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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家斯威夫特在其不朽的諷刺杰作《格列佛游記》第一部中，寫到寬厚溫順的巨人格列佛到小人國后，屢屢遭受暗算的故事：雖涉過海峽,把50艘最大的敵艦拖回,立了大功，卻依然無法容身，只得消失了事。

當下的中國國企，體格龐大，責任重大，貢獻也巨大，卻因公有制“孤島”態勢，勢單力薄，如同小人國中的格列佛，身陷小人重圍，飽受抨擊和歧視。

去年十月在美國，偶遇就讀于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博士課程的邁特先生，他向我提出一個問題：現在國際間中國國企的競爭力很強，為什么同是國企，西方的競爭力、創新趕不上中國的？國企一般都容易懈怠。西方凡是民主的企業，企業目標總是受到影響。

我答復，中國國企不同于西方的訣竅有兩點，一是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二是共生關系。因為中國國企有為人民服務、為社會負責的“血統”，所以在進入市場經濟以后，在向西方企業學習“以客戶為中心”方面，超出了一般的市場營銷和競爭策略，容易建設客戶中心企業文化，通過創新，為“客戶”即國家使命為首的各類客戶創造超額價值，就可以取得市場競爭力，后來者居上。受中國傳統企業的影響，即使新興私營企業，也敢在華爾街上市時，公然宣稱“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

其次，共生性。從鞍鋼憲法的員工、管理、科技人員三結合，技術創新，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為起源，到以客戶為中心為目的的產業鏈命運共同體，這是最深層的中國“基因”，雖然都是生產規模擴大的要求，但與資本為核心有根本差異，后者導致資本集中、金融壟斷。

通過這次交流，我意識到對于中國國企，換個視角會看得更全面一些。中國國企的“血統”與“基因”，就是習近平指出的，“‘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

2016年10月，習近平同志在國企黨建會議上提出，要通過加強黨的領導把國企建設成六種力量：

“使國有企業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

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

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

十九大后，2017年12月12日至13日，習近平在江蘇徐州考察工作時進一步明確歸納了“六種力量”的政治屬性和功能：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

中國在全世界國企存量最多，在今天中國的社會里，長期處在一個深化改革的中心，也就是不斷自我否定的中心位置上。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方面，中國國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蘇東解體后，肩負著重組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主力軍的重要任務，面對強大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私有經濟包圍，需要數十年磨一劍，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強筋健體；另一方面，在一些資本主義代理人長期的改革話語體系中，國企背負了公有制原罪：沒有產權自由，沒有分散決策，是肢解對象。

自央行行長按照市場經濟國家要求針對國企提出“競爭中性”，激起了在官學商鼓噪已久的“所有制中性”論，兩個中性論猶如連環馬，步步近逼，國企就進入了被國內外新一輪輿論聚焦的中心，像是巨人格列佛面對小人國無數的明槍暗箭。由此，我們必須對比分析，看看“六種力量”和“兩個中性”分別是什么關系？

關于中國國企的“競爭中性”

2009年，經合組織（OECD）啟動了競爭中性政策的研究，內涵包括：企業經營形式、成本確認、商業回報率、公共服務義務、稅收中性、監管中性、債務中性與補貼約束、政府采購等八方面的標準。根據這些內容，我們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1，“六種力量”和“競爭中性”在價值規律等價交換中，在涉及勞動價值以外部分，是可以統一為國企深化改革方向的，主要是解決國企在非商業性的公共服務中，全面經濟核算不足的歷史弊病慣性和大企業病的可能性。一個企業的成長壯大是需要一個競爭對手的，競爭對手力量越強大，企業受到的磨練和由此激發的活力也就越強大。在私有經濟優勢的社會環境中，國企肩負“六種力量”重任，能經得起等價交換、公平競爭的摔打，是綁著沙袋跑贏輕身者，同時，建立適應最先進社會化大生產的、全球一流的開放市場，這是政府工作報告提及“競爭中性”的積極意義，國企必須響應號召，迎難而上，猶如奔赴上甘嶺的勇士。

2，股份制按資分配，股東至上，尤其是私有資本控股企業固有利益機制的客觀作用，自發回避、排斥社會責任，排斥按勞分配，從而取得最大的企業效益，相對于追求“六種力量”的中國國企，是危及“競爭中性”的致命性因素。新自由主義觀點不談這一點，是當下最為虛偽的“公平”要求。張五常先生將勞動合同法視如寇仇，疾呼取締，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從極盛轉向疲弱的導火線”(張五常：《對中國經濟的建議》2016-03-19)。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資本家目光不足為怪，奇怪的是黨內也有人應聲附和。有人忘記身份，對于加劇當代西方企業內在危機，連西方資本主義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勞資關系，在經濟論壇上大放厥詞，以共產黨經濟干部的身份，以改革的名義，敢說出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也不敢赤裸裸表達的話語——一個勞動合同法，把國企和私企放到同一競爭點上，才資源公平了一下，就引起如此強烈反彈。

