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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王中保，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英文期刊《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世界政治經濟學評論)》和《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國際思想評論)》編輯部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會會長。

      【摘要】與解釋經濟危機多種原因相對應的是多重的經濟危機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主要包括國民經濟無計劃論和比例失調論、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不足論、資本利潤率下降趨勢論、固定資本更新論、資本過度積累論。這些理論之間相互爭執，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危機理論成為解釋經濟危機的主流。承認經濟危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則是從市場風險低估和信息不對稱等表層次來解釋經濟危機的發生。那么如何看待多重經濟危機理論和闡釋？本文提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論，認為上述多重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是包裹著經濟危機內核論的外圍理論，與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根源論的內核一起，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的主體架構。不同外圍的經濟危機理論相互交織和相互解釋，至于資本家的貪婪、政府的監管不力、虛擬金融的過度發展、信貸消費的過度、經濟金融風險的低估、市場信息的不對稱等經濟危機的誘因，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中不同危機理論相互交織的節點，從此節點可以延伸出外圍或更外圍的經濟危機新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的內核、外圍與節點，一起構成了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

      關鍵詞：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

        一、引言

       每當一段時期經濟出現繁榮的時候，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總有人宣傳，與資本主義相伴而生的經濟危機被克服了，而當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他們又提出種種特殊的原因來解釋。正如克拉克指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當然否認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形式所固有的，因為整個經濟理論就是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上，即資本主義制度能夠自動調節，” 經濟危機被解釋為經濟運行“偏離常態的意外結果”。 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強調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強調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私有產權制度和生產方式所固有的、無法擺脫的特征，不過，對周期性經濟危機原因的具體解釋沒有取得共識。諸如，比例失調論、消費不足論、利潤率下降論、過度積累論等，在不同時期成為解釋經濟危機的主流。那么，如何看待危機的多重根源呢？

       克拉克寫道：“一般認為馬克思從未提出過系統的危機理論，這就讓他的后繼者們可以從零散而且前后不太一致的論斷片斷出發，隨意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提出不同的解說。” 斯威齊也認為馬克思沒有系統完整地論述過危機理論，“在三卷《資本論》和三卷《剩余價值學說史》中，自始至終，危機問題接連不斷地一再出現。雖然如此，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沒有一個地方對這個問題有過近乎完整的或者系統的論述”。 雖然說馬克思并沒有通過專門的文章和章節來論述經濟危機，但其在《資本論》等著作中對經濟危機進行了透徹的分析并創立了自己的經濟危機理論，則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所承認。正如蘇聯經濟學家門德爾遜指出，“馬克思不僅創立了出色地經受歷史考驗的嚴整而完整的危機理論，而且把前人和同時代人的資產階級危機觀點批判得體無完膚。” 劉明遠認為，“馬克思經濟學著作的整個理論體系都在闡述危機理論，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部理論也就是危機理論。”

        二、經濟危機和周期的多重闡釋

       為了看清馬克思主義者對經濟危機及其周期性原因進行分析的全貌，我們簡要梳理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經濟危機及其周期性原因進行具體闡釋的六個主要論點。

       第一，社會生產的無計劃論。既然經濟危機一直被認為是“生產過剩”的危機，那么資本主義整個社會生產的無計劃性和盲目性就成為了經濟危機最基本的解釋。例如，考茨基在1892年在《愛爾福特綱領解說》中把經濟危機解釋為生產過剩導致的，而生產過剩又是生產的無計劃的結果。“震撼世界市場的現代的巨大危機，是生產過剩的結果，而生產過剩又是商品生產必然聯系的無計劃的結果。”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和市場規模的擴大，整個社會生產的無計劃性和盲目性就更突出。“在商品生產的初期，市場的規模還不大，對市場還容易觀察。”但是，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生產企業的增加，交通運輸的便利化，就導致“確定商品的需求和現存數量，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恩格斯也多次指出社會生產的無計劃性會導致經濟危機，“只要你們繼續以以前這種無意識的、不加思索的、全憑偶然性擺布的方式來進行生產，那么商業危機就會繼續存在”。 恩格斯把社會生產的無計劃性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直到今天,社會的全部生產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計劃,而是由盲目的規律來調節,這些盲目的規律,以自發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業危機的風暴中顯示著自己的作用。” 列寧在論述1901年的劇烈危機的時候，同樣闡述到社會生產的盲目性會最終導致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為銷售而生產，是為市場而生產商品。而管理生產的是單個的資本家，他們各干各的，誰也不能準確知道市場上究竟需要多少產品和需要哪些產品。他們盲目地生產，所關心的只是要超過對手。這樣，生產品的數量就可能不符合市場上的需要，是很自然的。而當廣大市場突然擴展到新的、未成開拓過的、廣闊的領域時，這種可能性就尤其大了。”

