那一時期排名世界第三；阿爾巴尼亞排名第16，其國民收入增加了134%;波蘭排名第20，其國民收入增加了119%”。然而，施萊弗教授所例舉 的30國中表現最好國家的改革紅利，充其 量達到和西方國家相當的“正常國家”，其它大部分則是他不忍言及的非正常國家，而中國以及效仿中國改革的越南所釋放出來的改革紅利才是驚人的。1990年 中國GDP總量1.866萬億，2010 年GDP增至39.798萬億，GDP為1990年21.33倍（>2100%）。上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的經濟總量曾達到中國的10 倍，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已約為日本的兩倍。中 國在航天、衛星導航、超級計算機、高鐵、網絡技術、信息技術、造船、軍工、工程設備、核能、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產業、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產業 七大產業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等等，眾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正全面趕上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這絕非所謂“投資拉動，粗放發展難以為繼”所能歪曲的。反觀曾 經領先中國很多的前蘇聯 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過25年的西化改造，如今除了受西方封鎖的軍工產業還在吃傳統市場的老本外，其它產業除了賣資源外，幾乎都成了西方現代產業的附屬殖 民地。曾經享譽世界的俄國 、波蘭重工業如今自主知識品牌產品已萎縮的無影無蹤，專利發明、文化事業、高等教育更是一落千丈，這都是施萊弗教授研究報告故意回避的領域。

　　令人費解的是中國理論界盛行自我妖魔化、自我貶低的歪風，不顧中國和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成敗對比鐵一般的事實，無視中國幾乎所有行業技術水平和盈利 能力快速提升，技術進步水 平舉世無雙的現實，硬要把健康發展的中國經濟丑化成中國經濟單純靠投資拉動粗放式發展，極力否定有中國模式的存在，抹黑公有制，妖魔化國企，打擊中國政府 和人民的民族自信、制度 自信，并通過他們控制的教育、理論研究和輿論平臺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改革的進程。

　　自我妖魔化理論正極大影響國企的股份化、私有化改革，并且不擇手段地推進農村土地的私有化或變相私有化進程，鼓吹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釋放農村改革的紅利。 可悲的是在這種理論風氣 的影響下，不少人迷信西方經濟學理論，不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放不下身段去河里摸摸石頭，真實地考察、探討一下那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私有化的 經歷。中國人不愿做的事很 久以前美國的教授已經捷足先登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俄羅斯、東歐問題專家，杰西卡 阿麗娜-皮薩諾撰寫的《后蘇聯時代的波將金村：黑土政治與產權》從一個側面揭示俄國和烏克蘭土 地私有化的災難。從1997年到2006年，杰西卡花費十年時間考察由著名蘇聯中央黑土帶經濟區分割而來的俄國黑土地區和烏克蘭黑土地區的土地私有化問 題，其中俄國部分面積大到有澳大利 亞國土面積那么大，烏克蘭部分則相當于德國的面積。十年間杰西卡無數次考察、采訪、收集各種報刊資料和統計數據，挖掘改革背后的內幕。結論是不管兩國在改 革的時程上，兩國私有化 形式，權利架構，以及集體農場遺存的內涵或外延有多大不同，可以確定的是兩國農民所面臨同樣的厄運是既沒有成為土地的擁有者，也沒有成為假定產權的受益 人。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我 們才知道，改革20多年過去了，擁有如此廣闊肥沃私有化黑土地的俄羅斯每年還要進口大量農產品，夢想中的改革紅利到哪里去了呢？

　　宗教般的迷信西方理論，自欺欺人般地罔顧后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現實，中國理論界不去總結弘揚光大中國自己改革積累下的寶貴財富和經驗，卻有一批有很大影響力的專家學者一再推動模 仿西方，走蘇東后社會主義國家失敗的老路，實在是一件發人深思的問題。

　　呼吁中國政府在做出重大改革決策前，應該認真研究蘇東國家的經驗教訓，而不是被一味研究西方和美國的所謂專家、權威的“理論”所忽悠。畢竟和我們的國情類 似的后社會主義國家改革 為我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如果我們卻視而不見，不去借鑒，這也是不能原諒的顛覆性錯誤。

　　5. 深化改革必須維護憲法的嚴肅性，以確保改革的大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已經煥發了活力，同時不可否認也存在著許多問題需要繼續深化改革解決舊的和新出現問題。客觀地講，絕不能因為出現問題就全盤否定國企和 以往的國企改革，甚至借 機把一切問題都推到體制上，要把國企改革推到重來，走后社會主義國家曾經走過的失敗道路。國企有國企的難處、私企有私企的困境，都需要在改革中進步。中國 私企大都是家族傳承式， 一旦創業一代離去，家族還能夠富幾代是個未知數，而國企選賢、選能任期制相對更加穩定。特別是從社會公平公正的立場出發，國企承當更大的社會責任，特別是 國家出現重大危機時政府 有權直接調動國企的資源。而私企，即使老板把在國內賺來的不義之財成億地捐給外國大學，最需得到救助的中國貧困學生也無緣置喙，因為一旦變為私有財產就神 圣不可侵犯，但要是國企 要把利潤捐給外國就是絕對不可以的。

　　近些年來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許多日本大企業不約而同的衰落，難道它們也都是公有制嗎？顯然不是，妖魔化使得中國國企處在一個極為不公正的輿論氣氛里。事實上 除極少數國家外，世界其 它國家的企業絕大多數都是股份制或純私有制，包括日本、歐洲國家、印度的企業近年來普遍比中國公有制企業更有生機和活力嗎？這些私人企業主導的國民經濟就 比中國發展的更好，社會 更公平和諧嗎？花點力氣考察一下，互聯網上搜索對比一下不難得出答案。

　　事實上無論中國的投資效率還是國企的管理水平不僅大大高于那些后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均高于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認為股份化、私有化才是解決國企“困境”唯一途徑，土地私有 化才能解決13億人的吃飯問題，恐怕不止是幼稚。

　　令人擔憂的是謊言重復一千遍，在許多人、甚至決策層那里便變成“真理”和共識。由于多年來西方經濟學理論在學界和理論界“圣經”般的灌輸，一大批受過專業 訓練，包括政界、工商界 、學界在內的許多人下意識地認為，中國的現行“體制”必須“轉方式、調結構”，不加思索地張口就是中國投資拉動的粗放經濟難以為繼，潛意識里埋下的是只有 私有化才是中國社會可持 續發展唯一出路，他們骨子里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理念正在自覺不自覺地把中國深化改革引入歧途，這無疑可能成為中國重蹈蘇東國家“休克療法”改革的 覆轍，犯下傷及中華民族 根本利益，難以逆轉的“顛覆性錯誤”。

　　（來源：華夏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