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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二次回歸”！香港的五大困局與出路

點擊：作者：戍天九思來源：戍天九思發布時間:2019-08-12 11:52:53

這次香港修訂《逃犯條例》風波，英國外交大臣和美國副總統、國務卿、眾議院議長等政要紛紛走上前臺插手干預，說明香港已成為美國落地“印太戰略”、遏制中國的重要棋子，也說明盡管英美對香港一無主權、二無治權、三無監管權，但在“一國兩制”的特殊環境下，英美卻一直在明里暗里控制和影響著香港，英美和殖民思想是不折不扣的亂港之源，香港迫切需要“二次回歸”！

▲美國眾議長佩洛西居然說香港示威者表現出激勵全世界的“勇氣”

修訂《逃犯條例》斗爭本質是治權之爭

今年2月，港府借一起港人在臺灣殺人案推出《逃犯條例》修訂，卻引起反對派不滿。本來，香港已經與20多個國家建立了雙邊引渡條約，在香港回歸22年之際，修訂《逃犯條例》，彌補香港與大陸、臺灣、澳門移交逃犯的法律漏洞，避免香港淪為逃犯天堂，完全是順理成章之事。

但是，為阻礙修訂《逃犯條例》，香港內外反對勢力打出了一套“組合拳”，使出了很多毒辣的招數，凸顯出反對派逢“中”必反的根本立場。香港多個反對派政黨極力渲染恐慌氣氛，宣稱修法會成為內地要求香港引渡“政治犯”的借口。非法“占中”黑手黃之鋒撰文，聲稱修法“將徹底破壞一國兩制對港人的法律保障……屆時若有臺灣政界人士被北京政府定性為干犯中國大陸的罪行，只要該人在香港過境、逗留或旅游，都有被引渡至中國大陸的可能”。

在香港內外反對勢力的煽動下，6月中旬，香港兩度發生上街抗議修訂《逃犯條例》的“反修例”“反送中”大游行，游行人數先后創下2003年反《國安法》立法游行和香港開埠以來的紀錄。

▲反對派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游行

筆者認為，香港修訂《逃犯條例》斗爭，表面上看是修改法律之爭，本質上是治權和發展權之爭，是遏制與反遏制之爭。在港珠澳大橋通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啟動之后，成敗的關鍵在于能否打通粵港澳“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區域壁壘，促進人才、物資、資本和技術的自由流通！

萬事開頭難，現在最大的攔路虎恰恰就是政策制度上的障礙，因此必須首先修改法律法規，實現互聯互通、融合接軌。如果不能及時有效地修訂三地的政策制度，就難以形成統一的自由貿易區域大市場，國家花上千億元巨資打造的港珠澳大橋就難以發揮應有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也很難真正啟動，以粵港澳大灣區“火車頭”牽引中國經濟騰飛，甚至帶動“一帶一路”經濟圈的騰飛，就會落空！

香港回歸后的五大困局

香港回歸后，盡管收回了主權，但是香港的治權并不掌握在香港特區政府手中，這是香港問題的根源。具體來說，可以稱為五大困局，且環環相扣，需戰略破局。

一、壟斷資本控制下的貧富兩極分化。克林頓1992年競選總統時的口號：“笨蛋，是經濟！”，就憑這句競選口號，克林頓打敗了攜伊拉克戰爭勝利之威的老布什。香港問題的深層次原因也是經濟，這次修改《逃犯條例》風波也是如此。

香港經濟從2018年初就開始呈嚴重下滑的態勢，去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速高達4.7%，第二季度降到3.5%，第三季度下降到2.9%，第四季度下降到1.3%，2019年第一季度僅為0.5%，香港經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而同期中國一線城市經濟全部在6%以上穩定增長。在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速度由7%下降到6.4%時，我們就感到日子很不好過。而香港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長僅為0.5%，普遍人的日子難過可想而知。香港修訂《逃犯條例》風波，與其說是被人蠱惑利用，不如說是乘機發泄不滿。

