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7日-星期三

|  站內搜索:
網站首頁 > 學術探索 > 人文歷史 > 閱讀信息
隋云鵬:論中華文化的發展規律
點擊:5753  作者:隋云鵬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0-07-04 08:27:01

 

1.webp (6).jpg

【摘 要】中華文化起源于天文學,在關于天人關系的思考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理論尤其是心性之學,其本質是追求內心光明,其方法論是允執厥中,其信仰是天命,這一傳統持續了上萬年之久,呈現獨特而經典的發展規律。在先民觀象授時、立表測影時,太陽、月亮的光明成為他們身心兩方面至死不渝的追求,光明成為天人合一的同義詞和內在本質。這一追求也推動了心性之學的誕生和發展。中華文化經歷了春秋末期和清末民初兩次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華文化實現了從自卑、自強到自信的偉大轉變,中華文化的當代使命是創造新的文化形態,創造社會主義工業文明,創造新的天人關系,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國有著至少八千年未曾中斷的文明史,有著四千年傳承不絕的文獻史”【1】,在世界文化史上書寫了絢麗的篇章。在中華文化漫長的發展史上,構建理想的天人關系始終是其著力解決的基本主題、主要命題和根本問題,其主體思想和主要實踐始終是天人合一,呈現獨特而經典的發展規律。春秋末期和清末民初,中華文化經歷了兩次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當前,中華文化表現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華文化的當代使命是創造新的文化形態,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創造社會主義工業文明,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新的天人關系,引領文化全球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一  從觀乎天文到觀乎人文
 
中華文化起源于天文學。為了觀象授時、制定歷法,服務于生產生活的需要,中國先民對天體運行規律進行深入研究,逐步產生了關于天人關系的思考,從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理論尤其是心性之學,其本質是追求內心光明,其方法論是允執厥中,其信仰是天命,這一傳統持續了約萬年之久。

(一)天文源頭

文化一詞來源于“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賁˙彖》)【2】。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文與天文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僅如此,實際上人文出于天文,中華文化是伴隨著關于天人關系的思考產生的。這種思考首先是為了確定“時變”,即時間和節氣變化,從而服務于先民生產生活的需要。《周易》忠實記錄著人文與天文的這種密切關系,忠實記錄著中華文化的源頭——中國先民關于天人之際的思考,也就是天人關系的思考。關于這種思考的記錄貫穿著整個《周易》,充分體現在《周易》的方方面面。乾坤兩卦作為《周易》的根本,最為經典地體現了這種記錄。陳鼓應、趙建偉兩位先生認為乾字本義是指日之上出,而“《乾》卦以龍之潛、現、飛、亢取象日之升落”【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繼承了聞一多先生關于乾卦龍的本質特征的學說,認為乾卦與坤卦構成了古人對于東宮蒼龍星宿周年運行的完整的觀測體系,潛龍、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見群龍無首等卦爻辭實際上描述了“蒼龍六宿的周天變化所體現的季節特點,皆為公元前二千年黃昏之后所見的天象。”【4】實際上,古人是根據太陽和包括東宮蒼龍星宿在內的二十八星宿的運動規律一起來確定時間和節氣,即“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周易˙乾˙彖》)【5】。“大明”即指太陽。很明顯,人們的生產生活必須根據時間和節氣進行,所謂“應乎天而時行”“順天休命”“與時偕行”,等等,從而形成了初始的天人合一理論。更為重要的是,《周易》成熟地將天文研究引入人文領域,引申出君子之德,為人文源于天文提供了文獻證據。

