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盧麒元：后特朗普時代的經濟變局

點擊：  作者：盧麒元    來源：風聞社區  發布時間:2020-12-31 11:37:34

 

 導讀：本文為2020年11月7日，盧麒元先生在全球大學南南大講堂直播講座的文字版整理，已經講者審定，原刊于微信號“GLobal U”。下文略作刪減。

 

 

盧麒元：

 

今天晚上的講座算是一份禮物——送給健芝老師、曉輝博士和嶺南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的禮物。因為今年春節，我回到香港之后就生病了，還得隔離。嶺南大學的老師和同學真好！煎了藥，送來煮熟的飯，還有一些物資，讓我度過了那個最困難的時候，非常感謝！無以回報，只能用這樣一個講座，盡量把這個講座做到比較高的水準吧。

 

今天講后特朗普時代，實際上曉輝剛才說的是這個意思，我們是想借特朗普和美國大選說一說美國的劇烈變化，也談談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今天晚上我想從四個方面來聊一聊這件事情，第一個問題是美國問題的本質，第二個專題是如何定義特朗普時代，第三個題目是后特朗普時代的走向。最后，我們想講講中國發展的路徑。

 

一、美國問題的本質

 

我們先進入到第一個環節。因為這個事情其實我們已經討論過一段時間了，今年春節的時候我們在一個小范圍的研討會上，還在討論對美國問題的認識。由于中美貿易戰的原因、科技戰的原因，中美關系非常緊繃，所以中國的學者，或者是中國的專家，或者是中國的處理中美關系的相關人士，處在一種緊繃狀態。所以對美國問題的看法可能有一些陷入進去的感覺，就是有一點當事者的感覺，有的時候是有一種弱方的感覺，所以對美國問題的本質，可能把握的不一定那么到位。借今天這個講座的，我們重新提出美國問題的本質，這也是特朗普出現或者是特朗普時代的根本性的原因。

 

討論美國問題，我們就離不開美國的經濟學家和美國的當代的經濟學。最近我一直在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這本書，它在臺灣地區出版后，書名被改成了《改革宣言》，實際上它是對美國問題的一個思考，就是美國當代問題的思考，是回應不滿世代的新資本主義，這是繼法國皮凱蒂之后的第二本比較系統和深刻思考當代資本主義的著作。

 

為什么要談當代美國的經濟學家和美國的經濟學呢，下邊的話可能稍微有一點大，但這可能是事實。就是我對美國當代的經濟學家，包括斯蒂格利茨他們這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是非常失望的，對美國當代的經濟學，我也是覺得非常失望的，因為美國的經濟學家和美國人的學術著作沒有很好地解釋美國的經濟問題，當然也更沒有很好地解決美國的政治問題，這里邊有它的原因。

 

可能有些朋友讀過我寫的《掠過弗萊堡》，其實美國的經濟學的傳承主體上是源于奧地利學派。就是在1840年到1940年德國歷史學派和奧地利學派進行了百年論戰，在二戰期間和二戰結束之后，德國的重要經濟學家就前往了美國，其中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奧地利學派。

 

奧地利學派和歷史學派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對立的，我寫《掠過弗萊堡》時，主要是介紹德國歷史學派。奧地利學派是構成今天美國處境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源泉，在奧地利學派的視角里邊，有兩個地方可能出了問題，經濟學在研究方面出現了方向性的問題。

 

這個問題對中國的意義非常重大。一個方向就是對道德的解釋，奧地利學派始終在道德解釋里邊將“自由”放在一個非常崇高的地位，因于自由，而崇尚民主，它和德國歷史學派的角度是不一樣的。中國人的道德評說里邊自由不是排第一位的，主要講的是人，我們講“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我們講人這一點和德國歷史學派更相似。

 

德國歷史學派承襲的是基督教新教倫理，也部分吸納了馬克思的學說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這在道德解說上差異在哪里呢？如果站在德國歷史學派的角度來思考的話，那么它會考慮在自由和民主，與國家主體性和人民主體性之間尋求平衡。

 

這里要提到德國歷史學派的最后一個掌門人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后來是聯邦德國（西德）的第二任總理。他是西德建立時的第一任內政部部長兼財政部部長，也是德國猶太人沒有逃跑掉的很少的幾個人，而且安全生活到了聯邦德國的建立。聯邦德國沒有接納美國人關于西德經濟的建議，特別是在制度上的建議，所以西德建立的叫社會市場經濟，這就是德國歷史學派的思考。

 

美國走的路徑和德國是不一樣的，他們接受了奧地利學派的一些思想，不管是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他們是走的這樣的一條路徑，這條路徑本身帶有歷史性的缺憾或者是結構性的缺憾，它導致了美國經濟自然地出現今天的狀況，自然出現一系列的問題。

 

兩個方向性的問題，第一個是道德解釋上面，是將自由放在道德論里邊第一的位置，這是不恰當的；第二個問題是對新經濟的解釋，我感到非常震驚，就是美國當代經濟學家對經濟的理解，特別是對新經濟的理解是不到位的。

 

這個我也不覺得奇怪，因為當代的經濟學家，包括中國的經濟學家，確實缺少歷史縱深，也缺少哲學高度。我把美國問題的本質概括為兩個字——兼并，說起兼并來呢，中國的學者是非常熟悉的，因為中國的農業文明的歷史就是一個土地兼并——均田兼并、兼并均田反復輪回的一個歷史性過程。如果把它做個經濟學解釋，那么在農業社會時代，土地是主要的資本載體，土地兼并是社會向利益或者是利得相對集中的一個進程，甚至是一個自然進程。

