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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宣恭教授訪談錄：警惕新自由主義打著改革的旗號將改革引入歧途

點擊：  作者：何誠穎 何玉長 吳宣恭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8-12-22 10:59:47

 

        【摘要】：關于所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我認為應先認識到社會經濟制度具有層次性，厘清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市場經濟的主從關系。所有制是社會最基本的制度，是反映社會生產關系本質，起基礎作用的主要層次；計劃和市場則是資源配置的不同方法和手段，是由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派生的次一級的層次。不能顛倒經濟制度的主要層次和非主要層次，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換當成生產關系發展變化的主線，更不能認為所有制要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而改革。應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強調所有制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決定作用。

【原編者按：為了記錄歷史，弘揚老一輩經濟學家的理論創新精神，編輯部特邀請相關專家對老一輩經濟學家進行采訪，記錄老一代學者的學術生涯和他們對我國經濟學建設的貢獻。本期，編輯部刊發浙江財經大學金融學院何誠穎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何玉長教授對廈門大學吳宣恭教授的采訪文稿。】

 

吳宣恭，男，1930年生，福建晉江人，1951年廈門大學畢業留校，開始從事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1958-1960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班學習，1962-1963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師從黃松齡教授進修。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5年被評為經濟學教授，現任職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曾任廈門大學經濟系主任、經濟學院副院長、廈門大學副校長、校黨委書記。受聘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南財經大學等機構特約研究員或客座教授。曾任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副組長、福建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顧問。多次主持完成國家和省部級研究課題；代表著作《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改革》《產權理論比較》等；在《中國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經濟研究》《經濟學動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重要報刊上發表論文180多篇，提出一系列有影響的創新觀點。曾十次獲得教育部和福建省優秀社科成果獎以及第七屆國家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論文獎。多次主編全國統編教材《政治經濟學》，1987年和1995年各獲國家級優秀高校教材一等獎；1997年獲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吳宣恭教授治學67年，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上成果斐然，在教學與人才培養上桃李天下。他堅持所有制與產權理論為重心，以馬克思產權理論與西方產權理論比較研究為特色，以中國學派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框架，以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畢生追求，以批判錯誤思潮和創新學術思想為使命。

何誠穎 何玉長：吳老師好，您畢生追求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致力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您的追求從哪里開始，怎樣走上政治經濟學治學之路的呢？

吳宣恭：我走上政治經濟學之路是順應中國社會變革歷史潮流的選擇。20世紀前半葉，中華民族還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之中，少兒時期的我生活在素有“海上花園”美譽的鼓浪嶼。那時的鼓浪嶼，早已成為英、美、法、日等列強的公共租界。洋人住在瀕海最漂亮的花園別墅，養著惡犬守門，在沒有車馬的路上坐轎子招搖過市，島上一切行政事務和司法權力都掌握在洋人主持的“工部局”和“會審公堂”手中。中國居民實為二等公民，受盡災難和屈辱，對兒時的我刻下難以磨滅的心理傷痕。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獨占鼓浪嶼，中國居民更是在惶恐中度日，生活環境日益惡化。到日占后期，物資供應非常困難，百姓只能靠少量配售的陳倉碎米度日。萬般無奈，父親攜全家冒著巨大危險，在黑夜乘小船逃離廈門，輾轉回到故鄉。直到抗戰勝利后我才回到鼓浪嶼，就讀英華中學高中二年級。

由于我小學、中學就讀的都是教會學校，英語基礎較好，出于對“象牙之塔”的憧憬，我考入廈門大學外文系。當時，廈門大學外文系學生除了專業必修課以外，還有兩類性質、內容、范式完全不同的社會科學課程，既有西方的文學理論、經濟理論、哲學原理、三民主義，又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科學概論、社會學、經濟學。我廣泛涉獵了社會科學新知識，并選修了其中一些課程，對一些進步學者關于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課程感到很大興趣，被這些課程關于中國社會關系和現實形勢的精致分析所吸引，也通過聯系實際和對比兩類課程初步領悟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當時地下流傳大批的革命書籍，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關于工商業政策》等，甚至還有中國共產黨黨章黨綱，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是經由地下途徑，我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艾思奇的《社會發展史》、《大眾哲學》，列昂捷夫的《政治經濟學》和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等一系列著作。通過學習革命書籍，我逐漸看清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前途和知識青年的任務，也點燃了對經濟理論的興趣。到大學三年級，廈門解放了，我修習了王亞南教授的“政治經濟學”課程，同時輔修一些其他經濟類課程。

