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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炳祥：干社會主義可以不要公有制嗎？——就社會主義的一個理論問題與學界朋友商榷

點擊：作者：屈炳祥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3-05 08:12:44

【摘要】徐景安先生關于“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嗎？”的質疑是毫無道理的，甚至是很荒唐的，在實踐上也是十分有害的。我們必須明白，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根與魂。它既是社會主義安身立命的基石，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還是我們國人共享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基礎。沒有公有制就沒有社會主義，更沒有我們國人的福祉乃至一切。因而，時時刻刻、永遠都要明白公有制的重要性。

徐景安先生，是我國政界、學術界一位重量級人物。先后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工作，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深圳體改委主任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副理事長等職；此外，還是中國人民大學、深圳大學的兼職教授。在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期間，曾起草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第一部總體規劃等重要文件，還是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的創導者；在出任深圳市體改委主任后，積極主張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與產權轉讓，還是所謂和諧社會的提出者和幸福中國的倡導者等等。

徐先生有曾一篇題為《中國十二個理論方針問題研究》大作于在“揚美文化”公眾平臺公開亮出。文章發表后，立即得到了社會的強烈反響與好評。該平臺的編輯說：不日，“已有近26萬人閱讀，好評如潮，目前還在以每天3萬左右的閱讀量直線上升”，并摘錄了不少讀者的評論以饗社會公眾。看來，徐先生的文章的確影響不小。然而，筆者卻認為，徐先生的這篇大作實在是叫人不敢恭維。不僅如此，反而覺得文章問題嚴重，錯誤太多，尤其是對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的認識完全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造成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極大混亂。不僅如此，而且還對我國的改革開放作了許多誤導性建言，并且從大量的網評來看的確蒙騙了不少國人，影響很壞。因此，有必要提出商榷與批評。

徐先生的大作的確錯誤很多，但由于本文的篇幅有限，不可能一一作出商榷與批評，只能就其其中的一個問題提出。不妥之處，敬請學界朋友和徐先生批評指正。

徐先生在文中有個小標題十分牛氣，以質疑的口吻挑戰道：“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嗎？”作者在這里明確提出如下幾點理由：“第一，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在理論上解釋不了現象，邏輯上經不起追問。第二，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讀。第三，公有制還是私有制，是路徑與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剩余價值合理分配，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結論是“所有制與姓社姓資無關。”以下，我們就來看看徐先生的這幾點理由到底有沒有道理，能不能成立？

一、“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在理論上解釋不了現象，邏輯上經不起追問”嗎？

為什么“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在理論上解釋不了現象，邏輯上經不起追問”？對此，作者說：“第一、所有實行公有制的社主義國家，不是解體，就是貧窮。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都是失敗的。第二、在邏輯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把非公經濟排除在外，導致非公經濟的發展必然削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結論。第三、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當非公經濟超過了公有制經濟，就背離了社會主義。第四、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是否再回到‘一大而公’”？以下，筆者就對徐先生的上述幾點作出分析。

第一，把造成社會主義國家在上世紀最后20年的解體和所謂貧窮都歸結于公有制是不公平的，缺乏基本事實依據的。一方面，誠然，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了低潮，至80年代后期，先后出現了蘇聯社會主義的崩潰與解體以及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蛻變這樣的歷史悲劇。但是，必須明白，社會主義之所以出現如此不幸，其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還是執政的共產黨領導集體在思想政治上蛻變的結果，即思想上脫離人民、腐敗專橫，背叛馬列主義，推行“三和”、“兩全”等成系統的修正主義理論與路線；政治上放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投降于國內資產階級和國際帝國主義；經濟上搞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私有化、自由化，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等等。這些才是導致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的決定性因素。用蘇聯人民自己的話說就是：蘇聯“共產主義并沒有被打敗，而是以消滅共產主義為生活目的的人將它出賣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滅亡不是由于它已經衰老了，而是被國內敵對勢力人為地扼殺的。”[1] 這正好一語中的，道出了問題的實質。

