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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田軍號》，這個名字樸素得就像一件洗得發白散發著肥皂清香的軍上衣一樣，但講述的故事卻是真正的‘建軍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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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當《建軍大業》熱映的時候，我曾經開玩笑說，何必叫“建軍大業”呢？叫“三河壩阻擊戰”不是很好嗎？因為在《建軍大業》中，和“建軍”有著決定性關系的“三灣改編”、“古田會議”等，并沒有得到任何表現（只是在影片結束后的“彩蛋”里象征性地提了一下），反而是和“建軍”并無太大關系的三河壩阻擊戰得到了濃墨重彩的表現。 相比較而言，導演陳力為自己執導的新片起了一個非常低調樸素的名字：《古田軍號》。這個名字樸素得就像一件洗得發白散發著肥皂清香的軍上衣一樣，但講述的故事卻是真正的“建軍大業”！

因為紅軍就是在古田的軍號聲中，被注入了靈魂，確立了一系列最基本的建軍原則，從此，這支軍隊就成了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嶄新的、百戰百勝的人民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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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軍號》一開始，就很有“穿越”的即視感。 在2019年春節，閩西客家人土樓火熱的舞龍現場，圍觀的人群中，悄然出現了一個頎長的身影，他身穿灰布長衫，留著長發，含笑而立，看上去好生眼熟，他是誰呢？ 他就是年輕的、當年就在閩西召開古田會議的毛澤東！ 毛澤東從未離去，毛澤東一直在默默地注視著我們——這是許多熱愛毛澤東主席的人民群眾愿意相信，也以此來激勵自己的一個美好“愿景”，在《古田軍號》的開篇，這一愿景得到了形象化的呈現。 更重要的是，陳力導演通過這樣一個簡潔的鏡頭，于不動聲色中建立了歷史和現實的聯系。

歷史是連續的，不是嗎？

今天中國的一切幸福與成就，均和這位長衫青年領導的那場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有關，也和在古田舉行的那場至關重要的會議有關。沒有他卓越的領導和遠見，“我們會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甚至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這個鏡頭是浪漫主義的，體現了電影語言獨特的優勢，但卻讓觀眾觸摸到了厚重的現實，導演在這里表現出了很強的歷史感，這是那些布滿歷史裂隙，自我吞噬的影片所難以望其項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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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軍號》中，青年演員王仁君扮演的36歲的毛委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的眼睛干凈明亮，笑起來親切迷人，非常富有感染力。

如果說古月扮演的毛澤東，演出了毛主席的從容，唐國強扮演的毛澤東，演出了毛主席的智慧和“霸氣”的話，則王仁君扮演的毛委員，就演出了毛委員的熱情、干練，以及“火爆”。

恍惚之間，你會覺得，不錯，這就是那位剛剛率領紅四軍從井岡山上下來的毛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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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軍號》也非常善于用前后呼應的方式，來表現毛委員豐富的性格和情感世界。

紅軍占領福建長汀之后，終于有條件讓部隊換上統一的制式軍裝了，但為了領章的設計，毛委員和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的劉安恭發生了激烈沖突。

劉安恭堅持要在領章上加一條寬寬的黑邊，以示對列寧逝世的悼念。但這一方案遭到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反對，認為這不符合中國人的心理，毛委員也不贊成，情急之下，甚至說出了“這是中國的紅軍，不是蘇聯的紅軍”這樣的重話。 但是，等到新軍裝真的要下發部隊的時候，劉安恭已經在進攻廣東東江的戰斗中犧牲了。雖然劉安恭帶回的“蘇聯那一套東西”給毛委員造成過很大困擾，甚至一度使他失去了對紅四軍的指揮權，但劉安恭的犧牲，仍然令他心情沉重。

于是，毛委員主動提出，領章設計采納劉安恭的方案，這不僅是為了悼念列寧，也是為了悼念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以及井岡山斗爭以來犧牲的同志們，包括劉安恭。 毛主席的鐵血柔情、與人為善、把政治分歧和同志情誼區分開來的領袖品格，在這一細節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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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禮影片看了不少，總的感覺，也許只能用乏善可陳來形容，有的可能還會產生反效果，但《古田軍號》卻令人眼睛一亮。
為什么呢？

在《古田軍號》中，我們感受到了堅定的歷史自信。

以前的一些“主旋律電影”，為什么會讓人覺得味道怪怪的？重要的原因是主創人員的內心深處似乎存在某種“原罪”或“前科”意識，總是想通過劇中人物之口做一些辯解或懺悔。

比如，十年前的《建國大業》就借毛澤東之口說什么“我們不懂經濟”，“我們是請人家來一起建國的”之類的話，似乎我們黨對建立新中國毫無自信，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民族資產階級身上。

再比如，有的電影讓周總理默認建國以后的政策是導致農民餓肚子的根本原因，這就把周總理在四屆人大時宣布我們已經建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給一筆勾銷了。

但《古田軍號》的主創人員沒有這種可笑的歷史失敗主義情緒，影片當中也沒有這種“怪怪的”東西，他們的四個自信不是掛在嘴邊上，而是體現在作品當中；

另外，《古田軍號》也不是一些人庸俗化地理解的所謂讓領袖“走下神壇”，而是讓領袖置身于尖銳復雜的黨內斗爭之中，從而使觀眾能夠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并不是有了黨，有了紅軍，勝利就會自動降臨，沒有在黨內斗爭中正確路線的勝利，沒有毛主席領導地位的確立，就不可能有最后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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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軍號》的敘事方式，也值得許多革命歷史題材的影片借鑒。

陳力導演采用了一個今天的年輕人，轉述“我爺爺”——一個當年毛委員、朱軍長身邊的紅軍小號手——給“我”講的故事的方式，使年輕觀眾比較容易地就走近了歷史，曾經只能遠觀的歷史巨人，也由此變得可親可敬，可感可觸。

當然，和任何電影一樣，《古田軍號》也是有瑕疵的。 比如，閃回的鏡頭太多，而且比較雷同，有時會讓觀眾覺得難以區分，戰斗場面為了追求壯懷激烈的效果，往往隊形過于擁擠； 再比如，從陳毅自上海帶回中央“九月來信”到毛澤東重返紅四軍召開“古田會議”，正是影片的最高潮，理應是最令人感到蕩氣回腸的段落，但卻表現得不夠充分，不夠暢快淋漓，結束得稍顯匆忙。

但無論如何，《古田軍號》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時候出現，是令人欣慰的，它不僅意味著主旋律電影開始突圍，并且在正確的方向上找到了突破口，也意味著中國電影人的歷史自信開始恢復，而這預示了中國電影的光明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