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為客戶創造價值為中心,在市場中以企業為主體,在企業中以員工為主體,勞動所得優于資本,這是中國企業提高效率,激發活力的客觀規律。這種經驗,只有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中才能取得,西方經濟學并沒有多少發言權。通過勞動者和勞動資料、成果相對緊密的結合,以消除企業管理弊病,是推動企業進步的有效方法。而新自由主義強調的只有私有化才會產生效率,是一種空洞的、脫離實際的理論,對各種所有制的企業都會產生誤導,對國有企業的誤導尤甚。
1. 企業活力規律之一:使勞動者
和勞動資料、成果緊密結合
一方面,一些公有企業因為官僚主義,或者企業缺乏獨立經營權,或者憑借行業壟斷地位缺乏進取動力,或者不能解決員工為誰干的問題,企業萎靡不振;而私有企業也有經營者尊重員工作用,在短期內提高了企業凝聚力和競爭力,與傳統的管理不善的國營企業產生反差。另一方面,即便是企業私有化,即便“使用自己的錢比使用別人的錢更加用心”(阿爾欽),如果沒有建立起面向市場活力的內部機制,同樣也很容易衰敗,如中國中小企業的壽命周期僅2.5年。而傳統國企在銳意改革中,加強黨建和民主管理,探索建立經營機制和現代企業制度,勇于市場實踐,近三十年來,凡是這樣做的國企,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這些都是容易觀察的常見現象。
在現代工業發展史上,最先注意勞動者和勞動資料、成果緊密結合這一規律的是維護資本家的企業管理者。泰勒推行的計件工資、科學管理推動了企業生產效率。十月革命后,列寧提出要吸收資本主義的最新成果。提出了蘇維埃加泰勒制,使新生的蘇聯在上世紀初出現快速發展。四十年后,毛澤東總結了“鞍鋼憲法”,解決了蘇維埃加泰勒制中的管理單向性問題,用全員參與管理引發了日美歐工業國家TQC全面質量管理的革命。本世紀初,站在吸收資本主義最新成果和全員管理的高度,華為實踐了“以宗教般的虔誠對待客戶需求”,“以奮斗者為本,不讓雷鋒吃虧”(華為人力資源管理綱要),員工和上下游供應鏈形成命運共同體的社會化大生產。
對于國企來說,“建立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必要的,使國企從政府的附屬機構變成市場主體,這是企業產生活力的第一步,但并不是“自然而然”能夠激發企業活力的充分條件。30年來,在“某股份”,“某市場”連篇累牘的誤導下,如果是脫離實際、了無新意的老和尚念經也就罷了,但從實際效果來看,新自由主義另有目的。學者張維迎做了很好的概括:“盡管‘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仍是官方的原則,多種形式的民營化和部分民營化受到鼓勵,或在“建立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庇護下,至少得到默許。許多地方政府啟動了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步伐“(2015.9.6)。張維迎在《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一書的序言中公然宣示:“預計在未來10-20年內,國企占GDP的份額下降到10%或更低是有可能的。中國或許將成為一個建立在私有產權基礎上的市場經濟。”
由以上可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干擾,正視企業管理不善的核心問題,是在特定的所有制中,使活勞動和勞動資料、勞動成果比較緊密起來。在改進生產力中,在一定的階段和一定的程度內,企業所有制差異對企業活力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國企改革的指導者、理論工作者和企業管理者一定要深入實際,破除“一混就靈”,“一私就靈”的神話。
2. 企業活力規律之二:憑借
生產力創新,持續為客戶創造超額
價值,企業才擁有發展后勁
凡是遵循了客戶價值優先的中國企業,無論是為了生存,被迫為之,還是在市場中感悟總結,幾十年來有了很好實踐。如高鐵發端于歐日,電能長距離輸送發端于英德美,移動通訊技術發端于歐美,即時通訊、網絡支付等新型科技發端于美國等,但是,這些均興盛于中國。這種反超,是中車、國電、華為、騰訊、阿里等在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上的堅守,與西方資本急于投資回收,股東利益至上的對決。這一規律,也是最終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企業本質規律。其中,阿里、騰訊做到了階段性的獨立于資本的自主經營。
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規律也為西方現代工業史所屢屢證明。但是資本主義按資分配,股東權益最大化,這一規律受到了極大約束。上世紀下半葉,發達國家的資本向相對不發達國家轉移,能夠在資本輸出國保持競爭所需的客戶價值,依靠的是獲取資本輸入國由低工資和廉價生產資料帶來的超額利潤。可見,對于私有資本,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不過是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3. 企業活力規律之三:
勞動收益優先于資本
由于股東利益至上對生產力發展產生桎梏與羈絆,二戰后,美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競爭之下,為解決自身社會矛盾,被迫推行大眾持股的所謂“人民資本主義”,這是在不觸及壟斷資本根本利益的情況下對工人階級所作的讓步,這個讓步解放了生產力,也成為美國在西方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工作重心轉移以后,在實用主義指導下,一些理論對現代資本主義繁榮現象缺乏因果分析,他們看不到美國的員工持股是壟斷資本緩和階級矛盾的的工具,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過時了,對資本主義從過去的全面否定轉變為崇拜迷信。
而工人群眾和先進分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自發產生了有益的社會主義實踐,他們按照市場經濟的生存法則,探索企業發展壯大的規律,華為的“人力資本不斷增值的目標優先于財務增值的目標”,“勞動是公司價值創造的主體”(華為人力資源管理綱要),任正非最近答記者問說:“大家都看到,資本至上的公司成功的故事非常少,資本是比較貪婪的,如果它有利益就趕快拿走,就失去對理想的追求”。華為的機制近似于“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495—498頁)。華為的快速崛起和發展后勁,可以作為上述的企業發展規律的典型案例。國企深化改革,可以從中取得啟發。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資本家“…所管理的生產過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368頁)在馬克思主義管理兩重性理論的指導下,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鞍鋼憲法”產生前后,中國領導層就對提高企業生產力有了深刻認識,并在創建中國工業體系中發揮了重要實踐指導作用。歸納上述企業活力規律,可以得出兩點:1、在“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卻不能不是不斷變革的。”這一規律對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企業都有指導意義。2、企業的長遠生命力與是否建立了共有共享等的公有制密切相關,這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我們在接受新自由主義關于市場公平競爭原則的同時,應當警惕明辨,私有化陷阱和企業活力是兩回事。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紫虬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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