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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以來，不僅社會上出現“民營經濟也是公有制”這樣指鹿為馬的理論，黨內也遙相呼應，出現了強調“所有制中性”的小高潮，這些意識形態，反映了私營經濟在占據主體地位后，在我國上層建筑中的必然要求。與此同步，出現了出售國有資本的新一輪的私有化混改實踐。“4月8日晚公告透露，格力集團擬通過公開征集受讓方的方式協議轉讓格力集團持有的格力電器總股本15%的股票”，這是珠海市最大國企出售所持絕大部分格力股份，放棄最大股東地位（參見王珍《轉讓格力電器15%股權 珠海市“嫁靚女”力推格力混改》）。可以認為，這次400多億資本的交易，隱含六大危機。

1，曲解精神，混淆概念危機

十九大提到發展時，首先提到“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在提到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時，完善產權制度，國有資產，國企改革，兩個“毫不動搖”，都是圍繞基本經濟制度的舉措，換句話說，是圍繞“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這個中心的。面向非公“社會資本”出售明星企業的國有資產，是一系列混淆概念，移花接木的結果，至少包括：

改革的社會實踐標準被曲解、偷換為市場標準。

用宏觀資本主義理論誤導企業運行，把旨在公有產權創新的混改解釋為私有化的“政治正確”和絕對化。

把現代企業制度的必要條件性誤認為充分條件，即有了現代企業制度就以為可以自然產生活力。

類似這些概念混亂的核心，是公有原罪，把公有制創新操作成革公有的命，是把國企搞小的步驟，含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喬裝打扮性質。

2，管資產變管資本與去實就虛的危機

格力電器的大股東格力集團，是珠海市最大的國有控股企業。格力電器業績好，創新強，前途充滿佳境，又是格力集團最大的營收、利潤來源，把格力電器的控制權轉讓出去，有幾個問題需要回答。

⑴拿到400多億現金后，再投資什么項目能確保格力這樣的現貨“黃金牛”的優質資本？

⑵格力集團2018年“二次創業”的首要支柱是金融投資，如何避免在市場引導下重蹈美國通用等去實就虛產生衰敗的誤區？

⑶管資產變成管資本就是如此熊掰苞米，掰一個，丟一個嗎，或未掰先丟嗎？

3，用員工持股損害全民所有資本的危機

 “業內資深人士預計，以董明珠為首的格力電器管理層、員工隊伍及格力核心經銷商，將是這次“接盤”格力電器15%股權的有力競爭者。”

格力電器的股權，全部國有資產演變至今，國資僅余18%多，以董明珠為首的員工隊伍為全體股東創造了豐厚的回報，員工隊伍持股體現了勞動者和勞動資料、成果的緊密結合的企業活力規律，也是十九大提出產權有效激勵的核心。這是企業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

作為格力的員工股權激勵，應該是全體股東經過協商，共同出讓部分股權，并且員工應該是出讓資本的優先、優惠獲得者，才能實現產權有效激勵。從董明珠團隊創造的業績看，股東也必將因此獲得更多回報。

但此次國資轉讓，格力員工持股僅僅是“強有力的競爭者”，是一種可能性。國有資產是前期勞動要素的成果，屬全民所有。僅僅由國資獨家出讓，即使員工團隊能夠拿出真金白銀獲得出讓股權，形式上雖然極為“公平”，實質上這是前期勞動要素成果與現實勞動要素之間的“自相殘殺”，而穿著戰略投資者、社會資本外衣的私有資本股東隔岸觀火，是“公平”形式下變相的由私有資本擠占勞動收益。

4，國有資本風投的低效與國資流失、違憲合法化危機

格力電器作為明星企業，是以董明珠為首的員工隊伍的杰作。格力不僅創造了優質的中國造，也創造了格力模式，創新了5大組合、20項管理原則和四大類共58種方法（參見張振剛  《格力模式：使命驅動價值創造的經營之道》，清華管理評論）。在格力不斷壯大中，充分發揮了原國有企業的傳統優勢，充分尊重員工的主體地位，例如格力人可以分到一套房成為企業目標。

但是格力電器在壯大中，國有資本節節退縮。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否認“社會資本”外衣下的私人資本帶來了資本管理的節制與約束，以及投資創新的合力作用，也不能忽視“股東至上”為企業創新運行帶來的負面作用。

從國有資本投資主體角度看，從完全控股到僅持股不足20%，喪失了這一明星企業主要的資本投資收益，雖然獲取了資本多元化的一些利弊，但總體上是得不償失的。同一時期在政府土地財政條件下，完全可以把珠海最大國企的股權保持得更多一些。這是舉國國有資本所有者權益占比大幅度收縮中，國有投資主體的通病，例如錯過了對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的戰略投資。特別是對出身于傳統國企的明星企業，輕易喪失控股權，反映了一種“崽賣爺田心不痛”的輕率，直至出現違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違憲現狀。

5，用曲解和邪路抗拒兩個維護——苦口婆心與負隅頑抗的危機

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一以貫之地反復強調，要“理直氣壯”、“堅定不移”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他敏銳指出：“如果把國有企業搞小了、搞垮了、搞沒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怎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地位還怎么堅持？共同富裕還怎么實現？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還怎么鞏固？我們一定要想清楚，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想清楚，國有企業廣大黨員、干部、職工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著喊口號，更不能中別人的圈套！”

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的苦口婆心、厲色嚴辭與經濟領域頑固堅持新自由主義觀念者的曲意解釋，我行我素形成鮮明的對比，格力電器的殘余國有股本的轉讓，就是最新一例。

6，用宏觀低迷為挾持，成為新的經濟基礎成分變革上層建筑的新動向

黨內外新自由主義觀念者無視私有經濟占主體條件下對生產力的約束，將經濟下行歸因于習近平同志2015年底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而黨內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先是用一刀切式的“鐵腕”機械、極端的執行，損害合理的民營經濟，中央民營經濟座談會后，又紛紛表態特殊照顧私營經濟。新自由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對于私有經濟的態度，反映了經濟基礎成分演變要求變革上層建筑的新動向。

解決六大危機，是貫徹十九大路線必須面對的矛盾。我黨在歷史上對于處理這類矛盾，從正反兩個方面有嫻熟的經驗。例如1958年，在徐水對全國干部提出了“不信來看，不通來辯，不干就換”，掀起了全國浮夸風；1992年，提出“不換思想就換人”，深化了改革。

毛澤東同志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十九大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已經確定，我們還需要組織路線加以保證。當前對于違背兩個堅決維護者，應當采取必要的組織措施，以堅決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確保健康的經濟運行。

 201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