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制度的選擇和確立是一個新政權建立后所面臨的重要課題。100多年前，在資本主義制度與封建制度的世界中，選擇人類從未走過的社會主義道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是蘇維埃國家的創舉。社會主義制度從開始出現，就提供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另一種選擇，并在一個世紀時間里，既創造了奇跡，也遭遇過嚴重挫折。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和經濟制度選擇，受到以米塞斯、哈耶克等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界的質疑和批判，表面看其批判指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質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而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選擇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并以國家憲法的形式確立下來，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理性選擇的結果。

在著手分析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選擇之前，應明確幾個基本概念：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關于制度（institution），西方學者如凡勃侖、康芒斯等有多種解釋，在此基礎上，有學者將其定義為：“制度是人類適應環境的結果（或簡言之，制度是一種人工產品），是規范化的人類行為方式，具體表現為具有強制性或約束性的規則，在法律法規、組織安排或政策中反映出來，多運用于集體行動中，并具有歷史延續性。”在人類經濟活動領域形成的制度，一般稱之為經濟制度，主要體現在所有權關系、經濟決策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或經濟協調方式上。這三項內容也常被稱為經濟體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是以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前提的經濟制度。

十月革命勝利后，從列寧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思考，到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新經濟政策的實踐，再到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實行、1936年憲法的頒布，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制度選擇及確立的基本過程。蘇聯后來雖實行過一些改革，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本原則從未改變。然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選擇和實踐卻遭到以米塞斯、哈耶克、諾夫等為代表的西方學界的質疑和批判，這些批判幾乎伴隨整個蘇聯時期，后來又被用于分析蘇聯解體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幾種觀點。

第一，計劃經濟制度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德國。還在20世紀20年代初，米塞斯就指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霍亨索倫家族統治下的普魯士國家社會主義如出一轍，其差別主要在于兩者的經濟控制權和收入分配權所有者不同。哈耶克也強調，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幾乎完全是在德國和奧地利，而“俄國人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從德國人中止的地方進行的”。在《歐洲經濟史》一書中，對蘇聯計劃經濟來源做了“追蹤和考證”，作者認為，計劃經濟最早可追溯到一戰，當時德國政府眼見戰爭曠日持久，為保證戰時經濟，在分配稀缺原材料上研究出了一套系統性的優先順序標準，以“對未來消費結構作出某種計劃性安排”。正是這種最早建立的計劃經濟模式給了十月革命后的布爾什維克以靈感，他們認為，只要把戰時德國那樣“計劃化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機構”置于無產階級的控制之下就行了。

第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可行。這是西方學界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詬病最多之處，米塞斯的《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被當作“對社會主義進行全面批判的書”。米塞斯斷定，社會主義經濟核算不可能成立，沒有經濟核算就無法確定經營成本和成果，也不可能找到一種可以把個人經濟活動與其他公民活動合理結合起來的組織形式，而“不解決這兩個問題，實現社會主義看來就是不可能的，除非經濟完全處于靜止狀態”。米塞斯還指出，由于領導者的簡單認知，蘇維埃國家從一開始就采取了一些錯誤做法，導致“社會主義經濟走向混亂”，且可能出現倒退。他肯定，只有建立在私有基礎上的競爭性市場經濟，才可能有資源配置的合理計算。

第三，計劃經濟效率低下、缺乏激勵機制。西方學界普遍認為，蘇聯制度安排不合理、不理想，其終極表現是生產效率低下。而西方國家“有效的、理想的制度”以及在這種制度下所表現出來的生產高效率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米塞斯強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營企業盡管可以利用其壟斷地位贏利，但本質上都處于低產出、低效益狀態。諾夫也認為，社會主義生產計劃系統龐大復雜，效率低下：“明年的計劃要在幾百萬年后方能就緒！”他認為，計劃經濟既不能保證質量，也不能保證數量，并用“規模不經濟”來說明其弊端。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則通過分析社會主義勞動競賽，證明蘇聯政府通過壓低工資，以獎金、累進計件工資制作為刺激手段來保證工業建設速度，在農村則用集體農莊的密集勞動實現“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他將斯大林時代蘇聯視為專制權力采取“狡詐”手段實現繁榮的典型。