那么，香港經濟的問題到底出在哪里？簡而言之，就是香港走向了壟斷資本主義的巔峰。整個香港都被大資本家壟斷了財源。根據彭博億萬富翁指數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香港GDP的預測，中國內地前十大億萬富翁的凈資產總和占GDP的1.4%，俄羅斯是8.8%，印度為5.2%，歐洲這一比率最高的是瑞典為25%，而香港為35%！這是世界之最的可怕數字。

而且香港經濟還是裙帶經濟，下圖是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制作的“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香港排第一位，香港的富翁是家族式的，而且一半以上是李嘉誠等房地產商。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制作的“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2018年11月數據，香港720萬人口中，大約有101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香港的貧困率是14.7%，2017基尼系數是0.539（1971年只有0.43），而國際上公認的貧富差距警戒線是0.4。

香港貧富懸殊之下，還有吸血的高房價，香港市民絕大多數無力購房。據報道，香港以平均一套120萬美元(合15.6萬人民幣/平方米)的房價位居全球榜首（是1997年的兩倍多），新加坡以87.4萬美元的價格遠遠落在第二位，上海以一套均價87.2萬美元排在第三。

根據香港政府2017年數據，香港人均月收入的中位數是1.5萬港幣。香港有44.8%的人口居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公營永久性房屋中，29.1%的人口則租住房屋，人均住房面積僅有12.8平方米。也就是說，73.9%的香港人是無房戶。

當年，董建華任特首時的計劃房價8萬5差點就成功了，但是，大房地產商一煽動民眾，那些買了房利益受損的香港人就上街游行，逼迫董建華提前下臺，最后無果而終。

可見，香港經濟是壟斷資本控制下畸形的裙帶經濟，一切以壟斷資本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壟斷資本還掌控著香港的命運。

二、殖民政策教唆下的香港教育。有什么樣的教育，就會塑造什么樣的青年。香港回歸后，一直不使用來自祖國的教材，而是繼續使用英國人編輯的港英教材。據2017年官方統計顯示，由英國人控制的教材入校基本占據壟斷地位，除了在文化、制度和歷史上制造分裂和對立情緒之外，還通過宗教殖民手段改換香港傳統信仰。目前，在香港575所小學中，由基督教、天主教主辦的共有309所，占53.7%；506所中學中，由基督教、天主教主辦的共260所，占51.4%，而傳統佛教和道教內容，分別下降到5.8%和7.3%。”

據知名經濟學家、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原系主任雷鼎鳴講，香港高校選舉學生會“內閣”門檻極低，如香港科技大學只要達到14%的投票率，選舉結果便合法，其它大學的門檻更低。香港大學生出人頭地有兩條路可選：第一條是潛心搞學問，增進知識，學懂怎樣才可提高自己的生產力，從而對社會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第二條是學習“搞斗爭”的技巧，并不斷參與社會中的“斗爭”活動，在實踐中提升自己這方面的能力。

顯然，第一條路是一條自食其力、利國利民的艱辛之路，第二條路是一條急功近利、不勞而獲的捷徑。在香港，普通人接受的是公立的所謂“素質教育”，香港精英是在國外接受昂貴的私立教育，在香港高校中本地大學生學習上根本比不過來自中國內地的大學生，這讓不少香港本地大學生望而生畏，從而走上第二條路。特別是在英美勢力的大力培植和支持下，走第二條路不僅門檻低，而且只要進入學生會反中亂港，就可能一夜走紅，成為政治上的暴發戶。這樣，香港高校就培養出了不少這種政治上的暴發戶。

可以想象，一個從小就接受“去中國化”殖民思想并伴隨長大的香港年輕人，又怎么會對祖國產生認同感？又怎么對大陸同胞熱情得起來？可見，只要香港教育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中，培養的人可能就是亂港分子，香港就永無寧日！

