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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吸取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摧垮蘇聯共產黨的教訓

點擊：3811 作者：周新城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8-07-14 08: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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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在階級社會里，社會的政治性質取決于哪個階級的政黨掌握政權。保持處于領導地位的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才能保證社會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和原則建立黨的組織和開展黨的活動，是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鍵。也正因為這樣，國內外敵對勢力在其“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戰略中，無一不把改變黨的性質，作為他們一種最惡毒的“釜底抽薪”的手法加以運用，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所謂“革新”黨的理論正好適應了敵對勢力的這一需要。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并保持高度的警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大的優勢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實現和加強黨的領導，決定性的問題是要加強黨自身的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一定要有新氣象新作為，打鐵必須自身硬。黨要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毫不動搖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①]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嚴格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加強黨的建設。黨建指導思想搞錯了、搞歪了，黨是要垮臺的。而共產黨本身垮了，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也必然要隨之垮臺。“革命理想高于天”，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加強黨的建設的根本。

　　提出這個問題是有現實意義的。改革開放以來，一些號稱黨建專家的人就想改變我們的黨建指導思想。中央黨校有一位著名黨建專家告訴我們，隨著我們黨從“革命黨”變為“執政黨”，我們要轉變思維方式。在執政的條件下，我們要擴大黨的社會基礎，不應該再強調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了，所有擁護社會主義的階級、階層都是黨的階級基礎。他的意思是說，黨的性質應該從無產階級先鋒隊轉變為“全民黨”了。于是有人順理成章地提出我們黨應當改名，應當把“共產黨”改為“社會黨”。這位黨建專家還提出，共產黨應當有自己的利益，反對我們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按照這種思想建設黨，工人農民就不會擁護我們黨了，試問，誰要一個謀取一黨私利的黨來領導自己呢？這類名為“創新”的黨建思想，還頗有影響。所以，我們在加強黨的建設的時候，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牢牢把握馬克思主義的黨建理論，劃清馬克思主義黨建思想與反馬克思主義黨建思想的界限，嚴格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原則來建設我們的黨。

　　黨建指導思想錯了，是會導致黨的蛻變，甚至釀成亡黨亡國的悲劇。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血的教訓。蘇聯就是一例。

　　我們來看一看戈爾巴喬夫是怎樣用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改革蘇聯共產黨，從而導致蘇聯共產黨迅速瓦解的。殷鑒不遠，我們不應該忘記。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蘇聯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發生向資本主義演變、最終導致亡黨亡國的悲劇，說到底，是執政的共產黨出了問題。如果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建黨理論，思想統一，組織團結，行動一致，那么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打垮共產黨，也不可能推翻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問題恰恰在于，戈爾巴喬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在否定現實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完全否定原來的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和實踐。他攻擊共產黨已經發生“嚴重變形”，幾十年來只是為“專橫的官僚體制服務”，造成了“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壟斷主義”。因此，必須重新認識“建黨原則和活動方法”，對黨進行根本的改造，即所謂“革新”。這種“革新”的實質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建黨理論和原則，改變共產黨的性質，使共產黨向社會民主黨方向轉變。

　　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革新”黨的理論，怎樣導致蘇聯共產黨瓦解的呢？

　　在黨的性質問題上，把黨從無產階級先鋒隊改造成為“全民黨”

　　列寧指出：“群眾是劃分階級的”，而“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②]共產黨是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它代表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它的任務是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消滅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并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談到黨的性質時說：“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③]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這是馬克思主義最起碼、也是最根本的建黨原則。

　　戈爾巴喬夫提倡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反對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它要求“拋棄與全民和全人類價值相對立”的“階級立場”，并從這一指導思想出發，要求把黨改造成為超階級的、“全體人民的”、“全民族的”黨。它宣布：“黨是靠個人勞動獲得收入者、小經營者、各民族同胞的黨”；或者說“黨是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的黨，是聯合所有階層為建設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而工作的人民代表的黨”；或者直截了當地聲稱，黨是“自治的社會政治組織”、“志同道合者的自愿的聯合組織”，而“不是階級的政黨”；“黨集中了一切贊同黨綱的人們，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世界觀如何。”提法雖然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黨不再是無產階級政黨，而是全民黨。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赫魯曉夫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提出“全民黨”的理論。他的邏輯是這樣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階級已經消滅，共產黨就不應該再具有階級性，而應該成為全體人民的黨。這顯然是錯誤的。首先，他錯誤地估計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狀況。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基本上消滅了，但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依然存在，有時還會激化。加上在國際上社會主義國家仍處于帝國主義包圍之中，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竭力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尋找代理人，以實現和平演變的目的。正如我門黨總結國際國內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所指出的，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④]在這種條件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沒有解決，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危險，共產黨必須堅持無產階級性質，否則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是無法保證的。其次，“全民黨”這個提法本身是不科學的。政黨是階級斗爭的工具，[⑤]任何一個政黨都是一定階級的代表。一旦階級徹底消滅，實現“大同”，政黨就沒有必要存在。有政黨，就談不上是全民的；如果是全民的，政黨就應消亡。“全民”與“政黨”這兩個詞是連不到一起的。在當今歷史條件下，一個政黨不是無產階級性質的，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提出“全民黨”理論，實際上是為把共產黨改造成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開辟了道路。

