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著國有經濟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嚴重分歧和激烈爭論。爭論主要是這樣三個問題:一是社會主義要不要國有經濟,二是國有經濟應該起什么作用,三是怎么對待國有經濟。
剛一開始聽到有人提出社會主義要不要國有經濟問題時,我曾經大吃一驚: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里就回答了,怎么現在會成為問題呢?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后,作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就應該奪取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方法可以是無償地沒收,也可以是贖買),建立國有經濟。
我們黨正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時候,在沒收官僚資本的基礎上,建立了國營經濟,并明確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處于領導地位。
全國解放以后,我們黨又及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通過贖買的辦法把私營工商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國營經濟逐漸發展、壯大,成為我國政治經濟生活的頂梁柱。
搞了幾十年,怎么冒出了不要國有經濟的觀點呢?這種觀點,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否定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很明顯這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
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10月10日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旗幟鮮明地回擊了不要國有經濟的錯誤觀點。
他說: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必須不斷發展壯大,這個問題應該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針對國有企業的奇談怪論,大談‘國有企業壟斷論’,宣揚‘國有企業與民爭利’,‘國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國有化’、‘去主導化’,操弄所謂‘國進民退’、‘民進國退’的話題。特別是各種敵對勢力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重點拿國有企業說事,惡意攻擊、抹黑國有企業,宣揚‘國企不破,中國不立’,聲稱‘肢解’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些人很清楚國有企業對我們黨執政、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亂人心、釜底抽薪。而我們有的同志業對這個問題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錯誤的觀念。我們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決不能認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所有制問題,或者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那就太天真了!”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關系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鞏固,關系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否定國有經濟的聲音始終存在,有時還甚囂塵上。我們舉幾個例子吧。
鼓吹社會主義不需要國有企業,最堅決、最激進的,也許要算吳敬璉了。他從新自由主義出發,怎么看國有企業都不順眼,非要徹底消滅不可。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他評價我國的改革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怎么說是最壞的時代?他說,搞了30多年的改革,結果形成了“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吳敬璉、馬國川:《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第3、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體制?除了沒有實現徹底市場化之外,就是還保留了一些國有企業。他說,要徹底地改革,必須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國有經濟。
更令人發指的是他制造了鄧小平主張社會主義不需要有國有經濟的謠言。吳敬璉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鳳凰網記者采訪時說,“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為此我去查過《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這個國有這個詞。”造謠、撒謊,連眼睛都不貶一下,這就是他的本事。我們隨便翻一下《鄧小平文選》,就可以看到他在信口開河。
1985年8月,在談到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時,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這里他雖然沒有直接講國有經濟,但誰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經濟就是國有經濟。
另外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92年7月23、24日,鄧小平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時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你不贊成國有經濟,就說是你不贊成,為什么要把謠言造到鄧小平身上呢?
有一位省統計局副局長在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時,公開說,國有企業確實是個“怪胎”,“官不官,民不民”,而且跟私營企業爭奪資源,改了那么多年,問題不斷。經過多年的改革,好像國有企業減少了,但不斷派生出新的國有企業,而且原來的國有企業不斷做大。他認為,中國改革應該接受科斯的忠告,徹底消滅國有企業,讓私營企業自由競爭。這是“最重要的”。其消滅國有企業的心情溢于言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中央堅決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環境下公開發表這番言論的。
一位曾經擔任過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經濟學家”說,國有經濟并不是社會主義,恩格斯批評過,如果說國有經濟就是社會主義,那么俾斯麥就是社會主義者了,因為俾斯麥主張煙草國營。他強調,說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那是“冒牌的社會主義”。他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定義:“民有、民營、民享”,這新三民主義才是社會主義。他主張消滅國有經濟,實行私有化,也就是他們所說的“民營化”。在這里,他歪曲了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實際上要說的是,不是任何國有化都是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國家的性質。這是有道理的。
國有經濟,古已有之。封建社會的國有經濟,例如漢武帝的鹽鐵官營,那是為地主階級統治服務的,屬于封建主義性質;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是總資本家,資本主義的國有化并沒有改變資本的屬性,沒有改變雇用和剝削工人的關系,這種國有經濟是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了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運用這些生產資料為人民謀福利,這時國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會主義的。這位“經濟學家”是拉大旗當虎皮,歪曲恩格斯的原意,為消滅國有經濟、推行私有化制造輿論。其用心可謂路人皆知。
