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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云鵬:論中華文化的當代使命
點擊:  作者:隋云鵬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0-12-31 09: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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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華文化的當代使命是創造新的文化形態,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創造社會主義工業文明,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新的天人關系,引領文化全球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中華文化的新形態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融合中華傳統文化、西方文化的優秀方面,世界各民族創造的優秀文化也要成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創造的社會主義工業文明是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工業文明,是賦予人民新的文化生命、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工業文明。天人關系即天文與人文的關系,必須轉變為科學與人文的關系。天文與人文的關系是農業文明的核心,科學與人文的關系是工業文明的核心。創造新的天人關系,必須賦予科學深厚的人文精神,賦予人民新的文化生命。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上,當今時代處于非常重要的歷史方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開始進入全面全球化時代,并大體保持了和平穩定的發展態勢,世界范圍內工業化進程進一步加速,現代化程度進一步提升。在全球化、工業化、現代化的強勁驅動下,世界范圍內文化交流、交鋒與交融日益繁榮活躍,文化藝術、思想道德、意識形態趨同化與碎片化兩極趨勢并存,文化全球化日益向縱深發展。從中華文化發展規律來看,中華文化仍然處于第三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傳統文化的根基已經全面解體和沒落,新的文化形態尚未完全形成。中華文化的當代使命是創造新的文化形態,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創造社會主義工業文明,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新的天人關系,引領文化全球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一  創造新的文化形態,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

 
清末民初,以鴉片戰爭為標志,中華傳統文化進入第三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西方工業文明的強勢沖擊下,幾千年來穩居世界巔峰的農業文明開始沒落。時至今日,中華文化仍然處在大變局中,傳統文化的根基已經全面解體,“這樣一來,舊有的小農經濟的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農戶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業品),以及可以容納比較稠密的人口的整個陳舊的社會制度也都在逐漸瓦解”。[1]新的文化形態尚未完全形成,中華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三種文化傳統(以下簡稱中、西、馬)、文化資源、文化發展對立互動,構成當前文化發展的基本格局。這一基本格局由來已久,“在‘五四’以來的百年中國思想史中,一個最基本的現實就是中、西、馬三種思想文化資源并存,自由主義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中國馬克思主義派各擁有自己的資源優勢,三大思潮形成了鼎足之勢。它們之間既互相對立、互相競爭、互相論戰,又互相滲透、互相吸攝、互相補充,有時針鋒相對、勢同水火,有時也有局部的一致、聯盟的關系。這就是所謂‘三大思潮對立互動’”[2]。創造新的文化形態,必須徹底解決中華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只有徹底解決中、西、馬的關系問題,才能為創造中華文化新形態掃除障礙,推動形成真正統一的文化形態,從而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深刻影響、引領帶動世界文化和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

一百多年來,在中華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對立互動中,對立遠大于互動。由于近現代以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國際國內反動勢力的強大,中國革命進行的異常殘酷,中、西、馬三者間的敵視、隔閡、斗爭異常激烈。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三者間的關系雖然有所緩和,但意識形態斗爭依然比較尖銳。雖然如此,這種有所緩和的時代背景,為解決中華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時代契機和外部環境。實際上,從人類社會發展史和世界文化史的宏觀視野看,中華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并非截然對立、不相往來、互相隔絕的獨立個體。中華傳統文化對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產生了深遠影響,是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來源之一,而空想社會主義是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新發展,[3]例如,“中國的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四大發明帶動了世界變革,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4]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同時也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批判的繼承和發展中華傳統文化的進程。更為重要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西方優秀文化分別在歷史上為中西方社會提供了文化支撐、精神指引和人文關懷,“迄今為止,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上,為生民立命有兩個最為經典的體系:一個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忠孝仁義禮智信廉恥等核心價值觀和價值體系,一個是西方社會自啟蒙運動以來的自由、平等、民主、博愛、人權、法治等核心價值觀和價值體系”。[5]這樣兩個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核心價值觀和價值體系,應本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予以批判的繼承和發展。也就是說,中華文化的新形態應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融合中華傳統文化、西方文化的優秀方面,不僅如此,世界各民族創造的優秀文化都要成為未來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從而承擔起在新的世界歷史進程中,向世界提供優秀文化的歷史使命和文化使命。