另一方面，徐先生把貧窮歸結于社會主義公有制也是缺乏基本事實依據的。誠然，社會主義國家在一段時間內的確很貧窮，但是，必須對此作出具體分析。比如，在它的初始階段。由于社會主義本來就是在經濟發展非常落后的國家建立起來的，并且在此之前還經歷過長時期的戰爭破壞，這就使本來就很落后的經濟變得更加落后；其次，即使是在此之后，為了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社會主義也需要以強大的暴力手段乃至戰爭來對付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顛覆與破壞，這自然也會消耗巨大的經濟實力，其結果也影響和制約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另外，社會主義即使在進入經濟建設階段后，由于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封鎖與進逼，遭遇到資金短缺、技術匱乏、設備不足等重重困難，也造成了一段時間內經濟發展乏力的現象。可見，社會主義的所謂貧窮并不是公有制造成的，而恰恰是舊社會留下的后患，也是世界資本主義過去長期侵略和爾后的嚴密封鎖造成的。因而不能把貧窮的賬記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身上。而事實恰好相反，正是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通過有計劃地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才使原本貧窮落后的國家在各方面迅速得到發展，很快改變了面貌。

徐先生說，“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都是失敗的。”此話從何說起？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無需作理論說明，只請徐先生看看基本事實即可。先看蘇聯。眾所周知，蘇聯的前身是一個具有深厚封建基礎的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沙皇俄國。1913年（十月革命前最好年份），這時的俄國是一個農業占優勢的國家，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只有42%左右。① 它的（按后來的蘇聯疆域計算）工業產值只相當于美國的1/8，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相當美國的1/10。② 十月革命勝利之后，蘇聯雖經歷了衛國戰爭的巨大消耗與破壞，但經過幾年的努力很快使民經濟得到了恢復。從1929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1929-1933）計劃，到1932年提前一年完成。四年間，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都在兩位數以上，其中重工業年均張27.1%，輕工業年均增長12.9%。鋼產量由425萬噸增加到593萬噸，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在往后的幾十年間，國家經濟建設仍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速度。資料顯示：“二五”時期（1933-1937年）年均增長17.1%，“三五”時期（1938-1940年）年均增長13.2%，“四五”時期（1946年-1950年）年均增長13.6%，“五五”時期（1951-1955年）年均增長13.1%，“六五”時期（1956-1960年）年均增長14.4%，③ 創造了歷史性的世界奇跡，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

再看我們國家。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在一個由封建腐朽階級統治和被西方列強長期侵奪的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長期的戰亂幾乎耗盡了本來就很衰弱的國力，最后所剩不多的一點財富，全部被蔣介石席卷而空。但是，新中國的建立，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正確領導下，經過3年時間就使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后又經過幾個五年計劃的建設與發展，到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我國就基本建成了較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與工業體系。并且，在遭受西方資本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戰爭威脅和自然災害的破壞的情況下，國民經濟仍以高于西方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增長，初步改變了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資料顯示，從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時間里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8%；而同期世界的平均增長率只有3%，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遠遠高于美、英、法、意等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主要產品的產量看，50年代初中國連火柴、肥皂都不能生產，而到了1978年，鋼產量達到3178萬噸，超過了英、法、意，躍居世界第四位；石油產量達到10400萬噸，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而一躍成為世界的“第八產油大國”；原煤產量達到61800萬噸躍居世界第三位；糧食產量達到30475萬噸，躍居世界第二位，棉紗產量達到238萬噸，居世界第三位等。④ 此外，尤其令國人無比驕傲的是，我們在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條件下，完全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創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彈、導彈、人造地球衛星、萬噸水壓機、高原鐵路等先進的科學技術及其產業，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需要一、二百年才能實現的發展之路，同樣顯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無比優越性。