(二)光明本質

考古學證據顯示,觀象授時在中國有著超乎想象的悠久歷史,“大約距今萬年左右,北斗七星大概已經被先民奉為尊貴的天神了”【6】,中國先民觀象授時、立表測影的歷史則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八千紀的新石器時代【7】。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當一代又一代先民為了觀象授時、立表測影,而“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時,太陽、月亮的光明成為他們身心兩方面至死不渝的追求,光明成為天人合一的同義詞和內在本質。《周易》中關于光明的論述比較豐富,“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周易˙履˙彖》)【8】。“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周易˙謙˙彖》)【9】。“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周易˙艮˙彖》)【10】。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先民對光明的追求也推動了中華文化最核心、最獨特、最瑰麗的學說——心性之學的誕生和發展。其實,天文與人文中的“文”字本身忠實記錄著先民的這種追求。商周古文字的“文”像人形而特彰明其心【11】,因而文明一詞的本義為內心光明,文化一詞的本義為通過教化使人內心光明。所以,文明實際上兼有文化和光明兩者的涵義,《周易˙乾˙文言》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12】孔穎達《正義》解釋道:“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13】這種光明由內而外,所謂“君子之光,其暉吉也”【14】,從而實現內圣外王,明明德于天下。 

(三)允執厥中

中國先民關于天文與人文的思考最為核心、最為重要的考慮,是將天文引入個體生命的內心,實現個體生命精神世界的天人合一,或者說人的思維領域的天人合一,從而創造了中華文化獨有的心性之學。心性之學是天人合一的內在靈魂,天人合一是心性之學的外在邏輯。儒家尤其是宋儒,認為心性之學的來源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書·虞書·大禹謨》)。而后世有學者認為此堯舜禹十六字相傳之心法為偽造,實際上這句話所蘊含的思想有著堅實的考古學證據。允執厥中的“中”字來源于先民觀象授時、立表測影而產生的“中”。立表測影要求表垂直于水平地面,精確辯證四方、八方等方位,因此使“中”具有了中正、中央等涵義,并進一步發展出中庸、中和等思辨,形成了中國、中華等概念,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居中而治的政治觀、中庸中和的哲學觀。“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也同樣表達了“執表而求天下之中,并居中而治天下的政治理想”【15】。《中庸》作為全面總結“中”的思想的篇章,已經將“中”的思想從天文學擴展到政治學、哲學等人文領域,例如“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16】正是由于這個歷史傳統的深遠影響,在宋代之前,儒家對于堯舜禹十六字相傳之心法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允執厥中”;直至南宋時期,朱熹認為應將注意力集中在“道心惟微”,并以此構建了道統論。實際上,“道心惟微”是形而上,“允執厥中”是形而下,而在上古時期,兩者是一體不二的。

(四)天命信仰

天命信仰起源于中國先民對天體運行規律的研究。中國先民在很久遠的年代已經發現天體是有規律運行的,而且天體運行規律深刻影響著人類社會,決定著人類社會的時間流逝、季節變遷、生物繁衍、糧食豐歉,對人們的生產生活產生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論語·堯曰篇第二十》)【17】說明4000多年前,天命信仰已經成為國家(中央邦國)層面的文化信仰,這已被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證實。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作為距今約4300年,大約相當于堯舜時期的中央邦國都城,已經是在陰陽、太極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觀以及八卦、五方的天下觀指導下規劃建設的,體現最高統治者天命所歸、居中而治、掌握歷法、敬授民時的權威,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孔子贊美堯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篇第八》)【18】有文獻記載,商湯為祈雨甘愿自焚祭天。大量殷商卜辭、兩周金文,例如西周天亡簋銘、春秋秦公簋銘、秦公鐘銘等,出現了統治階級關于天命、天、上帝、上、“(其)嚴在上”的文字。《尚書》通篇涉及天、天命,《尚書·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春秋戰國以降,諸子百家的興起,徹底改變了天命的話語權由統治集團壟斷的局面。天命從統治者的話語權轉變為民心力量、個體生命的存在意義,民心即天命、天命即人心。孔子繼承發展了這一信仰,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論語·季氏篇第十六》)【19】隨著儒學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指導學說和主流思想,天命信仰成為中國人的最高文化信仰,深刻影響著傳統社會的方方面面。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東傳中國后,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影響,其宗教信仰被打上了天命信仰的底色。

