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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爆發的疫情有這么多“蹊蹺”，難道都是“巧合”？

點擊：作者：清風AA 來源：A內參發布時間:2020-02-24 11:49:17

按：本來不想現在就費勁吧啦的將這篇長文整理出來，想“讓子彈飛一段時間”再說。可是，最近，西方一些媒體和政客卻反咬一口，污蔑“中國有生化武器計劃”，外交部發言人雖然進行了回應，總感覺反擊的不過癮，有落入人家預設“套路”的嫌疑，人家要的就是你們的反“陰謀論”，這樣，你們在調查病毒源頭時，就不朝“陰謀”這方面考慮了。所以，我才說他們是反咬一口，賊喊捉賊，以攻為守。我想政府方面可能有些話不方便明說，那我們民間就發聲吧。其實，我對這些“蹊蹺”和疑問，早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了。

我和大家一樣，武漢疫情爆發以來，天天上網、刷朋友圈，掌握了不少信息，也思考產生了不少“蹊蹺”，就是一些懷疑點，我將其系統地整理出來，只提出問題，僅供大家思考。

可能有人會說，現在不是考慮這些“蹊蹺”事的時候，應該集中精力抗擊疫情。這話一點兒都不假，我完全贊成。但是，人是有思維的動物，前線醫務人員在戰斗，我們普通群眾宅在家里防疫，有些問題不得不思考。思考到了就想寫出來，僅此而已。

在羅列這些“蹊蹺”之前，有些話我必須先說出來，因為這些“蹊蹺”都是與美國有關的，一說到事關美國，馬上就會有人說這是“陰謀論”了。其實，沒有陰謀，哪來的陰謀論？

現在西方媒體不是也公開地說“中國有生化武器計劃”嗎，中國外交部已經作了回應。這新聞大家都看了吧。人家都公開叫陣了，打到我們家門口了，我們不能連質疑的權力都沒有吧？

美國歷史上干的那些陰謀事、缺德事還少嗎？當年他們是怎么將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殺死的？還不是將霍亂、鼠疫等細菌、病毒裹在舊衣服里送給當地的土著人，讓疫情在土著人中間爆發，將人家大面積的殺死的嗎？在抗美援朝時，美國不是也在朝鮮和我國的東北，用飛機播撒蚊蟲來傳播霍亂、鼠疫等各種細菌和病毒的嗎？在越南戰爭時，美國不也是喪盡天良地使用過“化學毒劑”嗎？

美國人犯下的這些反人類罪的滔天惡行，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就意味著對敵人喪失警惕性，就意味著坐等人家來殺頭了，自己還昏睡不醒呢。

正是因為和美國有關，才感覺是“蹊蹺”，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說過“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難道現在美國對中國變好了嗎？沒有，現實告訴我們，他們沒有，帝國主義的本質沒有變，也不會孌。

就拿這次中國發生的疫情來說，很多國家和人民對中國的抗擊疫情，無論是從道義上、輿論上，還是物資上，都給予大力支持和援助。

可是反觀美國政府怎么樣，當中國人民遇到重大災難時，不僅僅是袖手旁觀，幸災樂禍，還進行惡毒攻擊，故意制造緊張空氣。這連一點人類的道德底線都沒有了，簡直就是“落井下石”。

先是美國國務卿攻擊中國武漢封城是“侵犯人權”，說中國是搞“生化武器”，后又率先撤僑，帶頭斷航封鎖，故意制造緊張空氣，以期別國效仿。

更為惡劣的是美國華爾街日報公然發表文章污蔑中國是“東亞病夫”。這可是在戳全中國人的心窩子啊！中國政府為此吊銷了該報的三位記者的證件，大快人心啊。

這期間，美國的航母軍艦又來我國南海巡航，美國政要又接見臺獨分子賴清德等等。

美國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還不是妄想利用中國發生的這次重大疫情，進行打擊報復，企圖借此搞垮中國，遏制中國的發展嗎？