　　馬克思恩格斯堅決反對“全民黨”思想。當他們得知伯恩斯坦等“三人團”提出，黨“應當不是片面的工人政黨”，而應當是“一切富有仁愛精神的人的全面的黨”，立即發出一封通告信，強調黨必須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堅決反對伯恩斯坦等人的主張，指出主張“全民黨”的人，“應當退出黨，至少也應當放棄他們的顯要職位。”[⑥]

　　按照列寧的建黨學說，共產黨應由無產階級中最有覺悟的先進分子組成，堅決反對“把作為工人階級先進部隊的黨同整個階級混淆起來”。[⑦]黨必須具有先進性，這意味著，黨員應該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志為共產主義而奮斗，并在斗爭中起模范帶頭作用。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反對黨這一點，提出凡是贊成黨章黨綱的人都可以參加黨，“一個人只要向黨的任何一個基層組織表示入黨的意愿，如果基層組織的黨員對其入黨的意愿沒有異議，黨員的身份就確立了。”他們抹殺了黨的先進性，把黨變成一個“只要愿意，誰都可以參加”的普通的政治組織。這種黨是不可能有戰斗力的。

　　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關于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應在社會中起領導作用的理論。它公然宣布，黨“既不打算成為一個階級的先鋒，也不想成為一個階層的先鋒。它不謀求對權力的壟斷，也沒有對真理進行壟斷”。他們在蠱惑人心的“反對政治壟斷”的口號下，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要求黨變成一個與各種政治勢力進行所謂“平等競爭”、“爭取政治權力”的政治組織。否定了黨的先鋒地位和先鋒作用，也就為拱手讓出政權制造了輿論。正是基于這種建黨思想，蘇聯共產黨在動亂中面對反對派的進攻，不是針鋒相對地展開斗爭，捍衛自己的領導權，而是“自覺自愿地交出政權”。

　　在奮斗目標問題上，把共產主義改為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

　　建立人類最美好的社會——共產主義，這是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和奮斗目標。這一目標的提出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基礎上的，因而成為廣大共產黨員終身不渝的信念。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遇到一定困難、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攻勢加強的情況下，共產黨內的意志薄弱者對共產主義信念發生了動搖，轉向了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有的人認為共產主義僅僅是提供了為“人和社會不受任何人和物制約地發展和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反對把共產主義看作是一種社會形態，說“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制度是烏托邦，進而宣布“共產主義并不是理想，而是社會本身逐漸失去其原先狀況的一種實際運動”，這實際上就是伯恩斯坦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微不足道”的翻版。有的人聲稱共產主義并不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認為“歷史不以各種政治力量的意志為轉移，似乎不可避免地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一自己的最終目標”是“毫無根據的觀點”，因而像戈爾巴喬夫所說的，一個多世紀以來，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航道”是錯誤的，改革就是要“校正”這個主航道。有的人干脆咒罵共產主義是二十一世紀的罪惡，“應該從字典中刪掉共產主義一詞”，“永遠放棄共產主義”。這些說法有一點是共同的：都是反對把共產主義作為奮斗目標。

　　那么，黨的奮斗目標是什么呢？戈爾巴喬夫明確地說，“現在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了我們為之而奮斗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建立自由的和社會公正的社會，”黨的綱領性目標是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難怪東歐國家共產黨都改名為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民主社會主義黨了，即使在蘇聯，黨名雖然沒有改變，但這只是因為時機尚未成熟，不便公開宣布改名。正如原蘇共一位領導說的，戈爾巴喬夫的底牌是要把蘇聯共產黨改為社會民主黨，只是礙于形勢不能和盤托出。接著很快發生“8·19事件”，蘇共沒有來得及改名就被解散了。

