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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邦煒：北宋亡國的緣由

點擊：4281  作者：張邦煒    來源：《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發布時間:2018-07-13 12:04:47

 

  

北宋亡國即靖康之變，雖然已是800多年前的往事，但始終令人難忘。“靖康恥，猶未雪……”，相傳其作者為岳飛的這首《滿江紅》，但凡中國人，人人能朗誦，個個會歌唱。所謂北宋亡國，雖非國家淪亡，只是朝代更替，然而這一歷史事變實在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大深重歷史災難。金朝攻滅北宋，造成上百萬民眾死于戰亂，上千萬民眾流離失所。難怪從當時到現在，人們對北宋亡國的緣由議論不斷，提出了各種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本文擬對這些議論稍加評論，并略抒己見。

 

一、唱著“新”調子亡國

 

北宋何以亡國？近數十年來，人們往往如此回答：唱著老調子亡國。而其依據則是魯迅在其雜文《老調子已經唱完》中的一段議論：

 

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系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1]

 

北宋統治集團果真因廢止王安石新法而亡國嗎？如果唱新調子即唱改革的調子、掛變法的牌子，北宋王朝即可國運昌隆嗎？此說大有商討的余地。

 

對于北宋亡國的緣由，議論最多的無疑是心存亡國之痛的宋朝人。他們的看法各式各樣，大多與魯迅不同，乃至相反。其議論雖多，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編造荒誕邪說。如說什么北宋亡國是由于宋真宗的陵墓風水不好。乾興元年（1022），擔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謂不聽陰陽生徐仁旺之言，將宋真宗的陵墓確定在牛頭山后之地。徐仁旺當時曾上表陳述“山后”之害：

 

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內；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

 

后來不出所料，金軍攻破開封果然是在丙午即靖康元年（1126），而丁未即建炎元年（1127）則“諸郡焚如之禍，相仍不絕，幅員之內半為盜區。” [2]又如說什么北宋亡國是因為宋徽宗改元宣和，所謂“宣”即“一家有二日”，[3]很不吉利。再如北宋氣數已盡，“上天”早有預示。據說宣和末年在開封上清宮瑤仙殿出現字跡數行：

 

家內木蛀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亙木又摧傾。[4]

 

這便是所謂“上天”的預示之一。對此，人們起初困惑不解，北宋滅亡后，才如此解釋： “家內木”即宋，“吉人”、“亙木”分別是“佶”、“桓”，即宋徽宗、欽宗的名字，而所謂“火”則是有“炎宋”之稱的趙宋王朝的“德運”。諸如此類的荒誕邪說甚多，如今置之一笑即可，不必予以理會。

 

另一類是追究個人責任。首當其沖的固然是宋徽宗寵信的大臣和宦官。早在北宋將亡而未亡之時，太學生陳東便將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朱勔、李彥痛斥為“六賊”，認為他們是導致禍亂的罪魁。其實，宋徽宗作為六賊的總后臺，其罪責不在六賊之下。陳東受歷史所局限，只罵貪官，不罵皇帝，完全可以理解。此論一出，立即廣為傳播，并被人們普遍接受。號稱深得二程真傳的理學家楊時又追根溯源，進而將罪責歸結于王安石。他說：

 

（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5]

 

南宋初年，號稱中興名臣的趙鼎也說；“至崇寧初，蔡京托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6]宋高宗接過此說，大肆渲染：

 

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7]

 

某些大臣即刻隨聲附和。于是，此說在整個南宋時期乃至元明清時代幾乎視同定論。明朝人商輅等所編《續通鑒綱目》卷9甚至認為：

 

汴宋之禍，始于神宗、安石，終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

 

楊時首倡此說，或許是由于其學術見解與王安石相左，因而偏見很深。宋高宗予以鼓吹，則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維護趙氏一家一姓統治的需要。

 

由上所述，不難看出，楊時等人的看法與魯迅截然相反。人們不免要問：究竟誰是誰非？其實，魯迅、楊時各走極端，兩種說法都不確切。宋徽宗、蔡京掛的牌子與宋神宗、王安石雖然相同，但就施政方針而言，既有相似的一面，更有不同乃至相反的一面。魯迅與楊時各自片面地強調了一面，而又都忽視了另一面。

如今人們普遍將宋神宗、王安石譽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而宋徽宗時期正是宋神宗、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時代。宋徽宗以宋神宗、宋哲宗的紹述者自居。他宣稱：

 

朕欲上述父兄之政。[8]

 

