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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監察工作中有一個術語叫做“審計風險”，說的是審計過后沒發現問題，就形成了一個假象，認為該單位安全、正常，審計結果也就掩護了犯罪行為。十八大以來，中央紀監的巡回檢查就重視這一點，經常殺回馬槍，回頭看，許多貪官因此紛紛落馬，從而避免了審計監察風險。這是黨的紀檢監察工作懲戒貪官的一個殺手锏。

類似這種審計風險發生在一個單位，也就僅僅對一個局部產生影響，但要是造成一個整體的思想路線誤差，就會產生全局性的、大范圍的問題，就會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極大的損失。

40年前的真理標準討論，就產生了這樣一個風險。真理的確是由實踐來檢驗的，但它沒說明一個關鍵問題：誰的實踐，誰來檢驗？

明明毛澤東同志多次慎重提出，“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四十年前將其簡化為“實踐標準”。

于是，人們知道，對領袖，對領導人是不能迷信的，需要實踐來說明問題。至于誰來實踐，討論者或無意中忽視它，或有意模糊它，或居心叵測修正它，總之，遠離、隱藏了主體。出于對黨的信賴，人們就不再刻意爭論，埋頭經濟中心，這就把一個重大的風險隱患遺留下來。猶如本文篇首提及的“審計風險”。

藝術家曾慨嘆，人世間，最容易畫的就是鬼。因為沒人見過，畫家可以隨便發揮，任意揮灑。實踐標準也是這樣，沒有了主體約束，就可以做出各種檢驗，得出各種結論。就可以天馬行空，翻天覆地。在改革開放的舞臺上，上演出各種悲壯激越的喜劇和悲劇來。

例如就可以有一些老干部的權力實踐檢驗。民主革命20余年，槍林彈雨，腦袋拴在褲腰帶上鬧革命，結果讓老百姓奪權，讓我們挨批斗，住牛棚，進農場。我們當然可以拆去老百姓的幼兒園蓋別墅作補償，我們當然可以讓我們的下一代接班，至于后代在高官厚祿中是否像宿敵一樣違背社會公平，貪腐暴富，則不在考慮之列。趙紫陽任總理時，在上海開座談會，一位廠長婉轉說，您的兒子經商對您影響很不好，不料趙紫陽正色說道，我的兒子難道不是公民？——當時的認識就是，什么民主派必然走資，簡直是極左荒唐，鬼話連篇。

幾十年過去，像這樣當眾給領導人提意見，成了稀罕事，據說那是某種“余毒”。悠悠歷史，卻再一次證明了毛澤東的“干部子女是一大災難”（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爸爸的獨立生活觀》，《生活時報》2001年3月30日）。當然，毛主席在提及時從未忘記強調干部子弟的大多數是好的，習近平同志就是干部子弟的典范和杰出代表之一。而從一些率先打砸搶，曾在全國做出惡劣示范開始，從林立果恣肆妄為開始，到權力經商，富可敵國，破壞黨風的官二代，再到“我爸是李剛”的權二代開始的階級固化，權力實踐檢驗令中國人民切實感受到了全社會特權腐敗的“災難”，感受到政治思想領域權力真理觀、實用主義真理觀的橫行。

淡化了實踐主體，自然也可以有西化派精英的實踐檢驗。小平南巡時，提及自己組織起草的四屆人大報告沒超過5000字，完成了毛主席交給的任務，由衷自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82頁）——能受到他的肯定，這是一代人認為的人生最高境界——這篇由周恩來總理抱病宣讀的報告，被一位哈佛身世的同志斷然否定為“崩潰”，以個人曲折經歷感受代替整個民族的社會實踐檢驗，認為“已經證明失敗的路線沒有必要再重新論證”，需要另起爐灶。

于是他們把活勞動與生產資料、生產成果緊密聯系，激發效率的勞動價值論，移花接木為以“承認和保護個人和企業的經濟利益追求，保護產權”為名的剩余價值私有化。他們的實踐檢驗，是對私有經濟把本來要建立、引導為社會主義補充經濟成分的過程穿上“民營”外衣，改變社會基礎的實踐檢驗，是把做強做優公有制的改革開放修正為圍剿公有制的實踐檢驗，是少數人先富起來的實踐檢驗，是復制美國貧富分化的實踐檢驗。他們的市場活力實踐檢驗，成了特權者，富人以創新為名義的巧取豪奪，而廣大人民群眾飽受地溝油和網絡金融詐騙等，總是由弱勢者統攬災難，包攬所謂“創新”成本的實踐檢驗。