第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認為，社會主義是納粹極權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源頭，是通往奴役社會之路，而計劃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問題的根源。他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取消競爭，破壞了法治和公平，是對個人主義的否定和對人類自由的剝奪。哈耶克斷言，蘇聯社會主義只會“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名聲掃地”。此外，西方學界還對蘇聯的“短缺經濟”及其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提出質疑和批判。

乍看起來，上述分析與批判主要指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但深入探究就可發現，這些質疑和批判從根本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懷疑和批判。列寧的思考與蘇維埃俄國的具體實踐是對這些觀點的有力反駁。

經濟制度選擇的探索與實踐

還在十月武裝起義前，俄國社會就已出現對社會主義革命前提條件的質疑。而從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到蘇聯解體，甚至當今，俄羅斯學界始終面臨各種“拷問”：1917年俄國是不是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那一年在資產階級革命后有沒有必要再進行一場無產階級革命？一些當代俄羅斯學者認為，十月革命是一小撮極端分子激進行為的結果，其勝利具有偶然性。這些質疑與論斷反映出人們對十月革命前提條件的不同認識。對此，俄羅斯學界圍繞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以及國內戰爭時期經濟社會研究的新成果，予以了回答。

 1. 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與列寧對俄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思考

在歷史上，沙皇俄國是一個有著領土擴張傳統的國家。由于領土不斷擴張，粗放式經營是其生產的主要形式，“靠天吃飯”幾乎成為俄國除歐洲中央黑土區外絕大多數地區農業生產的寫照。在社會經濟總體發展水平上，由于19世紀后期俄國工業開始了較快發展，到1913年，包括鋼鐵、原煤、糧食、原棉等各項社會經濟指標基本達到最高值。不過，1913年俄國各項社會經濟指標的增長基本是相對意義上增長幅度的提高，而不是經濟技術和社會發展水平的本質提升。

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世紀末開始的俄國商業資本的快速發展。20世紀初，俄國銀行、保險等行業十分活躍，在彼得堡、莫斯科等中心城市形成了“大都市”的商業繁華景象，其統計數據也“一路上揚”。而與商業資本共同活躍的，還有保險業等。俄國保險業從19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發展，當時的險種主要是火災保險。1907年以后，保險種類迅速增加，有死亡保險、意外傷害保險、生命保險、水運保險和公路運輸保險等，且其毛計算保費、總保費和收益率在一戰前都處于快速上升狀態。

上述情況反映了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首先，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俄國歐洲部分，尤其是彼得堡和莫斯科中心區經濟發展較快，而外省和更偏遠的西伯利亞、遠東、中亞地區經濟發展緩慢，生產技術落后。其次，城鄉發展不平衡。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俄國城市化發展很快，而農村十分落后，差距明顯。最后，各經濟領域發展不平衡。工業、商貿、金融等行業發展較快，其中銀行、保險業發展更居世界前列，而農業發展緩慢，交通、通信等行業發展也相對較慢。列寧曾指出俄國發展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蠻的鄉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進的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 “最先進的工業形式和半中世紀的農業形式同時存在，無疑是一種矛盾。”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使俄國成了一個“跛腳”的資本主義國家。

在1916年完成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以及十月革命前所寫的《國家與革命》《大難臨頭，出路何在》《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等著作和文章中，列寧全面闡述了帝國主義基本經濟特征、俄國從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途徑，指出在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發展比從前快得多，但發展更不平衡。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認為，從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主要途徑，是實現國家公有，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國家監督，工人管理，勞動形式是普遍勞動義務制。其基本原則可以概括為“剝奪剝奪者”和“不勞動者不得食”。當然，列寧也指出，實行國有化，并不是要把資產階級的一切全部“剝光”：“只要迫使幾百個、最多一兩千個百萬富翁（銀行巨頭和工商業巨頭）‘放棄’財產權就行了。”這些論述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實行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的理論指導。