新中國誕生后，我和同學們一起滿腔熱情投入建設新社會的活動，參加過土地改革和農村合作化調查，進行過城市家庭訪問，參加工廠勞動，親眼看到勞動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切身領會到他們翻身解放的無比喜悅、發自肺腑的對新社會的謳歌和自覺迸發出來的沖天干勁。對比解放前所見所聞勞動者的窮困、悲慘狀況，兩個社會猶如天壤，使我樹立了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何誠穎 何玉長：在大學就讀期間，您就得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先生的教誨，以后又長期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這對您的學術經歷產生了多大的影響？

吳宣恭：可以說是王亞南先生引領我走上政治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之路。1951年，我畢業后留校工作，正是在他的安排下，外文系畢業的我改行擔任政治課助教，從此改變了生活和學習的新路程。我最初的工作是承擔“政治經濟學”輔導和部分講授任務，還兼任學校團委工作，參與學生思想教育和管理。王亞南校長教導我，作為政治經濟學教師，既要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者和傳播者，又要成為學生成長的思想引路人。工作幾年后，王校長還任命我擔任《學術論壇》編委會秘書。當時《學術論壇》的實際工作人員只有兼職主編韓國磐教授和我倆人，我除了協助組稿、選稿和改稿，還承擔所有的編輯、付印、出版和發行工作。借助于王亞南校長搭建的這個理論平臺，我大量地接觸知名學者的學術論著，全面地學習社會科學知識，及時地掌握當時的理論動態，開闊了眼界，進入學術前沿，為日后開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研究和教學奠定了一定基礎。

在與王亞南校長的接觸中，我深受他的學養和品質的影響。他雖然已辭世近50年了，但他特點鮮明的“五個品質”卻常留我心間，并感染了我的一生。一是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應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研究中國社會發展。他發表《中國經濟原論》《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等名著，形成對舊中國經濟社會研究的完整體系，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和方法研究舊中國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典范。二是強調教學與科研相結合。他主張教學為主、兼顧科研，通過科研提升教學質量，不當“教書匠”。三是注重理論學科與應用學科的結合，主張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教育并重。政治經濟學為應用經濟學科提供理論指導和方法，應用學科則為政治經濟學理論提供研究資料和證明。四是注重學習與獨立思考的結合。強調科學求真精神，倡導堅持真理，獨立思考。五是強調方法論的重要性。熟練掌握唯物辯證法，運用歷史分析法，分析經濟社會矛盾和問題，是王亞南科學研究的重要特色。此外，在學習具體方法上，他反對閉門讀書，主張“共學”；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郭大力40年“共學”的經歷已傳為美談。

何誠穎 何玉長:如果說進入大學是您走上求知治學的起步，但作為英文專業的畢業生走上政治經濟學教學崗位，跨度卻是非常之大的，您是如何轉型的呢？

吳宣恭：從外文系改行任政治經濟學教師，學科跨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雖然大學時期，我對經濟學課程抱有濃厚興趣，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論文，從教初期還參加過在復旦大學舉辦的“華東區政治經濟學教師暑期培訓班”，但作為青年教師的我仍然感覺經濟學知識不夠系統，理論基礎不厚實。面對不少年紀比我大、社會閱歷比我廣的學生，初上講壇的我還真的不夠自信，困難的確很大。對此，我只能嚴格要求自己，努力學習，多作閱讀筆記，多聽年長教師講課，更加認真地備課，堅持每堂課都全文寫下講稿，對學生的疑問多方尋找答案和根據。就這樣邊教邊學，應急性地彌補了對經濟理論的一些欠缺，勉強滿足教學的需要。