(五)守正傳統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在天人合一理論的發展和指導下,中國先民創造了上古時期輝煌絢麗的文化、思想和制度。距今數千年的浙江余杭良渚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陜西神木石峁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等,已經進入國家階段,但都毫無例外地繼承和發展了天人合一的燦爛文化,成為當時的文化中心,并強力輻射周邊,推動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發展格局,成為中華文化、思想、制度的共同源頭。及至后世,“從易經及諸子百家學說、兩漢經學到宋明理學,乃至道家學說、漢地佛學等,均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孜孜以求、前赴后繼地深入研究和闡析發揚,形成了蔚為壯觀、嘆為觀止的文化現象。”【20】這種幾千年來一以貫之的文化現象,充分體現了中華文化“文明以止”的守正傳統。對此,馮時先生指出:“天文學不僅是古人賴以建立時空體系的重要手段,而且直接促進了傳統政治觀、宗教觀、祭祀觀、禮儀制度、哲學觀與科學的形成,這些觀念在構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內涵的同時,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傳統宇宙觀,體現了古人對于天、地、人相互關系的深刻思考……顯然,天文學作為中國傳統文明之源的事實相當清楚。”【21】

由于天體運行規律影響著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它也以自然之天、物質之天、主宰之天、宗教之天、運命之天、義理之天、德化之天、哲學之天等等不同的面目呈現在人們面前,成為不同思想流派的研究對象和理論緣起,從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理論的不同流派,如天人玄同、天人一義、天人相分、天人感應、天人一氣、天人一理、天人一心等,進而衍生出心性之學的不同流派。
 
二  從天人合一到心性之學

中華文化至春秋末期一大變,可以說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孔子興辦私學為標志,中華文化從此前的圣王中心轉變為君子中心。在上古時期,統治集團掌握著天文學尤其是歷法知識,以維護政權合法性。隨著春秋末期私學的興起,知識從統治集團手中全面轉向知識分子手中,諸子百家開始興起。《周易》作為全面總結上古以來天文與人文關系的學說,在經過孔子贊明后,忠實記錄著這一偉大轉變:“《象傳》把《彖傳》的‘圣王’中心論改變為‘君子’中心論,進一步強化了《易》學的修身之道和《易》之用的普泛化。《象傳》中的‘君子’都是‘有才德之人之稱,無論其有爵位與無爵位’(高亨《周易大傳今注》)。”【22】君子也從對觀象授時的統治者的通稱轉變為對文德高尚的知識分子的通稱,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李鼎祚《集結》引干寶曰:“‘言君子通之于賢也。凡勉強以進德,不必須在位也。故堯舜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相不息矣。’”【23】周易成為君子之德的淵藪和“群經之首”“大道之源”。

《周易》是在“總結歷代易經和前人學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演進而來的,是易經發展的最高峰。”【24】在《周易》之前,《河圖》、八卦、《洛書》等無字易經和有字易經已經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的發展階段,并忠實記錄著每一個歷史時期的中國先民對于天人關系的思考、對于天人合一的發展。在中國,天人合一與人類文明起源的歷史一樣悠久,《河圖》、八卦、《洛書》《周易》等易經起源于天文,是先民研究宇宙體系和天體運行規律的學說,是上古以來天人合一理論的集大成者。迄今為止,發現的較早的河圖有距今8000年左右的遼寧阜新查海遺址石龍【25】、距今6000年左右的湖北黃梅河卵石龍【26】;發現的最為經典的洛書,是距今5300年左右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玉版和玉龜【27】。河圖通過至簡的黑白互回圖案,直觀地顯示了東宮蒼龍星宿回天運行的星象圖,展示了先民建立在授時恒星運行規律基礎上的宇宙體系;洛書通過至簡的黑白點圖案,展示了先民的數學運算體系、數學幾何知識、方位體系、節氣知識和原始宇宙模式。距今7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28】、距今5500年左右的遼寧建平牛河梁三環石壇和三重方壇遺址【29】,也都成熟地顯示了當時的宇宙體系以及恒星觀測、太陽運行規律和數學幾何知識。《周易》最終成書的年代可能較晚,但毫無疑問的是,它保存著中國上古以來的文化、思想、制度以及天文學、數學等科學知識,不愧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也成為后世天人合一理論以及心性之學的淵藪。