在與外來文化交流互鑒方面,中華傳統文化有著極其豐富的經驗。唐宋佛教中國化、明清天主教中國化,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應對處理意識形態沖突的歷史經驗,而且推動了中華傳統文化不斷涌現新的文化形態。中華傳統文化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與時俱進、開放包容的體系,同時,在與外來文化交流交鋒交融的進程中,一直保持著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性。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是天人合一理論[6],“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在于其所具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7]。中華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在幾千年的時間里保持主體性,是因為古代中國的主要科學——天文學和歷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因此,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東傳中國后均被不同程度的納入天人合一理論體系。文藝復興運動興起后,近代歐洲在天文學方面開始超越中國,哥白尼、布羅諾、開普勒、伽利略等歐洲天文學家相繼開辟天文學新境界,引領數學、力學、物理學等近代科學全面進步,推動了工業革命的興起和工業社會的建立,天人合一理論在另一條道路上取得長足發展,“在歐洲,牛頓發現的萬有引力,為天人合一在科學時代的螺旋式上升,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科學基礎,而天人合一在科學時代社會領域和思維領域的螺旋式上升,是由馬克思最終完成的。……馬克思通過‘革命的實踐’,實現了科學時代天人合一的螺旋式上升:‘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8]20世紀以來,宇宙大爆炸理論、黑洞理論、平行宇宙理論、暗物質理論、暗能量理論、相對論、量子力學、混沌理論、分形幾何學等科學取得一輪又一輪革命性突破,深空探索成為綜合國力的象征,行星科學成為戰略性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星聯網進入實用階段,地月空間經濟區提上日程,太陽和月亮的光明已無法繼續成為太空時代人類走向宇宙深處的追求和指針[9]。中華文化必須承擔起新的歷史使命和文化使命,推動中西方天人合一理論融合發展、綜合創新,尤為重要的是推動心性之學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培育內心光明的個體生命,為人類在廣袤無垠的宇宙中確立安心立命之所。

實際上,每一歷史時代的主要文化形態扎根于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基礎,受制于每一歷史時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反映了對每一歷史時代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一般規律的認識。當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發展最迅速的工業國和工業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創造新的文化形態已是現實的迫切需要。習近平指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應該而且一定能夠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實踐創造中進行文化創造,在歷史進步中實現文化進步。”[10]根據中華文化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馬克思主義文化發展規律、文化全球化發展規律,從現有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文化藝術、思想道德、意識形態以及第四次世界工業革命發展趨勢看,在今后一個歷史時期,中華文化新形態的本質是社會主義工業文明,中華文化新形態的核心是科學與人文的關系。中華文化新形態在中華文化的序列里可被稱為道學,在這里,“道”是指規律;在馬克思主義的序列里可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自由學,自由不僅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成為最高文化信仰,在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上也成為最高文化信仰。

道學之名,出現于《隋書·經籍志》《宋史·道學傳序》等典籍,狹義可指道家文化,廣義可指道學文化。南宋時期,道學又稱為理學,狹義可指儒家的道德學問。道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基石,可指世界的本原、本體、規律、原理、規范等,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君子之道等。因此,在歷史上,“道”既是哲學的重要范疇又是道德的重要范疇,同時,又具有體用合一的本質、內涵、特征和優勢。當前,在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進程中,應當把“道”放在優先位置予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近代以來,無論是哲學還是科學都是圍繞“規律”展開的,恩格斯指出:“正如美國《科學》雜志已經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單個事實之間的重大聯系方面的決定性進步,即把這些聯系概括為規律,現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國,而不像從前那樣出在德國。”[11]同時,他突出了“一般規律”的哲學命題,如“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12]“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13]。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道”完全可以涵蓋、指代“規律”,并具備“規律”所沒有的人文精神。近代以前,各個民族、國家、地區都受各自獨特的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一般規律的制約,從而形成了各自獨有的最高文化信仰,創造了各自獨特的主要文化形態。近代以來,隨著科技的進步、大工業的建立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一方面人類對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一般規律的認識取得了革命性、顛覆性的進步,并深刻認識到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另一方面,各個民族、國家、地區獨特的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一般規律,逐步被世界性的、全人類的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一般規律所支配、替代。因此,中華文化應深入把握世界文化發展大勢,將規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中華文化新形態實質上是規律之學,在中華文化的序列里,可用道學稱之。研究規律的目的是認識規律、利用規律,從受制于規律的必然王國進入駕馭規律的自由王國,實現人的真正的全面的自由,自由成為最高文化信仰,因此,中華文化新形態在馬克思主義的序列里可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自由學。
 