1958-1960年到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班學習，使我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我教學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在研究班學習的兩年中，我受教于宋濤、吳大琨、俞明仁、衛興華、李宗正等名師，系統學習了《資本論》等重要經典著作，修讀了“世界經濟”“經濟學說史”“經濟史”等一系列課程，彌補了跨學科所導致的專業理論基礎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人大老師們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求真務實的學風，辯證分析問題的方法，對學生嚴格和認真負責的精神，教書育人潤物無聲的風格，強烈地感染著學生。在修讀研究生期間，我認真聽講，幾乎完整地記下老師的授課內容，反復學習，在閱讀《資本論》《反杜林論》等重要著作時，用變色鉛筆詳細寫下自己的體會和問題。1962-1963年，我再度到中國人民大學，在黃松齡教授主持的政治經濟學討論班進修。這次同班進修的只有吳樹青、谷書堂、蔣家俊、林兆木等七八位，原本是要協助黃老寫書的，后來決定不寫了，改由黃老介紹我們旁聽一些經濟工作會議和經濟理論會議，請著名學者和部委領導做報告，自由選修課程和學習，共同研討、合作撰寫論文。赴中國人民大學的兩度學習，彌補了我經濟理論和知識結構的不足，充實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而且幫我擴大了學術視野，培養分析能力，推進我從理論到實際、從學習到研究的進程，完成我從非科班出身到經濟學教學研究者的轉型，也為以后在艱難環境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理念打下較為堅實的基礎。

何誠穎 何玉長：20世紀60年代，您在經濟學研究中已經嶄露頭角，可是不久“文革”開始，學術研究中斷，那個特殊的年代對您的教學和研究帶來什么影響呢？

吳宣恭：從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班畢業返回廈大后，我被分配講授“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這是當時許多教師不喜歡接手的課程，因為它不像“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有源自《資本論》的完整體系和令人信服的嚴密邏輯，內容、體系不成熟，還要隨著不斷發展的社會實踐經常更新，講授難度較大?？墒?，困難對我也成為一種機遇，促使我更多地關心現實經濟問題，了解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和各時期出現的熱點，逐步樹立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鍛煉自己對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分析能力，為以后的經濟理論研究做好準備?？梢哉f，我的學術道路養成于社會實際。除了從教之初參加農村土改、下鄉下廠以外，我還率領幾十位學生到基層進行半年多的經濟調研。投身社會實踐為我從事理論研究提供充分的養料，也結成了一些小成果。“文革”以后，教學和研究中斷，我一度舉家遷到農村落戶，還帶領一百多民工到閩西參加鐵道路基建設。在農村和工地勞動期間，我同勞動者聯系密切，共同勞動甚至吃住在一起，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思想狀況，使我能夠結合實際思考社會生產和分配關系的一些問題。這一時期雖然沒有搞教學和研究，但深入基層勞動和思考也是我學術積累的一個過程，使我能夠正確地分清理論是非，在以后的撥亂反正時期提出一些比較正確的意見。

何誠穎 何玉長：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高校經濟學科迅速恢復和發展，經濟學教材建設更是迫在眉睫。經過多年學術積累蓄勢待發的您可是迎來了好時機，您能介紹一下當年主編《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往事嗎？

吳宣恭：1978年，中國開啟改革開放的大幕，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形勢下，高校經濟學科得到恢復和發展。同年，國家教委在武漢召開高校教學工作會議，根據高等教育正規化和政治經濟學專業的要求，決定分別在南方和北方高校組織編寫《政治經濟學》教材，“南方本”的社會主義部分由復旦大學蔣家俊和和我主編，“北方本”的社會主義部分由南開大學谷書堂和遼寧大學宋則行主編。蔣家俊和我比較分析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新中國建立以來相關教材的內容和特點，研究了它們的基本觀點和體系結構，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確定我們的教材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對象，以探索其運動發展規律為任務，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為主線，闡述社會主義公有制對生產、流通和分配過程的影響以及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趨勢，構建起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這種體系結構不同于以物質利益為主線的其他教材，主要考慮是，一切社會形態的基本矛盾都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也不應例外；物質利益只是由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決定的結果，它雖然便于解釋許多經濟現象，卻沒有揭示經濟現象的根源和基礎，不宜作為經濟發展的主線；只有分析生產力如何引起所有制和其他生產關系的變化，以及后者如何反作用于生產力，才能正確闡述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也才能說明物質利益產生和變化的根基，處理好各種社會經濟關系。我們擬定好教材的提綱，與南方16所高校專家共同討論，協調思路和觀點，最終完成了教材的編寫。“南方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經過幾次修訂再版，共發行了100多萬冊，得到社會較好評價，并于1987年獲國家級優秀高等院校教材一等獎。通過主編該教材，聯系中國實際，構建政治經濟學體系，前后一貫地剖析說明我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也使我進一步領悟到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生產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加深了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以及對生產關系的內部關系的理解，也促成我以后深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制、產權理論，把它作為分析經濟關系的基本理論依據，運用于我國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探討。