并將創行新法的乃父宋神宗的謚號由16字增加為20字，即“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圣孝皇帝”；將重用新黨的乃兄宋哲宗的謚號由6字增加為16字，即“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圣昭孝皇帝”。一望而知，這堆美好的字眼諸如“立憲”、“繼道”之類，雖屬表面文章，但畢竟是對新法的高度肯定與頌揚。而蔡京則以王安石的繼承者自命，“有說熙豐不好者，盡罪之。” [9]在他的倡議下，王安石繪像于顯謨閣，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兒子王雱均配享孔子廟。至于其后代，男性賜官職、女性封孺人。宋徽宗、蔡京推行新法、廢除舊法，重用新黨、打擊舊黨，在政治上與王安石對立的司馬光等120人被指斥為“元祐奸黨”，對新法稍有微辭的范柔中等542人被定為“元符上書邪等人”。這兩種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謂《元祐黨籍碑》，碑文由宋徽宗親筆書寫，先在都城開封、后在全國各地樹立。凡名列此碑者，已死者追貶官職，尚存者或流放或貶官，他們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們的子孫和近親通婚。無須一一羅列，這些歷史事實已經足以證明，蔡京等“六賊”與作為王安石及其新黨對立面的舊黨勢不兩立。

 

當時也有個別人認為：

 

（蔡）京名為遵用熙、豐之典，乃實肆為紛更，未有一事合熙豐者。[10]

 

此說雖然頗有道理，但“未有一事”云云則言過其實。應當承認，蔡京與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確實多少有些繼承關系。如“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是蔡京的主要治國思想之一，以致其“當國，費侈無度。” [11]這一治國思想“原自荊公”即王安石，與司馬光的主張正好相反。又如對待邊疆少數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權，舊黨一向遷就，而新黨的態度則相當強硬。蔡京以新黨自居，繼承強硬政策，他在宋徽宗時期多次發動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戰爭。至于方田均稅等熙豐新法，或廢而復行，或繼續推行。很清楚，宋徽宗、蔡京不是宋神宗、王安石所創行的熙豐新法的反對者，而是新法的擁護者和推行者。他們口頭上唱的不是老調子，而是“新”調子。魯迅雖然學識淵博，但俗話說得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們不應當將其片言只語視為不可更改的信條。

 

二、蔡京與王安石豈能混為一談

 

楊時等人將王安石與蔡京、熙豐法與崇觀法相提并論，至少是受表面現象所蒙蔽。蔡京雖然發跡于王安石當政期間，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他本人在宋神宗時歷任中書舍人、知開封府等要職。但王安石對蔡京并不賞識，據說他曾指責蔡京：

 

如何做得知制誥，一屠沽耳！[12]

 

無論個人品質，抑或施政方針，蔡京與王安石都不是一回事，甚至截然相反。

以個人品質而論，王安石“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 [13]當時人大多肯定他“節儉恬退，素行亦好。” [14]如朱弁稱：

 

王荊公（即王安石）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污飲食粗惡，一無所擇。[15]

 

相反，蔡京“享用侈靡”。他“喜食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 [16]喜食蟹黃饅頭，“一味為錢一千三百余緡”。 [17]他喜焚香熏衣，一次使用香藥數十兩，居室之中“靄若云霧”，“衣冠芬馥”。 [18]其“名園甲第亞于宮禁”，宅第之中，姬妾成群，“慕容氏等皆封國夫人”。 [19]這類記載太多，不勝其舉。

 

王安石雖不愛官職，然而一旦身居要津，即盡力將其政治理念變為政治實踐，并始終堅持。連他早年的好友、后來的政敵司馬光也認為：

 

介甫（即王安石）無他，但執拗爾。[20]

 

所謂“執拗”即固執，換而言之，即堅定。而蔡京從青年時代起就是個官迷。他在求學階段，算命先生將其命運算錯：“此武官大使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余不可望也。”蔡京竟為此而“大病”，[21]足見其何等汲汲于富貴。何況他一切以向上爬為目的，并無固定的政治見解，是個典型的政治投機家。宋神宗死后，舊黨得勢，蔡京隨風轉舵，一味討好司馬光。司馬光要求在5天之內恢復差役法,其他官員都表示難以如期完成。仍知開封府的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司馬光大加贊賞：“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宋哲宗親政，新黨再度得勢，蔡京立即搖身再變。是否立即廢除差役法，宰相章惇尚猶豫不決，剛出任戶部尚書的蔡京即刻表示：“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章惇“然之，雇役遂定。”蔡京的主張竟前后截然相反。史稱：

