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困難時刻，必須正視現實，找出病根，排除美國在匯率政策和貿易政策上的干擾，拿出解決問題的系統性方案。我們要站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高度，重新審視經濟現狀及其趨勢，調整經濟金融政策，鞏固經濟金融主權，反對國際經濟霸凌，推動經濟發展模式由“為資本服務”向“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形態轉型。
從中國歷史上看，社會經濟由繁榮走向危機，往往只在短短的數年之間。在經濟高度貨幣化、資產高度證券化、投資高度杠桿化和衍生品化的市場經濟決定論的大環境下，中國經濟社會從繁榮走向危機的速度，也許會超過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今天已經有人吃不起肉，明天可能吃不起糧。中國已經出現了80后、90后的農民斷代。大國農業，開始缺糧少肉。隨著鄉村不斷廢棄、老一代農民陸續老去，中國經濟將更加不穩定和不確定。改革開放初期，人們期待著中國各地都能變成香港，今天，人們開始慶幸中國還好只有一個香港。但是，如果中國不及時調整經濟政策、農村政策和人口政策，最后可能像阿根廷和智利一樣從富裕返回貧困，老百姓從吃不起肉到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吃不上飯，那么，中國也許一夜之間都變成今天的香港。近年來，宏觀經濟“供應側改革”在基層經濟現實中演變為城市關工廠、鄉村拆豬欄的“不供應改革”，由此引發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大幅漲價，城鎮底層工薪階層和失地農民開始入不敷出，苦不堪言；而改革在需求側的主要表現則是外匯儲備驟降、股票市值縮水、家庭負債上升、儲蓄資產變成P2P不良資產、有產家庭重返無產階層甚至負資產，社會耐用消費品的購買力開始快速下降。剔除2017年以來新上市公司，3000多家公司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利潤增幅，已經連續15個月負增長，且幅度驚人。ROE水平在25%以上的績優公司，其增幅明顯收窄，且低于GDP增速，不再具有頭部企業的應有動力。可見，中國經濟已經開始走向危機降臨、風大雨急的時刻。
因此，我們需要站在習總書記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高度，重新審視經濟現狀及其趨勢，調整經濟金融政策，鞏固經濟金融主權，反對國際經濟霸凌，推動經濟發展模式由“為資本服務”向“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形態轉型。
一、中國是如何走進經濟金融“百慕大”的？
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績是巨大的，但同樣不能擺脫“福禍相倚”的定律。改革開放時代的主旋律就是改革和開放，其中，改革政策主要發展了市場經濟，私有經濟比重已經占據主要地位；開放政策主要發展了外向型經濟、引進了海外資本，主要是美元資本。國內外資本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時間里合力打造了一個依托于美元貨幣體系的外向型經濟體：美國利用美軍、美元和美國科技打造了一個龐大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金融體系，中國以豐富的資源和勞動力優勢參與了其中的分工；在此，美國向中國提供美元和科技，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生產商品并為美元紙幣提供商品購買力背書；同時，中國通過進口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出口各類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一步把美元紙幣推向了全世界。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過程是一個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國內資源、企業股權和勞動力實現貨幣化和美元化的過程，最終自然資源和社會財富轉化為貨幣形態的銀行儲蓄和外匯儲備。隨著美國重返亞太、推行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中國的外向型經濟體開始出現病變。美國開始從經濟增量和經濟存量的兩個方面同時圍剿中國經濟。美國一方面遏制中國經濟發展，通過貿易戰和科技戰降低中國經濟增量的增速；另一方面逼迫中國全面對外開放，通過產業和金融的開放（主要是對美元資本和美國金融機構的開放），攫取中國經濟的存量，掠奪居民儲蓄和外匯儲備。實現中美切割、遏制中國發展、減少中國經濟的財富增量，這個主動權在美國手中；但是，能否成功洗劫中國的財富存量，這個主導權不在美國手中，而是在中國手中。