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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必要急著加入全球化的金融系統，這個系統，只是華盛頓維持美元排他特權的保障而已。而且，當前的整個全球化模式，都已經陷入危機了，這就為系統外的國家提供了一個機會。留在外面，可以為替代性的獨立的區域系統的可能建構打開空間，而后者，又將為一種替代性的非霸權的全球化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同時，長期來看，世界資本主義，是無法與非資本主義的實體，以及甚至僅僅是相對獨立的實體兼容的。留在金融全球化的外面，是你們手中一件重要的武器；別把這武器交給你們的敵人！

【原編者按】近日，美國政府宣布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標志著美國對中國的極限施壓和中美經貿爭端繼續升級。面對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治理機制和金融全球化，正在日益嵌入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國該如何自處？已故的埃及左翼思想家阿明認為，體量巨大的歐美壟斷寡頭控制著全球貨幣與金融市場，為了維護其壟斷地位，他們不會容忍中國經濟強大，甚至成為國際金融操縱者“俱樂部”的一員。而對中國來說，國家權力對資本項目的控制是其改革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中國沒必要急著加入全球化金融系統，而可以留在外面，為探索替代性的獨立的區域系統打開空間，進而為一種非霸權的全球化發展創造更好條件。

全球化的金融層面

全球化有三個層面，即：自由的全球貿易，自由的國際資本實際投資，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自由的金融交易（流動資本的轉移，包括外匯交易）。假如所有這些市場當真都是開放的、交易也當真都是“透明的”，那么，競爭，也會因此而變成一個實際的現實。但這套假設隱藏了一些重大的、實際的現實。 

中國自1978年起的改革開放，是從開放中國的國內生產系統，使之服從于市場機制的法則——同時，對全球貿易開放——開始的。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框架內，隨之而來的，是資本投資的自由化：外資被引進中國，后來，中國的投資也走出了國門。但直到現在，中國都還沒有融入國際貨幣與金融系統：中國的銀行，都是受中國政權控制、從根本上說屬于中國的銀行，人民幣的匯率，也是由央行也即政府決定的。在促進GDP增長，并因此而打開了一個“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這個趕超的結果，將是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的經濟強國）的可能遠景的意義上說，這個系統是成功的。

現在，中國正在思考深化改革開放的下一個步驟，用經濟學的行話來說，就是“開放資本項目”，這意味著：一，允許外國銀行進入中國，與中國的公營或私營銀行競爭；二，取消人民幣的固定匯率，允許自由的國際市場起作用，生成可變的、浮動的匯率。

同時，中國也在批評當前的全球化系統，它認為這個系統方方面面都服從于大國，特別是美國的“霸權”。這個看法的言下之意是，全球化的經濟層面，也和在真實世界中運作的政治的、和地緣戰略的權力有關。這個聯系，的確也辨認出一個經常為經濟學教授所忽視的重要現實。中國為“另一種模式的全球化”——“非霸權的”全球化——而斗爭。

因此，我們應該仔細地考察加入全球金融化的提議，并回答以下這組問題：這一舉動會促進中國的增長嗎？還是說，它將是中國持續高速增長的障礙？人民幣的浮動匯率，會給中國成為能夠與其他金融大國，特別是美國及其美元競爭的、真正的全球金融大國，帶來更多的機遇嗎？總之，相信西方大國會容忍中國成為強大的世界經濟體，并接受中國成為大金融操縱者“俱樂部”的一員，是明智的嗎？還是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政治地緣戰略，將計劃采取行動，來確保中國的追趕計劃以失敗告終？并且它們會為這個目的使用一切的手段，無論是經濟的、金融的、還是最終軍事的手段。

國家控制資本：中國手中的武器

1.誰控制著所謂的全球整合的貨幣與金融市場？

鄧小平說，要實事求是。這正是傳統的專業“經濟學家”——所有這些經濟學家，包括在美國接受訓練和洗腦的中國“專家”——做不到的。

傳統經濟學家發展出各種建立在一個完全是想象出來的、與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系統毫無共同之處的世界的基礎之上的，關于他們所謂的“自由而透明的競爭”（包括全球金融市場中的競爭）的“理論”。他們假設：數百萬“個體”在市場中活動；這些個體都是“理性的”——共享對市場中的運動的“理性預期”；他們得益于幫助他們理性決策的、正確透明的信息。