 

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蒞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奸者。[22]

 

《宋史》將蔡京列入《奸臣傳》，實屬恰如其分。

 

王安石與宋神宗“君臣相得甚歡”，“可謂千載一時”。[23]然而王安石對宋神宗不時直言規諫，乃至面折廷爭。據馬永卿《元城語錄解》卷上記載，王安石與宋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復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而蔡京一切投宋徽宗所好，他“身為國相，志在逢君。” [24]豈止一味逢迎而已，他“日請上游宴，以酒色困之”；“貢聲色，起土木，運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而威福大權盡歸于（蔡）京矣。”[25]宋徽宗這個18歲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極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勸誘無疑是個重要原因。《宋史•徽宗本紀•贊曰》：

 

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

 

可見，蔡京不僅應入《奸臣傳》，還應入《佞幸傳》。一言以蔽之，王安石是位標準的大臣、諍臣，而蔡京則是個十足的奸臣、佞臣。王、蔡二人豈能混為一談！

 

就施政方針來說，宋徽宗、蔡京雖然也號稱推行新法，但與宋神宗、王安石所實施的新法同中有異乃至形同實異。宋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國強兵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慮。當時人認為：王安石“其本心欲救民”。 [26]就連對新法頗有異議的蘇轍也承認：

 

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27]

 

而宋徽宗、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則在于“始求羨財，以供侈費。” [28]即搜刮民脂民膏，以滿足徽宗及其寵臣極度荒淫的生活所需。

 

舊黨當政不思改革，“不敢做事，不敢動”，[29]以致問題積累成堆。而蔡京雖然敢于改動祖宗成法，但當改者不改。如冗官問題本應加以解決，可是宋徽宗時期問題反而越發嚴重。當時，“權奸柄國，僥幸并進，官員益濫。”[30]尤其是蔡京“除用士大夫，視官爵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 [31]于是，大觀三年（1109）官員較之元祐，已多十倍；宣和元年（1119）官員總數已達48000余人，超過以往任何時期。[32]又如強干弱枝的傳統國策本應加以調整，可是蔡京等人依舊蕭規曹隨，以致“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至，莫不潰散。” [33]相反，不當改者，蔡京又大改特改。如拋棄外戚不任軍相、宦官不典機密、宰執應避親嫌等不少舊規，于是當時出現了北宋歷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韓忠彥、鄭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與蔡卞系第一對兄弟宰執，蔡京與蔡攸系第一對父子宰執，并開創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這些“第一”，都意味著朝政極度腐敗。

 

宋徽宗、蔡京為了粉飾太平，實施過一些仿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舉，諸如安濟坊、居養院、漏澤園之類，然而往往口惠而實不至。他們推行新法的重點在于理財。至于其效果，當時人有評論：

 

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

 

并被譽為“名言”。[34]其實，宋神宗以前的祖宗法未必“惠民”。宋神宗、王安石的熙豐法雖不“惠民”，但“惠國”，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至于宋徽宗、蔡京的崇觀法，其效果則與熙豐法不同，既不“惠民”，也不“惠國”，只有利于昏君與奸臣，即所謂“惠奸”。當時，“天下常賦多為禁中私財”。 [35]豈止“常賦”，“諸路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司。” [36]這批錢物除供徽宗揮霍而外，又被“六賊”大量侵吞。如蔡“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所謂六賊，即是六名特大貪官。他們“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 [37]宋徽宗、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過是盤剝民眾的幌子而已。

 

總之，蔡京與王安石不僅個人品質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針形同實異。正如朱熹所說：

 

蔡氏以“紹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實神宗良法美意，變更殆盡。 [38]

蔡京所推行的崇觀“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稱。北宋雖非唱著老調子，而是唱著“新”調子亡國，然而這個新字之上的引號切不可省略。北宋絕非亡于革新，而是亡于胡改亂革。

 

三、并非落后挨打

 

對于北宋何以亡國，當時人還有一種論調，即金強宋弱，北宋必亡。給事中李鄴的所謂“六如”說，便是其代表。他竭力吹捧金軍：

 

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指北宋）如累卵。 [39]

 

李鄴因而獲得“六如給事”的綽號，表明人們普遍認為：北宋必亡論太缺乏依據。只要將宋金雙方的綜合實力稍加比較，即可看出：北宋遠比金朝先進，金軍并非不可戰勝。

 