老子、孔子均對《周易》有過深入研究,《孔子家語》記載子夏曾向孔子非常詳細地請教易經,孔子回答說:“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30】老子辯證法深受天文數術的影響,“根據對郭店戰國楚竹書《太一生水》的研究,可明道家哲學的思辨基礎實在于宇宙生成論及天文數術思想,老子借宇宙生成論思辨出玄虛的‘無’,又據太一行九宮的天文觀創立了無名可名的‘道’,而淮水流域深厚的天文數術傳統無疑為這一哲學體系的誕生準備了條件。”【31】天文數術與《周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和關系,是《周易》的核心表達方式、表現形式和方法論。程朱理學也是在《周易》的框架和范疇中發展起來的。周敦頤、朱熹等理學大師通過《周易》中的太極概念構建和確立了宋明理學的宇宙論、本體論,而他們深入研究的太極圖實際上是東方蒼龍七宿回天運轉的星象圖【32】,是中國上古先民的原始宇宙圖,也是《周易》研究的主要對象、理論來源和科學基礎。朱熹的詩句“歸命仰璇璣,寥陽太帝居……愿傾無極光,回駕府塵區。”【33】顯示了他對天文學的關注。

正是由于《周易》的這種重大作用和巨大影響,以及《周易》在中華文化史上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樞紐作用,將天文引入個體生命的內心,實現個體生命精神世界的天人合一,或者說人的思維領域的天人合一,成為諸子百家學說以及宋明理學研究的核心,內心光明作為中華文化的本質被進一步傳承和發展。成中英認為:“《周易大傳》宣稱,人類本性的力量可以完成道的偉大工作,進入神圣光明(神明)和微妙變化的終極至上的境界。據此而論,實際上天的內在本性恰恰派生于人類本性的潛能以及實現這種潛能的能動力量。人不僅具有天賦的全部潛力,而且他也具有實現其潛力的原動力。”【34】因此,“神圣的至上的光明(神明)是一個應該實現的狀態。它是人性中內在固有的,然而它應該由每一個人在其自我認識的過程中去努力實現。”【35】老莊道家學說是中國的自然哲學,在個體生命精神世界天人合一方面或者說心性之學有著獨特主張和思想。《老子˙第十六章》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36】將物質世界的運動規律與精神世界的運動規律統一起來,認為人的精神世界應當致虛守靜。《莊子˙人間世》曰:“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37】陸德明《釋文》引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莊子認為內心光明是非常吉祥的精神境界,主張用精白道德對抗物欲世界,實現精神世界的絕對自由。

儒家是心性之學的主要發展者,一以貫之地主張內心光明。孔子在《周易·系辭》中指出:“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38】。孔子家語記載:“魯哀公問于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化于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39】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思想提供了從天人合一到心性之學發展脈絡的文獻證據【40】,在心性之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庸》開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41】通過人性溝通天命和人道,實現天人合一。孟子指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42】孟子良知良能的思想也來源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43】。宋明時期是心性之學在先秦時期之后的第二個發展階段,也是最為興盛的階段,中華文化內心光明的本質表現的更為突出。杜維明認為:“作為人性的最高的和最深刻的表現的圣是宋明儒學思想所關注的一切主要課題的哲學的輻湊點”【44】。而宋明理學創立者周敦頤指出“明”是成“圣”的次序和環節之一:“靜虛則明,明則通。”(《通書˙圣學第二十》)張載在《易說》中指出:“定然后始有光明,惟能定已是光明矣,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于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朱熹將太極引入道德涵養領域,認太極為心,“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45】,創立了一種極光明的內心境界,“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46】。陸九淵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陽明認為“圣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47】他對天人合一和心性之學進行了全面總結,指出“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予人也謂之性,主于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無窮,只一性而已。”【48】公元1529年1月10日,陽明先生逝世,臨終遺言為“此心光明,亦復何言”【49】。作為一代心學宗師、傳統社會三不朽的代表性人物,王陽明用其人生最后一句話為中華文化做了經典注釋。
 