 

進入工業社會資本的載體不再是土地了，而是產權，是工商業的產權，是工商資本或者叫產業資本，它還是有均田向兼并轉移，只不過這個兼并換了個新的名詞叫——壟斷。壟斷起來有的時候也很厲害，所以列寧將帝國主義定義為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定義為帝國主義。

 

新經濟的特征是什么？通常我們把2015年定義為區塊鏈元年，我們認為2015年之后，人類社會進入到數字經濟時代。數字經濟時代資本的載體不再是土地，不再是磚頭，不再是工商業產權，而是data，是數據。數據資本依舊會出現兼并，這是美國經濟問題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本質，如果你觀察美國的上市公司名列前十的蘋果、亞馬遜、谷歌、微軟、facebook，全部都是跟數字經濟有關的。

 

如果你還不理解在數字資本兼并的情況的話，那么我們可以看最近發生的事情，數字資本在中國處在飛速的兼并過程中，就是在另外一個空間，如果我們把數據、數字空間理解為房地產的話，他們在跑馬圈地，在迅速形成壟斷和兼并，而且在兼并的過程形成了非常恐怖的甚至是超級的利潤！

 

它有正面的意義，在經濟發展的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包括土地兼并都有正面意義。如果不土地兼并，土地的運營效率就沒有那么高，集中有集中的好處，特別是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移的時候，大規模土地兼并形成龐大資本，有利于開工廠、有利于進行工業化或者是創造工業化的進程。它的壞處就是自耕農消失了，變成了佃農甚至變成農奴。

 

我們都看到了在工業社會大規模壟斷和兼并的問題，都看到了對數字經濟時代新的問題，當代的經濟學家可能對這個事情不敏感，還沒有做出系統性的解釋。所以我們在開始這個課之前呢，聊一點結構性的問題，就是我對當代的美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是不滿意的，當然對我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學呢，也是需要提出一些意見。

 

兩個方面我們可能要警覺，第一個是經濟學對道德的解釋——自由或者是基于自由的那種格式化的民主不是第一道德！它缺少了對人類各階層整體的無緣大慈，是不需要緣分的，同體大悲就是一致化了，我們缺少對人類整體命運的關注。奧地利學派他們是以世界人自詡，他們曾經害了他們的祖國，他們毀滅了他們的祖國，奧匈帝國不再存在了，因為他們是世界人，他們是貴族，他們對底層不關心，他們對特定利益的階層、對特定人群的自由高度關注。

 

中國古代是不講自由這個概念的，因為自由這個概念是個相對論。就是一部分人的自由可能就是另外一部分人的不自由，汽車的自由可能就是行人的不自由，斑馬線的出現就限制了汽車的自由。將自由進行道德化的論述和標貼，可能會使經濟學陷入困境，這個也是現在美國出現問題的一些重要原因。

 

其實在新冠病毒面前，好多學者專家他們應該進行深刻的反思。因為我把病毒認為是天道輪回的一次啟迪，就是大自然對人類的一個啟迪，你做錯了什么？一個是道德問題，一個是新經濟就是生產力發展的問題。我個人認為美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落伍了、落后了，沒有跟上新的時代。美國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二次大戰之后資本的約束問題，所以它出現了我們今天見到的現象，就是在數字資本時代的迅速兼并。這種情況和前一段時間它的產業資本空心化是有必然聯系的；產業資本空心化，金融資本吞噬產業資本，同時向數字資本轉移，這是一個大歷史過程。對這個大歷史過程，確實需要哲學高度，需要歷史縱深來理解。

 

不光是美國人沒有做好這件事，更加沒有做好這件事情的可能也包括了德國和日本。2019年我覺得我無法理解為什么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在新經濟時代落伍了，所以當時我去訪問考察這兩個國家。其實我內心是很震撼的，因為它不單純是技術上的落后，很大意義上仍然是思想的落后，學術的遲滯或者遲鈍。

 

在這個方向上，美國人比德國人和日本人強。首先它擁有先進的通訊技術，就是在蘇聯解體之后美國將通信技術運用于民用，開始出現互聯網，移動通訊突飛猛進，它帶來了新經濟的物理條件或者物質條件。美國居于技術領先地位，所以優先在這方面占據了優勢，也導致美國的金融資本脫離產業資本，迅速進入到這個最先進的領域。因為這個領域作為資本載體，它的容量是非常大的，甚至大到無限大的程度。所以一會兒會講美元、講貨幣、講能動性，我會講到這塊資產的含義。

 

 

中國由于沒有工業時代工商業資本的包袱，較容易接受新經濟。另外呢，中國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國家，比較年輕的國家對新生事物的敏銳程度更高一些，就是我們更追求時髦和現代。同時由于我國沒有工業時代的負累，對于信息技術、互聯網的接受就很快。

 

雖然在互聯網領域里邊我們跟德國和日本是一樣的，因為在互聯網領域美國是形成高度壟斷的，但美國人在技術發展方向上面，在思考方面也存在局限性。當互聯網從固定互聯到移動互聯的時候，通信技術在飛速發展這個時候，互聯網也在出現變化，而在這個時候中國的通信技術突飛猛進，所以中國是后來的闖入者。

 

我把新經濟概括為兩化。第一化是信息產業化，就是跟信息技術相關聯的那些企業，構成的產業像華為、中興、中芯、京東方都屬于信息產業化的過程，現在中國提產業生態主要講的也是這一化。