       第二，社會再生產的比例失調論。社會再生產的比例失調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最初解釋經濟危機發生原因的主流理論。杜岡用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圖式來說明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之間的關系，認為只要兩大部類保持恰當比例關系，供求就會保持平衡，“只要生產比例適當，一切商品需求都必定與供給相等。” 消費需求的減少，可以由投資的增加來彌補，而投資增加可以帶動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需求，從而帶動對生活資料的需求增加。杜岡以此否認消費不足是危機的原因，而強調比例失調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希法亭延續了杜岡的比例失調論對經濟危機的解釋，拒絕消費不足和生產過剩對經濟危機的解釋，希法亭認為，“‘商品生產過剩的說法’和‘消費不足’的說法一樣，本身并不能說明什么。嚴格地說，人民只能在生理學的意義上談消費不足。而這種說法在經濟學中沒有意義，在經濟學中只能說社會消費的少于它所生產的。如果生產完全以正常的比例進行，那我們便想象不出消費不足怎樣才能發生。” 但是，希法亭并不像杜岡一樣完全排除消費對危機的影響，承認“狹小的消費基礎僅僅是危機的一個一般條件”，同時認為，“危機根本不能由‘消費不足’的論斷加以說明。危機的周期性尤其不能由此加以說明，因為周期性根本不能由某種經常的現象來說明。” 希法亭強調既然周期性的危機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也只能從“特色的資本主義性質”中作出解釋。危機雖然是表現為流通過程出現了阻礙，但是必須從商品流通的特殊的資本主義性質上找原因，即商品必須被作為商品資本來生產并作為商品資本來實現。 因此，希法亭對危機的分析像杜岡一樣，引入到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中，認為不同部門之間、部門內部比例關系的破壞可以導致危機，并把技術構成變化、信用關系、價格變化、利潤率變化和壟斷等因素引入到了比例失調論的分析之中。

       考茨基從批判杜岡比例失調論到后來也認同比例失調論。考茨基在1914年9月發表的《帝國主義》的小冊子，強調保持兩大部類適當比例對于整個社會生產的必要性，進而把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劃分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兩大部門。工業部門在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生產規律的支配下迅速擴張，而農業發展卻滯后。這樣危機就呈現出工業生產過剩和農產品生產不足同時出現的情況。他以此來解釋帝國主義的必然性，指出對外擴張既為了增多原材料供應，又為了輸出資本主義強國的產品。這個思想近似于盧森堡和鮑威爾的觀點，即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外部非資本主義世界的支撐。

        當然，有些學者認為，社會生產的比例失調論并不排斥消費不足論，消費不足本身就是生產和消費比例的失調。例如，恩格斯指出：“由于工業在當前的發展水平上，增加生產力比擴展市場要迅速得不知多少倍，于是便出現周期性的危機。在危機期間，由于生產資料和產品的過剩，商業機體中的流通便突然停滯；在多余的產品沒有找到新的銷路以前，工業和商業幾乎完全陷于停頓。” 而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的失調，恩格斯認為是由于“生產力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市場最多也只是按算術級數增長。”布哈林也看到，“整個社會生產的比例失調，不僅包括生產部門之間的失調，而且包括生產和個人消費之間的失調”。

       第三，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不足論。消費不足論是馬克思主義學者解釋經濟危機的主流理論之一。當然，小資本階級的經濟學家西斯蒙第、馬爾薩斯、霍布森也同樣都看到了經濟危機中存在消費不足的問題。 考茨基認為杜岡的周期性比例失調理論無法解釋資本主義長期蕭條趨勢，既然資本主義“生產現在和將來都是為了人的消費進行的生產”，“危機恰恰是由于資本家的出發點一再與社會的基本規律相矛盾而發生”。 盧森堡同樣利用馬克思的再生產圖式來分析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但是盧森堡不同于杜岡認為的比例關系協調了資本主義就可以順利地擴大再生產，“為了保證積累事實上前進和生產事實上能夠擴大，需要另外一個條件，即對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須也在增長”。