2. 從二月到十月：布爾什維克黨拯救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俄國帶來嚴重破壞，各種社會矛盾在戰爭中暴露出來。有學者指出，戰爭第二年，俄國失敗的“警鐘”就已響起：“由于軍事失利，俄國失去了15個經濟發達的西部省份，包括2300萬居民，占帝國總人口13％。”“1913年至1917年，有超過1248家企業倒閉，同期新開工企業僅有709家。”俄國交通業的落后也暴露出來。1914年下半年，鐵路運力嚴重不足，并引發嚴重的燃料危機：“沙俄的鐵路運輸危機不僅給專制政權的國家管理方式抹黑，也是資本主義經濟全面崩潰的預兆。”

工業產能下降，交通運力不夠，糧食、燃料供應不足，直接影響到前線的軍備供應。在1914年11月2日的一份電報中有這樣的話：“50-60％以上的作戰失利是由于炮彈數量和彈藥筒數量不足造成的。”“許多人沒有靴子，腳被凍壞，沒有大衣或外衣，得了感冒。軍官病死后，士兵就大批投降。”有將軍回憶說：“1915年我們的失敗清楚地表明，政府根本無法應對它所承擔的任務……我們沒有彈藥筒和炮彈，沒有足夠的步槍，幾乎沒有重型火炮……缺衣少鞋，食物供應困難……成群結隊投降是常見現象。”與此同時，軍費開支卻不斷上漲：“戰爭第一年（1915年6月前）軍費支出53億盧布，第二年達112億盧布，第三年186億盧布……1917年頭8個月已花了413億盧布。”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是發送給前線的裝備和制服被投機商倒賣。對此，沙皇政府很清楚，卻沒有阻止這種腐敗行為。

經濟危機和前線戰敗引發民眾不滿，工人運動高漲。1914年下半年全國有170次罷工，1915年增加到1928起，1916年達2417起，其中一次有超過155.8萬人參加。罷工者要求提高工資，抗議高物價和糧食不足。一些大型企業的工人經常舉行有組織的政治罷工。戰爭使農村健全人口數量減少，糧食播種面積和產量連年下降。糧食不足、食品價格上漲是整個戰爭期間的特點，且情況連年惡化。1916年，全國出現騷亂，還爆發了民眾與商人、店鋪和倉庫老板之間的沖突，被稱為“饑荒暴動”，由于女性活躍其中，又稱“村婦暴動”。這一切都嚴重動搖了沙皇政權的統治基礎。從1917年初，對戰爭和饑餓不滿的人群就開始在彼得格勒聚集，2月下旬，發生了“沙皇軍隊無法制止”的大規模糧食暴動。3月8日國際婦女節這天，彼得格勒有9萬人上街游行，第二天，該市20萬工人罷工，后來變成了全國總罷工。盡管沙皇政權從前線調來軍隊，但士兵已不聽指揮。沙皇政府陷入系統性危機，1917年3月15日，尼古拉二世退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掌握了國家政權。

二月革命僅使國家政權的權力結構發生變化，統治者從專制沙皇變成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但臨時政府也沒能解決最突出的社會問題：和平與“面包”。1917年春夏之交，“饑餓不僅威脅著軍隊，而且威脅著整個國家”。這年秋，有近200萬工人參加了罷工，還有大規模農民暴動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國家已陷入經濟徹底瓦解和毀滅的深淵”。此時俄國呈現結構性社會危機，各種矛盾達到爆發的臨界點。

在退出戰爭問題上臨時政府不作為有其主客觀原因：主觀上，臨時政府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決定了它的立場。臨時政府由資產階級組成，其中很多人是?；逝桑湔我笫菍嵭芯髁棧郴使戏终?，并不想推翻沙皇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除投資獲利外，俄國資本家還通過出口石油和煤油獲取經濟利益。戰爭中，一些軍火商和石油、鋼鐵大亨因國內外軍事訂貨而大發其財。從本階級經濟利益出發，他們不希望結束戰爭，因為他們已被牢牢地綁在“英法和美國資本家的車子上”。并且，不光在退出戰爭問題上，在立憲會議上臨時政府也沒有作為。