 

第二化是產業信息化，產業信息化說什么呢？就是用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中國對工商業的發展是新丁，所以我們制度約束很少，不像德日的制度約束那么大，同時我們沒有將個人的自由放到那么高的位置，所以在產業信息化方面我們走在了前面。我們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比如外賣就是美團，比如平安好醫生就是醫療，比如眾安在線就是金融保險業，比如螞蟻金服就是用信息技術改造金融行業的一個重要的節點。

 

中國的傳統金融業壟斷了全部的金融資源吃息差，以至于中國上市企業的一半的利潤是由金融機構構成。他們并沒有勞動，只是吃息差，是通過制度性設計來獲得超額利潤。也因此，他們不愿意做小微企業的生意，因為對小微企業的信用確定，涉及到的考核跟大企業是一樣的，甚至成本也是一樣的，所以沒有興趣。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構成了重大的問題。

 

信息技術改造之后，通過大數據可以解決小微企業甚至個人的信用評價問題，數字金融在這個領域里邊填補了空白，它對中國經濟的意義是非常非常重大的，這個創新的價值是非常大的，但確實是觸碰了中國傳統金融業的蛋糕。

 

借唄，是給小微企業服務的，這塊是非常好的。但是這一塊只占20%，大概是4000億左右；剩下的16000億是高利貸，這里邊有暴利，而且是高杠桿形成的恐怖暴利。

 

正常的情況下應該怎樣解決呢？我們中國人解決兼并是有一套辦法的，我們解決兼并是兩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我們叫土改、均田。第二個維度是通過稅收水平轉移支付，其實就是我寫的《廣義財政論》里邊的核心思想，就是建立直接稅消滅超級地租，來實現再均衡和再平衡。

 

這兩個方法，第一種過于激烈，因為通常土改都伴隨著革命，伴隨著流血，伴隨著生離死別。非萬不得已不要革命、不要土改。通過溫和的方式，通過直接稅、稅政改革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從而避免這種兼并。

 

今天我們講的第一個專題的主題詞就是兼并，兼并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因為它是一個社會發展的自然現象，就是社會發展通常到一定時候就會這樣，它具有某種自然屬性，有必然性。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兩個方法，一個方法就是兼并太過頭了就革命了、就土改了、就分田了；另外一個方法就是通過直接稅，通過稅政強行將兼并所獲取的超額利潤重新返還給被剝奪者。

 

這里多說幾句，其實也可以采取溫和的土改，比如像華為模式。我把華為的治理結構形容成岳家軍——華為創造了新的業務、新的產權后將它分給員工，就像岳家軍打下了新的土地就把它分給普通士兵，普通士兵獲得產權之后，保家衛國積極性非常高，所以岳家軍特別能戰斗。某種程度上跟紅軍、八路軍、解放軍是一樣的，因為土改，因為減租減息，因為獲得了資產，就有了積極性。

 

股權的分置處理，美英在二次大戰之后其實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像美國大股東不得超過5%，香港不得超過30%，控股比例不得超過一定比例，不能形成超級壟斷。因為我們國家在工商業階段的發展不是很成熟，對工商業企業溫和土改這件事情，其實中國的經濟學家都是從管理角度來討論的，也就是合伙人，但沒有從道德角度或是從社會均衡角度來思考。所以我們不但股權均衡——就是在一級部分的均衡沒做，在二級再分配領域的均衡也沒做，就是直接稅。

 

而且現在關于直接稅的討論在中國變得極其困難，你不要說數據稅或是資本利得稅，現在連離境稅、贈與稅、遺產稅、房產稅都很難討論。今年中央對這個事情的認識有了新發展，反復開始強調直接稅了。我個人認為我們可能有望于2022年正式推出直接稅，最遲可能會拖到2025年。

 

我們必須解決兼并問題，因為我們注意到了香港的問題本質就是兼并。如果我們能夠比較好的理解并解決經濟學上的一個基本認識問題的話，我們在這個方面可能會好一些。美國在處理兼并問題上做得不好，以至于美國在蘇聯解體之后金融資本徹底放縱，外部約束條件沒了，內部約束條件喪失了。

 

美國的學者專家們確實存在非常大的問題，像福山這樣的人對歷史的判斷是非常糟糕的，“歷史終結了”。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金融資本迅速吞噬產業資本向數據資本轉移。在這一歷史性過程中，它們消滅了美國的中產階級。當美國中產階級消失之后，美國的經濟結構出現了嚴重扭曲。美國的學者專家并不知道，在數據經濟時代，美國最佳經濟結構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經濟結構。他們認為經濟發展了，服務業占主體、制造業退居第二位，但他們并不知道其中數字經濟、工商經濟和農業經濟之間的關系，并且他們沒能理解依托于這些經濟上的人和他們的關系。

 

說到這里多說一句話，曉輝你們在研究鄉村問題和鄉村經濟的時候，要仔細思考資本的問題，作為資本的載體，如果這個載體不存在或是載體不充分、有問題，那么人才和資本下鄉、分布就會出現問題。必須從根上解決，因為這不是一個鄉愿，它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哲學問題，或者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經濟學問題。

 

美國在消滅了中產階級之后，形成了今天的美國就業結構，因為產業扭曲了就業結構，就業結構導致了美國社會的分化。這個分化不是特朗普造成的，一會我們講特朗普時代的時候再討論特朗普的問題。

 