       隨后，以1942年斯威齊出版《資本主義發展論》為開端，與1957年吉爾曼出版《下降的利潤率》， 1966年巴蘭和斯威齊出版《壟斷資本》， 1973年佩洛出版《不穩定的經濟》等人著作被認為發展了經濟危機的消費不足論，成為二戰后經濟危機理論的主流解釋。阿特韋爾概括道：“這些人既不是合作者，也不是一個流派的成員；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從未提及對方，而且他們的政治立場也大相徑庭。作為一個整體，他們的著作表現了40年代到70年代初消費不足論在美國危機理論界幾乎牢不可破的霸權地位。” 斯威齊認為，即使消費品產量增長率與生產資料增長率的比值保持不變，但是，由于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大的剩余價值，總是在利潤中拿出盡可能多的部分作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進行積累，這樣積累在剩余價值中的比重提高。同時，技術進步還導致相同可變資本所推動的不變資本的增加，不變資本在積累中的比重也是不斷提高的。雖然資本家消費和工人的消費的總量在增加，但是消費在剩余價值中的比例卻是遞減的。這樣，消費的增長率總是趕不上消費品生產的增長，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停滯。斯威齊的消費不足論沒有超越前人的理論框架。但是，斯威齊成功開創了討論危機問題的另一種范式，即把早期危機理論討論資本主義崩潰問題轉向了討論資本主義的長期蕭條問題。 因為生產過剩表現為兩種形式，當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時，經濟表現為生產過剩、價格下降和經濟危機；當生產能力長期得不到充分利用時，則表現為長期停滯。后來，巴蘭和斯威齊在《壟斷資本》中提出經濟剩余的概念來解釋經濟停滯。由于實際經濟剩余和潛在經濟剩余都不斷增加，但是壟斷資本主義卻不能提供吸收日益增長的經濟剩余的機制，“既然不能吸收的剩余就不會被生產出來，所以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正常狀態就是停滯”。

       當然馬克思、恩格斯都指出過，消費不足論不足以解釋經濟危機。馬克思指出，“認為危機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引起的，這純粹是同義反復。……資本主義制度只知道進行支付的消費。商品賣不出去，無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買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費者（因為購買商品歸根結底是為了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 恩格斯也認為，“群眾的消費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的一個必然條件，因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然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造成危機。因此，群眾的消費不足，也是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而且在危機中起著一種早已被承認的作用；但是，群眾的消費不足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 雖然斯威齊被認為是消費不足論的代表性人物，但是斯威齊本人也認為，“把危機的‘比例失調’原因同‘消費不足’原因對立起來的做法是不正確的”，“現在明擺著的是，消費不足正是比例失調的一種特殊情況——消費品需求的增長同消費品生產能力的增長比例失調”。

第四，利潤率下降趨勢論。消費不足理論雖然在二戰后成為了經濟危機理論的主流解釋，成功解釋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停滯現象，但是卻無法解釋1970年代后經濟危機中，物價沒有下降反而上漲的事實。因為按照消費不足理論，生產過剩引起商品滯銷和危機，危機中物價暴跌應該是普遍的現象。因此，消費不足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理論都無法解釋滯脹問題。于是，利潤率下降趨勢理論又成為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討論的熱點問題。應該看到，關于利潤率下降趨勢，在杜岡、希法亭、盧森堡等著作中都論及到，但是，都沒有把它用來解釋經濟危機。早在1910年俄羅斯數學家查洛索夫就認為，利潤率下降是構成資本積累的最大限制，但是，他不認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是導致利潤率下降的原因，而是認為工人階級通過階級斗爭提高了工資，從而人為地壓低了利潤率，從而導致了普遍的危機。 但是，查洛索夫作為最早的利潤擠壓理論的觀點，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利潤率下降趨勢導致危機，但是對于利潤率為什么會下降，又歸結為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工資對利潤的擠壓兩個方面來解釋。1929年格羅斯曼出版的《積累的規律與資本主義的崩潰》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導致利潤率下降的代表作。格羅斯曼采用鮑威爾《資本積累》中的再生產圖式，論證如果可變資本與勞動人口同時以5％的速度增長，剩余價值率以100％保持不變，因而剩余價值的總量也是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由于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為此假定不變資本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再生產按照這樣的比率保持不變年復一年地進行，到了第21年留給資本家消費的剩余價值開始減少，而第35年供資本家消費的剩余價值幾乎沒有了，此后，可用的剩余價值量已經不足以保證擴大了的資本的實現，這樣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就出現崩潰和危機。 雖然格羅斯曼的資本主義崩潰論被認為是“機械崩潰論”，但是，通過保羅·麥蒂克的宣傳，并為大衛·耶菲和馬里奧·科高所繼承，為通過利潤率下降來解釋經濟危機又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視角。正如安瓦爾·謝克指出的，格羅斯曼是最早打破消費不足論和比例失調論來討論危機的主要的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利潤率下降規律在危機理論中的中心地位。 可是對于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導致利潤率下降，斯威齊卻提出了批評，“不能籠統地推測，說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相對地大于剩余價值率的變化，以致前者將支配利潤率的動向。相反，似乎我們應該把這兩個變數看作是大體上同等重要的東西。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馬克思對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的系統表述方式是沒有很大的說服力的。同時，我們還可以說，曾經有人想證明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要伴以利潤率的提高，這種打算同樣也是難以置信的。”