客觀上，頻繁的權力更迭也使臨時政府難有作為。從1917年3月15日到10月8日，臨時政府先后四次組閣，從李沃夫政府到克倫斯基政府，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十月黨、孟什維克黨、進步黨、人民社會主義黨、無黨派人士在內閣中像走馬燈一樣輪番登場，使得臨時政府經常陷于內部黨派和政策爭吵中，“臨時政府根本不能勝任繁重的日常事務：它甚至連綱領都沒有”。持續不斷的危機最終使資產階級政權完全癱瘓，又加劇了社會沖突。俄國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來解決社會矛盾。

在此情況下，布爾什維克黨走上前臺：“1917年3月布爾什維克黨從地下轉入公開活動，當時有黨員2.4萬人，到10月已經發展到35萬人……布爾什維克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堅持原則，有戰斗力，敢于進攻。此外，他們還有一位出色的領導人——列寧。”雖然布爾什維克黨當時只是一個小黨，又非議會黨，卻能奪取政權，并打退隨后的白衛軍進攻以及帝國主義軍事進攻，使政權鞏固下來，不僅僅在于黨的領導人能制定正確政策方針、敢于抓住時機，還因為當時俄國具備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形勢。從1917年2月到10月及至1918年俄國所面臨的內外政治經濟社會危機情況看，不光臨時政府政權不穩，到后期整個國家和社會也極其不穩定，在此意義上，十月革命是“布爾什維克黨拯救了國家”。另外，從國際環境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參戰國社會矛盾突出并激化，同時，大批軍隊用于對外作戰，國內鎮壓力量不足。而因擴軍，大量無產者進入軍隊，為各國被壓迫階級的反抗斗爭提供了客觀條件，也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發展，反帝反殖民主義斗爭創造了前提。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正順應了這一大勢：“布爾什維克黨取得政權是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的，有其必然性，而不是一個偶然事件。”

 3. 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探索與創新

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國家先經歷了一段“凱歌行進”時期：在一周內，蘇維埃政權在俄歐部分的雅羅斯拉夫爾、下諾夫哥羅德、羅斯托夫等地建立起來。蘇維埃政權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對國家政治經濟生活進行社會主義“規范”，并在土地、大工廠、銀行、郵政等領域實行了國有化，創建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和地方國民經濟委員會,以管理國家和地方經濟生活。在外交領域，向交戰國宣布退出戰爭，遣散沙皇軍隊，與德國、奧匈帝國開始停戰談判等。這些政策給國家帶來了新氣象，蘇維埃政權得到工人、士兵和廣大群眾的擁護。但僅兩個月，形勢就出現了巨大變化：反動軍隊卷土重來，舊軍人放棄陣地，“狂潮一般涌回家園……許多地方發生了農民起義”。1918年，形勢更趨緊張：“1918年的春天過得非常艱難。時時給人一種感覺：一切都在土崩瓦解，惶惶不可終日……這個財力枯竭、一片荒涼和極端絕望的國家能有足夠的生命力使新制度維持下去嗎？”這年夏秋，沙皇舊軍隊從東西南北各個方向發動進攻，還有波蘭、捷克軍隊的“反抗”，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就武裝起來的美歐日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的圍剿。在此情況下，經過激烈爭論，蘇維埃國家開始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由一系列非常措施構成：國家通過土地、銀行、大工業和交通運輸國有，得以統一地、有計劃地組織國民經濟；實行糧食征集制，統一分配全國的糧食；用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保證軍隊給養、軍工生產和裝備供應。對于這個政策，有學者用“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來形容，認為其作為戰爭條件下一種特殊的臨時性政策，不僅必要，也是成功的。不過，該政策在實行一段時間后也暴露出很多問題：農民對余糧征集制嚴重不滿，1920年底開始出現暴動。受農民情緒影響，1921年3月初，發生了喀瑯施塔得水兵叛亂。由于糧食不足，城市居民處于半饑餓狀態，許多人逃荒到了農村。因原材料、電力、燃料不足，限制了鐵路運輸，導致大量以棉、毛、亞麻等為原料的工廠停產，1920年工業產值也大幅減少。