說到這里，徐先生或許要問，既然發展這么快，建設成就這么大，那為什么國民的生活卻那么苦？要回答這個問題并不難。首先，大規模的經濟、國防建設，如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涉及國家工業化的重點骨干企業和大型工程建設，以及涉及國家國防安全的兩個彈一星的研制等等，這些建設所需要大量的資金和物質。這些資金和物資不僅要靠全國人民的智慧與勞動來創造，而且還必須靠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把盡可能多的資金用于積累，把盡可能多的物質產品用到建設中去。這是我們唯一可走的路，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不像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可以靠武力去侵略、去掠奪；也不像我們現在可以賣田、賣地、賣山、賣水、賣礦、賣廠來賺錢。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過苦日子，過緊日子。其次，戰爭的消耗使我們失去了過多的物質財富。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經歷了許多大的對外戰爭，如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1962的中印戰爭、1969年的中蘇珍寶島戰爭、1963-1975年的抗美援越戰爭、1979年的中越戰爭和1984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等等。這么頻繁的戰爭，并且有的一打就是幾年、十幾年，可見消耗的財力和物力該是何等的巨大！另外，大量的對外援助。對外援助，這是既沉重又不得不承擔的國際主義義務。從東邊的朝鮮到南邊的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再到地球西北邊的羅馬利亞、阿爾巴利亞和南部非洲，最后到美國眼鼻底下的古巴等等，無不都是我們援助的對象。要承擔這種義務就得有所付出，就得作出犧牲，非得花出大把大把的錢不可。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對外援助也不是單純的付出，我們也有獲得。這就是，它使我們贏得了更多的朋友，增強了我們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改變了東西方的力量對比。這種獲得，不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值得的。過去幾十年，盡管國人節衣縮食，勒緊褲腰帶過日子，但是，大家都不覺得苦。搞工業、搞農業、搞科學實驗，戰天斗地，個個意氣風發、斗志昂揚，表現出了中國民族傳承數千年的那種堅韌不拔、迎難而上、積極進取和奮發有為的樂觀主義精神。

第二，徐先生所說的如果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在邏輯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把非公經濟排除在外，導致非公經濟的發展必然削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結論”一語，本身邏輯混亂，讓人不知所云。既然社會主義已經“把非公經濟排除在外”，那又何來“導致非公經濟的發展”，并且會“必然削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徐先生的這一番話到底要表達什么意思？請作者自己回答好了。

第三，徐先生說“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當非公經濟超過了公有制經濟，就背離了社會主義。”筆者認為，然也。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姓“公”，以公有制為基礎，至少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尤其是國有經濟必須居于主導地位、起主導作用。當非公經濟超過公有制經濟的一定點時，如果不引起我們的警覺，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防范與約束，必然導致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蛻變。因為量變必然引起質變、部分質變也必然導致整體質變這是一切事物發展變化的基本規律，任何人都無法抗拒。當年，發生在蘇聯、南斯拉夫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并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由量變到質變、部分質變到整體質變這種慢慢的蛻變行為逐步完成的。所以，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雖然一方面要鼓勵和支持非公經濟的發展，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須牢牢堅守以公有制為主體、尤其要堅持以國有經濟為主導這一根本原則和做法，始終把控好國民經濟的命脈與發展全局。

第四，徐先生問“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是否再回到‘一大而公’”？是“一大而公”還是“一大二公”？根據黨和國家歷來的文件與國人的習慣性說法，應該是“一大二公”吧！筆者認為，社會主義經過自身的不斷發展之后，理所當然的應該是“一大二公”，即社會化大生產和更大規模、更高級別的公有制。如果總是像我們現階段這樣，還算得上是成熟的社會主義嗎？請徐先生注意，千萬不要害怕“一大二公”，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經過充分發展之后。千萬別忘了，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初衷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滅小生產、組織社會化大生產，實現共同富裕。這是100多年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就明確提出來了的，我們黨的“一大”和“二大”的文件也是如此規定了的。這既是世界上自有共產黨以來，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所有共產黨人的初心，也是他們抱定的始終不渝的革命宗旨與奮斗目標。當然，我們這里所說的“一大二公”是在經過社會主義充分發展之后、具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的“一大二公”，而不是我們曾經有過的脫離實現基礎的那種“一大二公”。因而，對于這樣的“一大二公”我們應該持特別歡迎的態度，而不應該抵制、拒絕與反對。

二、“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讀”嗎？

徐先生說“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看來，在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中，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說過“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這樣的話，也沒有這樣的思想。現在之所以會造成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看來就只能是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后繼者與信仰者了。事實果真如此嗎？當然不是。這只能是作者的一種毫無根據的瞎說。

