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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按：將政府采購創建為自主芯片試用市場和發展壯大的“根據地”，這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戰略。我國現在最需要做的是如何打破外國高端產品壟斷我國政府采購市場的問題，而不是像商務部所宣布的那樣盡快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極其有害的，是與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大政方針背道而馳的。該文是發表于《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7期約1.8萬字論文的摘要版，刊載于《改革內參》2019年第1期。長期以來（至少自2010年開始），筆者是惟一一位公開反對我國在近二十年內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中國人。

在昨天的文章中，筆者指出，“市場重于技術”和科技創新的新型舉國體制是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能否成功的兩個關鍵性因素。筆者在2010年提出“市場重于技術”的命題后，在隨后的論文中不斷地反復強調其重要性，但一直沒有時間從經濟史和經濟理論的角度對其進行長篇大論。本文僅從政府采購市場的角度討論“市場重于技術”是遠遠不夠的。在這里值得指出的是，本文中所謂“在我國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們不大可能再效法百年前美國和德國通過高關稅壁壘為自主產品提供市場的做法了”只是當時出于上報內參和說服反對者的考慮而采用的一種暫時的措辭，我其實是不同意這種看法的。

實際上，針對美國過去對我國實施的反傾銷和特朗普現在對來自中國的產品征收的高關稅，我國完全可以效法百年前美國和德國通過高關稅壁壘為自主產品提供市場的做法。對于我國掌控自主高端產品、核心技術來說，美國等發達國家在我國沒有限制的直接投資比來自其國內生產的產品壟斷我國市場危害更大，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最沉痛的教訓。在美國對我國實行關稅保護并禁絕我國對美高科技產業直接投資的情況下，我國仍對其實行自由貿易和沒有限制地擁抱其直接投資，世界上竟然有中國這樣的大傻瓜，我只能用喪心病狂形容這種政策了。

中興事件爆發后，我國集成電路（芯片）、操作系統和計算機專家們在討論這個事件的文章中，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導致中興公司被美國卡脖子的關鍵性因素：國產芯片缺乏試用的市場。

近年來，我國對芯片的需求量占世界一半以上，這么大的市場，為什么偏偏國產芯片沒有市場呢？因為國產芯片剛剛開發出來的時候，出錯率高，在功能和價格上也遠不如那些已經壟斷市場的外國芯片好，而且還需要進行許多配套投資，所以多年以來，我國的芯片采購企業總是在說：“國產芯片什么時候做得跟國外一樣好了，我就用你。”經濟學教科書告訴我們，企業是風險厭惡的，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采取這種理性行為是必然的。

然而，芯片的技術進步與發展不僅需要研發，更需大規模的使用，因為如果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推廣和應用，很多技術上的問題是無法被發現的，何況技術進步是循序漸進的，都是先發現問題，然后改正問題，最終實現螺旋式提升。所以，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的胡偉武研究員指出，“中興事件”最大的啟示就是核心技術需要在試錯中發展。但是，如果沒有廠家愿意采購國產芯片，那么，核心技術還會有試錯的機會嗎？在這種情況下，國產芯片怎么有可能做得跟國外一樣好呢？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李國杰院士指出，“目前我國芯片和軟件廠商最需要支持的不是研發項目，而是試用和完善。我們做龍芯芯片的體會是，最困難的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做出產品很難找到機會試用，”所以他呼吁，“我們可能要從更高的角度認識給自主產品試用機會和初始市場這件事。”