反革命政黨的殘余——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利用農民的不滿進行煽動和破壞活動。工廠企業也出現了怠工和工人罷工現象，1920年城市產業工人人數比1913年幾乎減少了一半。

1920年底，圍繞如何擺脫危機，發展農業生產，布爾什維克黨內出現了不同觀點，有人主張全面刺激生產發展，反對強制性直接干預農業生產過程，但多數意見主張繼續對個體農民采取強制措施。為了解農民要求，列寧親自與各地非黨農民代表座談，認真聽取農民的經濟要求。在做了大量調查后，列寧認識到，俄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階段還應有一個過渡時期，其特征是宗法式、小商品生產、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多種經濟成分交織。他提出，應在一定程度上恢復貿易自由, 因為“小農只要還是小農,他們就必須有同他們的經濟基礎即個體小經濟相適應的刺激、動力和動因”。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用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決議，停止余糧征集，標志著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轉向新經濟政策。

新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是“間接過渡”而不是“直接過渡”。列寧指出，要恢復國民經濟,應該從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開始。1921—1922年，國家出現了大范圍饑荒，蘇維埃政權一方面發糧賑災，在全國募捐，向世界呼吁賑濟災民，另一方面加快生產農具，并在外匯十分緊張的情況下大量進口農具，低價售給農民。國家還幫助農民育種、傳授農業生產經驗。這些措施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迅速恢復。1925年收獲糧食44.24億普特，比1921年增加了近一倍。這一年，蘇聯農業總產值已超過戰前12%，糧食危機得到極大緩解。

列寧還主張利用一切辦法來發展工農業間的流轉,包括采用私人資本主義的辦法。1921年5月，蘇維埃政府頒布法令，恢復市場和自由貿易，并實行租讓制和租賃制、合營制等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由于國家鼓勵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個體經營和私營手工業得到恢復和發展。同時，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建立起國營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1923—1924年度在國民經濟總產值比重中，城鄉小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超過了60%。

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組織、計劃和分配原則上，新經濟政策時期也做了重大調整。列寧要求社會主義企業“按商業化原則辦事”，實行經濟核算，改革工資、獎勵制度，貫徹物質利益原則，協調計劃與市場關系。1920年初，根據列寧要求，蘇維埃國家開始審查全國電氣化計劃，為此成立了俄國電氣化委員會，以加強國民經濟的計劃編制和計劃管理。當年11月，該委員會向政府提交了編制電氣化計劃的詳細報告，并由第九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審批。

由于實行新經濟政策，蘇維埃國家國民收入有了較快增長，1925年7月—1926年7月國民收入達到217億盧布，比1921年增加了13倍，超過了1913年210億盧布的水平。農民生產積極性得到恢復，糧食供應有了改善。新經濟政策還改變了勞動就業形勢，國家就業人數不斷增加。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末期，失業現象完全消失。當時，西方國家出現了經濟危機，而蘇維埃國家情況正相反：“1931年7月，蘇俄不但沒有失業者，而且還缺乏數百萬工人。因而外國工人去蘇俄找工作的有很多，1932年2月已經有6800000。”當代俄羅斯歷史學家達尼洛夫也總結道：“世界大戰和隨后的國內戰爭持續了7年，從1914年夏天到1921年春天，在這之后，取代了‘戰時共產主義’的新經濟政策事實上是國家擺脫經濟崩潰唯一可能的條件。”

十月革命前后列寧的論述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實踐說明，雖然布爾什維克黨把計劃經濟作為一個經濟制度方向，并在十月武裝起義勝利后與國內戰爭時期采取了一些計劃經濟甚至超強制計劃經濟措施，但是他們并沒有把計劃經濟作為唯一的經濟制度選擇，而是根據俄國具體情況來制定經濟政策。正因此，才有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新經濟政策也只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恢復國家經濟的一個龐大戰略和策略計劃的組成部分，盡管該政策中包含私人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成分，但在主導因素上，它是受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規定、指導和調節的,而不是自發地、無政府地運行。列寧肯定，新經濟政策包含著兩種對立制度的某種聯合和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應當對資本主義因素加以控制和監督。同時，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已經掌握了國家重工業和交通、銀行、郵電等部門，所放開的主要是中小企業和小商業，隨著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計劃經濟的基礎得以逐步奠定。