眾所周知，實現公有制或如作者所說“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的核心與精髓。馬克思恩格斯歷經一生的時間與精力論著數千萬言，盡管闡述的問題很多，但歸結起來就是圍繞這一個主題。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一書中共同指出：“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2]45這里，“消滅私有制”只不過是我們所說的實現公有制的另一種表述而已。他們一輩子的努力奮斗及其與機會主義的斗爭無不都集中在這一上。他們認為，只有實現公有制或如作者所說的“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才能建立勞動者階級的國家政權，才能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實現人的解放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

另外，實現公有制，或“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可以說也是馬克思恩格斯一貫的思想主張。從馬克思恩格斯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原理》《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再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及《德法農民問題》等一系列科學文獻與論著，無不如此。由于這些篇目都是每一個有志于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志士爛熟于心的經典之經典，沒有必要在此一一引述。另外，“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也是他們的后繼者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一批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和信仰者奉行的一條真理，從來沒有懷疑過、動搖過。不僅如此，即使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些學者和政要也是這樣，他們也是“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來看待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所以，“將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并不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讀，而正好是集中把握住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與精髓。

三、“公有制還是私有制，是路徑與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剩余價值合理分配，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至上”？

“公有制還是私有制，是路徑與手段”？對此，筆者要明確指出：

首先，在一定意義上把所有制，不論公有制還是私有制當作實現一定經濟利益的路徑與手段未嘗不可。但是，必須明白，所有制，不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它們首先是一切經濟活動得以進行的前提、基礎與關鍵。在一切社會狀態下，所有制并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即它是圍繞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而形成的人與人之間一系列社會關系的總和。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里它還是一種階級關系，即人剝削人的關系。馬克思曾指出：“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著。因此, 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3]180 只有有了這種社會關系，才會有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等一系列活動，才會有社會生產的總循環過程。所以，講所有制，必須首先強調它是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是實現一定經濟利益的決定性社會條件，是社會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等活動得以進行的根本前提和基礎。只有在這種前提下，才可把所有制作為“路徑和手段”，切不可喧賓奪主，或本末倒置。徐先生就是犯了這樣的錯誤。

其次，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剩余價值合理分配，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問題，筆者只能說，此一說法更是錯誤，不能成立。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一貫思想，社會主義就是“公”，即生產資料由全社會勞動者公共所有，并在此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達到共同富裕，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這就是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除此之外，社會主義在其意識形態方面也是一個“公”。這就是《共產黨宣言》所闡釋的那個核心思想：即“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44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2]52

拋開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奢談社會主義，并且把社會主義的本質歸結為所謂剩余價值的合理分配，這在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十分鮮見。這也許就是徐先生的一大創新。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曾經有過拉薩爾一派人物，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泛泛談論所謂“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及“平等的權力”等，并且還將此塞進黨的綱領，企圖改變黨的性質。對此，馬克思恩格斯都作了嚴厲批判。其中，馬克思這樣指出：“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著重號是筆者加的），他們一方面企圖把那些在某個時期曾經有一些意思，而現在已變成陳濫調的見解作為教條重新強加于我們黨，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關于權利等等的空洞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扎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還指出：“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謂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質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最后，還強調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么又要開倒車呢？”[4]436 馬克思的這些批判，雖然是針對140多年前的拉薩爾一派人物的，但是在今天看來好像又是針對徐先生這樣一種人的，真是太貼切、太奇妙了。

歷史上的拉薩爾一派當年把社會主義歸結為所謂分配只是在勞動者的工資問題上，而徐先生卻把它歸結到所謂“剩余價值的合理分配”了。這較之當年的拉薩爾一派來又是一大進步，即錯得更遠。由于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因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并不存在真實意義上的“剩余價值”，而把社會主義的本質歸結為所謂“剩余價值的合理分配，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至上”，則是更加顯得離奇。當然，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國民收入中的確也有一個類似于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價值余額。但是，這個價值余額并不就是“剩余價值”，因為它并不為資本家或資本家階級所有，而是為社會主義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所以，它所代表的并不是“剩余價值”所顯示的那同一種生產關系。