這些假設沒有一個反映了真實的世界：統治當代資本主義的，是一小撮體量巨大的壟斷寡頭（金融壟斷），它們控制了商品和主要的服務的生產、銀行、保險公司等等；還使那些看起來獨立的行動者（農場主，中小規模的企業）從屬于分包商的地位，并因而使它們生產的剩余，轉化為不斷增長的壟斷租。

同時，傳統經濟學家忽視了把金融交易的目標，和美國及追隨它的盟友（歐洲和日本）發展出來的地緣戰略的目標關聯在一起的密切聯系。這些關聯反映了這個“三巨頭的集體帝國主義”的全球政治戰略，其目標，是通過使用一切手段——“經濟的”，更具體地說，金融的、政治的、和軍事的——來維持這個集體對全球的排他性的控制。當代事件的歷史，和對這些事件的分析，說明了這些行為。

2.中國當局對資本項目的控制，是確保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的國家銀行成功地資助了數以萬計的公營和私營的小企業（所謂的鄉鎮企業）。在全球南方的其他地方落腳的外國大銀行，從來不會選擇這么做。它們都只會支持跨國企業，而后者，最終又協助創造出那些把地方的中小規模分包企業置于從屬位置，并因此而把它們生產的剩余轉化為金融壟斷租的網絡。中國的改革開放，多虧了對資本項目的管控，才能夠保障這個剩余依然留在中國，并為中國的持續增長提供資金。

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模式，允許它為外國的投資制訂條件（關于和中國的公私資本共享產權、轉讓技術、轉讓利潤，等等）。如果中國融入全球金融市場系統的話，那么，外國的資本就不會再容忍這樣的條件了。

“市場浮動匯率”系統會使經濟增長變得“穩定”嗎？

可變匯率，作為一個體系，在1973年為取代由美國單邊決定相對穩定的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而建立起來的，三巨頭（歐洲和日本）的伙伴們接受了這個體系，并把它推行到幾乎所有南方國家。

五十年后，這一實踐的后果是什么呢？

首先，新體系并沒有帶來穩定性，甚至從相對的角度，參照主要貨幣（美元、日元、英鎊、馬克、歐元）的匯率來看，也沒有。相反，我們見證了巨大的波動（比如說，在幾個月內，美元對歐元的匯率從1.5倍跌到三分之二）。這樣的波動，并沒有反映出相關國家的競爭力的變化（在生產力不平等增長的支配下，競爭力水平的變化是相當緩慢的）。它們是投機性的金融投資的開放市場帶來的結果：而使后者成為必然的，又是利潤剩余的持續增長（這些剩余，在當前的資本主義系統下，又不可能拿去重新投資、擴大生產系統）。

其次，就主要貨幣（美元、英鎊、日元、歐元），和幾乎所有南方國家的貨幣之間的匯率而言，新體系也帶來了持續的貶值。這樣的結果，是金融壟斷資本在南方以極低的價格“購買”實際資產（工廠、礦藏、森林、土地、銀行、保險等等）的手段。因此，它沒有促進增長，反而加強了掠奪。

在這方面，讓我們比較一下中國和印度（印度已經從一個有限控制其資本項目的系統，變成一個完全開放的系統）的結果。

中國2015年的GDP，按購買力平價來算，是全球GDP的百分之十八；按現值美元來算，是全球GDP的百分之十六（這個差別很小）。印度的GDP按購買力來算，是全球GDP的百分之八；按美元來算，則不到全球GDP的百分之二。這個差別是巨大的，它反映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戰略——抹殺數百萬印度生產者的競爭力，把他們貶低到分包商的地位，以便他們生產的剩余轉化為西方壟斷資本的租——取得了成功。

中國向一個可變的“市場”匯率系統發展，會帶來完全相似的結果：數百萬充滿競爭力的中國生產者會被消滅；趕超的夢想也會因此而破滅。而這，確切來說，正是西方壟斷金融資本的目標。那種認為中國只要對這個整合的全球市場采取“聰明的”政策，就能避免這樣的結果的論證是站不住腳的：難道印度人就愚蠢嗎？那么，為什么印度的領導人要接受這樣的買賣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印度國內）一小撮與外國金融資本聯營的次屬公司，從他們的合謀中，牟取了巨大的財富。這一實踐，在中國馬克思主義中，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名字：買辦階級，當年聯合英國金融資本創建著名的匯豐銀行（這個銀行原本是為了給鴉片戰爭提供資金而建立的！）的，就是這個階級。