三、被綁架的香港立法和司法體系。現在，香港的立法機構已經被英美資本牢牢控制的輿論綁架，不僅這次香港修改《逃犯條例》無果而終，而且就是《香港基本法》23條也落不了地。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系。”可見，23條不落地，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家安全就得不到保證。

從司法系統看，英國籍貫的終身制大法官依然牢牢把控著香港司法。香港愛國民眾掌摑港鬧分裂分子要坐牢要重罰，而分裂分子港鬧團伙對香港社會和經濟造成重大破壞，卻僅被罰社區勞動而已。香港女漢子陳靜心說：“臺灣島還沒有統一，出現少數臺毒分子很正常。但是我們香港早就已經回歸了啊！我們都回歸20年了，卻還不得不畢恭畢敬地對著洋人九十度鞠躬；我們都回歸20年了，愛國反港毒居然還有收監坐牢的風險。”

2016年，“占中”分子出現在機場，和境外勢力顛覆媾和，公開高舉侮辱大陸游客的標語，并公開散播香港要“獨立建國”的分裂言論。愛港行動的成員得到消息后趕到現場，與之對峙，并和這伙港毒分子展開了對罵。結果最后港毒分子屁事沒有，但斥責港毒分子的愛國群眾卻被英籍法官以“涉嫌在公共場合言語侮辱他人”的罪名，判刑收監……。

2017年某天，港毒分子伙同邪教組織法X功成員在香港高舉侮辱中國國旗和國家元首的大幅照片以及煽動分裂國家的橫幅進行游行，愛港行動的成員發現后，與之發生對峙，奪走侮辱國旗、侮辱國家領導以及煽動分裂國家的照片橫幅，并將其毀掉。此事在互聯網上，引發了大量中國網友的好評和點贊。但隨后，愛港行動的成員卻被英籍法官以“涉嫌毀損他人財物”為罪名，判收監拘留三個月。

法律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立法權司法權俗稱“印把子”，香港的立法權和司法權牢牢掌握英美國家人手中，法律最終維護的必定是英美國家的利益，法律導向必定是“港人痛英人快”亂港的導向，“港人治港”就會落空。

四、美英資本控制下的香港媒體。目前，美國、英國、日本駐港領事館有1000人之多。在香港活躍的2000多家報紙、雜志社以及網絡傳媒機構當中，90%以上是英美資本。三人成虎，眾口鑠金，香港特區政府許多依法行政的舉措常常被輿論綁架。一旦中國政府表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行政，西方國家就會立刻聯手起來，用巨大的輿論造勢來鼓吹中國政府破壞“言論自由”，然后給錢讓越南裔香港籍的港鬧分子帶頭鬧事，制造打砸搶燒的社會騷亂。近年來，美英資本控制下的香港輿論，已形成一套固定的打法，通過“熱點話題+敏感時段+精心炒作+游行示威+政要發聲”的疊加效應，引發香港輿論風暴，以輿論綁架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行政。

五、香港正淪為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棋子。我們透過香港修改《逃犯條例》風波，再聯系下面三件事看看，就不難看出美國打香港牌不可告人的心機和戰略考量。

第一件事：去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后，時隔不到一個月，11月14日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這是美國國會針對中國入世而于2001年專門成立的一個機構）就發布涉華年度報告，妄稱北京對香港的干預已經令“兩制”漸失，建議將香港和中國內地視為同一關稅區、并將對中國內地的貿易限制也套用香港上，嚴格控制對香港科技出口的政策。

第二件事：2019年2月27日，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在以“香港在印太經濟的角色”為題的演講中，直白地透露了美國的意圖：在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中，印太戰略占有重要地位，而香港則是可以用來打的一張牌。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當局如此不惜血本地扶植香港反對派？為什么香港修改法律如此之難？為什么《香港基本法》23條至今無法落地？