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轉變可以看出，在俄國革命和建設中，列寧不僅從解決問題本身入手，對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思想、理論原則、實踐路徑進行反思，提出解決當前問題的辦法和手段，也總結實踐經驗，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理論、新思想。這是理論與實踐結合條件下的探索與創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構想的轉變生動展現了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尊重事實、勇于實踐，拋棄脫離俄國實際的空想，走上一條適合俄國國情的現實發展道路的過程。

基于國內外環境的制度選擇

1918年頒布的第一部蘇維埃國家憲法規定，蘇維埃國家是一個“工農社會主義國家”，以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作為經濟基礎，這就確定了國家未來經濟發展方向：實行公有制，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20世紀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根據國內外環境變化，蘇共高層確定了國家建設目標：加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大工業，以保證國家的經濟獨立與國防安全。1925年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確定了蘇聯工業化發展方針，要使蘇聯從輸入機器和設備的國家變成生產機器和設備的國家，保證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下絕不會變成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附庸，而成為一個按社會主義方式進行建設的獨立經濟單位。1927年12月，聯共（布）十五大通過“關于制定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具體規定了蘇聯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1929年4月，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通過“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五年計劃正式公布。在此之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實際已在全國展開。從1928年到1941年，蘇聯先后進行了三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

1927年，聯共（布）十五大正式確定了農業集體化方針，決定加快農業集體化步伐。不過，當時只是強調“把分散的農民經濟在農民進一步合作化的基礎上逐步轉上大生產的軌道”。1929年夏秋時節，開始出現整村、整鄉、整區并入集體農莊的現象。1930年初，全盤集體化在全國鋪開，各地出現了集體化“冒進”，盡管斯大林發表了《勝利沖昏頭腦》，批評一些黨員干部的過火行為，但集體化運動還是如火如荼地展開。到1933年，全國已建立224500個集體農莊，有1520萬農戶加入農莊，占總農戶的65%。斯大林宣布“集體農莊已經最終地永遠地取得了勝利”。到1937年年底，蘇聯全國共有243700個集體農莊，聯合了1850萬農戶，占全部農戶的93%，集體化耕地占全國耕地面積的99.1%。當第二個五年計劃宣告提前完成時，農業集體化也基本完成。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成為統領蘇聯農業的兩種生產組織形式。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使蘇聯國民經濟獲得快速發展。1928—1941年間，蘇聯在冶金、機械制造、機器加工、燃料動力、石油化工、儀器儀表等工業部門中新建了近9000個現代化的大中型企業，發展了國家交通運輸體系，建立起國家農業機械、農田水利灌溉體系。到20世紀30年代末，蘇聯工業總產值已經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位。第三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已經建立起包括陸?？铡⒑娇?、航海、飛機制造、化工、輪船等部門的軍工企業，生產的飛機性能和速度都居世界前列，為應對法西斯侵略戰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也為后來蘇聯國民財富的增加、國民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蘇聯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也有了極大改善。從1928年起，國家逐漸推行7小時工作制，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社會保險、退休金制度等。1930年8月，蘇聯宣布在全國實施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僅在1933—1937年就開辦了20000多所新學校，相當于沙皇俄國200年開辦學校的總和。1937—1938學年，蘇聯大學生人數超過英、德、法、意、日大學人數的總和，國民文化素質有了顯著提高。

在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情況下，1936年12月5日全蘇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通過《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規定蘇聯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所有制，蘇聯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有兩種形式：國家所有制（全民財產），合作社和集體農莊所有制（各個集體農莊的和各個合作社的財產）。社會主義公有制以憲法形式確立下來。概括說，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主要特征：一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二是按勞分配。國家收入分配涉及積累、消費、工資等，實行有計劃按勞分配原則。三是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用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和工作質量的辦法，以迅猛有計劃和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的途徑來最全面地滿足人們的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由此形成。