但是我剛才講了，二次大戰之后美國由于外部壓力存在，由于蘇聯存在，所以不得已在內部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并且在產權方面做了分化。其實我把美國的上市公司理解成變相公有制，它的公有，不是國家所有，而是社會所有。美國做了一些努力，并且美英也建立了直接稅體系，不過這個直接稅體系在結構上是有問題的，遠遠不如北歐、德國、瑞士。當然，比中國沒有直接稅會好一些。

 

我們處在資本高度集中的歷史進程中，這時候需要資本高度集中以獲得規模效應、高速發展，就是轉型時期是允許出現制度上的扭曲，但制度扭曲不是合理的、不是常態。對于這一點如果認識不到的話，就會犯顛覆性錯誤。犯顛覆性錯誤的國家太多了，不管是拉丁美洲還是前蘇聯地區、蘇東地區、北非和中東，沒有跨越制度扭曲的問題。當然他們的經濟學家、思想家可能出了問題，被奧地利學派給帶偏了，沒能好好讀哲學和經濟學的學者，對德國歷史學派的繼承是空白。其實我國對德國歷史學派的研究者太少，對德國歷史學派的理解膚淺，這是個問題，也希望嶺南大學將來在這方面做一些努力。

 

 

1981年7月，美國總統里根在白宮向國民介紹經濟政策的電視廣告。

 

美國的轉型時間，從二次大戰之后一直到了里根時代。里根是個非常糟糕的政治家，里根經濟學就是奧地利學派的發揮到極致的一種東西。它后來也深刻影響到我國，但我們有時候也是沒辦法，這一點以后再解釋。

 

里根瓦解了蘇聯，但他并不理解二次大戰之后美國戰略家的思考。美國戰略家思考的結果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美國只有一個盟友——它叫蘇聯！美國從建國后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之后的一段時間、差不多快到1960年代，頭號敵人一直是英國！這一點大家可能不太理解。美國歷史上一直在幫助德國和日本，幫助新生帝國與老牌帝國進行殊死較量。

 

后來兩分天下，他和蘇聯形成盟友，又分成兩個陣營，其實這兩個陣營的存在對美國的外部管理和內部管理意義都非常重大。外部管理的意思就是，因為有蘇聯體系的存在，所以所有的西方國家都是美國的小弟，甚至第三世界國家也被迫淪為小弟。管理非常好，也容易管理。

 

內部管理，由于有蘇聯的存在，所以必須保持競爭狀態，不能放縱金融資本。因為產業資本不發展的話，就沒有軍工，在軍事競爭上會處于劣勢，所以不能放縱金融資本，要對金融資本進行管控。那么，就相安無事。

 

結果里根打破了這個平衡，他讓蘇聯解體了。解體以后外部平衡首先被打破，之后放出兩個巨無霸，一個叫歐洲或者歐盟、歐元區，我把歐元區稱為德意志第四帝國；一個是中國。兩者在短短20年時間內就長大了，并且追上蘇聯那么大。

 

外部環境發生了逆轉。美國的思想家、戰略家、經濟學家對這件事情的歷史性思考是不夠的。內部的環境也發生了變化，由于外部壓力沒有了，所以美國國內的政治政策和經濟政策向右轉，特別是里根經濟學非常強調市場，強調私有化，強調自由。同時代的撒切爾主義也是這樣，就是將以前國有部分全部私有化。理應做的社會保障，像港臺地區那樣的公費醫療沒有了，變成了保險。我一會兒會說，美國用金融手段來處理公共問題，特別是解決公共衛生等問題，是最差選擇。

 

由于里根之后金融資本占據了主導地位，你們今天看到的美國的大選，看到的特朗普與拜登之爭，其實那不是本質，那是手套之爭，真正控制美國的是一只看不見的手。這和是不是共濟會是兩回事，我不是很同意《貨幣戰爭》、還有何新先生的一些說法。但是確實有一只手，它不是控制共和黨或者民主黨，而是同時控制共和黨的建制派和民主黨的建制派。

 

特朗普是共和黨的造反派，桑德斯是民主黨的造反派，他們兩個更傾向于底層，只不過特朗普具有種族傾向，桑德斯沒有種族傾向。特朗普現在理論上和形式上是代表工人階級、代表無產階級的，這很可笑，但這是事實。甚至不排除特朗普失敗之后美國的共和黨造反派會和民主黨的造反派合流。當然，特朗普可能不會去找桑德斯，但是這兩派內部的造反派合流可能會是一個大趨勢，在討論后特朗普時代美國政治的時候，我們會念叨幾句。

 

里根在解構二戰后美國控制全球的秩序之后，其實美國是沒有準備的，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發生了經濟上的不斷衰落。當然，蘇聯解體了，它衰落了。歐洲在德國強有力的努力下，東西德統一之后，德國用馬克代替坦克統一了歐洲，我管它叫歐元區，叫德意志第四帝國。它形成了相對穩定的一極，雖然沒有獲得長足發展，但是相對穩定。

 

中國在兩大陣營裂解之后，終于出現了發展的歷史性空間，我們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個要感謝里根，里根在結束一個時代的時候，畢竟是一個演員，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戰略家，他無法達到那樣一個高度，所以美國就到了這樣的一個狀況。

 

二、如何定義特朗普時代

 

講特朗普時代，我們要記住兩個字，也是一個單詞——內卷。為什么會出現內卷或者內卷化？內卷這個詞是美國生物學家克勞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提供的一個概念。其實所有生物到生命的最后周期，就是垂垂老矣、將要死去的時候都會內卷，內卷的本意就是能量無法到達邊緣區域，能量逐漸向核心收縮。人老了腿先老，手腳不好使就是內卷，就開始收縮了。