利潤率擠壓論的代表作是1972年格林和薩克利夫合著在倫敦出版的《英國資本主義、工人和利潤擠壓》，該書同年又以《危機中的資本主義》為書名在紐約出版。 他們認為，經濟危機就是利潤不足導致的投資不足和流通中斷導致的，而利潤率變動與工資變動呈現反向變動的關系。英國有組織的工會提高了工人階級的談判力，導致工資的提高超過了生產率的提高。而由于國際競爭，資本家又不可能通過提高產品價格來實現提高的工資成本的轉嫁，就導致公司的利潤被“擠壓”。利潤率的下降，導致投資的下降，進而導致生產率以更加緩慢的速度提高，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對此觀點，耶菲進行了批評,因為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樣多產品所包含的價值卻下降，或者說生產出同樣多的價值必須生產出更多數量的商品，這就意味著資本必須不斷地增加不變資本的投資。而不變資本的投資增加也同樣意味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雇傭的工人數量就相對更少。而勞動是利潤的唯一來源，不變資本投入的增加必然導致利潤率的下降。 而耶菲、保羅·麥蒂克、馬里奧·科高、安瓦爾·謝克等都被認為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導致利潤率下降的支持者。萊博維茨也被認為是利潤率下降規律的支持者，其理論邏輯是，“假定資本具有自我擴展的性質，危機則表現為對資本增殖起阻撓作用的一種內在的抑制”，“對資本的限制，且不論其性質，必然表現為資本自我擴展率的下降，即利潤率的下降”。

對于利潤率的變動趨勢，曼德爾是多因素論的代表。他在1972年出版《晚期資本主義》中指出，“事實上，任何一種單一因素的假設，作為一種動力的總額，都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種觀念相對立的”，“這一生產方式的所有基本變量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部分地和周期地起到自主變量的作用”。曼德爾概括出六個變量：總的資本有機構成、不變資本在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之間的分配、剩余價值率的變化、積累率的變化、資本周轉率的變化、兩大部類之間交換關系，認為利潤率的變化是這六個變量相互作用的結果。

第五，固定資本的更新論。社會生產的無計劃性和比例失調、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不足和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利潤率下降都從不同側面解釋了經濟危機的產生，可是如何解釋經濟危機的重復發生，固定資本的更新論就成為了最有力的理論解釋。一般認為，作為機器設備的固定資本投資和更新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物質要素和條件，但是固定資本的投入是一次性的，而回收或者價值補償是多次性的，即它的價值通過不斷的再生產的循環逐漸地消耗并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并通過產品的銷售得以實現回收和補償。以危機為起點，資本家為了盡快擺脫困境，獲得更多的利潤，除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外，還必須采用先進的技術設備，提高勞動生產率，以降低成本。這樣固定資本的投資，推動了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發展，進而影響并擴大消費資料的市場，帶動消費資料部門的生產的發展。這樣，資本主義經濟就由蕭條轉入了復蘇和高漲階段。在進入高漲階段后，“一方面固定資本的物質要素生產得越來越多，而固定資本的更新卻是少量的、零星的，這就發生了生產和需要的矛盾；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生產的迅速擴大，又重新超過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造成生產與消費的嚴重脫節，社會再生產比例失調。”最終導致再一次危機的爆發。馬克思指出，“固定資本的再生產時間成為經濟周期的計量單位”。