二  創造社會主義工業文明,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中國傳統社會是典型的農業社會,中華傳統文化本質上是農業文明,“考古資料顯示,中國農業起源的過程經歷了數千年之久,大約起始自距今一萬年前,完成于距今五千年前后”。[14]在中國北方地區,“到距今5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廟底溝時期),通過采集狩獵獲取食物資源的必要性已微不足道,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代表的旱作農業生產終于取代采集狩獵成為仰韶文化的經濟主體,至此中國北方地區正式進入了以農耕生產為主導經濟的農業社會階段。”[15]在中國南方地區,“至遲在良渚文化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也完成了由采集狩獵向農業社會的轉變”。[16]在農業社會,最主要的科學是天文學,這主要是為了制定歷法以指導農時。因此在古代中國,農業、天文學、文化的起源大致是同時進行、密不可分的,從而形成了獨特而經典的農業文明。隨著中國正在推進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工業化,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已經全面解體和沒落,《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指出:“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17]中華文化必須實現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歷史性轉變,必須承擔起為工業社會提供文化支撐、精神指引和人文關懷的歷史使命與文化使命。

文藝復興以來,隨著近代歐洲天文學、數學、力學、物理學等科學的革命性飛躍,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先后興起。西方在工業革命的基礎上,建造了前所未有的工業社會,全面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維方式,創造了新的人類文明——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然而,這種起源于西方的工業文明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18]雖然“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9]然而,“由于推廣機器和分工,無產者的勞動已經失去了任何獨立的性質,因而對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20]不僅如此,“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21]這種剝削,“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22]在這樣宏大的歷史背景下,資產階級哲學家、思想家們也觀察到了這種社會現象,提出了人的“異化”的哲學命題,但是,他們不能科學地說明人的“異化”的根源,不能科學地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不能科學地說明歷史發展動力,無法與人民尤其是無產階級結合在一起,找不到革命的依靠力量,只能在自己的哲學概念和體系中自我發展,“哲學家們在不再屈從于分工的個人身上看到了他們名之為 ‘人’的那種理想,他們把我們所闡述的整個發展過程看做是‘人’的發展過程,從而把‘人’強加于迄今每一歷史階段中所存在的個人,并把‘人’描述成歷史的動力。這樣,整個歷史過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異化過程,實質上這是因為,他們總是把后來階段的一般化的個人強加于先前階段的個人,并且把后來的意識強加于先前的個人。借助于這種從一開始就撇開現實條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們就可以把整個歷史變成意識的發展過程了”。[23]

馬克思深刻批判了資產階級的唯心史觀,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4]并指明了人類從異化中解放出來的方向和途徑——共產主義革命:“各個人的全面的依存關系、他們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的最初形式,由于這種共產主義革命而轉化為對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覺的駕馭,這些力量本來是由人們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但是迄今為止對他們來說都作為完全異己的力量威懾和駕馭著他們。”[25]從而實現了“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26]在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中,馬克思指出哲學的歷史任務是與無產階級相結合:“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27]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人的解放,而這個“唯一實際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的解放”,[28]同時,馬克思進一步強調指出:“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29]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指出:“馬克思創建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運行的特殊規律,為人類指明了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途徑,為人民指明了實現自由和解放的道路。”[30]

建立在壓迫、剝削和兩級分化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不僅給個體生命帶來了深重災難,也給全人類帶來了深重災難。英、法、美、德、俄、日等資本主義大國,都毫無例外地走向了在本國工業革命的支撐下對內剝削壓迫、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為了奪取原料產地、世界市場,它們不斷發動侵略戰爭,并最終演變成兩次世界大戰,給世界帶來了浩劫。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誕生,并不斷發展壯大。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在馬克思之前,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理論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學的理論為最終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會指明了方向。”[31]這是中華文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創造社會主義工業文明,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根本原因。中華文化創造的社會主義工業文明是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工業文明,是賦予人民新的文化生命、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工業文明。因此,社會主義工業文明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必須深入思考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人與科學的關系、人與工業的關系。“現代文化的本質是工業社會的文化,現代文明的本質是工業文明。為工業社會提供文化支撐、精神指引和人文關懷是文化現代化的充要條件與必經階段。”[32],創造社會主義工業文明,也是文化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