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這個類似于“剩余價值”的價值余額的分配，我們黨和政府歷來總是遵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出發點與歸宿，因而在總體上是合理的。誠然，有時我們為了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和人民福祉的未來增長，加強國民經濟的某一或幾個方面，而在另一些方面暫時作出一點犧牲，留出一點缺口，也是正常的，不能說是不合理。另外，在一定的時期或一定的條件下，由于若干客觀因素的影響以及我們主觀對客觀反映出現的一些偏差，使我們對這個價值余額的分配還很難做到盡可能的精細與準確，這也是人們情理之中的事。因而，不論怎么說，我們對國民收入中這個價值余額的分配，切切實實地給全社會勞動者帶來了最大利益與福祉，使他們感受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如果作者認為我們今天的這種分配是不合理的，沒能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至上，那么，請問：怎樣的分配才是合理的，才能實現所謂社會公共利益至上？難道說，那種按照資本的邏輯與規則進行分配才是合理的嗎？眾所周知，按照資本的邏輯與規則，資本家或資本家集團之間對剩余價值的分配一律按照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或剩余價值的規則進行，即資本多的多得，資本少的少得，沒有資本就沒資格。這樣，勞動者就統統被排斥在外了，壓根兒沒有他們的份。資本主義從誕生到現在幾百年一直如此，即使是在一些所謂“民主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的國家里一樣沒有例外。所以，作者離開社會主義公有制，奢談所謂“剩余價值的合理分配”，不可能“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至上”。可見，作者的主張不過是癡人說夢，異想天開，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

在我們社會主義條件下，要真正實現對國民收入中的那個價值余額的合理分配，還是離不開我們的公有制，只有公有制才能保證我們實現這一目標。這個問題，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為我們作了清晰明白的說明。我們的作者可以認真地讀一讀他的《哥達綱領批判》這一經典文獻。

上述可見，徐景安先生關于“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嗎？”的質疑是毫無道理的，甚至是非常荒唐的，在實踐上也是十分有害的。通過上述的討論，使我們看到，徐先生明明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挑戰社會，貶斥我們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其目的就是要為把它徹底趕出歷史舞臺，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掙得更多話語權、發展權，最后實現其獨一無二的壟斷權。這怎么能說“所有制與姓社姓資無關”呢？所謂“所有制與姓社姓資無關”一說，不過是作者用來迷糊國人的一劑“蒙汗藥”而已。

四、由徐景安先生的質疑所想到的

徐景安先生如此詆毀、排斥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言行，既典型也普遍，很有代表性。在我們的現實社會中，不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政界都有著廣泛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土壤。因而，它的出現并不是什么稀奇，更不是什么偶然。

上世紀70年代后期，從磨難中過來的人們由于對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作了錯誤地總結，加上那些最先出國歸來的“先知先覺”者們的啟迪，使一些人突然如夢初醒，對我們黨過去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歷史產生了錯覺，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制度發生了誤解。這時，特別是由于西方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入侵與一些心懷叵測的人的有意挑唆及鼓動，使一些人對自己過去追求的理想、信念、信仰產生了懷疑、甚至動搖，于是便發出了什么“馬克思主義不靈了”、“毛澤東思想太左了”、“社會主義的路行不通了”等奇談怪論。受其影響，學術界也鬧得一片烏煙瘴氣，混亂不堪。此時，人們談論社會主義居然不要生產資料公有制，討論改革開放竟然不講“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乎，一些為私有制張目、為資本主義叫好的所謂理論文章、學術報告滿天飛。其中，有人說“有恒產者才有恒心”；也有人說“私有制最符合人的本性，最有利于發展生產力”；還有人說“人間正道私有化”；甚至還有人大聲高呼“私有制萬歲”，等等。這些人這么叫、這么呼，其目標指向一致對準我們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尤其是我們的國有企業。他們說“公有制天然不合理，因為它不符合人的本性”、“中國改革搞產權私有化最重要”、“社會主義與國家所有沒關系，資本主義也有國家所有”、“國有企業本身就是問題”，等等。于是，他們大聲疾呼，力主“國退民進”，要國有企業一律退出競爭性領域，把發展空間讓給所謂民營經濟。