1993年，為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和經濟學科發展的要求，教育部再度組織專家編寫全國高校通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其中“社會主義部分”由吳樹青教授、谷書堂教授和我主編。該教材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與特征，結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踐，解答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沿和重點問題，進一步創新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它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被全國高校的經濟類學科普遍采用，影響廣泛，并于1994年獲得國家級優秀高等院校教材一等獎，1997年獲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

何誠穎 何玉長：以上幾本教材的問世和使用，標志著老一輩學者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大發展，影響了一代經濟學人的成長。您通過探索教材體系體會到所有制在生產關系中的重要作用，較早提出一系列所有制和產權制度理論，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領域，并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踐依據，因此，有人稱您為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代表人物。您是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所有制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體系的呢？

吳宣恭：隨著對我國經濟發展狀況和存在問題的觀察，我逐漸聚焦于所有制與產權理論的研究，并以此為導引，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進行了系統分析和闡述。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對其他生產關系起著決定性影響作用，也影響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所有制理論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根基，也是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其實，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并不是政治經濟學之外的另一類經濟學。它只不過是政治經濟學中強調所有制作用、更多運用所有制理論和方法分析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研究在這些制度下運行的生產關系的一種理論體系，或者說，是具有研究特點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構建這種經濟理論體系，首先必須有一個正確完整的所有制理論。我對所有制的探索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第一，明確所有制的基本內涵及其與生產關系的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所有制與生產關系三個范疇有相當的重合，但也有差異。澄清三者內涵的區別與聯系，是研究政治經濟學重大理論問題的前提。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人們之間，在生產資料上或者通過生產資料，形成和建立的經濟關系，高度概括起來，包含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歸誰占有、歸誰支配和歸誰使用，以及發揮這些權能產生的利益歸誰所有的關系。所有制則是內涵比生產資料所有制較大的范疇。在再生產的各個環節中，人們通過各種不同的物質資料、有形和無形的生產要素，都可能形成或建立起所有制關系，按照客體的差別出現生產資料所有制、流通資料所有制、勞動產品所有制、消費資料所有制等等，在一定條件下還出現了勞動力所有制。但是，所有制并不是生產關系的全部，除了所有制之外，還有以各種所有制為基礎產生的人們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在流通過程的關系和在分配過程的關系。所以，生產關系又是比所有制內涵更加豐富、復雜的經濟關系，它是所有制和以各種所有制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各種經濟關系的總和。以公式表示：生產關系﹥所有制﹥生產資料所有制。這些不同層次關系的梳理，界定了所有制的基本范疇，明確了研究對象，有利于澄清“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總和”（實則否認了所有制的存在）的片面理解。