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蘇聯在十幾年間靠內部積累，通過國家有計劃地開展經濟建設，集中全國人力物力進行重點項目建設，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之路，把一個相對落后的農業國改造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成就舉世公認。也正是從那時起，蘇聯理論界基本形成共識：社會主義一定是計劃經濟占絕對優勢；資本主義一定是市場經濟，會定期發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其破壞性無法克服。由此，把商品、貨幣關系、價值規律、價格、利潤等視為“資本主義經濟范疇”加以排斥。在這一認識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體制長期將重工業、軍事工業置于優先地位，以至影響了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把工業化時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固定化，致使企業管理機制僵化、缺乏經營主動權；忽視經濟杠桿、市場調節作用，難以發揮生產經營者作用，存在明顯弊端，成為西方學界批判的主要依據。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選擇辨析

從蘇聯前期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以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可以看到，20世紀初俄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當時國內外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總的來說是成就大大超過失誤。蘇聯基本建立了以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及其經濟發展模式，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這是在沒有經驗借鑒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次積極探索，并初步顯示出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的效果和特點。”西方學界并沒有看到俄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客觀性與布爾什維克黨在實踐中的創新和調整，也否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建設社會主義強國中的積極作用。當然，蘇聯的歷史經驗也證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選擇不應一勞永逸，需要不斷地進行制度創新和自我完善。

1.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理論與計劃經濟并非源自德國

早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特征提出過構想：“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書中提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的一些具體措施，包括逐步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銀行、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里，按照共同的計劃進行生產，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消除城鄉對立，實行公共和免費的教育等。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規定了黨的目標：“以生產資料和流通資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過程來保證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和全面發展。” 1906年，列寧提出：“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 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布爾什維克黨明確指出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也對農民關心的土地問題提出鮮明主張，即“一切土地國有化”，“全部土地所有權交給國家”。同時還提出其他國有化措施，“對所有銀行實行國家監督……對資本家的保險機關和最大的辛迪加也實行國家監督……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等，這些都反映了布爾什維克黨對未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制度選擇的基本主張。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在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政權頒布法令，采取一系列措施實行社會主義經濟改造，從立法上確定新生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并力圖用基本制度規范管理國家經濟?？梢?，蘇維埃國家建立之初選擇公有制、計劃經濟等經濟制度，主要依據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西方學界將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經濟計劃相提并論，目的在于把社會主義蘇聯與德國法西斯等同起來，是在意識形態上抹黑社會主義，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

2.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選擇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實際的探索

從1917年初到1936年，俄國（蘇聯）社會經歷了五次經濟制度選擇的重大實踐：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封建專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十月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確定社會主義基本原則；1918年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1921年改行新經濟政策；1925年提出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1936年憲法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確立下來。在不到20年時間里，俄國從沙皇專制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入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階段，這個過程充滿血雨腥風的內外斗爭，也用實踐證明了人類社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艱難曲折。

綜觀世界歷史，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資本主義制度選擇時，盡管也面對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沖突，甚至還有流血的“革命”，但在外部環境上，基本上沒有遇到像蘇維埃政權那樣被多個資本主義國家“集體”包圍、孤立和軍事圍剿等情況。而無論是哪個學派的西方學者，在當時基本上都未曾親臨蘇維埃國家，真正體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他們僅僅用經濟數據或者經濟理論來說明蘇聯經濟的“不合理性”與“不可行”，難有說服力。并且，他們所獲得的經濟數據本身還存在問題，沒有客觀地反映蘇聯經濟的增長。一個基本事實是，如果經濟無效率，當時蘇聯如何抗擊法西斯、如何與整個西方抗衡？另外，在社會主義蘇聯，體現其經濟發展成果的，除了經濟數據，還包含人文因素，如愛國主義精神、社會主義勞動熱情等，這些都不是經濟數據能體現出來的。

