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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問題，至為關鍵，中國歷史上有眾多與之相關的史事與言說。對此稍作了解，不但有能夠增加我們知識的厚重感，更對我們在社會生活中察人觀世助益良多。歷來人們談論歷史，大多喜歡從古昔講到晚近。這正如《尚書·堯典》所說：“曰若稽古”。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大多數情況下實與當下的生活狀況息息相關，我們對歷史的某些事件、某些制度、某些思想之所以關注，正是因為它對我們當下有所影響，法制也是如此。

就近代而言，章太炎追求法制，而他對法制的追求就是通過考察中國歷史來進行。在《訄書》的重刻本里面，有《原法》、《商鞅》、《思葛》、《刑官》，都是談論與法制相關的問題。章太炎認為中國古代的法律不能用專制二字來簡單概括，而法律的好壞也不能之專制與否，而應視執法能力之有無。

如果法律很公平、執法很嚴格，那么法律有效用，如果缺乏這些，法律則流于無益。后來章太炎因為“《蘇報》案”入獄。1906年出獄后，他東渡日本，進一步寫了很多關于法制的文章，他討論歷史，寫了了《五朝法律索隱》，過去人們都認為宋、齊、梁、陳是比較黑暗的時代，而章太炎認為當時的宋、齊、梁、陳，包括西晉的法律有它自己的可取之處，許多當時法律都是以保護平民、抑制富人、抑制官吏為基礎來制定的，這種法律很值得近代中國人借鑒。鑒于當時國人熱衷于民主政治，很多人認為只要民主共和一建立，那么中國的問題立刻就能解決，章太炎寫了《代議然否論》來進行討論，指出很多的現實的難題。

章太炎認為，中國地廣人多，而我們選出幾個代表來代人民執行立法，那誰有資格來選，誰又有資格被選出來。在這種環境下，依章太炎之見，選出來的第一是有名的人，第二是能說會道的人，第三是各地方的土豪；真正周知民間利病、對法律很了解并且富有良知的一些人因為沒有勢力、沒有金錢且不能說會道，那么他們就很難被選出來。

其次，近代的民主選舉，一般都是說以賦稅多少作為選民甄別的基礎，而當時中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各個地區發展差異極大，一個江浙的平民的財產可能等于北方的一個地主。這樣的話，如果以納稅多少作為標準，經濟富庶的地方很多的人可以當選民，而經濟落后的地方便寥寥無幾，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章太炎認為中國進行制度建設不能一味地追求民主共和這樣一些名目，他質問中國的制度建設底是為了國家的富強還是為了符合某種西方的名目，如果只是為了符合某種西方的名目而大事更張，那是拿國事當兒戲。

與章太炎相似， 19世紀的時候嚴復翻譯《天演論》，寫了《論事變之亟》、《原強》、《救亡抉論》等文章，對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學術思想大加抨擊，認為中國是一無是處，只有效法西方，才能臻于富強之域。但是后來經歷了戊戌變法、庚子事變等一系列政治風波之后，嚴復就認識到中國要建立法制，必須從中國的歷史情況出發。1907年在《政治講義》當中，他就認為一個國家的制度建設，必須以國情為基礎，必須以歷史流變為基礎，而不能只是遵循一些西人的學說。他指出：“制無美惡，期于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針對當時奉盧梭學說為寶典的現象，嚴復在民國初年寫了《民約評議》一文。其中談到盧梭假設的社會起源狀況與社會契約建立后的狀況，只是他本人的設想，而并非在歷史上真實出現過。因此嚴復指出我們的制度設計不能以一種憑空設想的主觀的社會狀況為基礎，而是應當注意到歷史的因革。當時對于《民約評議》很多人不認同，像章士釗就專門寫文章進行反駁，但是現在再看近代中國走過的很多的彎路，確實很多都是以一種主觀的愿望來進行制度設計，使得制度不是符合民眾的利益、不是符合國情，而是要符合某種名義、某種標準。這樣制定出來的法制到底有多大的效應，實在很值得疑問。

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代興起了一股新法家思潮，新法家思潮是當時的中國青年黨的幾位領袖所提倡，如陳啟天就對此有過詳論，他對《商君書》與《韓非子》的整理貢獻極大。他主張要把先秦的法家的精華吸取以為當下所用，用法家學說培養一種嚴明有效的政治風氣。此外林語堂雖然在《論語》雜志理大談幽默，但也主張中國應該“半部《韓非》治天下”。北宋的趙普是半部《論語》治天下，林語堂卻言“半部《韓非》治天下”，就是說中國需要像法家所提倡的那種法制風氣。隨后抗戰爆發，戰亂之下，法制建設基本流于停滯，所以陳寅恪1945年寫文章說近代中國乃是“退化論”，越談民主而離民主越遠。所以我們知道法制建設真的是路漫漫其修遠兮，近代中國的歷史很清晰地證明了這一點。