有論著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固定資本更新的時間并不一致，固定資本更新不能成為經濟危機周期性發生的物質基礎，而馬克思實際上對此類觀點進行過反駁，“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是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 當然，由此也可以看出，馬克思認為固定資本更新只是解釋經濟危機周期性的因素之一。而克拉克認為，以固定資本更新周期來解釋危機周期性所面臨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固定資本更新周期本身取決于危機的周期性。

第六，資本的過度積累論。隨著人們對經濟危機發生原因的研究，一個趨向是綜合成因論，資本的過度積累論便是一個嘗試。 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利潤和剩余價值，就要不斷地進行資本積累和投資，改進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能夠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就會出現資本積累的過剩和產品生產的過剩。“資本的生產過剩，——不是個別商品的生產過剩，雖然資本的生產過剩總是包含著商品的生產過剩，——僅僅是資本的積累過剩。” 同時，生產率的提高，導致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資本對勞動力的不斷替代導致勞動力使用量的相對減少，進而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能力的減少，又出現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不足。這樣，資本積累的規模增加所產生的生產能力的增加，與資本積累所導致的人們收入份額相對縮小而消費能力縮減所產生的矛盾，必然導致經濟危機。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的、與人口相比顯得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狹小的基礎相矛盾，同這個日益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殖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

埃里克·歐林·賴特1979年在其《馬克思主義積累和危機理論的新視角》一文中試圖從資本積累過程的演變,來涵蓋不同的危機理論。賴特認為資本主義積累是一個歷史過程：1）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資本積累也面臨不同的起支配作用的障礙因素；2）資本主義生產為了繼續進行，必須突破這些障礙因素；3）突破這些障礙因素，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又產生了新的起支配作用的障礙因素；4）上一階段破除障礙因素、促使資本主義積累進行下去的解決方案在本階段不再有效，還會成為本階段資本積累的障礙因素。賴特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分成六個轉軌階段：從簡單商品再生產到擴大商品再生產的轉軌階段（早期的原始積累階段）、從原始積累到工廠生產的轉軌階段、從工廠生產到機器大工業轉軌的階段、壟斷資本興起的階段、高級壟斷資本階段和國家導向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從工廠生產到機器大工業生產轉軌的階段，資本有機構成迅速提高，雖然剩余價值率增加，但是，利潤率仍然趨于下降。而壟斷資本興起的階段是從19世紀過渡到20世紀后，資本越來越趨于積聚和集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趨于緩慢，到20世紀的最初的25年資本有機構成趨于穩定，但是剝削率繼續上升，這樣就導致了剩余價值的實現問題和消費不足的問題出現。在高級壟斷資本階段，壟斷資本開始國家化和國際化，國家應對剩余價值實現和消費不足問題的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干預失效，非生產領域的支出和成本的增長導致了長期的滯脹。國家需要從對有效需求的凱恩斯主義干預轉向對生產過程本身的管理。西蒙·克拉克在其文《馬克思主義的過度積累和危機理論》一文中，也認為危機趨勢是內生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形式之中，一旦資本主義不能克服積累的障礙時，危機趨勢就變成現實的危機。

三、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的提出

上述對經濟危機的不同理論闡述，反映了“馬克思究竟有沒有一個完整的經濟危機理論，還是有幾個不同的經濟危機理論”的爭論。克拉克認為，闡明馬克思的危機理論面臨三個困難：第一，馬克思并沒有給我們提出一個完整的危機理論；第二，如何確定馬克思理論中不同成分的重要性；第三，馬克思幾乎所有關于危機的討論都深深根植于他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之中。 楊健生通過考察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演化史認為，“沒有一個由馬克思本人做出的關于經濟危機理論的完整表述；現有的文獻中馬克思本人關于經濟危機理論的各種表述，理論上具有向不同方向闡發的可能性；現有的關于馬克思本人經濟危機理論的各種表述存在爭議。尋求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最正宗的表述，理論上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于經濟危機根源的不同理論闡釋，深化了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認識。雖然楊健生認為，“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問題的論述具有理論上的多元性，各種流派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觀點，也是這種多元中某一方面的闡述、放大，甚至是極端化。” 可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上述的不管是社會生產的無計劃論、比例失調論，還是生產過剩論、消費不足論，或者利潤率趨于下降論、固定資本更新論和資本的過度積累論，都是從不同側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矛盾。而這些被揭示的矛盾又都是資本主義本身內生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這一基本矛盾的顯現而已。正如杜岡指出的，“長期以來，經濟學界之所以不能解決危機問題，是因為經濟學家們只是從社會經濟的某一個別領域——生產、交換或分配領域中去尋找危機的原因。實際上，危機是在社會經濟各現象總體的基礎上產生的，因而不能把危機只局限于社會經濟的某一個別的領域。” 我們從危機理論的綜合趨勢也能看出，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無序和比例失調、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利潤率趨于下降和資本過度積累等問題，相互之間并不是“你存我亡”的關系，而是共生的關系，只不過在資本主義的特定歷史時期，有些矛盾和問題表現得更突出而已。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本身就是一個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理論體系。