　　所謂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用戈爾巴喬夫的話來說，“要創造的是這樣一個嶄新的社會，它將既不是資本主義的復本，也不是原來那種社會主義的翻版——哪怕是得到改善的翻版。”這就是說，要建立一個介乎資本主義與現實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種制度。然而這種“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在當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體系對立的歷史條件下，擯棄社會主義制度，必然走上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實際上，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一面宣布要同現實社會主義“徹底決裂”，要“炸毀”過去的一切；一面鼓吹與資本主義趨同，主張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體現“人道主義”、“民主”的所謂“社會主義因素”搬過來，以改造自己的社會制度，形成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可見，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與現實社會主義是根本對立的，卻與資本主義沒有根本區別。所謂不是“資本主義的復本”，不過是指應對資本主義作若干改良而已。用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取代共產主義作為黨的綱領性目標，標志著黨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變成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

　　在指導思想問題上，反對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黨，主張在黨內實行指導思想多元化

　　任何政黨都是階級的政黨，都以反映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根本利益的思想、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共產黨之所以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就是因為它是以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闡明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特別是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規律，科學地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及其實現的根本途徑。因此，堅持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就不能不堅持馬克思主義這一正確的指導思想。為此，在共產黨內，不能允許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法存在，必須同形形色色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做堅決的斗爭。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也就無法保證黨的先進性。馬克思、恩格斯一生同各種冒牌社會主義所做的毫不妥協的斗爭，列寧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所做的堅決斗爭，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卻反對規定以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提出“革新”黨就要允許“黨員有信仰、表達意見和行動的自由”，“允許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各種觀點、意見和流派的存在”。必須指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決不是不允許黨員表達不同的意見、發表不同看法，恰恰相反，這是黨內民主所要求的；它只是說，黨內不允許那種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相抗衡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合法存在，不允許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機會主義思潮合法存在。如果允許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機會主義思潮在黨內自由泛濫，那就無異于要黨聽任和容忍國內外敵對勢力對黨進行思想滲透，聽任和容忍他們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搞亂黨員的思想，瓦解黨的隊伍。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鼓吹黨內思想多元化，反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目的也正在于此。戈爾巴喬夫為了取消馬克思主義在黨內的指導地位，在攻擊馬克思主義有局限性、已經“過時”的同時，還以“意識形態是開放”的為借口，宣稱費邊社會主義著作中積極的內容、社會黨國際綱領中合理的內核、康德哲學中的倫理觀念、基督教教義中人的價值的主張等等，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遺產中有用的思想一樣，統統都是黨的理論基礎的思想來源。這樣，黨內實行各種意識形態一律平等、自由競爭的多元化，在黨綱、黨章中不提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甚至完全抹去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就順理成章的了。

　　但是，在黨的指導思想上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是以資產階級思想、機會主義（實際上也是資產階級思想）為指導，二者必居其一。因為任何無指導思想的黨或以各種意識形態為共同指導思想的黨是沒有的。其實，鼓吹黨內指導思想多元化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也并不是真的沒有指導思想，只不過它反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是以所謂抽象的、一般的、人類共同的人道主義、人的價值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這種人道主義、人的價值是什么呢？戈爾巴喬夫直截了當地說：“俄國1917年革命是法國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回聲，同時也是實際實現這些崇高理想的大膽嘗試”，甚至認為十月革命只是朝法國革命宣布的“人和公民的自由以及個性自由”邁出的新的一步。可見，他所追求的理想說穿了就是資產階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蘇聯共產黨演變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無疑是這種指導思想改變的直接結果。

　　在黨的組織原則問題上，拋棄民主集中制，主張“民主的一致”

　　列寧指出，黨是無產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只有把全體黨員組織成為一個有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紀律的團結一致的部隊，黨才能有力量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引向勝利。沒有嚴格的組織性和鐵的紀律，就不可能保證黨的決議的貫徹執行，從而也就不能保證黨的先進性和它的領導作用。為此，黨必須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來。在黨內，民主與集中是統一的，既要有高度的民主，又要有高度的集中，實行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拋棄民主集中制，黨就不可能成為真正有戰斗力的組織。

　　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民主集中制原則，攻擊實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了“兵營式的等級紀律”，形成了官僚專制、行政命令，“妨礙進行公開探索”，而“拋棄了民主集中制就能夠順利地拆除黨的等級命令制的組織結構”。它把民主與集中對立起來，主張黨內生活的準則只能是“普遍民主的原則”，即“確保黨內真正多元化，保障少數人的權利，確保黨員和公民自由發表意見和堅持自己的立場，確保個人的政治權利和自由。”