中國遇到大難，他們是巴不得呢，他們最愿看到的是借用這次重大疫情，讓中國的老百姓對中國政府產生不滿，最好是中國大亂起來，這比他們與中國開展貿易戰劃算多了，可以說是不費一槍一彈就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明明美國是我國的敵人，可悲的是我們有些同胞卻不承認，采取鴕鳥政策，更有一些“美粉”，當美國開出一張“空頭支票”時，有些人就興高采烈、手舞足蹈地跪舔美國。

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明明有敵人，卻不承認、或不敢承認有敵人，這才是最可悲也是最危險的。

好了，言歸正傳。因為本人不是專業人士，只能以普通人的眼光和角度提出疑問。

首先聲明，以下資料不是“謠言”，都是公開發表的，在網上可以查到的。我只是將其系統地整理出來。

我想作為一名中國公民應該有權力提出一些質疑，哪怕是一些不專業的外行質疑。

下面將我認為的一些“蹊蹺”事，也就是懷疑點，整理一下，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蹊蹺”：2019年10月，武漢疫情爆發六周前，紐約舉行了一場名為‘案件201’的瘟疫預演。這次預演幾乎是這次中國疫情的翻版，只是將疫情的發生地模擬為巴西。下面是我沒有作任何修改的原版材料。

這場預演由約翰霍普金斯醫學中心主辦，目的是通過模擬未來可能爆發的世界性疫情，勘察在疫情防護中可能遇到的各類危機，并提煉應對方式。該預演匯集了十五名世界各國的政商醫屆核心人物，包括曾任職美國中情局二把手的艾薇兒·海恩斯和中國國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

十五名資深決策人士在這場三個小時的預演中通過模擬會議的形式制定相關對策，試圖通過‘全球協力’的方式將疫情的損失降到最低。“世事無常”，‘疫情模擬’在六周后的武漢成為了實戰，由于驚人的相似性，若干境外媒體稱該模擬實為‘預言’，并有陰謀論魚貫而出。

在‘案件201’中，病毒來源于蝙蝠，以養殖豬作為中間宿主，爆發于巴西。

經過研究，發現該病毒為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以及中東呼吸綜合癥（MERS)有較大相似性，致死率在7-10%之間。平均每位感染者將病毒傳播給兩人，確診案例以每周兩倍的速度攀升。

飼養食用豬的農民首先受到感染。感染者癥狀不一，部分僅有輕微感冒癥狀，其余患者則有嚴重的肺炎癥狀。起先，病毒只在患者家屬以及相關醫護人員之間傳染，但很快蔓延到了當地社區。

不少受感染者通過境外出行，將疫情擴散到了巴西之外，短時間內疫情在南美洲人群密集的城市大規模流行。由于不少感染者沒有明顯癥狀，使得防治隔離極為困難。不少感染者在離開國境時并沒有任何不適征兆，卻在幾小時后病發。在這短短幾小時內，接觸的人群不計其數。

數周后，此次疫情被定性為國際性瘟疫。貿易與旅游業受到沖擊。疫情發生后，最先受到沖擊的是公共衛生板塊。患者涌入醫療機構，醫患供求不對等，造成一定恐慌。為了防止感染，居民自我隔離，避免出入公共場所，包括商場：部分商業機構難以維持運轉，少數公司能夠通過在家辦公維持運作，但多數企業并沒有這種條件。旅游業受沖擊最為顯著，訂單量下降45%：消費者信心指數下跌，商家開始降低產量：

一些政客開始通過制造矛盾與恐慌掠取政治資本，例如鼓吹抵制某些國家的貨物以及人員流動，并對疫情國家進行貿易與出行的封鎖：老百姓開始劃分陣營，內部敵對情緒加劇，非災區的百姓認為他們是無辜的受害者，呼吁與災區割席：