就是在這些人的極力推動下，我們的政府給予了極大的寬容與讓步，把鼓勵與支持發展私營經濟寫進了自己的黨章與憲法，并且出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舉措。僅在本世紀開頭的第一個10年間就出臺了兩個“36條”（即2005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和2010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及相關配套措施。兩個“36條”及相關配套措施的實施，使我國私營經濟的發展坐上了騰飛的快車，出現了爆炸式增長。我國從2005年開始的每5年一次的全國經濟普查資料顯示：我國的私營企業（含港澳臺及外資企業.以下同）由2004年的198.2萬家到2009年的370.2萬家，再到2014年的580.7萬家。10年間，每年平均增加38.2萬家，其中后5年每年平均增加44.22萬家，創造了新中國發展史上的奇跡。

我們的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這幾十年就是在這一片陰霾中走過的，它們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更沒有得到完善與發展，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無情的打擊與圍剿。上世紀80年代初從農村開始，一舉將一派生機勃勃的人民公社統統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所謂家庭聯產承包制，用農民自己的話說是“分田單干”。農村人民公社的消亡，也連根拔掉了社隊“五小”企業這種農村集體經濟，使農民、農業、農村又回到了數千年的小農經濟時代。在城市，以所謂搞活企業為名，通過“利改稅”、“撥改貸”、“承包經營”、“股份制改造”、“抓大放小”、“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方式，一步步把國有企業搞死，然后又一批又一批地把它們賣掉，變成了私營企業，使我們的國有企業由原來的絕對優勢變成了絕對劣勢。據我國第4次國民經濟普查得到的資料顯示，截止2018年底，我國的國有企業在1857.0萬家企業法人單位中只占有7.2萬家，占比僅為0.4%。⑥ 如今，即使是對這0.4%國有企業，一些人也不甘心，還要作為“硬骨頭”繼續肯下去。于是，又來了個引入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參股、控股，進行所謂“混合所有制改造”，打破國有企業的完整形態，也打破國有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那些關鍵環節與重要領域的優勢。總之，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對我們的國有企業過不去，總是要想辦法沒完沒了地在它上面打主意，不把它整光是絕不會甘心的。

近年來，又發生了兩件夠人玩味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所謂的“所有制中性”論。什么是“所有制中性”？它的發明者楊偉民先生如是說：“應逐步淡化并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凡是在中國境內注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摘下企業頭上的‘所有制帽子’”。這種主張其實就是當年的那個不問“姓社、姓資”和“姓公、姓私”的老把戲在現實條件下的再版，其目的就是要把人的思想搞亂，然后渾水摸魚，再一次對國有企業下手。恩格斯曾說過：“經濟學家離我們的時代越近，離誠實就越遠。時代每前進一步，為把經濟學保持在時代的水平上，詭辯術就必然提高一步。”[5]59 恩格斯當年對那些無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說的話用在我們今天一些學者的身上是一樣恰當的。所以，楊偉民先生的所謂“所有制中性”論，不過就是要對公有制經濟再下手而耍的一種新的“詭辯術”而已。

第二件就是最近出現的國有企業改制，即由“全民所有制”改成“國有獨資公司”。據“人民網”消息，“2月21日（2020年），中國石油化工集團今日在上清所發布公告稱，經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業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須知，國有企業這種稱呼的改變，不僅僅只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有本質上的。在全民所有制名義下，企業是全體人民的，人民是其主人或老板，而國家（即它的派員）則是經營者或雇員。如果人民對國家（即它的派員）這個雇員不滿意，可撤、可換，而人民即工人因為是主人不能被開除。而在國有獨資公司條件下，情況就反過來了。國家成了主人或老板，而人民即工人卻成了打工仔、雇傭勞動力。這樣，工人隨時都有被解雇的危險。這樣的改革，現在還只是在中國石化、中石油、中海油這三家國有企業進行，今后還會繼續在其它領域推開。試問：這種把國人都推到自己的對立面，把他們都變成自己的雇傭勞動力的做法，還是社會主義的改革嗎？這樣的企業還能稱得上是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嗎？這樣的所謂國有企業與資本主義的國有企業還有區別嗎？