這些要徹底消滅國有經濟的“理論”,其實質都是為了顛覆社會主義制度。這一點,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被忽悠了。
那么,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應該起什么作用呢?憲法明確規定,應該起主導作用。
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在經濟運行方面,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有控制力、影響力,它能夠保證經濟的運行朝著預定的目標(國家五年計劃規定的目標)健康平穩地發展,保證經濟的運行不出現大的波動,避免盲目性;
一是在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相互關系方面,國有經濟應該起主導作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但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并不是并行地、孤立地發展的,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國有經濟應該起主導作用,它應該對非公有制經濟起到鼓勵、支持和引導的作用。
應該充分認識我國有經濟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任何一個政黨執政都要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我們說,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但如果共產黨沒有自己執政的經濟基礎,領導權是保持不住的。強大的國有經濟是保證共產黨領導的經濟基礎。設想一下,如果沒有了國有經濟,我們的政權靠什么運轉呢?我們就只能靠私營經濟繳納稅收來維持。到那時,共產黨只有兩個出路,或者是改變性質,拿人家的錢,就要為人家辦事,改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黨,搞資本主義,像社會黨、社會民主黨那樣;如果還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堅持搞社會主義,必然要被推翻,因為資產階級不需要這樣的政黨來領導。這兩種前景,是可以預料得到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上面講過,是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我們社會能否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原則問題。什么叫公有制為主體呢?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為主體,除了體現在國有資產占優勢外,主要是指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簡而言之,就是量上占優勢,質上有控制力。否定了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就變成一句空話。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國有經濟能否起主導作用,關系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鞏固。講公有制為主體,就不能不講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一點,直接關系到我國社會的性質。
國有經濟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共同富裕并不是簡單地指大家生活改善,而是一種分配關系,即人人都按統一的標準進行分配,比如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獲取消費品(而不是有人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獲得收入,有人則靠出賣勞動力,按照勞動力價值獲得工資),因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普遍富裕起來。共同富裕是與剝削、兩極分化相對立的,存在剝削、兩極分化,即使生活改善,也不能叫共同富裕。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才有可能實現相同富裕。分配關系是由生產關系(最主要的是所有制關系)決定的,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做到。在公有制下,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人人平等,不可能出現有人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來獲得收入的現象,這就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有人一方面侈談共同富裕,一方面主張私有化,這不是南轅北轍了嗎!
國有經濟是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基石。削弱以至消滅國有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整個大廈是會垮塌旳。這就是我們必須堅持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道理。
怎樣才能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呢?必須努力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
市場經濟是講究實力的,市場競爭實際上是實力的競爭。主導是相對于服從來說的,國有經濟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光憑發文件,非公有制經濟是不會聽從國有經濟的引導的,也就是說,國有經濟是不可能發揮主導作用的。
正因為這樣,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其實,這是憲法賦予各級經濟部門的職責,憲法第七條就規定:“國家要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某些部門往往忘記這一職責,它們的興奮點,不在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而在于發展私營經濟。一提改革,立刻想到為發展私營經濟創造條件,而不考慮如何發展國有經濟,這幾乎成為一種思維定式。
出現了一種令人深思的現象:總書記八次強調要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但沒有一個省、部出來表態響應、制定具體措施,簡直是無聲無息,好像沒說一樣,而一當總書記提出要為民營企業解憂排難時,一個省接著一個省紛紛表態,而且措施具體,一個比一個優惠,有的完全離譜了,例如說私營經濟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黨政機關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私營企業主列席,共同討論,強調民營企業家犯罪以教育為主,提議立法設立民營企業主節日等等違背起碼規矩的事情,一一出籠,令人啼笑皆非。一冷一熱,鮮明地表露了這些機關的立場和思想感情。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也是違反憲法的行為。
談到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
有人提出,今后只要管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不要管企業。這種把資本與企業割裂開來的做法是不妥的,很容易導致國有經濟脫實向虛。國有經濟并不是一堆錢,并不是在證券市場上,國家控制的股票增多了,國有經濟就做大做強做優了。
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的經濟關系的體現,必須使這種經濟關系在整個社會經濟關系體系中處于優勢地位,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石。因此,必須在抓國有資本的保值和增值的同時,抓好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使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中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有控制力、影響力,這才能叫做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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