第三件事：2019年6月中旬，美國參議院、眾議院先后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該法旨在要求美國政府每年認證香港的自治狀態，主要是檢視香港的人權和民主標準，從而決定是否維持香港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其核心是把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來對待。還要求美總統查明對壓制香港自由負有責任的人,凍結其資產并禁止其入境。而此時正是香港抗議修訂《逃犯條例》大游行之時。美國是一個行動能力很強的國家，一旦形成法律，它的約束力遠超過一屆政府的政策，就會變成國家意志的統一行動。

筆者認為，如果把這三件事聯系起來看，不難看出美國的險惡用心——以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為支點撬動中美關系，近期可把香港問題作為中美經貿談判的籌碼，中期可作為遏制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大棒，遠期可作為中美經濟“脫鉤”的抓手。

美國專門出臺法律大打香港牌，說明美國想像過去那樣單一打臺灣牌、南海牌、朝核牌，已經遏制不住中國，必須不斷加大力度、打組合牌，甚至會有不顧一切鋌而走險的沖動。

過去折騰的警示：香港的未來不在英美而在中國大陸

從歷史上看，1997年香港回歸時GDP為1.21萬億元（人民幣），是當時中國內地GDP排名前9個城市的總和，2018年香港GDP為2.40萬億（深圳已超過香港），香港GDP在中國內地GDP占比由1997年15%下降到2018年的2.66%，中國內地2018年與香港同在萬億級GDP的城市已高達17個，香港GDP在中國城市排名第四，將來香港可能連一線城市的地位都保不住了。

為什么？這是不僅因為中國內地發展太快，更為主要的還是香港回歸后前十年的折騰，并一次次錯失回歸后的歷史機遇、大陸快速工業化的機遇和科技發展的機遇，始終停留在過去做轉口貿易、當“倒爺”的思維定勢上，問題出在不審勢上。

從上圖中可以看出，深圳從1993年小平南巡講話后開始呈現出持續快速增長，2001年中國入世后增長更快。而香港在1997年回歸前因為轉口貿易，經濟增長很快；1997年至2008年徘徊不前，有時甚至負增長；2008年后恢復正常增長。筆者認為，香港回歸后10年徘徊不前，既有中國入世全方位開放不再需要香港轉口貿易的原因，也有香港內部折騰的原因，更有英美倒亂攪局的外因。2008年后，因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無暇自顧，英美攪局有所收斂，香港經濟增長得以恢復增加。

今年6月下旬，英國著名學者馬丁.雅克在接受采訪時也講，香港之所以在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有很好發展，是極大地受益于內地的改革開放政策。這種“運氣”不是英國人給的，而是因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日益提升的地位。香港現在要擺脫困境、繼續發展，就需要在“一國兩制”基礎上擁抱內地，將自己融入國家的整體規劃中，香港人也要改變觀念，更加認識內地、更加擁抱內地，把自己當作中國的一部分。

▲英國著名學者馬丁.雅克

馬丁.雅克還講，現在內地開放程度大大加強，外國公司想進入內地市場沒有必要繞道香港，當年使香港成功的因素就不復存在了。有些人，如末任港督彭定康，會說香港衰落是因為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他反駁稱，英國管治香港155年，香港人連民主的影子都沒看到，直到中國開始收回對港主權的時候，英國人才開始叫囂香港必須民主，這是非常虛偽的。

歷史上，港英當局給予香港只有殖民、奴役和榨取。現在，英美什么也給不了香港。英國已經被“脫歐”折騰得死去活來，“脫歐”后英國的國際影響力將大大降低，自身難保，很難說國家不會走向分裂，連美國都瞧不起它，特別是特朗普總統。據2014年1月9日《環球時報》報道，“撒切爾當局用居英權挖香港精英”。文章稱：1984年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認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英方已表明香港人將不會獲得英國居留權。但是為了“安撫民心”，當時的撒切爾內閣決定向6400名當時在港英政府任職的官員、當地法官及警方人員等發放居英權。根據英國內政部統計，自1991年至1997年香港回歸前，有13.7萬余人因此獲得英國國籍，1998至1999年又有3454名港人得到英國身份，共計有14.9萬多人獲得居英權。