洗劫中國的財富存量，發動一場針對中國經濟金融的“剪羊毛風暴”，這需要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配合，尤其是中國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對外資全面開放的政策配合。在對外經濟領域，制度和政策才是萬里長城。目前“一行三會”的做法是一手搞開放，一手抓監管；一方面推進金融全面開放，另一方面試圖加強金融監管。這看似合理，其實不然。這一做法似于“一方面自毀萬里長城，另一方面加強邊境巡邏”一樣，未來的后果可想而知。全面放行美資控股的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這意味著美國那些武裝到牙齒的“金融陸戰隊”可以踏入中國本土。只要中國全面打開經濟金融大門，只要美國控股的金融機構完成中國資本市場（股市、債市和期市）的布局，美國就可以利用其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策劃經濟和政治事件，完成對中國銀行儲蓄和外匯儲備的大搬運。任何經濟體都無法避免周期性波動，正如有白天就有黑夜一樣。美國金融機構對中國存量財富的洗劫將出現在中國經濟黑夜來臨之時。華爾街金融大鱷與生俱來具備潛伏等待的耐心。由于美國開始實施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中國依托美元體系發展起來的外向型經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瓶頸；同時，由于中國長期實施過度開放政策、缺乏主動的產業保護政策，跨國資本在國內諸多行業中占據了高端需求和核心技術，導致國內企業在產業和技術的升級過程中碰到海外資本和跨國公司的阻擊和壓制，難以形成產業轉型和技術升級。以汽車產業為例，目前國內已經出現大型汽車集團負債累累，經營困難，龐大的工人隊伍無法按時領取工資，局部的社會就業危機和社會不穩定因素正在積累之中。這是中國高度開放的產業領域陷于經營困境的一個縮影。此外，以往的金融政策讓內外交困的國內經濟雪上加霜，比如，人民幣匯率從2003年到2013年持續十年的升值，不僅讓在華跨國公司通過進口配件的成本優勢擠壓了國內企業的發展空間，而且讓出口企業的成本優勢喪失殆盡，使得出口導向型生產體系成為低效資產甚至無效資產；部分出口企業開始轉向國內市場，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競爭。同時，就國內市場需求本身而言，2015下半年開始的股災因融資杠桿的放大作用，把大部分涉足資本市場的中產家庭儲蓄財富席卷而光，從而喪失了消費能力；大部分上市公司大股東因抵押融資和市值縮水而喪失了再投資能力，甚至資不抵債、破產跑路；央行大力支持的P2P互聯網金融又消滅了數以萬億計的城鄉普通居民儲蓄財富，導致城鄉居民消費能力進一步萎縮；最后，高房價和貸款還本付息又吸干了工薪階層的日常現金流。需求端的一系列問題導致了國內需求特別是耐用品需求的大幅萎縮。當供給端和需求端都出現問題的時候，本應啟動財政工具用于調節經濟。但是，由于家庭債務、企業債務、國家債務（包括可怕的美元債務）都到了爆雷的邊緣，這又使得調節經濟的財政工具的運用空間變得十分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整體經濟高負債卻同時遭遇經濟低增長、國際市場受阻卻同時遭遇國內購買力萎縮、財政剛性支出在增長卻遭遇剔除賣地收入后呈現的收入負增長，再加上人口和勞動力開始拐頭向下，農村開始出現80后、90后的年輕勞動力斷代，糧食危機正在緊逼而來，外部經濟金融病毒借助中國金融開放政策開始進一步對華進行經濟金融滲透，因此，中國經濟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存在巨大的危機與挑戰，且不再有太多茍且和試錯的時間。這就是當下中國經濟金融的現實。
二、扭轉困難局面需要三大轉型
扭轉困難的經濟局面需要進行一場全面而深刻的經濟轉型，這涉及到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經濟制度轉型、經濟政策轉型等。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是指把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內向型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把增加國內中低階層勞動者收入、拓展國內市場需求空間、壯大國內資本、節制海外資本作為政策導向。經濟制度轉型是指把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制度明確定位為“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不僅強調市場經濟的競爭與效率，而且強調社會主義的秩序與公平，并發揮國家資本在市場經濟各領域中的組織與主導作用。經濟政策轉型是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應該從“以改革開放為中心”轉變為“以人民為中心”，應該以發展壯大本土企業、穩定國內就業、提高勞動者收入作為三大政策的導向和重點，并有機銜接、相互配合，其中，貨幣政策要發揮主導性作用。