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工業文明的本質規定。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不斷開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新局面。馬克思和恩格斯畢生關注中國,對中華民族、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寄予殷切期望,同時,他們指出:“當然,中國社會主義之于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一樣。”[33]中國社會主義不僅遵循著社會主義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且有著不同于歐洲社會主義的特殊發展規律,這使它面對人類社會發展大勢,具備更強的適應能力和調整能力,取得了巨大成功,“實踐證明,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在古老的東方大國建立起保證億萬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制度,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為具有顯著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國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也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全新選擇,為人類探索建設更好社會制度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34]中華文化是這一特殊發展規律的重要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積淀的深厚歷史文化傳統,吸收借鑒了人類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經過了長期實踐檢驗”。[35]同時,中華文化在創造社會主義工業文明的歷史進程中,也遵循著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這種實際的狹隘性,觀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間宗教中。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產物”。[36]列寧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期待則因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需要顯得更為迫切:“斗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于如下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正是這個人口的大多數,最近幾年來非常迅速地卷入了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世界斗爭的最終解決將會如何,是不可能有絲毫懷疑的。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保證的。”[37]他針對建立中國社會主義文明,進一步強調指出:“為了保證我們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國主義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義的東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同東方那樣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發生下一次軍事沖突的時候,這個大多數必須能趕得上建立文明”。[38]當前,中國正在進行的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工業化已取得重大成就,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取得這一奇跡的根本原因是堅持和完善了社會主義制度,這一制度確保了社會大轉型期、大轉折期、大發展期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新中國70年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39]社會主義工業文明初步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不斷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人類文明走出了一條新路。
 

三  創造新的天人關系,引領文化全球化

 
天人關系或與其同等概念的人神關系、人鬼關系、死生關系、心物關系是一切文化、思想、哲學、宗教的核心,關乎個體生命和人類社會的文化信仰、精神指引、人文關懷、心靈溫潤。中華傳統文化起源于天文觀察和處理天人關系的實踐,在關于天人關系的思考中,逐步形成了天人合一理論,“在天人合一理論的發展和指導下,中國先民創造了上古時期輝煌絢麗的文化、思想和制度。浙江余杭良渚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陜西神木石峁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已經進入早期國家階段,但都毫無例外地繼承和發展了天人合一的燦爛文化,成為當時的文化中心,并強力輻射周邊,推動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發展格局,成為中華文化、思想、制度的共同源頭”。[40]考古學證據顯示,距今5500-5300年,“各地區都相繼迎來文明曙光,且不同區域的社會上層之間,存在著遠距離的信息交流,形成了一個最早的中華文化圈”[41],因此,炎黃作為這一時代的符號,絕非部落聯盟首領,而的確為“帝”——中央邦國最高領導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認為“在有黃帝傳說之地”——距今6000年到5500年的河南西部三門峽市靈寶鑄鼎原遺址群“出現了中原地區最早的大型高等級聚落密集分布的情況,十分耐人尋味”。[42]所以,《史記·五帝本紀》有著堅實的考古學基礎和歷史背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絕非虛妄之作。天人合一理論在五帝之一的顓頊帝時代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轉折,即“絕地天通”,至少從這時起,神權開始從屬于王權,中華文化開始結束滿天星斗的局面,出現了較為統一的文化形態,從而在意識形態領域為國家的形成尤其是“最早中國”的出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在相當于堯舜禹的時期,這種一體化趨勢更加明顯地表現在中原地區……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根、主源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43]這種文化現象實際上反映了當時農業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天文學的發達,在此基礎上,中國先民開始從受制于自然發展的一般規律中解放出來,人類面對天、神、自然界取得了重大勝利,從而奠定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非宗教化基礎、中國傳統社會的世俗化基礎。