據說，可變匯率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而有利于出口的增長。這是錯誤的：決定出口量的，是另外一些更加重要的因素（產品的性質和產量）。而且，為什么中國要持續追求這個目標——即，以高于其GDP增長速度的速率，擴大它的出口——呢？這個選擇是荒謬的：相反，中國應該更加優先考慮它的國內市場，以降低其脆弱程度，實現更好的福利，糾正區域發展的不平衡。

可變匯率加大了國內經濟政策的選擇限度嗎？沒有，相反，它限制了那個限度，因為在可變匯率下，國家政策就只能從大國允許的那些選擇里選了。歐洲的案例為這樣的限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歐盟的框架下，其成員國的騰挪限度大大縮小了。

關于增加中國的資本出口，以取代中國的剩余全部投向美國的債券：只要中國不能像美國那樣，通過軍事干涉的威脅，來保護它的資產，那么，它就不能避免在國外購買實際資產（公司、礦藏、耕地）的脆弱性。加入全球金融系統并不能降低這種脆弱性。

多虧了對資本項目的控制，中國才沒有受害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亞洲的其他融入了貨幣和金融市場的國家，則飽受那次危機的摧殘。外國金融資本把危機的代價轉嫁到了那些國家，使它們的貨幣貶值，這樣，在印尼的外國銀行就可以以極低的價格購買林地（后來變成了棕櫚油生產基地）、礦藏等等。在不遠的、可見的未來，還會發生類似的，由泡沫破裂引發的金融危機。如果，在這個時候，中國真的走向現在提出的那種新開放的話，那么，在危機中，它的財富將遭到巨大的破壞和掠奪。

3.中國有可能被接納為一個擴大的、由四方聯合組成的新帝國主義集團中的一員嗎？還是說，帝國主義三巨頭會努力維持其現有成員數量？

我相信，美國為首的三巨頭無意招募新成員，反而會盡一切努力來維持它們對這個地球的全部控制。相信它們會接受中國的趕超計劃，是非常幼稚的。

在這方面，俄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例子說明了，它爭取被承認為這個專屬俱樂部中的一員的權利，是如何為其他所有成員所拒絕的。葉利欽放棄了他手中所有的資源，簡單地完全恢復了資本主義。但就算是這樣，俄國還是被拒絕加入“歐洲”和北約的權利。西方的戰略目標是，把俄國貶低為原材料的提供商，并且，有可能的話，把它殘余的工業，也壓到分包商的水平。

針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已經是可見的了。北朝鮮和伊朗已經被美國、歐洲、以色列、日本選擇為最終軍事干涉的目標；達賴喇嘛和維吾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得到了這些勢力的支持，而它們為的是從那些地方開始，分裂中國。

與此同時，經濟制裁又如何呢？

美國給了自己超常的特權：否認國際法的合法性，以及，把美國法律的優先性擺到國際法之上的特權。因此，當它決定制裁一個國家（現在是伊朗）的時候，它同時迫使世界各國也來執行這些制裁；否則，美國就會把懲罰擴大到它的同伙身上（包括歐洲）。歐洲會接受（即在美國的威脅下參與制裁）嗎？我的回答是，會的，盡管這些制裁給歐洲的公司和銀行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是，只要中國與金融全球化保持距離，針對它的制裁，就其有效性而言，就仍然是有限的。例子是：當一家在信息科學領域運作的美國公司退出，中國就會立刻引進一家和它競爭的英國公司來取代它。如果美國對中國的一些出口商品進行制裁的話，那么，中國就會報之以類似的制裁。如果允許外國銀行進入國門的話，那么，中國就會失去這個巨大的優勢。

結論

沒必要急著加入全球化的金融系統，這個系統，只是華盛頓維持美元排他特權的保障而已。而且，當前的整個全球化模式，都已經陷入危機了，這就為系統外的國家提供了一個機會。留在外面，可以為替代性的獨立的區域系統的可能建構打開空間，而后者，又將為一種替代性的非霸權的全球化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

同時，長期來看，世界資本主義，是無法與非資本主義的實體，以及甚至僅僅是相對獨立的實體兼容的。

留在金融全球化的外面，是你們手中一件重要的武器；別把這武器交給你們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