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經濟制度轉型和經濟政策轉型都離不開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制的轉型。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機制必須與美元儲備脫鉤，而必須與生產領域可創造價值的經濟實體的股權與債券掛鉤、與優秀的上市公司和準上市企業增發的股權和債權掛鉤。人民幣基礎貨幣必須賦予資本的屬性和資源配置的職能。這意味著人民幣不僅要具備貨幣的五大屬性，而且要具備資本屬性，并發揮著社會資源配置、產業結構調整的功能。以汽車行業的整合為例，假如長安汽車集團經營困難，央行可以選擇向吉利汽車集團注資1000億，把央行投放的基礎貨幣轉化為吉利汽車的股權；同時，吉利汽車可以用央行投入的貨幣收購長安汽車，歸還銀行貸款，并導入先進的經營管理機制；最終，央行投放的基礎貨幣又回到了商業銀行體系，實現了貨幣投放與貨幣循環，同時解除了長安汽車的債務危機，實現了企業轉型。在未來經濟重新走向繁榮的階段，央行可以出售一部分已增值的吉利汽車股權，實現基礎貨幣的回籠和經濟的逆向調節，防止經濟過熱。這就是人民幣資本化的意義所在。人民幣資本化需要以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的相對穩定為前提，因此，在人民幣資本化過程中，必須執行極度審慎的金融開放政策，必須牢牢掌控宏觀經濟的頂層權力，即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波動自主權和資本市場定價權。為了擺脫中國經濟困境、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必須把人民幣資本化作為貨幣政策的重點。人民幣資本化的政策著力點絕不是填補各級政府的財政赤字，而是通過人民幣資本化來降低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的負債率，優化實體經濟的債務結構，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科技創新。對于陷入困境的民營企業，國家資本可以直接注資并接管。這既有利于保護設備和技術，保護生產力，也有利于穩定就業和穩定社會。資本市場是人民幣資本化的重要工具，也是調節產業結構和社會消費的重要手段，因此，資本市場不可對外過度開放。中國央行不能喪失資本市場的定價權和調控能力。不能在資本市場低迷時期放開額度而過度引進外資支撐股市。比如，如果在股票市場低迷時期開放市場引進1000億美元的外資，一旦央行調整貨幣政策推動了股票市場上漲一倍，外資將增值到2000億美元。在股票市場的階段性高位，外資可以做空指數，配合拋售股票現貨進一步套利，從而對國家外匯儲備產生2000億美元以上的沖擊，同時將影響人民幣匯率和進出口貿易。外資在資本市場的盈利同時意味著國家外匯儲備的流失和國民財富的流失。可見，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股指期貨市場的過度開放，都將對外匯儲備和匯率波動產生重大影響，都將嚴重削弱人民幣資本化的職能，都將對中國政府的經濟治理能力、經濟調控能力和社會穩定能力產生巨大的沖擊。因此，金融開放務必慎之又慎。1、宏觀經濟管理部門需要認清經濟形勢，采取審慎穩健的財政金融政策。涉及財政金融的改革創新和對外開放，必須充分討論和論證，避免近年來出現的類似于人民幣升值、股指期貨和P2P等重大失誤。目前當務之急是認真評估金融機構全面對外開放、資本項目開放與經濟金融危機之間的關聯性及其后果，必須避免在干柴堆上繼續玩火。美國金融監管水平比中國高多了，他們都不敢全面對外開放，中國怎么可以如此放任金融開放？政府有關部門必須本著對國民財富和居民儲蓄負責的態度，堅守金融審慎原則，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之上，而應該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增加就業、增加勞動者技能培訓、增加實體企業和勞動者收入之上；應該切實關注如何減輕百姓住房、教育、醫療等生活成本負擔之上。不僅要增加勞動者生產性收入（而不是所謂財產性收入），而且要減輕勞動者生活負擔。這才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態度。必須嚴格限制住房、教育、醫療的產業化、商業化和暴利化，不能把廣大人民群眾淪為海內外資本攫取暴利的對象。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保護人民而不是為了招商引資和追逐GDP指標而站在資本的立場上圈地強拆、減稅送地、驅逐百姓，成為海內外資本的同謀。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和維護國家利益，應該成為調整經濟政策、推動經濟轉型、擺脫經濟危機的指導思想。2、嚴格控制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和債務規模，嚴格控制外資參與國內債券市場的規模。不能在百姓儲蓄被折騰殆盡之后，央行就引進外資進入國內債券市場和銀行間市場，讓各級政府可以變相借取外債。