去年秋天，筆者在曼哈頓，遇到一位戒問政治的幽默導游，卻把游客從華爾街帶到他“比肩帝國大廈，自由女神”的歷史遺跡：1911年燒死146名內衣廠多為女工的紐約大學棕色樓。令人感慨歷史的似曾相似。同樣是燒死如花似玉的花季女工，1993年，深圳致麗是81名；同樣是146名工人，2014年是在昆山的粉塵爆炸中。一位馬克思主義導師曾經說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展示的正是他們的明天——雖然是極端典型事例，但在物質繁華中，工人們要用血汗、生命推動社會進步，性質是不變的。正如伴隨下崗工人，農民工的社會實踐，他們的妻女被迫進入紅燈區，變化的只是站街到網約——無論你正視還是回避，怎能回避萬物皆商品的自由市場法則呢？

上圖：紐約大學棕色樓；下圖：燒死146名工人的說明（紫虬攝）

從權力實踐檢驗、精英實踐檢驗，一個共同的思想特點是用實用主義混淆社會實踐檢驗，一個共同的表征是思想和行動上而非口頭上排斥人民群眾路線。它們的歷史來源也是共同的：真理越過一步就成了謬誤。如果說，最初是對極左的矯枉過正，那么，一旦權力真理觀、實用主義真理觀橫行，一聲實踐檢驗，就可以任意否定由社會實踐檢驗了的相對真理，就可以按照需求曲解馬列經典，就可以溫水煮青蛙，實現社會主體的漸變轉換，昔日的工農兵，漸變成了官與商，例如在各級人大政協，在輿論界。它們的結果，自然以主客觀分離而告終。這些現象在十八大以來有了扭轉，但矛盾依然尖銳存在。

以少數人的實踐，取代多數人的社會實踐，自然只能實現少數人的主客觀統一。對于多數人來說，往往只有實踐形式包裝的空話、假話。多年來醫改越改越貴，教改越改窮人離優質資源越遠；房改越改房奴越多，80、90后越來越發現生而貧窮。百姓憎惡一些官員敗壞黨的理論聯系實際傳統，俗話是“狗掀門簾，全憑一張嘴”，其形式主義的低級紅高級黑，成了十八大以來整治的重點。

在金字塔狀的社會，中下層是主體與基礎。家庭承包代表的小農經濟普遍化，以及90年代全民所有制企業“抓大放小”后，私有資本的力量自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來從來也沒有如今天這樣強大過。在經濟論壇上，有人調侃道，最高領導人“只好”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利用民營經濟是“無奈”的，消滅民營經濟理想是“偉大的”，要求理論創新，也就是意識形態要適應經濟基礎，顯盡了作為階級階層代言人言語背后的狂傲和輕佻，違背了私營企業家創業發展階段的謹守和本分。作為一種經濟現象的演化，真可謂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這一切，皆歸因于在實用主義指導下對股份制只講一面性，不談兩重性，理論界除少數人堅持正義以外，多數人或故意回避或靜默無聲，無視馬克思揭示的非公股份制是“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頁)的資本主義性質，迎合領導個人的實踐認識，冠以“民營”，加以美化。當下，還要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淡化所有制，試圖保持壓縮公有制的節奏和趨勢，這類思潮和輿論，是和習近平新時期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背道而馳，人們應當警惕。

馬克思主義是存在決定意識，實踐標準怎么會錯呢？

人們終于猛然想起：實踐檢驗的主體是社會，是群眾，是人民。這已經是四十年以后了，人們相信，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注：

關于本文涉及實踐標準的觀點，可參見：《實事求是的方法：英雄史觀還是群眾路線？ ——紀念真理標準討論四十周年》

關于本文涉及實用主義的觀點，可參見：《實用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論思想方法的一個傾向、后果及究因 ——紀念真理標準討論四十周年》

（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紫虬視野”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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