毛澤東主席1970年代在《讀<封建論>呈郭老》中說“百代皆行秦政法”，我們要分析“秦政法”的內涵為何。在視中國歷史為一片黑暗的自由主義者看來，大概就是專制、恐怖、思想統一，等等，但章太炎在《秦政記》中說，秦朝的制度，使得政治行為中有了一套客觀的用人標準，起碼在制度上不允許“中飽”階層為了當官而攀親戚、走后門，實踐了韓非“宰相起于州部，將帥出于卒伍”的主張，這對于維持中國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法制跟儒家的禮、跟道德的結合以后也會產生一些問題，就是法律條文與社會倫理的關系。中國是一個很重倫理的社會，修齊治平，一以貫之，那么在法律執行上，這些因素如何兼顧，成為中國歷代法制實踐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里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復仇。《春秋公羊傳》中說：九世猶可復仇，雖百世可矣。如果自己的親屬、自己的長輩、自己的朋友被人殺死以后，按照儒家的說法，被害人的晚輩、親屬或朋友是可以幫助被害人復仇的，如果不這么做的話反而被認為在道德上有所缺憾。不過一旦這么做了的話，就易與國家的律令產生沖突。所以在歷代的法制實踐中，這一點如何調適便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像商鞅變法中一個內容就是禁止私斗，私斗很多的時候就是復仇。可見在法家的體系里，私領域的復仇是不被允許的。但是到了漢代，由于提倡儒學，特別是東漢以后，漢光武帝劉秀更是大力表彰名教，很多符合儒家標準的行為被人傳頌，像復仇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們讀讀《后漢書》中的《獨行列傳》、《黨錮列傳》，里面有大量為人復仇的例子，這是受到當時士階層輿論褒揚的。

可是如此一來，若每個人都去復仇，那么國家法律的有效性是否會打折扣，社會穩定如何保證，這就成為問題。東漢末期，戰亂頻仍，社會失序，曹魏以法家立國，對復仇有了很多的禁止，以此保證社會穩定。但是單單禁止復仇又與儒家的倫理不合，因此其中矛盾，并未解決。到了唐朝，復仇是否被允許就成了爭論的問題之一。

在唐宋八大家里，韓愈跟柳宗元的文集中都有關于復仇的一些爭論，韓愈就認為復仇值得被提倡，因為它符合儒家的標準，如果不倡導的話，那么整個國家就會喪失道德基礎，就會流于風教陵遲，所以不能單單為了守法而抑制復仇。柳宗元則認為復仇要看其復仇的性質如何，如果是因為他的親屬有罪，官員判了他的罪，這樣的情況下因復仇而謀害官吏是不被允許的，可是因官吏貪贓枉法而誣人于罪，那么復仇是允許的，不過即便允許復仇，是否值得被國家褒揚，這也成問題，因為大力褒揚復仇，那么國家的法律將無法實施，法律權威會打折扣，所以我們可以看在中國法制與倫理的實踐中復仇是一個很糾結的問題，它到了唐代以后也沒有被很好的解決。

宋代以后，進士科獨大，從元代開始，科舉就以朱注《四書》為標準。在這種情況下，所選的官吏是否能夠熟知律令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兩點綜合在一起，一個是地方無選官之權，一個是選官不以律令為考核標準，導致了唐代后來的地方行政，地方長官沒有多少能力，在行政上反而要委托胥吏之手。

所以我們看看中國唐代以后地方行政的弊端，主要是胥吏的實際權力過大，胥吏成為魚肉地方的主要禍首。加之當時規定本地人不能擔任本地官，一個外地人來到某地任官，他自己對律令不熟悉，也沒有地方行政的經歷和經驗，甚至連當地方言也不怎么聽得懂，那么他應該如何執政，就只能依靠當地的胥吏。

當時國家規定，胥吏不能參加科舉，那么這批人于正途必定沒有上進之路，他們以借助地方官的勢力來斂財，收取非法財物作為自己的出路，所以唐代以后的政令施行，地方官并沒有多少權力，而只有委托于胥吏。

顧炎武在《郡縣論》里就說“官吏無世襲而胥吏有世襲”，地方行政成為了地方胥吏張牙舞爪的平臺，胥吏由于熟悉法律條文，他們可以舞文弄法，通過各種對法律的曲解，用法律的只言片語來狡辯，這些皆為他們斂財的一種手段，這樣一來的話，那么法律在地方如何執行，就成為一個問題。宋代以來，像蘇洵、葉適、顧炎武、黃宗羲、包世臣等人，都對胥吏問題有過反思。

所以如何保證國家法令在地方的有效實施，不要使得政令不出京城，避免地方上的非法權力欺壓民眾，真正能選拔出有基層行政能力且熟悉國家法令的人才，這些都是前人在思想與實踐中時常遇到的問題，基層政治運行看似局于一隅，但堪稱國家穩定的重要基礎，明之唐賽兒，清之洪秀全，大體上皆肇因于此。

作者簡介：王銳，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講師，文章來源：摘選自王銳《中國歷代法制實踐與政治改革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