如果中國不想像法國一樣從一流國家退化為騷亂不斷的二流國家，那么，就必須避免國家高負債、尤其必須防止國家債務被海外資本所控制。應該盡快啟動稅制改革，通過開征和完善資本利得稅、贈與稅、遺產稅、離境稅、房產稅、物業稅等，優化財政收入結構，促進社會分配公平，增強經濟調控能力。只有完善稅種和優化收入結構，各級政府才會避免盲目對外開放和飲鴆止渴的沖動。這是因為中國政府不可能對外資企業和外國人征收遺產稅、離境稅和贈與稅。過度對外開放將侵蝕國家長遠稅基，削弱國家經濟實力。3、發揮國家資本保護生產力、組織生產力、提升生產力的主導型作用。中國經濟是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國有經濟和國家資本需要占據各行各業的主導地位，發揮主導作用。國有企業改革只能鞏固和發展全民所有制，而不能削弱和否定全民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改變公有制的主導地位。這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制度底線。國企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把企業所有權劃歸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把企業經營權通過市場化競爭的方式授權給專業化的產業管理公司，實現“全民所有、兩權分離；市場化授權、專業化經營”。全國人大應該立法規定：各級政府出售國有企業股權的收入（比如地方政府出售格力股份15%股份得到400億收入）只能再投入于生產領域，并轉化為更具發展前途的生產性企業股權，而不得用于解決財政困難和社保問題，不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出售國有企業股權只能屬于重新配置投資和優化投資結構，不可降低全民所有制的比重，不可削弱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根基。國家資本應該發揮穩定微觀經濟的主導作用。私營企業發生債務危機不代表他們的設備和技術就是廢銅爛鐵。這些技術裝備仍然是國家產業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國家資本應該接管企業，保護生產力、保障就業，同時，把被市場競爭所淘汰的私有制變成國家所有制或公有制。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逐步替代資本主義無序的市場經濟，這是必然的歷史進程。宏觀經濟金融政策應該順應歷史規律。環境保護應該與政府采購和國有資本追加投入相結合，不可簡單地關停或拆除。保護青山綠水的環保政策本該春風細雨，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幫助工農業企業單位追加環保設施投入，把環保不達標的生產力提升為綠色環保的生產力。但是，國家的環保政策春風在執行過程中被地方和部門簡單化為政績工程和問責指標，最終，環保春風演變為全國性的環保風暴，并摧毀所有暫時不達標的生產力，讓許多企業主和農村家庭幾十年的財富積累歸零。一個水桶存在一塊短板，卻把整個水桶直接砸了。從大城市強勢驅逐所謂“低端v人口”到小城市追打農民和商販、強拆農家樂，從紙箱等包裝物輪番漲價到豬肉價格創出建國以來的歷史天價，甚至把可以用于生產槍炮的鋼鐵廠直接拆遷到潛在的敵對國家而把原廠區用于發展房地產，這一切都說明各級政府相關部門的工作作風遠未達到執政為民、以人民為中心的要求。4、把降低實體的資金成本、勞動者生活成本和企業外部制度成本，提高整體經濟競爭力，作為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反思長期以來金融政策方面的失誤，把降低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作為重中之重。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并形成較低的資金成本優勢，應該把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利率降低到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水平。中國經濟政策以往的“神操作”表現在：一方面各地政府竭力引進外資擠壓國內產業；另一方面中國央行又采取收緊銀根的反向操作，把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利率維持在高位，導致實體經濟不僅面臨市場競爭壓力，而且面臨資金成本壓力。兩頭受擠，生存艱難。面對實體經濟融資難和融資貴，央行不是直接降準和降息，而是放開設立放貸機構，如引進外資銀行和設立互聯網金融機構（P2P）等，結果粥少僧多，隨著“砍頭貸”的出現，使得社會整體融資成本進一步提高。由于長期執行錯誤的金融政策，導致社會資金嚴重錯配、產業結構嚴重扭曲、房地產成為第一產業和地方政府主要收入來源，并擠占了土地良田、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城市郊區不種糧食蔬菜，而是拼命種房子。