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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下，只要像十九大號召的：“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必然漸入佳境，大勢將應了一句老話“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到了這里，您還以為美國舉國體制圍堵華為，只是因為5G領先嘛？非也，究其實質，依然是勞動和資本之間階級抗衡的結果。不要低估華盛頓國會山議員的政治嗅覺。經濟哪兒能脫離政治呢？

當下，舉世關注中國和美國經濟的此消彼長，這種此消彼長并非標簽化階級斗爭的結果，而是兩種生產方式的較量，略作濃縮，一個是北京模式，一個是華爾街模式。

兩個模式，有不少共性，此處只說重點：高度重視科技管理創新，也大規模產生億萬富豪。

兩個模式，當然有許多的差異。本文重點分析一種差異，即本質差異：

北京模式：創造超額客戶價值。

華爾街模式：創造超額股東價值。

這個差異，可以認為是中國經濟所向披靡的核心訣竅，也可以認為是美國經濟停滯，走向衰敗的病灶所在。

兩個模式的共性和差異，也刷新了所有的教科書。對于當下中國，傳統的資本主義認為，是自由競爭的修正主義；傳統的教條社會主義認為，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人們常迷惑于現實矛盾，這種不約而同的迷惑，反映了人類認識滯后于實踐的常態性。

關于創造超額客戶價值

華為的客戶北斗星，海爾的客戶至上倒三角，小米的客戶參與生產環節，騰訊的客戶體驗導向等說明，客戶核心觀已成中國經濟運行的大勢，也是中國企業飛速成長的基本功。這個基本功，既是企業生存、持續的市場競爭需求或者無奈之舉，也與中國企業第一代創業者受到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為人民服務”有關，任正非對此有過清晰詮釋。如果抽象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企業提供超額客戶價值，也可以是理論上的剩余價值再分配途徑之一。

以消費者數據為基礎的消費者喜好和需求設計，倒逼到產品的設計、研發、生產、供應鏈、營銷等供給側的制造業各個環節，在此基礎上，許多中國企業家意識到，在ABC(機器人、大數據、云)時代，企業的生存、發展在于利他性、包容性、普惠性前提下的互惠，這是對企業自身規律的認識，是企業家眼光敏銳的反映。即時通信、網絡支付等新型科技，發端于美國，興盛于中國，這種反超，是騰訊、阿里在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的堅守，與美國投資回收急迫性的對決。

一位美國觀察家悟道，中國企業成長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協作性強；對這一點，中國企業管理理論家認為是“跨領域價值網的高效合作組織形態，它使組織獲得更高的效率”，（陳春花《共生，未來企業組織進化路徑》），如華為的與客戶、與供應鏈的命運共同體。這個先進的認識，是圍繞著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而產生的。

馬云在華爾街宣示：“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如石破天驚。資本主義的視客戶為上帝，是為了市場營銷，從來不是邏輯的起點與終點。令華爾街的大佬們心生震撼的是：它掀翻了資本主義的核心——股東第一位。在資本主義心臟注入非資本主義藥劑的，不是蘇聯的軍艦，而是向社會化大生產演變的現代企業發展理念。

擺脫按資分配、股東第一的排他性，是共有共享，也是創造超額客戶價值的前提。從“一帶一路”精神，到人類命運共同體，適應了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具有發展生產力的剛性，必將對任何羈絆因素產生沖擊。所以，無論在何時何地，正如恩格斯所說，“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1847.10.3）

在員工優于股東方面，阿里尚未給人深刻印象。但是，除了海爾的“創客所有制”，華為在以客戶為北斗星的企業文化創新中，較早的提出了命運共同體概念。任正非，作為一位被國企除名，兩萬元私營起家的學毛著積極分子，把毛澤東的價值法則、科學實驗、為人民服務、鞍鋼憲法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客戶中心、科技創新、上下游產業鏈兼容并蓄為一體，致力于創造超額客戶價值，走出了一條領先全球的企業道路，組建了一支不同膚色、不同國籍的勞動階級大軍。它的特色，就是員工主體、共有共享。

