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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故事片《古田軍號》以直面歷史真相的創作勇氣，藝術再現了“古田會議”召開前后這段決定黨和人民軍隊生死存亡的重要歷史進程。影片既繼承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的精神內核與創作范式，又在劇情設計、形象塑造和藝術表達等方面探索出獨特、細膩的藝術特質與表達方式。同時，影片還在“大與小”“情與理”“悲與喜”“真與假”等元素的對立統一與有機結合中顯現出對藝術辯證法的嫻熟使用，從而有效增強了藝術表現力、感染力和說服力，樹立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在新時代的新標桿。

故事片《古田軍號》在八一建軍節之際隆重推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古田會議”90周年和“新古田會議”五周年獻禮。該片以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建設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古田會議”為背景，直面黨和軍隊發展史上這一重大轉折性的歷史事件，是一部在歷史認知、思想認知和藝術探索上具有突破意義的非常獨特的紅色類型影片。

直面歷史真相：《古田軍號》對歷史認知的突破

這部由八一電影制片廠和福建電影制片廠等機構聯合制作、陳力導演執導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故事片，首先突出的一點就是勇于直面歷史和歷史真相。特別是能夠直面我黨、我軍在初創時期經歷的極其艱難坎坷的探索歷程，直面以毛澤東、朱德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在重大歷史轉折時期發生的正面沖突。直面這樣的歷史真相，用影像語言講述黨和軍隊在革命斗爭中所面對的重重困難和危機、所經歷的種種沖突和挑戰，以藝術化的手法再現這段決定黨和人民軍隊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凸顯這段歷史在黨和軍隊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對于我們黨、軍隊和人民始終不忘初心、繼續奮進，具有重大的思想認識和教育意義。

古田會議召開前，圍繞著“紅軍向何處去”這一重大問題，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產生了不同的認知。雖然他們的信仰一致，為黨、為人民的信念一致，但是在建軍、作戰等理念的認知上卻產生了相當大的分歧。特別是在劉安恭來到紅四軍之后，這種分歧和沖突更是愈演愈烈。劉安恭曾留學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受共產國際理念的影響，可以說受到了正宗的蘇聯布爾什維克熏陶，接受過正規軍事學院的學習訓練。作為帶著共產國際使命歸來的留洋人士，劉安恭對毛澤東的“山溝溝里的馬列主義”不屑一顧，堅持用“攻打大城市”和“大規模正面沖突”策略來取代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尤其是在紅軍到底是服從前委領導還是服從軍事首長領導，或者再明確地說，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爭執不下。

《古田軍號》劇照

在殘酷的戰斗中，劉安恭、朱德等人的指揮屢遭失敗，劉安恭也在指揮戰斗中不幸負傷，壯烈犧牲。在不斷失去根據地、不斷遭遇失敗的血的教訓和事實面前，紅軍將士上下一致認識到，這種不顧實際的與國民黨勢力的正面斗爭是不會取得最終勝利的。而毛澤東的革命戰略才是真正根據黨和軍隊實際情況提出的正確路線，能夠解決黨和軍隊實際存在的具體問題；將黨組織建在基層和“黨指揮槍”的基本原則才是帶領紅軍不斷走向勝利的唯一正確選擇。這一關鍵的歷史性轉折，在影片對紅四軍領導人之間，特別是對毛澤東與劉安恭之間矛盾沖突的影像處理中得到較為全面的呈現。

影片在對血雨腥風的艱難探索進行藝術再現的同時，還讓觀眾領略到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偉大人格與高遠情懷，領略到共產黨領袖實事求是的精神、不畏艱險的氣概和一心為公的境界。站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和起點上，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對于我們繼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性，即不唯書，不唯上，實事求是，腳踏實地，始終立足中國國情，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最正確的選擇。這是“古田會議”精神傳遞出的現實意義，也是《古田軍號》這部影片用生動鮮活的故事傳遞出的顛撲不破的真理。