在中國，建立企業競爭的公平環境，一方面，注意分列國企非盈利性公共職能和盈利性商業活動的不同成本和稅負，防止以此影響公平競爭是必要的；更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勞資關系上的市場公平性，這也是在資本輿論操縱下公有和私有經濟對比的重大盲區。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體制內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千方百計，夸大或只談前者，掩蓋利于私有資本的后者，這是挖掘、顛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聲東擊西”。

黨內有人在總結中強調，我國市場化漸進式改革的主要實踐是，承認各類產權主體的物質利益追求和保護合法的經濟利益。這種泛泛觀點認識片面，理論上回避產權是勞動價值創造的成果，客觀上成為私有化生產方式演變為主體的保護傘。在實踐上否定勞動價值是企業價值的主要創造者，把“勞動收益優先于資本”而飛速發展的華為等公有制創新現象看成偶然，不能從企業改革的實踐中看到活勞動和物化勞動以及勞動成果的緊密結合是企業活力的根源，看不到現階段企業活力的根本規律。必須指出，這種認識是脫離實際的，也是非常危險的。

3，“競爭中性”已成為美國為首的西方制裁中國，意識形態化斗爭的重要武器。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就借用“競爭中性”原則指責中國，2011年底，負責中國事務的美國貿易官員雷明在國會宣稱：“中國欲通過基于貿易扭曲措施的行業政策來推動或保護其國企發展，這是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源。”特朗普政府更是策動西方國家，共同對準中國國企，以“競爭中性”為由，在中國“非市場國家”問題上制造貿易壁壘。

中國國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政治經濟上的重要性，中國國家主席代表黨中央反復強調了，美國數屆總統也清醒意識到并全面設局防范了，唯中國體制內外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故意裝作看不見。最近一位“耄耋改革者”大談美國對中國國企的關切，離開國企“六種力量”泛泛而談節制“政府干預”，繼承新自由主義“只反權力，不反資本”的口徑，認為只有按照美國要求就范，才能消除中美矛盾，大談特談“所有制中性”，既妄議中央大政方針，又視黨紀憲法為無物，從根本上違背習近平一再強調的改革路線，自然引起資本控制輿論的熱切反應。其“競爭中性”會導致怎樣的客觀結果，人們不難預料。這樣的理念，完全不符合黨內身份，不應留在黨內。

4，“競爭中性”是跨國公司和新自由主義聯手摧毀中國國企“六種力量”的工具。一方面，90年代以來以企業凈值等方式低估國資，夸大債務，低價賣光送光國企，造成重大國資流失；另一方面，美國及西方不斷在教育中國人要尊重知識產權，但在收購中國企業的所作所為來看，卻從來不尊重中方的知識產權，不計算中方的無形資產。對中國的民族品牌或者采取冷凍、遺棄的惡意收購方式，或以攫取中國企業的品牌、技術訣竅和市場份額為最終目標，根本不允許中國資本在他們國家如法炮制。如果頭腦清醒的回顧，中國國企巨額資本的流失，是“競爭中性”外衣下的巧取豪奪，與巨額財富蒸發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500天計劃性質相同，說到底，是八百萬蔣軍沒有實現的經濟目標。

5，美國的國企從來也沒有“競爭中性”。美國以私有資本為中心的經濟，僅占總體5%的國企只做私人資本不愿意涉足的事情，是私有資本的奴仆，盡管如此，美國政界重要人物本身就是其國企的重要私人持股方，通過特殊補貼國企的方式牟取私人暴利。在虛擬金融引發經濟危機后，美國依然對“兩房”持續巨額注資，2017年對美國郵政補貼180億美元。

鼓吹“所有制中性”

是挑戰“兩個維護”

“所有制中性”伴隨著中國國企私有化，早已不是什么新鮮貨色。在某股份，某市場明明暗暗的頑固鼓吹下，實際上發揮了中國私有化進軍號的功效，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啟動帶來了極大的難度。我們能夠認識到走過的曲折和面臨矛盾并不困難，危險的是，這些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和套路被喬裝打扮為新時期黨的方針政策。這些觀點，不是學術，而是政治；談的是經濟，目的是消解“六種力量”；是形式上的爭鳴，更是客觀效果上的違憲。國資委是維護國有資產的第一線，我們希望國資委的同志頭腦清醒，識破“所有制中性”的套路，吸取歷史上國有資產流失的教訓，樹立社會實踐標準的真理觀，認清它們與習近平一再強調的深化改革實質格格不入，從而從自覺執行“兩個維護”的高度，與“所有制中性”劃清界限，并給予毫不含糊的批駁。

理論界一直有聲音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一再論述，駁斥取消所有制差別的“所有制中性論”，但對于那些敵視馬克思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毫無作用。我們只能從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上對黨內自由化作出清楚的分辨。明明習近平強調國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所有制中性論假裝聽不見，故意夸大經濟上的商業性平等競爭，力圖混同于政治上的平起平坐，這種手法幾十年來屢試不爽，已經發揮了挖基礎，砍頂梁柱的政治效果。全黨應當高度警惕，及時揭露。因為“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行跑掉”，同時把它作為當前自覺執行“兩個維護”的重要內容。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此為最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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