美國作為一個落日帝國，在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原則指引下，吃相很難看，連盟友和鄰居都要通吃，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還能給香港什么帶來好處！

英美能給香港的，只有畫餅充饑，只有讓你反中反共窩里斗的瘦主意，而它正好從中坐收漁利！有的香港人異想天開——想把未來賭英美，這無異于白日做夢！

其實，英美一直是香港的拔毛者和攪局者，只不過是歷史的過客！中國大陸與香港才是命運共同體，過去是這樣，現在和未來也是這樣！

毫無疑問，香港的未來不在英美，而在中國大陸！國家好，民族好，香港才會好！香港越是折騰越落后，香港再也經不起折騰了，香港人必須徹底丟掉幻想，直面這個現實！香港如果還繼續任由“港獨”勢力為所欲為，只能是毫無希望的作死！

治港興港之戰略四策

香港五大困局，相互關聯，環環相扣，表象在經濟，本質是治權，根子在美英。可見，香港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是中美戰略博弈的問題。解決香港問題，如果不從戰略上破局就是死結，就很難有出路。如果說97年香港是第一次回歸，只有主權回歸，那么，現在香港迫切需要二次回歸——治權回歸。

美國著名大戰略研究專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在《論大戰略》講：戰略關鍵在于“目標和能力的平衡”。也就是說：好戰略必須根據能力的變化，合理設定具體的、連續的臺階。

因此，我們解決香港問題，必須自覺把它放在中美戰略博奕的大背景中來理解，著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來把握，堅持問題導向，抓住重點，循序漸進，久久為功。具體來說，就是要以培養政治家為根本，以去殖民化為抓手，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契機，以解決民生問題為第一要務，在全面落地《香港基本法》中實現治權回歸和穩定繁榮！

一、培養一批有遠見有擔當的政治家是治港興港的根本。有人說，香港沒有真正有擔當、有遠見的政治家，現在香港的問題與過去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的擔當作為不無關系。歷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都是富人，子女都送往英美留學，沒有一個把子女送到中國大陸來學習的，他（她）們在英美都有大量房產和利益，與英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屁股決定腦袋，一個與英美有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的人，很難說能與香港民眾和中國大陸是命運共同體！香港的未來恐怕也很難指望上這些富豪！

《香港基本法》第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也就是說，香港回歸后實行“一國兩制”時間是50年，現在還有28年。因此，無論是現在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還是2047年后真正融入中國大陸，都需要選拔和培養一批“我們自己的政治家”，因為資本主義的土壤培養不出社會主義的政治家，香港精英都是在國外接受的英美式教育，這必須引起高層關注，真正憂起來、急起來、緊起來。

這就是需要著眼長遠，一方面要改革香港的教育、改良土壤，另一方面注重從優秀年輕人中選拔和培養政治家苗子，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尤其要注意選拔優秀年輕人，中央黨校也應有針對地加強對港澳臺優秀年輕人的培養，以此逐步改善香港的政治生態。

筆者預言：什么時候，香港擁有了自己有遠見有擔當的政治家，是“自己人當家作主”了，香港才會有更加美好的未來！

二、去殖民化是治港興港的重要前提。國家領導人深刻指出：

【“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

通俗地講，一個地區的治權主要由槍桿子、印把子和筆桿子組成，香港問題主要是特區政府并不掌握完整的治權，特別是不掌握筆桿子，只掌握部分印把子。去殖民化的本質就是要通過全面理解和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改良香港土壤，收回香港完整的治權。

去殖民化是每一個被殖民統治過的國家和地區獲得獨立和解放后都必須進行的工作，蔣介石到臺灣后做了，新加坡、印度、韓國獨立后都做了去殖民化工作，但是，香港回歸后卻基本沒有做。