三大亮點：《古田軍號》對紅色類型影片的探索創新

《古田軍號》是一部個性突出、特質鮮明的紅色類型片。在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多年的創作積累中，已經形成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創作程式，比如：宏大龐雜的歷史敘事、氣勢磅礴的場面、“高大全”式的正面人物形象、充滿激情的話語表達等。這也造成了觀眾對于同類影片的刻板印象。而《古田軍號》的突破在于：它既繼承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的精神內核與創作范式，又探索出屬于它自己的獨特、細膩的藝術特質與表達方式。尤其在劇情設計、形象塑造和藝術表達等方面，走出了相當獨特的甚至另類的道路。

其一是獨特的劇情設計。以往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或紅色類型片常常傾向于正面表達，對于歷史事件中錯綜復雜的，尤其是可能帶來消極甚至負面影響的內容往往予以回避。而這部影片在劇情設計上卻一反常態，直面甚至著力凸顯了歷史上古田會議召開前的沖突乃至對峙。在“古田會議”召開前，紅四軍的領導人們圍繞著“前委和軍隊的關系”“如何對待俘虜”“如何對待逃兵”“如何練兵”等具體問題，實際上處于激烈的爭執和沖突狀態。出于盡量規避這樣的歷史史實的謹慎考慮，許多影視藝術家在對“古田會議”這個重要題材的處理上往往淺嘗輒止，甚至不愿碰觸。或許，歷史上真實而且激烈地發生在領導人之間的沖突，是他們繞不過去的歷史史實，而這個真相恰恰對于常態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的創作是不利的。以往同類題材的影視創作習慣于高歌猛進、永遠勝利，習慣于精誠團結、淡化問題。而處理“古田會議”這個題材，設計這個題材影片的劇情，首先要面對的、也是最大的難題就在于如何表現這一充滿了沖突與對峙的歷史真相。難能可貴的是，陳力導演率領創作團隊不畏艱辛，深入閩西采風，沒有回避、甚至主動面對這段充滿沖突與對峙的歷史，并將其呈現為具有強烈戲劇性和說服力的劇情。而影片恰恰是以這些充滿沖突和對峙的故事情節還原了歷史真相，構筑起一個極具真實感和代入感的歷史故事。實際上，也恰恰是通過對艱難探索歷史的藝術再現，才更讓人感受到黨領導軍隊不斷走向勝利的復雜性、艱巨性和曲折性，使觀眾在對艱難復雜史實的影像體驗中更為充分地領略歷史的魅力。

《古田軍號》劇照

其二是獨特的形象塑造。影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相當大膽和具有突破性的。陳力導演首次起用眾多青年演員來飾演革命領袖，著力展現年輕的中共領導人帶領年輕的軍隊，克服艱難險境走向勝利的歷史進程。飾演毛澤東的青年演員王仁君已在諸多古裝劇和歷史劇中成功塑造了一些歷史人物。王仁君外形英俊挺拔，將其稱為“銀幕史上最俊美的毛澤東形象”也不為過。更為重要的是，呈現在銀幕上的毛澤東不再是那個氣定神閑、成熟練達、舉重若輕的偉大領袖形象，而是一個血氣方剛、充滿激情，但同時“固執”己見甚至意氣用事的全新“時尚”的銀幕毛澤東形象。這樣的毛澤東形象未必完美，有著一般年輕人共有的容易產生的急躁和沖動，但又呈現出一位偉大人物在年輕時期經歷自身和事業困境時的真實精神狀態。這一集青春和激情于一體、更具豐富性和血肉感的人物形象設計，既符合毛澤東當年的年齡狀態，也容易為今天的年輕人所認同，所接受。透過演員年齡與歷史人物的接近來突顯真實感與年輕態，可以帶動更多的年輕觀眾認知歷史的真相、感受歷史人物的鮮活，真正在傳承紅色基因中面向未來。王志飛飾演的朱德也不只是老成持重、憨厚樸實，顯現出敢做敢當、英勇果敢、有脾氣也有仁慈等更多元的面向，形成了一個更立體、更全面和更接地氣的軍事領袖形象。著名時尚藝人胡兵更是將自身俊朗、英武的氣質充分融入到劉安恭這位歷史人物的塑造中，將劉安恭身上教條固執的書生氣、為信仰而戰斗獻身的英雄氣概比較到位地表現出來，使這個歷史人物呈現出豐富的性格色彩與獨特的時代氣息。