　　大家知道，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準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些準則是黨內思想和行動統一的組織保證。而這些恰恰都被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這樣或那樣地否定了。

　　“少數服從多數”，這在蘇共二十八大通過的黨章中字面上是保留了下來，因為如果連這一條都沒有了，黨就不成為一個組織了。然而，它強調的是“少數捍衛自己觀點的權利，包括在黨的輿論工具上捍衛自己觀點的權利”，要求“摒棄多數的統治”。它雖然也講“少數人不應妨礙根據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而采取的共同行動”，卻又認為“少數人完全有權堅持自己的立場，其中包括通過黨的報刊和群眾宣傳媒介來尋求黨內輿論的支持和證明自己的正確”。這樣，“少數服從多數”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個人服從組織”，在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看來，是侵犯了人的自由。他們認為，必須“放棄形式主義的完全一致原則”，“黨員與黨組織的關系應該建立在民主的一致和人道主義的原則基礎上”。因此，應允許黨員根據某個綱領、利益、主張進行橫向聯系，組織各種俱樂部、辯論中心、論壇、委員會，開展活動，以確定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立場。這實際上是允許黨內派別組織合法存在。有的人甚至公開要求“承認立場、流派、綱領的多樣性和派別的自主性，各派別按人數比例出席黨代表大會和進入黨的經選舉產生的機關”。

　　“下級服從上級”，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認為這是典型的“等級的官僚機構”，必須廢除。蘇共二十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各級黨組織在安排自己內部生活和活動方面是獨立的。這種獨立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下級黨組織的決議，“只要不違背黨的綱領性目標，且在黨章授予的權限內通過，上級機構不得予以撤消”；上級黨組織有關涉及下級組織的決議，必須征得下級組織同意，方能通過。這意味著上級組織對下級組織已喪失了領導職能。

　　“全黨服從中央”，更是不能允許，因為在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看來，這是“極權的新斯大林主義類型的黨的超集中、反民主和嚴格等級制”的表現，它使得每一個黨員“不能恢復自己的尊嚴感和黨內自由感”，“排斥了創造性原則和來自下面的積極性”，“把黨員變成黨的機關的附庸”，造成“官僚主義強權和黨內生活的死板氣氛”。因此，蘇共二十八大通過的《黨章》中強調的是“組織的民主、主動性和普通黨員的權利”。

　　事實證明，共產黨如果拋棄和否定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有嚴格的組織性和鐵的紀律，而只能變成一個各個派別自由爭論的組織和松散的政治議論俱樂部。這樣的黨是不會有戰斗力的。

　　在與群眾團體的關系問題上，黨不再是領導，而只是一個平等的“合作者”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黨建理論，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共產黨應該領導無產階級的其它組織（共青團、工會、合作社等）為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而斗爭。決不能把黨與一般工人組織混同起來，這是列寧在反對孟什維克時一再告誡全黨的。

　　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不承認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也必然反對黨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它主張黨與其他群眾團體之間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而是平等合作的伙伴關系。據此，蘇共二十八大提出“工會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團體”，“黨同工會、同其他工人組織的關系將建立在伙伴和同志的基礎上”。與青年組織的關系，它認為共青團不再是黨的助手，而是一個“獨立的社會政治組織”，“黨組織和共青團應當學會作為政治盟友建立自己相互間的關系”，應“按照政治伙伴、思想一致、承認共青團組織的獨立性、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原則建立相互關系”。這就是說，工會、共青團、婦聯以及其他群眾團體已不再受黨的領導，它們與黨只是一種伙伴關系。換言之，贊成黨的主張，就與黨合作；不贊成黨的主張，也可以脫離黨的領導，甚至反對黨。

　　在黨與群眾團體的關系問題上，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錯誤，首先是它否認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否認共產黨是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各種群眾團體固然需要反映、維護本階層、集團合理的特殊利益，但必須以服從共同的根本利益為前提，而不能從團體本位出發做有損全局的根本利益之事。因此，它們應在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開展活動。其次，它否認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是無產階級的最有覺悟的隊伍。共產黨之所以是其他社會團體、群眾組織的領導者，并不是因為它是執政黨、是力量強大的政黨，而是由它的性質和擔負的歷史任務所決定的，是因為黨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通曉社會發展規律，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指揮部。各種群眾團體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才能真正實現它們所代表的利益。