從一個弱小的布爾什維克黨到建立蘇維埃政權，再到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探索、建立、發展的過程，已經給了西方學界以強大的正面回答：社會主義制度不僅可行，而且“社會主義很行”。

3.  蘇聯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巨大發展與進步不容否定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在特殊歷史條件和環境下確立的，在制度選擇的目標上，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更主要的作用是解決蘇維埃政權的當前問題，因此，列寧沒有把某一個政策作為長期制度固定下來。斯大林時期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不僅是對新經濟政策的重大改變，還肩負著創建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使命。這一次制度選擇，是對蘇維埃國家經濟發展方式的“大變革”，同時，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法西斯活動猖獗、社會主義蘇聯面臨生存危機的條件下，也有解決現實問題的考量。經過激烈爭論和斗爭，蘇聯以1936年憲法形式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在這期間，蘇聯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建設。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蘇聯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大大提高了國家工業化程度，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能夠生產全部工業產品的國家，并對原有工業基礎進行了徹底的技術改造。通過農業集體化，農民幾乎完全被納入集體經濟，改變了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落后生產狀態，推動了農業生產從個體經營向大機器生產的轉變，國家在農村收購的糧食數量大幅提高，基本保證了工業化建設的需要。這個時期，蘇聯社會建設也取得顯著成就，教育、科技、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明顯提高，一大批新城市在全國各地建設起來。當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普遍存在失業的情況下，蘇聯消滅了失業，實行7小時工作日制，還有免費醫療、社會保險、退休金制度等。通過普及義務教育，開辦新學校，并建立一大批工人夜校以及職業技術培訓學校，為工業建設培養了大量人才，無論在集體農莊還是在城市工廠，精通地掌握技術，并十分內行地運用技術去創造奇跡，成為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勞動者的文化素養和技術水平提升明顯。這個時期，蘇聯的科學研究、飛機制造、航空工業等高科技也得到快速發展，建立起一批新興工業部門。在嚴峻的國際條件和艱難的國內環境中，蘇聯在十多年的時間里， 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奠定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與經濟危機中的資本主義世界形成了鮮明對照，也保證了衛國戰爭的最終勝利，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在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現象時，出于意識形態的考慮，西方經濟學家往往站在本國家、本階級的立場上，對社會主義制度做出自己理解基礎上的判斷。在他們的認識中，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確立后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要么被完全無視，要么被視為一黨制極權領導、奴役人民的結果，他們還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動員型經濟”進行指責。不過，蘇聯共產黨和人民進行的具有歷史創造性的偉大活動，社會主義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蘇聯對推動世界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已經給持這類觀點的西方經濟學家以有力回擊。

 4.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選擇要堅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梳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選擇的過程，可以看到，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選擇是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運用于俄國實際的過程。在蘇維埃政權初期，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經濟制度選擇對解決當時最主要的社會矛盾起到了積極的正面作用。正因此，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存在并鞏固下來。蘇聯1936年憲法在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也肯定了該制度的合法性。就此意義說，蘇聯前期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選擇，在理論指導、目標、道路、性質這些根本問題上并沒有錯誤，其主要問題還在于后來沒能隨國內外環境變化及時變革，缺乏制度創新和自我完善。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說：‘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這說明，社會主義制度選擇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勞永逸，必須不斷加以完善和發展，堅持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推動制度創新。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成就也證明，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必須不斷進行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新探索，“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確立的一項大政方針，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對于這一點，當代俄羅斯學界和社會各界已經有深刻認識和理解。只有堅持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根據內外環境變化及時進行制度創新，不斷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才能保證社會主義事業強大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1]〔蘇聯〕波梁斯基等主編：《蘇聯國民經濟史講義》（下冊），秦文允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64年。

[2]王金存：《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七十年——蘇聯經濟發展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

[3]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對制度的經濟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17年。

[4]〔奧地利〕路德維希·馮·米瑟斯：《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王建民、馮克利、崔樹義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5]向玉喬：《社會制度實現分配正義的基本原則及價值維度》，《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