這就是我們40年走過的路，也是40年之后我們仍然面對的現實。這就是徐景安先生和徐景安先生們的理論得以產生的思想源泉與社會基礎。反過來，徐景安先生們的理論又反作用于我們的社會，更加誤導、戕害我們的社會，形成了一種惡的循環。現實告訴我們，我國的學術界、包括政府部門的一些智庫機構墮落到了何等的地步？這些人居然可以違背我國改革的初衷，違背習總書記“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宗旨，違背14億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對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采取了如此極端的做法，這表明他們對我們的公有制已經是到了恨之入骨的程度。這種恨，猶如當年貧下中農恨不法地主、工人恨貪婪的資本家一樣的深。由于他們對公有制恨得深，所以下手也很，把我們共和國的歷史翻了一個底朝天，使毛主席締造與建設的新中國完全改變了個樣。如今，我們除了GDP，什么都沒了。這就如一些富人自我表白的那樣：“除了錢，我還是一無所有。”

恩格斯曾經說過：“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6]572 我國經濟40年的演化再一次證實了這一條真理。我國公有制的敗退成就了這40年來私營企業的膨脹。資料顯示，截止2018年底，私有制企業已經占到了我國全部企業法人單位的84.1%（不含港、澳、臺及外資企業）⑥，是我國國有企業的210.25倍。時至今日，這種勢頭還在繼續，還在加速，人們還根本看不到它的終點在哪里。上世紀20年代，距今快有一個世紀了，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提出要“節制資本、扶助農工”，而如今，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的發展卻根本就沒有一個邊界和底線，它們可以不著邊際、肆意發展，并且發展得越多越好，越受人歡迎。⑦

40年的時間過去了，面對我們今天這樣的現實，不禁使人要問：這樣一種狀況在我國的存在是正常的嗎？再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還能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嗎？難道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奮斗70年所要實現的歷史愿景嗎？

此外，面對此，不禁使人還要問道：這40年，我們到底是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走過的，還是在其它的什么主義的指導下走過的？如果說是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走過的，那我們又是怎么走到如今這一步的？人們常說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給我們的結果就應該是這樣的嗎？這里，到底有什么鬼？

最后，筆者還要回到本題，希望所有國人和真正的共產黨人趕緊從各種錯誤的思想、理論的迷霧中清醒過來，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保持好無產階級的政治定力，并且拿起戰斗的武器，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公有制就是社會主義的根與魂。它既是社會主義安身立命的基石，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還是我們國人共享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基礎。沒有公有制就沒有社會主義，更沒有我們國人的福祉、乃至一切，包括每個國人的生命與健康。特別是在經歷過這一次新冠肺炎襲擊的人們更應該明白這個道理的極端重要性。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說道：“英國高教會寧愿饒恕對它的三十九個信條中的三十八個信條展開的攻擊，而不饒恕對它的現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進行的攻擊。在今天，同批評傳統的財產關系相比，無神論本身是一種很輕的罪。”[6]12 連100多年前英國高教會的信徒們都能理解的道理，我們切不可不清楚！切不可聽一些人的惡意忽悠，做一個政治堅定、頭腦清醒的社會主義建設者！

注釋：

①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07年至1917年2月的俄國工人階級（俄文版）[M].莫斯科：1982.

②聯國家統計委員會編：蘇聯與外國 1987（俄文版）[M]..莫斯科，財政與統計出版社，1988.

③蘇聯中央統計局編：蘇聯國民經濟發展七十年[M].北京，三聯書店，1988.

④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4)》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 [0B/oL]

⑤國家統計局國務院經濟普查辦公室第一、二、三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

⑥這才是中國經濟的真實面目（新金融傳媒2019.11.20 來源：國家統計局）

⑦請看“要把民營企業家搞得香香的，把民營經濟做得壯壯的——訪浙江省委書記車俊” （新華網 2018-11-17 ）

參考文獻：

[1]鐘哲明：讓馬克思活起來 [JM] 北京：北京大學學報,2002(5).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