三  從文化自強到文化自信

中華文化至清末民初是第二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鴉片戰爭為轉折點,中華文化開始了“三個走向”的偉大轉變:從中國走向世界、從傳統走向現代、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在鴉片戰爭之前,中華文化創造了無與倫比的輝煌,對周邊地區和國家保持著巨大文化優勢,幾千年來一直按照自己的內在邏輯演化和發展,形成了經典而獨特的農業文明,長期占據著世界文化的巔峰。隨著近代西方工業革命的興起,這一局面不復存在,中華文化面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強勢文明的巨大沖擊和壓力。這種局面是幾千年來從未出現過的。《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50】《共產黨宣言》進一步指出:“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51】在這樣的“世界市場”和全球化時代,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傳統文化,如果不能適應世界文化發展大勢,成為世界文化體系,它必將被世界文化體系所拋棄,最好的結局也不過是成為博物館里的文化遺產。從鴉片戰爭開始,關于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舊學與新學、人文與科學等問題空前凸顯,并交織在一起成為中華文化無法繞過的對象,延續至今,并將繼續持續下去,直至新的文化形態創造出來。

在整個20世紀,中國學術界、思想界、文化界為推動中華文化從中國走向世界、從傳統走向現代、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進行了各種艱苦卓絕的努力,“近百年在中國出現的各種思潮、各種學派的代表人物,如康有為、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嚴復、蔡元培、胡適、陳獨秀、魯迅、李大釗、梁簌溟、杜亞泉、吳宓、陳寅恪、湯用彤、熊十力、馮友蘭、賀麟、金岳霖、張君勱、錢穆、方東美、馬一浮、唐君毅、牟宗三……都具備廣博的中西學術修養”【52】,他們不分思想派別、學術派別,都在力推中西文化對話、會通、融合,力求為中華文化注入新鮮血液。發生于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是在救亡圖存的時代大背景下,中華文化自救、自強的運動,是中華文化適應世界潮流的文化革新、文化啟蒙、文學革命運動。新文化運動為中華文化注入了科學與民主的新鮮血液。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使新文化運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舊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倡導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社會。許多進步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在長期實踐探索中,產生了郭沫若、李達、艾思奇、翦伯贊、范文瀾、呂振羽、馬寅初、費孝通、錢鐘書等一大批名家大師,為我國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進行了開拓性努力。”【53】在這一歷史時期,革命老區文化建設尤為艱苦卓絕。革命老區是指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創建的革命根據地和抗日戰爭時期創建的抗日根據地。在新中國成立前20多年的時間里,遍布全國大大小小的革命老區,可以說無一日不打仗或在準備打仗,在這樣的條件下,革命老區絲毫沒有放松文化建設。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54】革命老區在掃盲識字、理論宣傳、文藝創作、新聞出版、科學普及、婦女解放、移風易俗等文化建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發展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為新中國成立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奠定了文化基礎。五四運動以來,中華文化從中國走向世界、從傳統走向現代、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不斷向縱深發展,思想文化領域逐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現代新儒家、西化三大思潮,出現了中體西用、全盤西化、儒學復興、新啟蒙、綜合創新、馬魂中體西用等各種主張,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程恩富提出“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世情為鑒、國情為據、黨情為要”進行社會科學理論綜合創新,“在‘五四’以來的百年中國思想史中,一個最基本的現實就是中、西、馬三種思想文化資源并存,自由主義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中國馬克思主義派各擁有自己的資源優勢,三大思潮形成了鼎足之勢。它們之間既互相對立、互相競爭、互相論戰,又互相滲透、互相吸攝、互相補充,有時針鋒相對、勢同水火,有時也有局部的一致、聯盟的關系。這就是所謂‘三大思潮對立互動’”【55】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華文化實現了從自卑、自強到自信的偉大轉變,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世界優秀文化、黨領導人民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56】,中華文化面貌煥然一新,文化自信成為中華文化的時代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57】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均有論述,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58】,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59】毛澤東指出:“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60】同時,由于他們處于革命或革命余緒的時代,社會革命與社會建設任務異常繁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也尚未完全展開,因此,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全面總結只能留待將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承擔起這一歷史使命,不斷書寫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馬克思主義文化發展新篇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有力的文化支撐、精神指引和人文關懷,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共同文化支撐,為全球化時代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發展中國家推進文化現代化提供指南和參考。