香港去殖民化，這是形成“一國兩制”共識的基礎性工作，也是一場爭奪人心的持久戰，不僅要有政策制度的保證，而且需要良好的輿論氛圍。香港特區政府既要敢于斗爭，又要善于斗爭，不仿學學特朗普的斗爭精神，不仿學學臺灣民進黨執政時“去中國化”的思路和做法（從教育抓起、從娃娃抓起、從臺南農民抓起），因為做事的思路和邏輯是相通的，辦法總比困難多。當務之急，要做好三個方面工作：

一是排除阻力通過《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這是中國與英美在香港問題上矛盾斗爭的焦點，也是香港繁榮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保證，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在香港，決不允許搞選擇性立法和執法，決不允許只強調“兩制”而否認“一國”，因為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沒有《基本法》就沒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港人治港。不僅要頂住壓力讓23條落地，還要據此減少英美日駐港領事館人數，而且要通過全囯人大常委會依法釋法，完善和細化《基本法》條款，從法律上徹底擺脫英美勢力控制，真正立起《基本法》的權威。必要時，可利用《基本法》第八十九條，對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法官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予以免職，清除殖民殘余法官，依法打擊“港獨”分子騷亂，不能有任何法外之地和法外之人，切實把香港的法律導向搞端正。

二是推行基本國民教育，清除殖民化痕跡。就是要清除香港教材、人名、地名、街名、行政活動中等殖民化痕跡，“維多利亞灣”不能再叫“維多利亞灣”了，“麥理浩道”也不能再叫“麥理浩道”了，香港立法會不能再用英文宣誓了，法庭上不能再向洋法官九十度鞠躬了，等等。特別是香港的教育和教材。本來，香港學者和大陸學者共同編纂了一套香港的教材，卻沒有推行下去。就是因為不少人搗亂，示威游行，說那套教材推行了就會被“洗腦”。其實，那套教材只有任何國家的國民都必須無條件接受的，以國家體制、憲法、國旗、國徽、國歌等為內容的基本國民教育。難道你香港就那么特殊嗎？

三是掌握輿論和話語權。高度重視思想輿論陣地建設，迫切需要“甩石頭、摻沙子”。可采取加大投入、另起爐灶、鼓勵扶植、控股等多種形式，大力弘揚正能量，依法打擊造謠生事、搞假新聞的黑媒體，端正香港輿論導向，通過改變輿論氛圍逐步改善香港政治生態，堅決扭轉美英資本控制香港媒體、用輿論綁架特區政府依法行政的被動局面。7月14日，英國《金融時報》造謠說：特首林鄭月娥在過去數周曾數度提出請辭，但遭到北京拒絕。居心叵測，不難看出英美勢力想重演董建華式推出限價房而被逼辭職鬧劇的險惡用心！值得警惕！

三、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治港興港的必由之路。香港和澳門回歸后各自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香港回歸時由于中國駐香港的中英聯絡小組內部出了漢奸，泄漏了底牌，加之英美頻頻插手干預，回歸之路很不順利，回歸后又幻想依靠英美勢力反復折騰。

澳門回歸由于葡萄牙勢弱無力干涉，加之有香港回歸的經驗教訓，澳門回歸之路比較順利，走了一條緊緊依靠中國大陸、快速融入中國大陸的發展之路。澳門回歸前連續4年經濟負增長，黑社會活動猖獗。澳門回歸后不被國際勢力牽著鼻子走，一直以低調、務實的態度專心發展經濟，2009年就讓《基本法》23條落了地，還設立了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全國人大還批準澳門大學在珠海橫琴島建新校區并授權澳門特區政府管轄，大大拓展了澳門發展空間，澳門上下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澳門所有學校升國旗、唱國歌全覆蓋，澳門因此成為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澳門GDP總量從1999年回歸時64.9億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545.4億美元，增長了8.4倍；人均GDP從1.55萬美元增長到8.26萬美元（全世界排第二，僅次于盧森堡），增長了5.3倍。