 

美國作為一個國家開始出現內卷，是因為它的能量不足以支撐美國現在的責任和使命。這個內卷化其實自里根之后就開始了，只不過是到了特朗普時代，這個內卷化已經到了不得不直視的程度，就是必須面對內卷。美國在處在內卷化的時候，它必須在內卷的思維里邊處理外部問題和內部問題。

 

我給特朗普起了另外一個名字，縱切者。這是今天提的一個新概念。縱切者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水平切割或者是橫向切割，我們也把它叫做階級分析的方法。這恰恰是德國歷史學派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可能是歷史學派從馬克思那兒吸收了重要養分。橫切的意思就是社會階層分析，由此導出國家政治治理和經濟治理合理的樣式，或者合理的結構、合理的制度設計和政策設計。

 

社會發展的五千年來不是橫切就是縱切，橫切是為了團結大多數，縱切是為了做區隔。什么是縱切呢？縱切就是宗教、主義、民族、種族進行縱向切割。內卷化的時候，縱切是一種本能過程，只不過特朗普的性格將這個本能的過程表演得太過分了、太直截了當了。

 

在國家關系上的縱切就是發生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它是在隔斷這種聯系，有些人管它叫去全球化，其實是美國內卷化導致的去全球化。特朗普的縱切呢，因為他不是思想家、戰略家、經濟學家，他什么都不是，他不懂縱切第一刀不應該叫美國優先，應該叫盟國優先。但是他第一刀下刀太過分了、太自私了，直接就是美國優先，他切割的不光是中國，不光是俄羅斯，更不是伊朗、朝鮮，他連五眼聯盟都切，連加拿大和墨西哥這些鄰邦都切。

 

縱切者特朗普重新定義了美國的內卷化時代，我把他叫特朗普時代，其實是美國內卷化的一個時代開始發生了，也可以將美國的對外政策解釋為新門羅主義，但是他不如門羅主義。特朗普的這個縱切，切得比當年門羅主義的范圍還小，門羅主義還包括整個美洲，而且在門羅主義縱切的時候，它的刀法不是單純地分開美國與他國，而且對他國使用非常殘酷的縱切。

 

實際上馬漢的海權理論就是對歐洲的縱切，馬漢的海權理論導致了歐洲的軍備競賽，就是大家都在造戰列艦。武裝到牙齒以后不打架是不行的，所以就打得你死我活。兩次大戰使得門羅主義給美國造成了一個內部祥和的歷史時空，美國迅速成長為世界超強。

 

作為縱切者，特朗普除了外部縱切，還進行了內部縱切，就是白人至上。我們知道養分能量不能照顧全身了，腳趾頭管不了了，就出現了基于種族的騷亂。

 

對中國，他用的是主義、或者宗教，待會我們講中國的時候，會講到宗教和主義的問題。縱切者特朗普沒有戰略思考，即便進入內卷也要有一個規劃，就是有序內卷、有序撤退，他內卷的速度太快，章法過于凌亂。

 

當然，中國因為是一種弱者思維或者被動思維，就是中國的思考者、思想家可能缺乏一定的主體性和哲學高度，所以我們在思考美國的時候，是如何處理它內卷化表達出來的一種狀態、一種情緒、或者一種攻擊性。我們在處理美國的時候一定要認清楚美國的問題的本質，要精準定義特朗普時代，才能知道我們該做什么，該怎樣做。

 

美國的外部隔離與美國的新經濟背道而馳，造反派特朗普并不理解全球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他的外部隔離將切斷美國在數字經濟時代、在全球化時代所擁有的特殊優勢，美國是對全球數字資本進行兼并、壟斷，從而獲得超級利潤。內卷和外部的切割，將導致美國對外部的數字資本的壟斷、兼并或者控制迅速弱化。

 

我重復一遍，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是美國的內卷、特朗普的縱切，將破壞美國現有的對全球數字資本的兼并、壟斷和控制，從而更深刻的影響到美國經濟的發展。而他的內部的縱切就是基于主義、宗教、民族、種族的隔離，分別將導致內部的極度混亂，使得內部配置資源上、特別是勞動力配置上將出現更為嚴重的問題。本來在配置資源上已經出現嚴重問題了，美國的資源配置實際上是一個全球配置體系，現在如果把外部切掉、內部分離后，美國這個體系的政治和經濟結構會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均遭到破壞。

 

所以美國的選舉——特朗普是否當總統這件事，其實我覺得美國看不見的那只手會把這個手套摘掉，這個手套有問題。但是，美國的建制派，共和黨建制派和民主黨建制派在美國的大方向上面是具有同一性的。只是共和黨內部的以特朗普為代表的造反派，和民主黨內部的以桑德斯為代表的造反派，他們兩個舉的旗幟不一樣。那邊是極左，這邊是極右，那邊要搞社會主義，這邊要搞納粹、要搞種族隔離。

 

其實他們根本不了解希特勒，希特勒是橫切高手，他沒有縱切，他把整個德國甚至德國周邊講德語的國家團結得很好。他是橫切高手，包括對猶太人，我們以為是縱切，其實因為猶太人屬于有產階級，希特勒對容克地主和猶太資本的這種橫切手法類似于土改，只不過這件事情在道德上是絕對不容許的，所以它是個問題。后邊的人想學，但他們不是德國歷史學派學者，沒有歷史縱深也沒有哲學高度，所以看不懂。