最終，這場模擬瘟疫造成了大量人員死亡，根據預測，遭受的經濟損失至少需要十年恢復，至于負面社會影響，則需要更多時間來修復。預演中提到的旅游業受挫、醫療業震蕩、貿易危機、信任危機、都在今天的疫情中以極為驚人的相似度上演。根據‘案件201’的基于過往數據的模型演算，最終疫情造成了全球大部分國家受災，總計6500萬人死亡。（來自百姓故事會公眾號）

看完這篇文章，給我的第一感覺：美國人真的有“先見之明”，他們舉辦的這次預演，幾乎是發生在武漢疫情的“翻版”。恕我外行發問，天下真有這么“蹊蹺”的事？

我不知道，參加過這次預演的中國院士高福同志現在有什么感想？當時美國為什么也邀請一位中國疾控中心的主任參加？就因為高福同志也是美國院士的原因？高福同志回國后又做了哪些預警工作？當他看到武漢的這次疫情已經造成七萬多人感染，兩千多人死亡時，可否回想起美國的這次預演？

第二個“蹊蹺”：這事就發生在武漢疫情爆發的四個月前，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援引加拿大媒體當地時間14日報道，加拿大情報部門于7月5日將知名華裔病毒學家邱香果夫婦以及他們的學生帶離了加拿大國家微生物（NML）實驗室，原因據稱是“違反相關條款”。

雖然邱博士已被帶走幾個月了，但至于為何要對她和團隊成員進行調查，原因不明，加拿大有關部門一直閃爍其詞，沒有明言。

CBC新聞表示，邱香果原本是來自中國天津的一名醫生，1996年她來到加拿大攻讀醫學研究生。邱博士依然和中國國內的大學保持著合作，多年來從中國帶來許多學生來幫助她在實驗室的工作。

邱博士的主要領域是免疫學。她的研究重點是疫苗開發、暴露后治療和埃博拉等病毒的快速診斷。

目前，邱香果是NML實驗室特殊病原體計劃的疫苗開發和抗病毒治療部門負責人，也是曼尼托巴大學醫學微生物學系教授。邱博士的丈夫程克定也為加拿大醫學部門工作多年，他發表的論文領域涉及對艾滋病、SARS等疾病的研究。（此資料來自每日經濟新聞公眾號）

這事雖然不是美國直接干的，但是，這也讓我們聯想到華為任總女兒的遭遇。

我們又要問了，為什么在武漢疫情發生四個月前，加拿大情報部門將一名研究病毒的華裔科學家和她的團隊不明原因的從其P4實驗室帶走呢？至今沒有一個明確解釋。更重要是邱博士一直與中國大學有合作，她的團隊里有很多中國留學生，難道不值得懷疑？

第三個“蹊蹺”：這事發生的時間比較早，是因為這次武漢疫情發生后，新華社中國特稿社原副社長，高級編輯，被毛澤東稱之“一人可頂幾個師”的中共情報英雄熊向暉之女熊蕾，寫的一篇“哈佛大學在安徽獵取基因事件再回顧”文章。

熊蕾之所以寫這篇文章，也是因為上次非典和這次疫情的爆發，她也感覺有些“蹊蹺”，值得懷疑，才又寫了這篇回顧文章。

此文比較長，我只能節減一部分段落，沒有作文字修改。

文章中說：繼2003年非典之后，又一波新冠狀病毒洶洶而來，再次肆虐中華大地。雖然很多專家說這兩波病毒沒有直接關系（盡管都被追蹤到一種蝙蝠身上），但是我這個外行卻也能看出，這兩種病毒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都針對我們的肺，針對我們的呼吸系統，讓我們窒息。

這讓我想起美國哈佛大學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我國安徽獵取基因的事件。

我在2001年1月就哈佛項目引起的違背生命倫理的原則進行了調查。中國國家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批準的哈佛大學在中國進行的基因研究項目一共只有3項，涉及高血壓、尼古丁成癮和冠心病及骨質疏松癥方面的生態遺傳學研究。沒有哮喘和呼吸道方面的基因項目。但他們都是在安徽安慶也將這兩個項目進行了。