古人將夏、商、周三朝合稱“三代”，而宋朝連同先前的漢朝、唐朝又被稱為“后三代”。 [40]所謂“三代”，即古人理想中的美好時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則認為，豈止夏、商、周，即使漢、唐，也不能同宋代相提并論。他說：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41]

 

古人的“三代”說具有濃厚的崇古復古傾向，而陳氏的“造極”說則不無道理。的確，宋代縱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又一個新高峰；橫比世界各國，超過世界各國，是當時世界上經濟最發達、文化最繁榮、科技最先進的泱泱大國。宋金交戰之初，金朝建國僅十年，各方面都很落后。盡人皆知，戰爭依賴經濟，經濟支撐戰爭，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實力的較量。然而無論人力、物力、財力，金朝較之在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北宋都差之甚遠。

 

就人力來說，直到金朝滅北宋30多年后，整個轄區總戶只有300多萬。[42]發動攻宋戰爭之初，金朝轄區估計不過100多萬戶，以一戶五口計算，大約僅五六百萬口而已。而宋徽宗時期是宋代人口最多的時期，全國總戶數超過2000萬，總人口突破一億，近20倍于當時的金朝。

 

就物力來說，女真社會處于采集經濟階段，人們長期過著漁獵生活。女真貴族進入中原之初，對農業的重要性毫無認識，以致土地荒蕪，生產凋敝。如果說金朝“地狹產薄”，[43]其物力很有限，那么北宋經過一個半世紀的穩定發展和長期積累，到徽宗時，號稱“中外靖綏，年谷登稔。”[44]與金朝相比，北宋資源優勢很明顯。

 

就財力來說，金朝初年并無固定的財政收入。起初女真民眾“無出租賦”，[45]壯者皆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46]后來雖有賦稅，但無一定之規，“稅賦無常，隨用度多寡而斂之。”[47]金太宗攻打北宋時，金朝的賦稅制度仍處于草創階段。金軍南下中原，“有擄掠，無戰斗。”[48]士兵除自備有限的糧草而外，主要依靠擄掠。難怪金軍不時陷入糧草不繼的困境，無法支撐歷時稍長的戰爭。而北宋初期的財政收入便多于唐代，宋神宗時僅錢幣收入一項即達五千萬貫之多，宋徽宗時又“天下賦入之數悉倍于前”。 [49]當時人炫耀：

 

承平既久，帑庾盈溢。[50]

 

此說雖系夸張之辭，但其財政狀況無疑較好。何況宋朝的財政收入主要用于軍費：

 

六分之財，兵占其五； [51]

 

供軍之資，十居七八。 [52]

 

這類議論在宋代文獻中比比皆是。足見，北宋經濟對戰爭的支撐能力是金朝所無法比擬的。

 

即使就軍事力量而言，當時金朝的軍隊總數不足20萬，可投入攻宋戰爭的兵力僅12萬，[53]兵臨開封城下者“大約不過八萬人”。[54]而宋朝的軍隊總數則在百萬左右，雖然缺編問題嚴重，但可投入抗金戰爭的兵力，仍數倍于金軍。至于其裝備，沈括指出：

 

（本朝）器甲鎧胄，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55]

 

此說雖有渲染，但北宋弓弩刀劍等兵器的制作水平無疑超過金朝，如宋軍使用的神臂弓便是一種使金軍望而生畏的精良兵器。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當粗糙，中期以后的才有所改進。

 

盡管宋人關于“金人攻城，長于用炮”；“金人野戰，長于用騎”[56]一類的說法，不無道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金軍隊各有所長。金軍的騎兵雖是其特長，宋軍則有步兵尤其是水軍的優勢；金軍雖善于攻城，宋軍則擅長守城；金軍雖長于野戰，宋軍則長于近戰。只要切實加以整頓并組織指揮得當，宋軍足以同金軍較量，金軍并非不可戰勝。

 

金軍最終戰勝宋軍，絕非先進戰勝落后、強大戰勝弱小，相反，正如《金史•兵志》所說，實屬“變弱為強，以寡制眾。”人們講到中國古代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戰役，常以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為例。其實，金朝攻滅北宋之戰也屬這類戰例。

 

四、實因腐敗亡國

 