 

 

特朗普，走了極端右翼的方法來解決無產階級的問題，而桑德斯走了社會主義的思想方法。他們貌似在走兩個極端，但我知道，他們早晚會合流。當然不是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合流，他們兩個老人家合流不了，會有新生代出來形成合流。

 

美國的建制派，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建制派也可能會形成合流。其實這個選舉說明很多問題，你看到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共和黨控制，在共和黨控制的聯邦法院里面，九個大法官三個是共和黨建制派，三個是民主黨建制派，還有三個是特朗普造反派任命的，所以特朗普以為到聯邦最高法院有機會，沒機會！兩黨的建制派大法官天生一伙，而造反派推上去的法官未必跟他們一伙，他不能在這個層面解決問題。

 

立法層面他也解決不了，因為不管是參議院還是眾議院都在建制派手上。所以特朗普其實挺難的，他這個造反派通過推特爬上了高位，但是他并不擁有立法和司法資源，行政資源他也沒能全部掌握。他掌握的行政資源，例如財政部和美聯儲，他又做了完全錯的事情。

 

縱切的部分我就說這么多，特朗普時代就是美帝國進入內卷化的時代，這個內卷化因特朗普而加速、扭曲了，是一種非常糟糕的狀況。這個內卷化里邊，我剛才說的都是政治上的內卷，其實還有經濟上的內卷。

 

經濟上的內卷，特朗普干了兩件事，一個叫減稅，因為他確實不懂經濟，如果我是他的經濟顧問，我會告訴他2019年下半年開始減稅，不能2017年減稅，減稅對經濟的有效影響周期不會超過18個月，減早了。

 

現在又加上新冠病毒。其實美國會處在一個非常麻煩的狀況，麻煩到什么程度呢？美國每年財政收入只有3.6萬億，今年的財政支出達到6.7萬億，赤字部分是3.1萬億，就是它的稅收和它透支的赤字今年快一半對一半了。哪有這么治理國家的？

 

美國的國債是21萬億，超過了GDP，美國的公債總額是27萬億，照現在這個經濟狀況和疫情的情況，美國的2020至2021年財政年度——美國的財政年度是10月1號到9月30號，到了明年的9月30號，可能還需要3萬億以上的赤字，那么美國公債的總額就到達30萬億。我有一個基本判斷，就是美國的公債總額超過美國GDP50%，那么美元的強勢將不復存在，將是一個非常弱的弱點，所以你們知道黃金為什么漲啊。當美國的公債達到GDP200%的時候，美元可能就要崩潰了，也就是40萬億公債的時候，美國可能會出嚴重的問題，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而且可能不可逆。

 

特朗普這個人呢，他根本不懂治國，他不知道減稅和放松金融管制意味著什么，實際上是加快了，就是我們講的美國問題加快了兼并速度，使內卷化在經濟層面更為強烈，他做反了。而且人品吧，國家治理者的道德水平非常重要，他真是崽賣爺田不心疼，為了選舉什么都肯做。實際上他做的減稅和放寬金融監管這兩件事情，對美國經濟的傷害是歷史性的。一會兒我們講后特朗普時代的三種可能性，不知道能挽回多少。

 

美國在經濟問題上對外的部分，對中國的貿易戰，對中國經濟是有影響的，但構不成摧毀性的破壞；科技戰是有影響的，構不成摧毀性破壞；金融戰，美國實際上是不能打金融戰的，那會更加加速內卷。我想美國的思想家、戰略家認識到今天晚上我們這個講座高度的人是有的，可能他們不能發揮重要影響力。美國還是有一批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戰略家、學者，像提出MMT（現代貨幣理論）的凱爾頓，只不過他們無法影響到那只手，也影響不到手套，影響不到特朗普。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也有同樣的問題，我們的思考有時候也無法構成深刻的影響。但我們不悲觀，因為中國整體上進入到數字經濟時代了，自媒體如此之發達，你看我們一堂課可有數千人甚至數萬人聽得到，所以有些事情還是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決。

 

在經濟學上的深刻思考或者是某種覺悟，對國家進步甚至國家穩定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理解現在出現的一些重大矛盾沖突，不管是國際的還是國內的，全部能看到縱切者的身影。帝國主義治理世界的手法就是縱切，他們來處理中國問題還是縱切。我們本應用橫切的刀法來對付縱切的刀法，但我們國內確實也出現或者存在一大批的縱切者。

 

我對不談超級地租、不談直接稅而講愛國的人真的感到非常遺憾。中國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為中國的歷屆領導人都是橫切高手，而且他們面對外國勢力對中國的縱切保持著高度警覺。我特別高興我們當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問題上是具有高度主體性的。

 

三、后特朗普時代的走向

 

后特朗普時代，不管特朗普在與不在都是后特朗普時代。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加速內卷。如果特朗普繼續執政可能會加速內卷，因為他沒認為他做錯，無論是向外邊的縱切，還是對內部的縱切，他都沒有認為他做錯，他也沒打算橫切，他也不熟悉橫切刀法。

 