當然，澳門的順利回歸和繁榮發展也是有代價的。據金燦榮講：澳門一張澳門博彩業許可證就意味著一年近100億美元的收入。1999年前，兩張澳門博彩業許可證都在華人手上。之后，兩張變成六張，其中三張由美國人掌握。澳門回歸的那一年5月8日，發生美軍炸館事件，國力不濟，也不得不妥協讓步。現在不同了，中美貿易戰，這也是可打的牌。

筆者認為，雖然香港不同于澳門和臺灣，但是澳門依靠大陸、搭順風車、不折騰的智慧值得學習，從某種程度上說，澳門的今天完全可以成為香港和臺灣的明天。

在美國推行“印太戰略”、中美貿易戰、甚至幻想經濟“脫鉤”的大背景下，香港的地位作用將進一步凸現，是三心二意或暗中跟著英美走，還是堅定地跟著中國大陸走，考驗著香港的良心、忠心和眼光！香港只有認清大勢，找準定位，發揮比較優勢，堅定地走面向世界、背靠大陸、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開放發展之路，才能突破“井底之蛙”“彈丸之地”的歷史局限，才能乘勢而上、加快發展。否則，就會再一次錯失良機，最終被時代所拋棄，徹底淪為中國的二流城市、三流城市！

▲2017年6月8日，在毗鄰香港的馬特龍地區的農田之外的另一側，是平安國際金融中心以及深圳的高層建筑。

四、解決好民生問題是治港興港的第一要務。得人心者得天下！香港回歸后要鞏固政權，也重在得人心，必須下大力解決民生問題尤其是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但是，在壟斷資本控制的香港經濟體制下，要解決民生問題又談何容易，正如美國壟斷資本下永遠也解決不了貧富兩極分化問題。這就需要有遠見有擔當的政治家，下大力推進香港的改革，更加積極地關注和解決經濟社會問題。這方面，德國和新加坡“大市場、大政府”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值得借鑒。

在激烈的大國博弈中，“大市場、大政府”模式的優越性凸顯，美國似乎也在轉向更多的政府干預，轉向“大市場、大政府”模式。

最近，美國《經濟學人》發表了題為“美國的未來，就看這兩個地方”。文章稱，美國的未來，不是看紐約、華盛頓，而是看加利福尼亞州（加州）和得克薩斯州（得州）。這兩個州都與墨西哥相連，是當年從墨西哥人手中搶來的，并不在美國建國時的13個州之內。

因為這兩個州是美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其經濟規模，得州相當于是世界第十大經濟體，加州相當于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緊跟德國，超過法英）。過去20年，加、得兩州創造的新增就業機會就占全美的三分之一。美國20%的人口住在這兩個州，由于墨西哥移民的數量飆升，2000年、2005年加州和得州的非白人的數量就超過了白人，正改變著美國的政治生態。

▲得州和加州都與墨西哥相連，其經濟規模，得州相當于世界第十大經濟體，加州相當于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而加州和得州經濟社會發展是兩種不同模式，也預示了美國的兩種前途和兩種命運。簡單地說，得州模式是典型的低稅率、松管制、小政府的模式。而加州正好相反，是高稅率、強管制、大政府的模式。這兩個模式的競爭、最后誰勝出？它對美國的影響，比下次總統選舉的結果還要重要。從目前看，加州模式有明顯優勢，而且與特朗普“大政府干預”的執政理念一致。于是，有人說：得州是青少年時期的加州，加州是長大后的得州。

筆者認為，加州“高稅率、強管制、大政府”的模式也許就是下一步香港的改革方向！而且，中美在戰略博弈中，可能殊途同歸，正在走向一條共同的“大市場、大政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