問題是：在我國的芯片商用市場已經被外國產品壟斷的情況下，自主產品的試用機會和初始市場又從何而來呢？很顯然，在我國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們不大可能再效法百年前美國和德國通過高關稅壁壘為自主產品提供市場的做法了。但美國硅谷成功的經驗給我們指明了另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美歐的許多科技政策專家指出，在美國計算機、大飛機、半導體芯片和軟件等幾乎所有核心技術的發展上，包括國防訂貨在內的政府采購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政府采購為其提供了關鍵性的試用機會和初始市場。但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宣傳遮蔽了這種事實，使人們誤以為微軟和蘋果等公司的成功是自由競爭的產物。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我國政府對芯片的支持力度不能說不大，例如，代表性的例子就有908工程、909工程等，但為什么一直見效不大呢？科技觀察家和芯片產業研究專家鐵流發現，這種提供研發資金支持的做法的“資源利用效率相對偏低，很多資金往往在各個環節被消耗掉，沒有真正被用在刀刃上，”美歐學者對此也早有一針見血的看法：“單靠研發投資是不足以帶來創新或利用創新的”。我國對芯片的支持之所以見效不大，關鍵性因素就是缺乏試用機會的市場，而美國成功經驗的關鍵就是政府采購為這種試用機會提供了有保障的市場。

與美國相比，我國自主芯片的發展更需要政府采購的大力支持，因為在美國芯片技術誕生之時，它在市場上沒有競爭者，這種情況尚且需要美國政府采購的保駕護航，而在跨國企業幾乎壟斷了我國芯片商用市場的情況下，如果再沒有政府采購為自主芯片的試用機會創造一塊初始市場的“根據地”，請問它將如何發展壯大？因此，李國杰院士呼吁：這不是關乎政府采購中本土產品的小問題，而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戰略。

但是，筆者通過對我國政府采購中計算機操作系統、芯片、機電產品和醫療設備市場的研究發現，我國政府采購中的高端產品市場基本上都已經被跨國公司所壟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國加入了WTO的《政府采購協定》（以下簡稱GPA），還能打破外國產品在政府采購市場的這種壟斷嗎？如果不加入GPA，我國還可以通過優先購買國貨的《政府采購法》對此進行合法的干預，但加入之后，這就是非法的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又如何“利用對外開放倒逼改革”？因此，我國現在最需要做的是如何打破外國高端產品壟斷我國政府采購市場的問題，而不是加入GPA。

以如何解決我國被美國卡脖子的芯片為例。現在，國產芯片已初步解決了能用的問題，現在面臨的是如何通過多用達到越來越好用的問題。因為商用市場已經被外資壟斷了，因此只有靠政府采購市場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在政府采購市場上，中國有700多萬公務員，3000多萬事業編制人員，以及幾千萬的國企員工，一旦有超過6000萬人熟悉并認可搭載了國產芯片和國產操作系統的電腦，對于搭載了國產芯片的個人電腦在民用市場推廣就會非常有利，因為產業界有一個規律，那就是當芯片和操作系統的市場份額超過5%的時候，軟件廠商就會主動給國產平臺開發應用軟件。當國產芯片和國產操作系統擁有數以千萬計的用戶之后，一直困擾國產芯片的軟件生態問題就將迎刃而解。

然而，加入 GPA之后就不能再實行國貨優先、本國企業優先的政策，國有企業也必須納入GPA的范圍，再將政府采購市場創建為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發展的“根據地”就是非法的。在這種情況下，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起飛的初始市場將在何方？已經困擾我們多年的“缺芯少魂”問題將如何解決？

    中興事件揭露出的芯片問題只是冰山一角，研究一下中國經濟，我們就會發現，除個別行業外，無論是在政府采購市場，還是在商用市場，外國產品和外資企業幾乎壟斷了我國所有產業的高端產品市場，控制著核心技術，這就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之所以提出“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深層次根源。如果現在加入GPA，必然會導致“發達國家政府采購我國價值鏈低端產品，我國采購發達國家價值鏈高端產品”，這必然將使我國進一步鎖定在全球價值鏈低端。更嚴重的是，我國根本就沒有地方可以為自主創新產品提供試用機會和初始市場了。顯而易見，加入GPA違背“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大政方針，違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因此，筆者建議：盡管政府可以做出積極加入GPA的姿態，但在今后15-20年內我國高端產品及其核心技術在我國商用市場上存在獲勝的可能之前，我國絕不能加入G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