在這個世界上橫切刀法最佳的就是毛澤東了，那是橫切刀法的大師啊！他可能沒讀過德國歷史學派的著作，但是他至少把馬克思、列寧吃透了，他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非常厲害。紅軍時期的土地革命，抗日戰爭時候的減租減息，解放戰爭的土改全部都是橫切，而且非常成功，橫切出一個新中國來，而且在橫切的努力下迅速實現工業化。當然，在橫切這個問題上也有失誤，就是建國后到了一九六六年還想再橫切一下，這是不行的。歷史發展到特定歷史進程的時候，對看不見的東西進行橫切。這就像當代的美國思想家、經濟學家，看不到資本的載體是數據，不知道數據作為資本載體，它是怎樣的方式，如何計算、如何設計結構，不懂，所以當代的經濟學會犯很多錯誤。

 

后特朗普時代的三種可能性，第二種的可能性最大，我認為美國在思考，美國的思想家在思考，美國那只看不見的手也在思考，加速內卷會讓美國迅速走向衰落，甚至分裂。即便不做老大，老二也做不成，會出很大問題，可能結局會比前蘇聯還慘，所以他們會阻止加速內卷化的過程。這就是第二種可能性——他們開始緩解內卷化的進程，降低內卷化的速度，緩解進程尋找新的出路。

 

第三種可能性是——改革創新甚至革命來改革內卷化，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態勢。在物理學上有個耗散結構理論——伊利亞·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發明的，在經濟學上同樣有重要意義。耗散結構理論講的是一個穩定結構向另外一個穩定結構轉型的過程中會有大量的能量損耗，能量損耗過度——轉型失敗，就離散了；能量轉移可控——轉型成功，新的結構出現，可以膨脹，膨脹能夠繼續發展。

 

第三種可能性講的就是一個耗散結構到另一個耗散結構的轉型過程，美國的轉型過程遠比中國的危險。它的轉型過程是處在非常危險的狀況，需要歷史性的、超乎我們想象的變革，像革命一樣的變革。什么意思呢？美國必須走中央集權的道路，聯邦制不利于轉型，美國必須走向中央集權。因為美國要稅政改革的話，現在這個結構是不行的，它必須中央集權，美國在中央集權的條件下可能還要進行強者專制，中央集權和強者專制。

 

好多朋友對我今天講的可能會覺得震撼，美國人最不想見到的模樣就是他應該的模樣，他最討厭的模樣就是他應該的模樣。有人可能會說，美國是不是要學中國或者俄羅斯的模式？不完全是。

 

在我們討論經濟學的時候，今天初始階段我們討論道德問題，實現道德靠奧地利學派、靠哈耶克、靠新自由主義是不行的。那么就是德國歷史學派，德國歷史學派要求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政府能夠代表廣大的利益、長期的利益，來進行一種總體上的治理、總體上的規劃和指引。中央集權真的不合理嗎？強者專制不合理嗎？設想克林頓做30年總統，今天美國會什么樣？

 

我們在很多問題上被錯誤的迷信、習性沾染了，這個迷信和習性就是奧地利學派、供給學派、哈耶克和新自由主義。對國內的一些較為偏右的專家和學者，我不認為他們是立場問題或者是意識形態問題，我始終認為他們是學問水準不夠，因為你學問達不到一定程度是無法建立主體性的，其實你是跪在那里去學洋人講，只不過是在中國特定的一個審美環境里邊，這些人還很受推崇，其實他們不懂，看不到后特朗普時代可能會出現這樣一個情況。

 

 

逗狗意外受傷后，拜登腳戴護具亮相。圖自《紐約時報》

 

但顯然2024年之前，就是拜登執政期間不會出現第三種情況，有可能會出現第二種情況，就是減慢內卷化的速度，尋求解決方案，或者尋求社會共識。到了2028年有沒有可能性出現第三種情況——大規模制度創新、整體社會改革？有50%的可能性。但我仍然對此保持著深度的懷疑。因為美國需要內部整合的話，需要非常厲害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提出一整套的理論，并且需要天降猛男，需要一個很厲害的英雄站出來。這個英雄最后可能是整合現在共和黨的造反派和民主黨的造反派，組合成新的政黨，并且強有力地實現中央集權，完成一個時代的強勢治理。

 

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在2028年也可能很難出現，50%的可能性。如果真的要出現的話，也可能是在2032年。我要說時間節點的意思是，這個時間對中國非常重要，因為當美國處在內卷化或者是減緩內卷化的過程中，是中國的歷史機遇期、社會窗口期，也是我們相對安全的時候。不要弱者思維，不要只盯著眼前發生的現象，要跳出現象，站在更高的哲學高度、更遠的歷史縱深來思考這個問題。

 

拜登會是一個弱勢政府。特朗普就是弱勢，他沒有立法權、司法權，只有一半的行政權，拜登可能比他好一點，但他仍然受制于立法和司法的限制，大規模的改革不適合、也不符合拜登的性格，所以他可能是一種維持的狀況。對后特朗普時代我用了兩個字來定義就是——保成，能不能保成都是個問題。

 

在保成時期的后特朗普時代，美國經濟會怎樣？我剛才講了美國稅政制度的問題，因為特朗普不懂橫切，稅政結構出現嚴重問題。他將稅政問題金融化，美國財政部通過向美聯儲透支來解決美國赤字問題，就是稅收不足的問題，而且形成了路徑依賴，現在進入到一種慣性狀況。要改出這個路徑依賴，要走出這個慣性、沖破這個慣性，難度非常高，確實需要非常厲害的思想家或者經濟學家把這事說清楚，以及需要很牛的政治家。

 

你們知道特朗普現象是怎么來的嗎？就是美國開始內卷了，美國的中產階級消失了，美國人民特別需要一個英雄來拯救他們，帶領他們改變現狀，改出內卷創造新的歷史。美國的文化是英雄文化，所以他們在那等著天降猛男。