當前,中華文化已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時期,從中華文化的發展規律看,中華文化的當代使命是推動天人合一理論尤其是心性之學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創造新的文化形態,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推動文化現代化,創造社會主義工業文明,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推動人文與科學緊密結合,創造新的天人關系,引領文化全球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創造新的文化形態,必須在解決中、西、馬的關系問題的基礎上,深度融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世界優秀文化。中華文化的新形態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序列里可稱之為道學,在這里,“道”是指規律;在馬克思主義的序列里可稱之為馬克思主義自由學,自由不僅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成為最高文化信仰,在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上也成為最高文化信仰。創造社會主義工業文明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深入思考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人與科學的關系、人與工業的關系,創造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工業文明,創造賦予人民新的文化生命、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工業文明。天人關系或與其同等概念的死生關系、心物關系是一切文化、思想、哲學、宗教的核心。創造新的天人關系,必須實現與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全面對接。也就是說,天人關系即天文與人文的關系,必須轉變為科學與人文的關系。當然,天文也是科學,而且是最初的科學。這個轉變是萬年未有之大轉變,也是萬年未有之大繼承。天文與人文的關系是農業文明的核心,科學與人文的關系是工業文明的核心。因此,應切實加強對文化與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相互關系的研究,將文化學設立為一級學科,作為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深化對文化發展一般規律的研究。
 