應當承認，宋軍與金軍相比，確有差距。其主要差距既不在于裝備，更不在于數量，而在于軍隊的素質與管理。宋軍本來就問題不少，諸如士兵員額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軍事訓練極不正常，將領貪財贖貨、經商營利、中飽私囊、私役士兵、克扣軍餉等等。而宋徽宗又將軍隊長期交由根本不懂軍事、只知討好皇上的宦官童貫、佞幸高俅主管。他們“自恃昵幸，無所忌憚，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占禁軍，以充力役”，以致“全廢教閱”，“緩急之際，又不知兵，無一可用。”[57]一言以蔽之，軍政腐敗。當時人鄧肅指出：

 

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58]

 

洪邁則嘆息：

 

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發一失、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 [59]

 

豈止軍政腐敗而已，北宋整個朝政一團糟。宋徽宗本人便是北宋歷史上最為昏庸的君主，他重用“六賊”，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縱情聲色，揮金如土，耽溺道教，大造道觀。而“六賊”則援引親故，廣結黨羽，賣官鬻爵，貪贓枉法，既相互勾結，又相互傾軋。他們為了穩固其權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無所不用其極，以滿足宋徽宗乃至整個統治集團的窮奢極欲的需求。足見，北宋晚期政治的腐敗不是枝枝節節的一般性腐敗，而是全方位的、不可救藥的結構性、制度性腐敗。用當時人的話來說，即是：“心腹潰了！” [60]

 

在中國，民貴君輕、主權在民是個由來已久的古老觀念。思想家如此說，是其難能可貴的理想；統治者如此說，則往往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宋徽宗與歷代統治者一樣，也曾裝出一副為民愛民的樣子，“常恐一物失所，一民不被其澤。”[61]他經常以勤政、廉潔自詡：

 

勤于政，庶以圖天下之佚；儉于家，庶以資天下之豐。”[62]

 

還多次作過將造福于民的承諾，如“經營欲致黎元福” [63]之類。然而這些完全是大話、空話、假話，口惠而實不至的漂亮話，最終是騙不了人的鬼話。宋徽宗在位期間特別是其后期，正是北宋乃至中國古代歷史上政治最腐敗、統治最黑暗的時期。宋徽宗退位前夕，終于下詔罪己：

 

言路塞蔽，諂諛日聞，恩幸持權，貪饕得志。……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災異謫見而朕不悟，眾庶怨懟而朕不知。[64]

 

他不得不正視朝政腐敗、賦役繁重、民怨沸騰這一社會現實。宋徽宗表示：“今日不吝改過。” [65]豈不說此詔與此話究竟有幾分誠意，但為時已晚，北宋王朝再也無法茍延殘喘，行將覆滅。

 

腐敗就要挨打，首先起來痛擊腐敗透頂的北宋王朝的，是雖一向逆來順受，但再也無法忍耐，雖一貫崇尚皇權，但再也不愿受騙的北宋民眾。宣和二年（1120）冬天，東南七路經制使陳遘在上奏中，將跟隨方臘揭竿而起的百姓斥責為“妖賊”，并對其所謂“陵暴州縣”、“恣行殺戮”的情形大肆渲染：“往往斷截立體，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然而連陳遘也不得不承認，方臘起義確屬官逼民反，起義群眾“唯搜求官吏”。他們所到之處懲辦貪官污吏：

 

蓋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結于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為悲痛！

 

陳遘請求朝廷嚴懲貪官，并預言北宋王朝勢必被憤怒的民眾推翻：

 

此風不除，必更生事！[66]

 

的確，方臘起義平息不久，“河朔、山東群盜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巖谷，多者萬計，少者屯聚。” [67]而民眾起而反抗的原因仍然在于朝政腐敗。宋徽宗對此供認不諱：

 

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薦興，使民不能自存，乃轉而為盜。[68]

 

他連忙將宦官梁方平任命為河北、京東制置使，帶領重兵前往討平。只是由于金軍搶先將北宋王朝打垮，否則這個腐敗政權必將被民眾摧毀。

 

與北宋晚期相比，金朝初年的政治顯然要清明得多。北宋不僅官、民對立，而且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金朝則萬眾一條心，上下如兄弟：

 

階級雖設，尋常飲酒食，略不間別，與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

 

北宋皇帝集權專制體制已走向極端；金朝則保持著雖然原始，但很民主的作風：

 

每有事未決者，會而議之，自下而上，各陳其策。

 

北宋任人唯親、唯錢；金朝則任人唯賢、唯才，“如有可采者，皆不擇人而用之。” [69]所有這些都形成極為鮮明的對照。史稱：女真族“俗勇悍，喜戰斗，耐饑渴。” [70]金初的軍隊具有很強的戰斗力：

 

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71]

 