有多少血樣到了美國，至今還是未知數。僅哮喘病一項，項目負責人、當時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擔任副教授的徐希平本人承認拿到美國的基因樣本就有16000多份。

文章中說：其實當時歐洲和美國有不少研究機構都在中國進行收集基因樣本，并不止哈佛大學一家，也不止是在安徽。其中，1998年3月，歐洲和美國一些研究機構就曾經和中國某部委合作，想在中國各地收集老人的基因樣本，試圖了解長壽的秘密。

這個項目遭到了當時中方一位工作人員童增的質疑。后來他發現，培訓的中文資料和說明，都似乎有意識地回避英文資料中的“基因”字樣。他認為，“這是在獵取中國的基因資源！”因此童增一方面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一方面通過媒體，呼吁警惕中國基因資源的流失。

結果，已經采到的4000份血樣被中國政府主管部門下令封存，不許出境，但童增也因為得罪了頂頭上司，受到嚴厲處分，并被辭退。

文章中說：哈佛大學為什么選擇在安徽采集基因？據項目負責人徐希平本（可能是美籍華人）講，他之所以建議在中國的安徽進行“基因篩選”，是因為“那里的人口多，是同種，大多數沒有看過病”。選擇安慶做基因研究是因為“個體在民族、環境、職業和飲食方面相對來說都是同質的”；“村莊已存在了幾千年，常住人口相當穩定”；“580萬人口的規模足以確保有4000戶指標個案家庭”。而且“大多數受試者沒有服用過任何降壓藥物”。

安徽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和有關專業人士還給予大力支持和配合，但他們對抽血的農民沒有說明原因，只是說給他們檢查身體，當地患有哮喘的群眾還以為是政府給老百姓檢查身體治病做好事，都給予積極配合。

她說，我們走后當地還有人對她們的調查不滿，進行了舉報。

她說：當時我們的調查只想表明，對你們美國機構在我們中國做的基因項目，我們中國人不是沒有懷疑的。對你們就這些項目存在的問題所做的那種看似認真，其實是走過場的調查，我們中國人不是沒有看透的。你們要掩蓋這些問題，那我們就把它們攤到全世界面前。

調查完后，我向美方提出一些質疑，對方一直沒有回答。

非典之后，童增在2003年10月出版了一本書：《最后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錄》。他以美國一些科研機構90年代以來獵取中國基因樣本的事實，結合華人對非典病毒特別易感的現象，提出一個假設：非典可能是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他因此受到了鋪天蓋地的謾罵。

對此，童增說：“我只是提出了一種可能。我有懷疑的權利。”

熊蕾認為：童增提出的問題的確很重要。中國人應該保持這樣的警惕。科學研究當然需要證據。但是像基因武器這樣的問題，真要拿到證據才可以懷疑，那什么都晚了。（此材料來自察網智庫公眾號）

根據熊蕾的文章，我們也有幾個疑問：國家有關部門沒有批準的哮喘和呼吸道方面的項目，美國方面為什么偷偷地進行血液采集？而2003年的非典和這次的新型肺炎也都是呼吸道疾病，難道又是巧合？

美國及歐洲的翻譯材料為什么故意回避“基因”兩字？美國及歐洲人到中國來采集老人血液？難道是為了中國人的健康考慮？為中國人謀利益來了？他們是在學雷鋒？如果是這樣，那為什么中國發生了重大疫情，美國人為什么沒有利用他們研究的成果沒來幫助我們呢？

我們的有些人啊，為了錢已經喪失了應有的警惕性！

說我們搞“陰謀論”的都是些什么人啊？除了外國媒體、專家以外，就是國內的一些“美粉”了。

第四個“蹊蹺”：據網友“扒”出的資料顯示：2015年美國北卡羅萊納的一個醫學小組就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團隊合作將這種傳染性極強的病毒（“嵌合病毒”）研究出來了，當年是美國出錢研究的。（資料來自紅歌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