注 釋:
【1】 馮時:《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自序。
【2】《周易今注今譯》,陳鼓應、趙建偉注譯,中華書局,2015,第207頁。
【3】《周易今注今譯》,陳鼓應、趙建偉注譯,中華書局,2015,前言4。
【4】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第321頁。
【5】《周易今注今譯》,陳鼓應、趙建偉注譯,中華書局,2015,第7頁。
【6】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第138頁。
【7】馮時:《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第93頁。
【8】《周易今注今譯》,陳鼓應、趙建偉注譯,中華書局,2015,第110頁。
【9】《周易今注今譯》,陳鼓應、趙建偉注譯,中華書局,2015,第148頁。
【10】《周易今注今譯》,陳鼓應、趙建偉注譯,中華書局,2015,第458頁。
【11】馮時:《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第3頁。
【12】《周易今注今譯》,陳鼓應、趙建偉注譯,中華書局,2015,第14頁。
【13】馮時:《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第3頁。
【14】《周易今注今譯》,陳鼓應、趙建偉注譯,中華書局,2015,第563頁。
【15】馮時:《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第243頁。
【16】《大學˙中庸》,王國軒譯注,中華書局,2006,第57頁。
【17】楊朝明主編《論語詮解》,山東友誼出版社,2012,第350頁。
【18】楊朝明主編《論語詮解》,山東友誼出版社,2012,第267頁。
【19】楊朝明主編《論語詮解》,山東友誼出版社,2012,第299頁。
【20】隋云鵬:《天人之際新階段—科學視野下的天人合一與文化復興》,《人文天下》,2017年第11期。
【21】馮時:《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第2頁。
【22】《周易今注今譯》,陳鼓應、趙建偉注譯,中華書局,2015,第11頁。
【23】馮時:《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第321頁。
【24】隋云鵬:《夸父追日:從伏羲到牛頓--兼論理性主義的發展》,《人文天下》2016年第23期。
【25】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第500頁。
【26】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第500頁。
【27】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第522頁。
【28】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第401頁。
【29】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第478頁。
【30】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齊魯書社,2013,第301頁。
【31】馮時:《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第503頁。
【32】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第503頁。
【33】賀麟:《朱熹與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載《二十世紀儒學研究大系·儒學與西方哲學》,中華書局,2003,第137頁。
【34】成中英:《論儒學與新儒學中的宗教實在與宗教認知》,載《二十世紀儒學研究大系·儒家宗教思想研究》,中華書局,2003,第559頁。
【35】成中英:《論儒學與新儒學中的宗教實在與宗教認知》,載《二十世紀儒學研究大系·儒家宗教思想研究》,中華書局,2003,第560頁。
【36】《老子·莊子》,吳兆基編譯,京華出版社,1999,第23頁。
【37】《老子·莊子》,吳兆基編譯,京華出版社,1999,第139頁。
【38】《周易今注今譯》,陳鼓應、趙建偉注譯,中華書局,2015,第612頁。
【39】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齊魯書社,2013,第308頁。
【40】劉釗:《郭店楚簡校釋˙性自命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第88頁。
【41】《大學˙中庸》,王國軒譯注,中華書局,2006,第46頁。
【42】《孟子詮解》,曾振宇校注,山東友誼出版社,2012,第297頁。
【43】《周易今注今譯》,陳鼓應、趙建偉注譯,中華書局,2015,第569頁。
【44】杜維明:《宋明儒學的本體論》,載《二十世紀儒學研究大系·儒學與西方哲學》,中華書局,2003,第373頁。
【45】賀麟:《朱熹與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載《二十世紀儒學研究大系·儒學與西方哲學》,中華書局,2003,第129頁。
【46】賀麟:《朱熹與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載《二十世紀儒學研究大系·儒學與西方哲學》,中華書局,2003,第131頁。
【47】《傳習錄全譯》,于民雄注,顧久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第34頁。
【48】《傳習錄全譯》,于民雄注,顧久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第44頁。
【49】《傳習錄全譯》,于民雄注,顧久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第7頁。
【5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36頁。
【5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頁。。
【52】韓鐘文:《導言》,載《二十世紀儒學研究大系·儒學與西方哲學》,中華書局,2003,第51頁。
【53】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第5頁。
【54】《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47頁。
【55】杜運輝:《從“三大思潮對立互動”說到“馬魂中體西用”論——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方克立教授》,《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56】隋云鵬:《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思想》,《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5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6頁。
【5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20頁。
【59】《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85頁。
【60】《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63頁。
 
(作者系山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對外交流與合作處副處長,法學碩士,研究方向為中華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責任編輯:紅星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熱點排行
  • 一周
  • 一月
  • 半年
  • 建言點贊
  • 一周
  • 一月
  • 半年
  • 圖片新聞

    友情鏈接
  • 186導航
  • 紅旗文稿
  • 人大經濟論壇
  • 光明網
  • 宣講家網
  • 三沙新聞網
  • 西征網
  • 四月網
  • 法律知識大全
  • 法律法規文庫
  •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檢察院
  • 中央紀委監察部
  • 共產黨新聞網
  • 新華網
  • 央視網
  • 中國政府網
  • 中國新聞網
  • 全國政協網
  • 全國社科辦
  • 全國人大網
  • 中國軍網
  • 中國社會科學網
  • 人民日報
  • 求是理論網
  • 人民網
  • 備案/許可證編號:京ICP備15015626號-1 昆侖策研究院 版權所有 舉報郵箱:kunlunce@yeah.net
    攜趣HTTP代理服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