其三是獨特的藝術表達。影片沒有沿襲一般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對于歷史敘事的慣性模式，而是在歷史與現實的特定情境中自如地跳進跳出，形成了一種歷史與現實相呼應、時間和空間自由閃回的獨特藝術表達方式。這種表達突破了傳統同類影片的敘事慣性，借鑒了許多類型電影的新的敘事手段與技巧。不論是“小號手”（即“我爺爺”）的角色設計，還是福建土樓載歌載舞的場景設計，均呈現出同一場景、同一角色在不同時空的閃回、呼應及跳進跳出，將壯闊的歷史景觀與當下的時代風情進行有機結合，從而形成了一種自由、立體又鮮活動感的藝術表達特質。這種將傳統與現代有機對接的表達方式，可以激發人們更多的想象力。尤其是“軍號”作為全片的核心元素與道具，起到了跨越時空的貫穿與呼應的藝術功能，透過“軍號”這一視角將復雜多樣的歷史與現實景觀、劇情故事等有效縫合，構筑起既開放又聚合的敘事框架，這是該片在藝術表達方面留下的最重要的創新探索。

四組元素的融合：《古田軍號》對藝術辯證法的嫻熟運用

《古田軍號》之所以取得重要突破，就是因為在多種元素的對立統一中，顯現出對藝術辯證法的高超掌握與靈活運用，從而形成了成熟圓潤的藝術表現力。在這部影片中，至少有以下四組元素的對立統一可以凸顯出其對藝術辯證法的嫻熟使用。

其一是“大與小”的有效融合。在這部影片中，既有宏大的土樓狂歡的場景、恢弘的戰爭場面，也有像軍號、板凳龍、皮褥子等各種小器件、小道具的設計，這些小器物的細節處理貌似微小，卻對宏大的場景和敘事起到不可替代的襯托和映照作用。如“軍號”展現出平凡中的偉大、徘徊中的堅韌等人物品質，成為體現紅軍在艱難困苦中依然堅韌不拔、勇往直前的鮮活精神符號；土樓狂歡中的舞龍細節則傳遞出軍民團結、魚水情深的寓意。舞龍雖是一個民間的游藝活動，卻在更深層次上映襯出紅軍和百姓水乳交融、魚水相依的情感與精神關聯；而朱德將皮褥子一次又一次地贈予毛澤東的細節更是顯示出兩位領袖人物的深厚戰友之情，真實地展現出兩人之間既沖突又和諧、既有激烈碰撞又能攜手合作的高尚情操與偉大境界。可以說，影片中的小器件、小道具和場景細節的設計，有力地支撐了全片宏大的思想、劇情與情感的表達，這種“大與小”的有效融合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二是“情與理”的相互交融。影片透過藝術化的語言闡明了許多革命探索的深刻道理，并用情感來襯托和表達理性認識。比如在對“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推出的背景、《古田會議決議》形成的曲折過程等史實的生動表達中，充分詮釋出“黨指揮槍”“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和“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等一些在中國革命探索中形成的重要道理。同時，對這些道理的表達并不是簡單的口號式、標簽式、圖解式的，而是在其中融入深厚真摯的情感，在感人的情感表達中去闡述這些道理，使道理更加生動鮮活且富于感染力。比如，朱德在面對搶奪老百姓財產進行私分的紅軍軍官的時候，一方面要堅決對他們進行嚴厲的懲罰，另一方面又充滿對這些曾經立下赫赫戰功的川軍部下的不忍，表現出既痛恨這樣的錯誤行為，又痛惜親密戰友的內心糾葛，傳遞出一種憤激而心痛的復雜情感；又如，朱德與劉安恭兩人本志同道合、情深義厚，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朱德又堅定地與劉分道揚鑣，顯現出兩人之間復雜的戰友情感；令人感動的還有毛澤東、朱德、陳毅之間產生的赴湯蹈火、肝膽相照的深厚戰友之情。這種情感既在為國家和民族前途及人民幸福的奮斗中產生，也在彼此之間真誠的沖突和碰撞中產生；影片還生動呈現了“小號手”和領袖們之間親如父子的情感，女教官與“小號手”的深厚情誼，林裁縫和他的兒子們的感情等。這里面有戰友情、師生情、父子情等，共同匯聚成整部影片令人感動的情感故事，同時又在這些情感故事的演繹和表達中深刻、有力地闡明了中國革命必由之路的各種大道理。“情與理”的相互交融使影片更具說服力和感染力。