　　應該指出，在某些社會主義國家里，敵對勢力正是從組織脫離黨的領導的獨立工會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正式組織”開始，逐步形成政治上的反對派組織，然后一步一步迫使共產黨退讓，最終奪取政權、復辟資本主義的。這一歷史教訓說明，是否堅持黨對群眾團體的領導，不僅是一個關于黨的建設的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直接關系到社會發展方向的十分現實的政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屈服于敵對勢力的壓力，步步退讓，放棄黨是無產階級最高組織形式這一建黨思想，放棄黨對群眾團體的領導，實際上是幫助資產階級壯大力量，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在黨的作用問題上，黨從一個堅強的戰斗堡壘、政治核心變為組織議會斗爭的議會黨

　　根據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共產黨應是帶領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堅強的戰斗堡壘和政治核心。為了實現黨的領導作用，黨不僅應該有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而且在組織上也必須成為團結群眾實現黨的主張的核心。因此，黨的基層組織必須建立在工作單位，黨員通過自己的模范帶頭作用來帶動和組織群眾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黨是一個堅強的戰斗堡壘，這是共產黨區別于任何其他政黨的一個特點。

　　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否定了這一黨建原則。它從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出發，把黨的作用降低為組織競選、從事議會斗爭，從而使黨逐漸變成議會黨。實行多黨制，各個黨派、各種政治組織自由競爭，相互拆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允許各個黨派在工作單位建立組織，各個單位的工作和生產就會因它們政治主張不一、彼此競爭、乃至相互攻擊而不能正常進行。為了防止出現這種混亂狀況，必然要求各黨派從工廠、企業、學校等工作單位撤出。至于在政府機關、司法部門、武裝部隊內，更不能允許存在不同黨派的組織，勢必要求實行非政治化、非黨化。這是一種客觀必然性。所以，在蘇聯，隨著多黨制的實行，黨組織都主動或被迫撤出工廠、學校、機關、部隊。黨只能在居民居住區建立組織。這樣，黨組織就不可能起到帶領勞動群眾完成黨在各條戰線上的任務的戰斗堡壘和政治核心的作用，它的使命便只能歸結為組織競選，爭取在議會中取得席位，然后從事議會斗爭，爭取政治權力了。在多黨制條件下，黨變為議會黨就是不可避免的。蘇共二十八大通過的《行動綱領》宣布：“考慮到按居民住地展開的競選活動的意義已經提高”，必須把建黨的“重點放在擴大強有力的、積極的基層地區組織上”。它把黨在政治方面的作用概括為：“在選舉中為在各級權力機關當選而斗爭，并在取勝的情況下建立相應的執行機關，進行議會活動，完成自己的競選綱領。”戈爾巴喬夫自己也公開承認，黨將“在選舉范圍內爭取保持執政黨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看，它起著議會黨作用”。

　　可見，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革新”黨的理論來改造黨，不管是否更改黨名，共產黨也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已經變成為社會民主黨了，也就是由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政黨了。正因為按照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革新”黨，蘇聯共產黨迅速由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政黨蛻變成為社會民主主義式的資產階級政黨。這就很好理解為什么戈爾巴喬夫宣布解散蘇聯共產黨的時候，紅場上一片寂靜，沒有人進行反抗。這樣一個已蛻變為資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自身怎么會有力量反抗？工人、農民怎么會挺身而出進行捍衛？

　　蘇聯共產黨曾經是一個擁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政黨，它曾經領導俄國人民進行偉大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使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現實，為全世界工人階級、勞苦大眾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它曾經領導蘇聯人民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它曾經領導蘇聯人民進行衛國戰爭，打敗了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法西斯德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樣一個擁有2000萬黨員的偉大的黨，在短短六年時間里，迅速被敵對勢力打垮，慘遭解散。禍根就在于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建黨思想改造黨。建黨指導思想錯了，路走歪了。這個血的教訓清楚地表明，按照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和原則加強黨的建設是何等重要。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在階級社會里，社會的政治性質取決于哪個階級的政黨掌握政權。保持處于領導地位的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才能保證社會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和原則建立黨的組織和開展黨的活動，是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鍵。也正因為這樣，國內外敵對勢力在其“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戰略中，無一不把改變黨的性質，作為他們一種最惡毒的“釜底抽薪”的手法加以運用，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所謂“革新”黨的理論正好適應了敵對勢力的這一需要。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并保持高度的警惕。

　　注釋：

[①]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6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②] 《列寧全集》，第39卷，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見《關于建國以來黨黨的若干里歐是問題的決議》。

[⑤]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6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 《列寧全集》，中文2版，第8卷，25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標題《周新城丨關鍵是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黨建理論和原則加強黨的建設——吸取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摧垮蘇聯共產黨的教訓》；來源：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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