盲目推動城鎮化和發展房地產業，導致年輕農民出現斷代，農副產品質次價高，城鄉勞動者生活成本上升，實體經濟缺乏成本優勢和競爭力。這是致使中國經濟持續滑坡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現階段當務之急應該是，采取新老劃段政策，對新購買土地開發的房地產項目實行高額物業稅和房產閑置稅，并對房產轉讓差價收入全額征稅（可借鑒德國經驗），防治社會資金進一步流向房地產；同時，大幅降低貸款利率水平和存款準備金率水平，直至與發達國家水平接軌，從源頭上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并徹底解決融資難問題。降準與降息會引發人民幣適度貶值，會引發美國的壓力。人民幣適度貶值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可以促進出口、抑制工業配件和農產品進口，有利于國內產業復蘇。因此，來自美國的壓力必須頂住。高估人民幣匯率、維持人民幣存貸款高利率是國際資本抽取中國經濟血液的隱形工具，也是約束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的繩索。中國政府應該頂住美國的壓力，奪回資金利率定價權和匯率波動自主權，把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利率降下去，把人民幣匯率貶值到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合適水平上。只有牢牢掌控金融主權，中國才能推行獨立自主的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才能擺脫作為美元資本殖民地的國際分工地位，才能避免淪陷為阿根廷和智利一樣倒退的、動亂的發展中國家。5、把發展綠色生態農業提高到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戰略高度。發展綠色生態農業有利于環境保護，有利于人民健康，有利于減少疾病防治支出并減輕財政負擔，有利于實現農村充分就業和增加農民收入，有利于與進口農產品展開差異化競爭。為此，政府需要重建農村集體組織，把大量撂荒土地收回集體合作組織；土地確權應該鞏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而不應該演變為土地私有化；需要鼓勵城鄉失業人口回歸鄉村進入農業集體組織進行生產和就業；國家資本和財政資金應該主導建設農村綠色產品的認證追蹤網絡、綠色產品收購網絡、農業生產資料供應網絡、農業先進技術培訓與推廣網絡、線上和線下農產品銷售網絡等；需要鼓勵城鎮企業對口支援周邊偏遠鄉村建設生態有機產品基地，實現產銷對接，減少中間環節；需要鼓勵城市居民社區設立綠色農副產品的小型流動攤點，提供優質農副產品與城市居民直接對接流通的便利；國家資金應該投資建設城鄉產供銷公共平臺和公共儲備庫等基礎設施，減少綠色有機生態農副產品的流通環節，增加優質農產品跨期和跨區的調劑能力和市場價格的穩定能力，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并減少城市消費者負擔；通過鼓勵政府和國有企業的采購，支持農村綠色有機產品的生產供應。沒有健康的農業，就沒有健康的中國。只有把土地、勞動力、農業生產組織、產品銷售與農資服務體系控制在國家資本手中，才能保證中國人的飯碗掌控在自己手中。農產品也不能成為境內外資本攫取暴利的工具。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困難時刻，并有持續惡化之風險。我們必須正視現實，找出真正的病根，排除美國在匯率政策和貿易政策上的干擾，拿出解決問題的系統性方案，不可掩耳盜鈴，也不可得過且過。
扭轉乾坤，調轉航向，走出危機，必須發揮黨和政府的主導作用；必須把“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具體內容，發揮國家資本的主力軍作用；必須以提高實體經濟整體競爭力為中心，降低社會的金融成本、生活成本和制度成本；必須把自主掌控國家經濟頂層權力為中心內容，全面掌握國家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波動自主權、金融資產定價權，徹底扭轉經濟金融領域中，國家治理能力低下的狀態；必須改變社會資源向城市和工業長期過度傾斜的狀況，把綠色生態的現代農業生產體系建設上升到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高度，恢復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揮國家資本的組織和主導作用，引導城市人口和勞動力回補農村，并及時調整農村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
中國經濟出現當前的局面，并非天災，而是人禍。必須反思和糾正。（作者系經濟學博士，昆侖策特約經濟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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