這一轉折是中華文化第一次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對中華傳統文化、中國傳統社會影響深遠,也對世界文化和人類文明影響深遠。到了距今4300-3900年,大約相當于堯舜禹時期的陶寺文化,天文歷法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現了“世界上能夠確認的年代最早的觀象臺”[44],最早的中國已經形成,中國先民對天人關系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中華傳統文化成熟地確立了個體生命的人生意義在人世而不是天國、在世俗世界而不是宗教世界的立場,把天、天國、宗教世界同一于它的世俗基礎;標志著中華傳統文化此時已經成熟的解決了‘上帝死了’的哲學命題,發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45]這一文化傳統即使在巫覡勢力強大的商代也未發生動搖,祭祀與占卜只是商王的統治手段之一,商代依然是世俗化社會而非宗教社會,“早期史料顯示,巫史構成了上古社會特有的知識集團,因而擁有與神靈溝通的神秘權力。而王作為群巫之長,具有著政教合一的領袖的特殊身份,這個事實至少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依然反映得相當清楚。巫的主要作用在于傳達神人的意旨。而王既為巫主,又為人主,因而作為王臣的巫,其交通神人的禱祈活動其實也就體現為上達王意與降傳神旨的行為。如殷人占卜,其最終審斷皆決于王意,而貞人命龜不過傳達王意而已”。[46]由此,我們可以注意到中華文化的早熟:自孔子始的諸子百家學說均為理性學說,中國社會為不依賴上帝而存在的世俗社會。

中華傳統文化的早熟或者說理性,有著堅實的古代科學基礎。現代天文學充分證明,中國古代發達的天文學和歷法并不是先民們臆造出來的,而是經過長期觀察計算出來的。例如,中國傳統社會對木星運行規律十分了解,發明了大約十二年為一周期的歲星紀年法:“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國語·周語·景王問鐘律于伶州鳩》記載的“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以及利簋銘文記載的“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47]甚至提供了商周斷代的重要天文星象依據。今天科學已經證明,木星確實對地球的氣候和生命形式有著規律性的影響,而且這一規律是最守時的天文規律之一[48]。不僅是古代的天文歷法,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天人合一理論也被證明存在著真正的科學基礎和內在聯系:組成生命的各種元素都來源于宇宙,幾乎所有生命的食物都來源于陽光,生命的成長受到宇宙法則的限制,細胞的動力來自于遠古恒星死亡的能量,“天人合一、萬物同一、齊物、道化萬物、眾生平等等,有著堅實的科學基礎。所有生命之間以及它們與整個自然界之間,通過細胞、能量、元素進行著轉換輪回和重新組合。生命不僅來源于宇宙,根本就是宇宙的一部分”。[49]

由此可見,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是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離開了科學的人文必將成為無源之水,離開了人文的科學必將成為脫韁之馬。當前,中華傳統文化研究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依舊在舊學的范疇和范圍內研究,而沒有與新科技革命對接。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新科技革命風起云涌,一大批深刻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科學和技術,如互聯網、超級計算、5G、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區塊鏈等,得以大規模研究、普及和應用,已經或將極大的影響人類的思維、心理和精神世界。中華文化應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重視科學的優良傳統,對人文與科學的關系深入思考、積極回應、正確解答,為工業社會提供文化支撐、精神指引和人文關懷。恩格斯指出:“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一一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一般歷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發現的時候,他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例如,他曾經密切注視電學方面各種發現的進展情況,不久以前,他還密切注視馬塞爾·德普勒的發現。”[50]因此,應切實加強對文化與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相互關系的研究,將文化學設立為學科門或者將文學門更名為文化學門,也可在文學門下設立文化學一級學科,作為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深化對文化發展一般規律的研究,尤其是對中華文化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馬克思主義文化發展規律、文化全球化發展規律的研究,創立文化學尤其是中華文化學、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學、馬克思主義文化學、世界文化學等。

從某種意義上說,天人關系即天文與人文的關系,必須轉變為科學與人文的關系。當然,天文也是科學,而且是最初的科學。這種轉變是萬年未有之大轉變,也是萬年未有之大繼承。天文與人文的關系是農業文明的核心,科學與人文的關系是工業文明的核心。在科學和工業的支撐下,歷史已經推進到了徹底的唯物主義時代,個體生命、人類社會已經無法繼續躲藏在天、神、上帝的羽翼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深厚的唯物主義傳統,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新形態在引領文化全球化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巨大優勢。當前,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化、思想、哲學、宗教異彩紛呈、紛繁復雜,在文明交流互鑒中應當堅持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原則。然而,從人類社會和世界文化發展的宏觀視野看,“在現代生產力充分發展、高度發達的基礎上,‘上帝’‘自我意識’‘幽靈’‘怪影’‘怪想’‘枷鎖’‘最高存在物’‘概念’‘唯一者’‘實體’‘人的本質’‘高深莫測的創造物’‘造物主’‘絕對觀念’‘邏輯范疇的預先存在’都將因失去它們賴以存在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物質基礎而歸于消滅”。[51]因此,人只能依靠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同時,由于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即將洶涌而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顯得更為迫切。從目前發展趨勢看,人工智能引領著大數據、超級計算、5G、區塊鏈、虛擬現實、腦科學等先進科技,勢必重構整個世界,沖擊現有文化傳統。人工智能不斷升級的認知、情感、倫理、治理、交互以及自我意識水平等,將不斷對人類的駕馭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這場智能革命中,人與人工智能之間也會出現“天人關系”,人類的生產工具將第一次與人類產生智能交流,人類將成為人工智能的天、神、上帝,人類的面貌將決定著人工智能的面貌,從而最終決定著人類社會自己的面貌。