與其民族個性雖然不無關聯，但關鍵在于政治清明。很清楚，金朝戰勝北宋，并非先進戰勝落后，而是清明戰勝腐敗。

 

人 們常說，落后就要挨打。這固然是一個帶規律性的歷史現象。然而腐敗就要挨打，更是一條鐵的歷史定律。何況腐敗往往導致落后。因腐敗而落后，以致挨打，近代中國就是如此。北宋晚期雖然腐敗，尚未導致落后，照樣挨打。上述史實表明，北宋絕非落后挨打，實因極度腐敗而亡國。

 

(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第20卷《歷史•旅游專輯》，1999年10月)

 

注釋

 

[1]見《魯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拾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對于北宋亡國的緣由，林無蔚曾予以探討，見其所著《宋代史事質疑》第四章《激靖康之禍者，君實乎？介甫乎？》。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2]何薳：《春渚紀聞》卷1《定陵兆應》。中華書局1983年點校本。

[3]蔡絛：《鐵圍山叢談》卷1。中華書局1983年點校本。

[4]孔倜：《宣靖妖化錄•鬼書》，見陶宗儀編《說郛》卷43。北京市中國書店1986影印本。

[5]楊時：《龜山集》卷1《上書•上欽宗皇帝其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7][48]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4建炎三年六月己酉；卷87紹興五年三月庚子；卷43紹興元年三月。《國學基本叢書》本。

[8][22][50]脫脫等：《宋史》卷472《蔡京傳》。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

[9][11][14][23][26][60]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30《本朝四•自熙寧至靖康用人》。中華書局1994年點校本。

[10][39][67][69]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49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蔡京移儋州安置”；卷28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李鄴奉使回”；卷218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孫覿撰公墓志曰”；卷244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引張棣《金虜圖經•用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12]曾紓：《南游記舊•蔡京一屠沽》，見陶宗儀編：《說郛》卷50。宛委山堂本。

[13]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1。中華書局1983年點校本。

[15]朱弁：《曲洧舊聞》卷1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7]曾敏行：《獨醒雜志》卷9《蔡元長之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點校本。

[18]莊綽：《雞肋編》卷下《蔡京焚香》。中華書局1983年點校本。

[19][25]《三朝北盟會編》卷49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蔡京至潭州以患身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20][24]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卷8熙寧九年十二月丙午“王安石罷左相”；卷11崇寧二年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尚書左丞”。中華書局1986年王瑞來校補本。

[21]徐度：《卻掃編》卷下。《學津討原》本。

[27]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33《半山老人一》。《四部備要》本。

[28]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5《國用考三•漕運》。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

[29]《朱子語類》卷127《本朝一•欽宗朝》。

[30][34][36][65][66]《宋史》卷158《選舉志•銓法上》；卷353《孫傅傳》；卷186《食貨志下八•商稅》；卷371《字文虛中傳》；卷447《陳遘傳》。

[31][59]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15《蔡京輕用官職》；一筆卷16《靖康時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點校本。

[32]參看李弘祺：《宋代官員數的統計》，載《食貨月刊》復刊第14卷第5、6期合刊，臺北1984年9月。

[33][38]《朱子語類》卷128《本朝二•法制》。

[35][37]《宋史》卷179《食貨志下一•會計》。

[40]郝經：《陵川集》卷10《溫公畫像》、卷39《上宋主陳請歸國萬言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1]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2]參看王育民：《金代戶口問題析疑》，載《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4期。

[43][46][71] 脫脫等：《金史》卷44《兵志》。

[44][62]《宋大詔令集》卷122《大觀四年南郊制》；卷2《改大觀元年赦》。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

[45]葉隆禮：《契丹國志》卷22《四至鄰國地里遠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點校本。

[47][70]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校證》附錄三《金志•初興風土》。中華書局1986年崔文印校證本。

[49][52][68]《宋會要輯稿》職官5之16；職官6之20；兵12之29。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本。

[51]陳襄：《古靈集》卷8《論冗兵劄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3]參看王曾瑜：《金朝軍制》第74頁，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4][58]《宋史》卷375《鄧肅傳》。

[55]沈括：《夢溪筆談》卷3《辯證一》。中華書局1957年胡道靜新校正本。

[56]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卷334《御邊》“紹興間章誼再論舟師水戰之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57][61]《靖康要錄》卷5靖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卷1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叢書集成》初編本。

[63]王明清：《揮麈錄》余話卷1。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點校本

[64]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146《內禪》。《宛委別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