從一個理論體系的視角來看，資本主義內生的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或者經濟的私有產權制度是經濟危機（包含金融危機）最深層、最本質的根源，處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的內核的位置。由于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個體企業生產雖然有計劃和組織性，但從整個社會生產或者市場來看，國民經濟整體和宏觀經濟卻是處于無計劃和無秩序的盲目狀態，產業結構、部門結構、供需結構、虛實結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等處于失衡狀態就成為了常態。如果這種失衡狀態超過了一定限度，造成了普遍生產過剩進而導致普遍的生產停滯，經濟危機就發生了，這是無計劃和比例失調論的必然邏輯。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導致的供需失衡，問題不是需求大于供給，因為社會擴大再生產就可以解決需求大于供給的問題，還會因此促進了宏觀經濟的良性發展。問題恰在于供需失衡的另一面，即供給大于需求超過了一定限度，從供給側看，社會資本的再生產的實現受到了需求的限制而無法進行；從需求側看，通常并不是一般居民合理的實際需求小于供給，而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嚴重小于供給，從而導致社會生產與消費循環的普遍停滯和中斷，經濟危機就發生了，這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論的理論邏輯。觀察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并不是說美國居民實際不需要那么多住房，而是美國房地產商提供的住房超過了有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雖然先期通過次級貸款即把貸款貸給還房貸能力較弱的人來解決住房供需矛盾，但是，最終還是因為這些次級貸款人無法還貸而導致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的發生，并誘發了國際性金融和經濟危機。

同樣根源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資本生產的最終目的并不是滿足需求，而是實現資本的最大增殖，但是，資本增殖總是受到市場上競爭對手的限制、上下游產業結構不協同的限制、勞動者生存工資的限制、勞動者有效需求的限制等。資本家總是想方設法通過直接降低產品價格，通過采用新技術而進行固定資產投入從而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來降低單位產品價格和獲取市場規模，或通過絕對價值生產或相對價值生產來壓低勞動者收入等，來獲取競爭優勢。其結果是一方面表現為利潤率下降趨勢和資本的過度積累，另一方面社會資本擴大生產最終還是受到有效需求的限制而難以為繼。當社會資本生產與實現的矛盾的積累超過一定限度，社會資本普遍不再進行投資和生產，經濟危機就發生了，這是利潤率下降趨勢論和資本過度積累論的理論邏輯。每一次經濟危機的發生，因資本主義私有制導致的各種矛盾得到了強制性解決，經濟結構和供需重新恢復平衡，伴隨新一輪固定資本投資經濟得以復蘇，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資本主義矛盾的積累，直至下一次經濟危機的爆發，這是固定資本的更新論的理論邏輯。可見，國民經濟無計劃性和比例失調論、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不足論、資本利潤率下降趨勢論、資本過度積累論和固定資本的更新論，是處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包裹著內核的外圍理論，且它們不僅與內核理論之間緊密聯系，而且它們之間相互交織、相互聯系，與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根源論的內核一起，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的主體架構。至于說，資本家的貪婪、政府的監管不力、虛擬金融的過度發展、信貸消費的過度、經濟金融風險的低估、市場信息的不對稱等經濟危機的誘因，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的枝節或節點，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內核和外圍一起，構成了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

【本文來源】本文主要內容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體系的構成與發展》為題，王中保、程恩富著，已經刊發在《經濟縱橫》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