創造新的天人關系,引領文化全球化,關鍵是搶占世界科技發展制高點。從近代以來工業革命發展規律看,一個國家在全球范圍內的科技分工決定著其經濟分工,進而決定著其文化分工。每一次重大科學技術進步,都會推動人類社會主要經濟形態發生顛覆性變革,從而根本性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維方式,進而改變文化的生產方式、傳播方式、交流方式。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文化發展格局中的主導地位是由其科技主導地位決定的,同時,它們面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絲毫沒有松懈。2019年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維持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地位》的第13859號行政命令。為此,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人工智能問題特別委員會、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國防部創新委員會紛紛出臺相關計劃措施,加強人工智能研究和產業發展。德國于2018年先后出臺《高科技戰略2025》《聯邦政府人工智能戰略》,2019年發布《聯邦政府區塊鏈戰略》《國家繼續教育戰略》,啟動“量子網絡”資助倡議。可以預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科技鴻溝將進一步擴大,全球范圍內的科技分工、經濟分工、文化分工將進一步兩極分化,因此,人類亟需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新型全球科技發展秩序、經濟治理秩序,進而構建世界文化發展新格局。

注 釋: 
[1]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第172頁。
[2]《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第2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第7頁。
[3]《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第2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第124頁。
[4] 習近平:《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求是》2019年第9期。
[5] 隋云鵬:《天人之際新階段——科學視野下的天人合一與文化復興》,《人文天下》2017年第11期。
[6] 隋云鵬:《從“觀乎天文”到“觀乎人文”》,《中國文化報》2019年4月24日。
[7]馮時:《探尋中華文明核心內涵》,《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7月15日。
[8]隋云鵬:《天下歸仁與科學時代的文化信仰》,《人文天下》2018年第19期。
[9] 隋云鵬:《從“觀乎天文”到“觀乎人文”》,《中國文化報》2019年4月24日。
[10]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4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3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01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02頁。
[14] 趙志軍:《中國農業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發現》,《光明日報》2019年8月5日。
[15] 趙志軍:《中國農業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發現》,《光明日報》2019年8月5日。
[16] 趙志軍:《中國農業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發現》,《光明日報》2019年8月5日。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22頁。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8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4頁。
[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73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2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6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2頁。
[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5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頁。
[30] 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第8頁。
[31]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第8頁。
[32] 《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第2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第126頁。
[33]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第134頁。
[34]習近平:《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求是》2019年第23期。
[35] 習近平:《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求是》2019年第23期。
[3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7頁。
[37]《列寧專題文集 論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第378頁。
[38]《列寧專題文集 論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第379頁。
[39]《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9,第35頁。
[40] 隋云鵬:《從“觀乎天文”到“觀乎人文”》,《中國文化報》2019年4月24日。
[41]王巍:《新中國70年考古學回顧與思考》,《光明日報》2019年8月19日。
[42]王巍:《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考古實證》,《求是》2020年第2期。
[43] 王巍:《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考古實證》,《求是》2020年第2期。
[44]王巍:《新中國70年考古學回顧與思考》,《光明日報》2019年8月19日。
[45] 隋云鵬:《天下歸仁與科學時代的文化信仰》,《人文天下》2018年第19期。
[46] 馮時:《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第420頁。
[47]周曉陸、劉次沅:《武王伐紂相關文獻再檢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48]《研究發現木星金星引力影響地球氣候》,《參考消息》2018年5月10日。
[49]隋云鵬:《天人之際新階段—科學視野下的天人合一與文化復興》,《人文天下》2017年第11期。
[5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2頁。
[51]《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第2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第112頁。
 
(作者系山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對外交流與合作處副處長、法學碩士,研究方向是中華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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