 

2008年，他們以為天降猛男，來了一個奧巴馬，結果經過八年一看不是猛男。他們又等，這回覺得特朗普像猛男，有特征——造反有理，天不怕地不怕，逮誰都打。但真的接觸特朗普四年之后，你知道他不是猛男，他不是英雄，他是一個很像猛男的騙子。所以，美國人經歷了兩次被騙之后，現在是干脆不要猛男了，找一個靠譜一點的老頭吧，選了拜登。

 

但是拜登他不是英雄，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所以美國人還得要呼喚英雄，呼喚英雄這件事情比較復雜，英雄可遇不可求啊，況且這個時代有時候也是一個英雄粉碎機的時代呀。

 

四、中國發展的路徑

 

我最后留幾分鐘談一下中國問題和中國路徑的關系。中國也存在問題，但中國的問題是——少年維特的煩惱，我們是少年向青年轉型期遇到的問題，我們不內卷，我們還在生發呢。我們是一個青春期，長著青春痘，充滿了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充滿了幻想，甚至很想談戀愛的一個少年，很沖動。中國的有些政經問題用兩個字來概括就是沖動，我們其實沒有看明白，但是我們也很著急，有的時候還搞點小迷信。我們的有些思想家和學者竟然把奧地利學派、供給學派送上神主臺。我們有我們的問題，但我們的問題是生發中的問題，是可以解決和克服的，而且生發中的少年是可以學習的，是有學習意愿的，因為他對外部世界、對未知世界充滿了興趣。

 

另外，感謝中國70年來的歷屆領導人，第一代領導人通過土改完成了資產重組，橫切刀法非常流利，在橫切之上迅速實現工業化。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深刻思考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弊端，決定用社會資本主義對國家資本主義進行有限改造。中國現在狀態更像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既獲得了市場經濟的一些好處，獲得了奧地利學派所說的一部分的自由，同時也保持了德國歷史學派里邊關于國家主體性和人民主體性必須保持的那個部分。可能是無意，也可能是自覺，因為我們好多領導人的確具有大師級水準，思想深度很深，雖然不一定用學術的語言來進行概述。但是你仔細思考，他們恰恰剛剛好把這事給辦了，辦的非常好。

 

我們面臨四個新的問題。第一個問題，重新解釋意識形態。特朗普說我們是“修正主義”，西方總之把我們定義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中國國內的學者專家，從潛意識中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中央集權理解為貶義。事實上不是這樣的。不要簡單的把它定義為集權專制等一些東西。他們不了解共產主義，我們要說給他們聽。

 

第二個中國問題，是政治和經濟制度的進化，還是橫切刀法。我們必須要理解超級地租，中國無論如何要在2022年搞直接稅，最遲不得突破2025年。它不是個經濟問題，它是個政治問題。我們要熟練的使用橫切和縱切的刀法，要意識到別人對我們進行縱切；自己要對自己進行橫切，對外進行縱切，特別是要處理好中國內部問題。直接稅改革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它是一個歷史分水嶺，一旦直接稅改革上路，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會得到進化和完備，我們根本就不怕。

 

我們要解決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對新經濟的理解，要知道我們從土地兼并、產權兼并終于走到了數字兼并的歷史過程，不要重復歷史的悲劇，也不要重復美國人的錯誤，我們從一開始就從制度設計、政策設計上高瞻遠矚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從第一層和第二層兩方面都要考慮，要鼓勵華為模式，要在產權分化、產權社會化方面做出強有力約束。首先，自己內部的兼并、壟斷要有一個機制遏制；其次必須以最嚴厲的手段，禁止或是遏制外部勢力對中國數字資本的兼并和壟斷。如果這件事情處理不好，中國的新經濟會翻車的。社會上光譜性的看法不著邊際，說了半天抓不住問題的實質。既要讓它發展，要看到它對發展的好處，同時又要做某種約束，就是讓孫悟空打妖精，戴個緊箍咒。這事說起來很簡單，其實處理起來在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設計上面非常周延，是很難的，非常考驗功力。

 

 

最后一個問題是新經濟之后的新世界，就是與他者的關系，中國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系、與其他國家的關系。這里我想說一個，其實過往的300年是海緣政治，沒有地緣政治，我們現在才是真正的要思考地緣政治，就是從海緣政治回到地緣政治。歐亞大陸板塊凝結、邊緣破碎，即英國、日本這些國家變得不重要了，中國如何煥發出主體性來解決好東亞問題，并且進一步解決東亞一體化的問題，這是個大課題。

 

我過去講課的時候總會拿出一幅地圖，那幅地圖是習主席第一次訪德，默克爾送給習主席的。地圖出自1740年，是德國人繪制的，地圖上沒有日本，中國只有一部分南方的邊界，北方和西方沒有邊界。德國人在向中國發出邀請——就是西進。

 

我寫過文章《大路朝西》，我們對地緣政治要有嶄新的理解，中心凝結、邊緣破碎，中心破碎、邊緣凝結。為什么美國始終在對中國進行不斷的縱切？大英帝國更了解縱切，所以你去看南北朝鮮、南北越，差點把中國也分成兩塊，后來又想把中國分成七塊。帝國主義都是縱切高手，所以在地緣上面我們一直沒有處理好。當然新時代，新經濟的時代我們如何處理好新世界呢？供大家思考。

 

作者：盧麒元 著名財經作家  來源：微信號“Global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