華為案例至少有以下方面的意義：

1、企業創造超額客戶價值，必須要以員工主體為前提。

2、員工主體實踐來自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它已經在日本豐田的精細管理和全員質量管理中發揮了威力，但根本的威力發生在華為，因為華為的員工持股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頁）。華為的會計方法和機制，是徹底實行鞍鋼憲法效率的根本前提。

3、雖然經濟方式不同，但這種“上下同欲”創造超額價值，自兩彈一星白手起家就開始了，其精神建國以來一以貫之。

4、在市場經濟中，它基本實現了“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頁）

5、它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反勞動價值論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追求：“只有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決定運用他的知識時，才有可能使任何人所擁有的許多知識全部得到運用”（《致命的自負》），與《共產黨宣言》中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前提”相通。

可以說，華為等企業的中國現象，當它把勞動價值優先于資本的理念化為企業的機制和動力，就可以實現古人追求的“上下同欲者勝”，實現真正的客戶第一，就可以在創新和市場競爭中攻城略地、勢如破竹，這時，它通吃了東西方，通吃了傳統的社資概念。

關于創造超額股東價值

美國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是金融壟斷工業資本，制造業萎縮，社會經濟過度依賴金融等服務業的結果。產業去實就虛，制造業向低成本國家轉移，美國經濟產業空心化，必然推波經濟危機，遭受周期化的重創，這些都是超額股東價值的驅使。投資專家Marc Faber博士評論道：聯邦政府正在給我們每個人發600美元的退稅，若這筆錢花在沃爾瑪，錢就去了中國，若買汽油就去了阿拉伯，買軟件它將會去印度，買一輛好車，它會去德國和日本……，留在家里的唯一方法是買槍，妓女和啤酒，因為這些仍然是美國生產的唯一產品。

在中國，出現階段性房地產暴利吮吸制造業資金，大有綁架經濟之勢，以及金融創新名義下的非法集資席卷一些地區，波及地方社會穩定，同樣也是超額股東價值的驅使，不過是具有中國發展階段的特色。

列寧在一百年前指出，“金融資本對其它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意味著食利者和金融寡頭占統治地位，意味著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處于和其余一切國家不同的特殊地位”，美國自上世紀2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后，為了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加強了反壟斷法和證券法，擴展大眾持股，通過嚴刑峻法，確保證券市場忠實股東利益，盡管如此，并沒有阻遏華爾街和軍火商的融合，例如通用電氣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金融業務占比51%，超過制造業。美國的這種經濟特征，綁架了其對外政策，不斷挑起局部戰爭，結合對華戰略調整，制造貿易對抗，挑戰臺灣問題底線，這都是維護其資本壟斷霸權和軍火商利益的需要。有學者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過時了，完全是鼠目寸光。

“壟斷既然已經形成，而且操縱著幾十億資本，它就絕對不可避免地要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它任何‘細節’如何”（列寧）。今天美國的金融壟斷早已達到天文數字，以追逐超額股東價值為使命的美國經濟，很難擺脫壟斷資本所熱衷的軍事耗靡，霸權欺凌，特朗普和美國后任總統能否扭轉美國的產業空心化，取決于對美國金融壟斷資本的節制，前途很不明晰。所有這些，都是因為美國的上層建筑完全維護，縱容股東攫取超額價值所致。

至于中國大批產生富豪，應該是階段性現象，只可能是中國經濟騰飛的探索成本。產生巨富的生產方式不符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憲法法理，在資本集中到達壟斷之前，將被逐漸得到約束。去年以來，網聯對第三方支付的管控，原油期貨開張，和安邦吳小暉案，提供了正反兩方面典型案例，顯示了在開放中中國對國內外金融壟斷資本的警惕。

當下，只要像十九大號召的：“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必然漸入佳境，大勢將應了一句老話“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到了這里，您還以為美國舉國體制圍堵華為，只是因為5G領先嘛？非也，究其實質，依然是勞動和資本之間階級抗衡的結果。不要低估華盛頓國會山議員的政治嗅覺。經濟哪兒能脫離政治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