《古田軍號》劇照

其三是“悲和喜”的對立統一。影片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悲壯和悲愴的風格基調。紅軍將士們為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付出了慘重代價，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熱血乃至生命，這從整體上傳遞出一種悲壯、悲愴與悲情。同時，影片的高妙之處便在于不僅僅只是正面展示這些悲的狀態，而且還在悲的表達中適時地融入具有喜感的故事、場景與形象，讓喜的元素充實期間，使這種悲變得不再單調呆板，顯現出悲喜交融的和諧狀態。從審美的角度看，這種悲喜交融的狀態使影片更具藝術的張力和審美的張力。如陳毅經常身處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為兩人調和、消氣的有趣情境；還有女先生教書的靚麗身影、老百姓歡天喜地慶賀豐收的場景及老百姓和紅軍在土樓舞起板凳龍的狂歡場面等等。這些充滿喜感或喜悅的故事、場景和形象，以鮮亮而昂揚的姿態在全片的悲壯和悲愴總基調之中形成了非常有效的藝術緩沖。在悲喜交融的敘事和表達中，顯現出的不是對總基調的顛覆性效果，而恰恰生成一種更具審美張力和影像沖擊力的藝術情境，體現影片在藝術性上的高度成熟。

其四是“真與假”的有機結合。影片在整體上是基于歷史真實的，或者基本上還原了原始場景，或者在真實環境中拍攝，呈現出一種強烈的歷史真實感。影片中的土樓、街巷等都是真實歷史故事和場景的發生地，沒有任何虛構。但同時，該片也沒有滿足于簡單地為歷史真實做全面的自然呈現。為了體現出更強的藝術表現力，影片主創也使用了恰當的藝術假定，用假定的設計去充實和提升全片的藝術感染力。比如對毛澤東、朱德和陳毅臥室中間的推拉隔板小窗戶的設計便不是真實的存在。雖然在福建一帶民居中有這樣的設計，但真實的毛澤東、朱德和陳毅的臥室是沒有這個隔板小窗戶的。導演創造性地將隔板小窗戶用于三位領導人的臥室，使其成為三位領導人之間互相溝通交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場景。這種假定場景的設計不但沒有破壞歷史的真實感，還以此增加了一些情趣，反映出更為深層的情感真實。這一大膽的假定設計使三位領導人之間的心靈溝通和整部影片的戲劇性得以強化和升華，成為該片藝術敘事與藝術再現的一大亮點。

正是在“大與小”“情與理”“悲與喜”“真與假”等元素的對立統一與有機結合中，整部影片的藝術表現力、感染力和說服力得到極大的提升，這也是該片為同類題材影片的創作留下的在藝術創新探索方面的突出亮點。

總之，在較為長期的藝術創作積累中，影片《古田軍號》的主創者們用心、用情、用力去對古田會議前后的歷史故事展開藝術演繹，也正是這種真心、真情和真力使得這部影片顯示出不同尋常的藝術特質，獲得了重要的突破，也樹立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或紅色類型片在新時代的一個新標桿，其留下的重要創作經驗值得我們去認真地進行梳理、總結，并展開進一步的探索。

（胡智鋒，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陳寅，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2018級博士研究生，100875）

版權：《當代電影》雜志社

來源：《當代電影》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