第二，闡明所有制在生產關系中的基礎地位和決定性作用，明確研究所有制理論的重大意義。早在1980-1981年，我相繼發表了《試論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獨立組成部分和基礎》（《教學與研究》1980年第2期）和《論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2期），在界定生產資料所有制、所有制與生產關系內涵的基礎上，從理論和實踐方面論證了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指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一定生產關系產生的條件和前提，決定了一定生產關系的基本特征和本質，是生產關系變革的主導環節和根據，生產資料所有制改變了，再生產各個領域中人們的關系都會隨之發生變化。當然，生產關系其他方面的變化也會對生產資料所有制起反作用。看不到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基礎地位和決定性作用，就無法正確認識社會生產關系內部諸關系的特點、根源及其相互關系，也會對經濟實踐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第三，揭示所有制變化的規律，認清它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和方法的重要構成部分。長期的觀察使我認識到，所有制發展變化規律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重要內容之一，所有制分析是唯物辯證法的生動運用。所有制變化規律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由生產力狀況，包括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力性質決定的；生產力的重大發展，首先要求在某些方面調整與其相適應的所有制關系，等到所有制的整體發生了更變，就會在新的所有制基礎上最終建立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就是說，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是一下子就全面實現的，它的改變首先從所有制開始，所有制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總進程的中介要素。二是所有制的變化經歷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先是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改變所有制內部的產權結構（即通常所說的所有制實現形式），在不改變所有者的條件下使某些所有制權利相分離，更好發揮相關權利主體的作用，繼之逐步擴大和深化各種權利的分離，最后影響并改變所有制的核心：歸屬權（即決定財產屬于誰、誰是財產主人的“狹義的”所有權），使財產主人的社會屬性和所有制的性質也發生變化，導致舊的所有制消亡，被新的所有制所代替。三是所有制的成長和消亡呈現逐步性、曲折性和反復性。一種新的所有制形式只能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逐漸發展，最后成為占社會統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舊的所有制在它還能發揮作用的時候不會立即消亡，即使一時消失了，還可能死灰復燃，經過反復曲折的過程，它的局限性決定它最終要被新的所有制完全替代。四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對包括所有制在內的生產關系也有一定的反作用。腐朽的統治階級會利用一切手段去維護舊的所有制關系，先進階級則會通過輿論、政黨和奪取到的政權為新所有制關系的產生、成長、壯大創造各種條件。

第四，準確闡述產權關系的基本范疇。首先，我提倡運用主體、客體差別分析的方法研究所有制和產權關系。在改革初期，不少經濟學者對產權內涵和對所有制內部關系認識模糊，有其方法論上的根源。錯誤之一是分不清所有制主體和客體兩個方面，不懂得從主體和客體關系去認識所有制和產權關系，導致研究對象的模糊。為此，我從產權范疇的出現、語義根源，以及對不同產權理論的比較分析，指出產權就是人們（財產主體）圍繞一定財產（客體）發生和形成的責任、權力（權能）、利益關系。這一定義簡要、明確地概括了產權關系的本質，既撇清那些把產權概念復雜化、神秘化的表述，便于掌握范疇的本質，也糾正了片面縮小或無限放大產權范疇的觀點，解決了一直困擾理論界的產權含義問題。其次，我還論證了產權主體的權能、利益和責任的關系，指出產權主體的權能與利益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存在著內在統一的關系。表現在，利益是取得權能的目的，有權是為了得利；財產權力是獲取利益的前提和基礎，有權才能得利；利益是權能行使的結果，得利來之行權；利益又是使一定權能得以成為產權內容的條件，得利才算有權。否則，單純的權能就沒有實際意義，不能構成產權。

第五，正確闡述所有制、所有權、產權的關系。在我國剛興起產權熱的時候，人們對什么是產權，產權與所有權關系如何，認識非?；靵y。如認為所有權不同于產權，說前者是人與物的關系，后者是人與人的關系；前者是制度層次，后者是實行層次，等等。我根據所有權的內涵區分包括全部財產權利的廣義所有權（property rights）和僅僅表示財產歸屬、領有關系的狹義所有權（ownership），指出不另加定義的所有權即廣義所有權與產權都譯自同一個英語詞property rights，并進行詳細的具體分析，證明它們的內涵是相同的、重合的，起源是一樣的，都有相同的存在形式，同樣的內部結構，都可以用同樣的名稱稱呼之，都有相同功能，相同的變化發展規律和相同的改革方向?？傊瑹o論從詞源、歷史、理論或者從實踐觀察，產權與所有權是完全相同的。

第六，從經濟學和法學交叉的角度分析產權的性質，指出產權或所有權都具有兩重屬性：從人們對財產行使一定的經濟職能，形成某些經濟利益關系看，產權是客觀存在的經濟關系，是本源性的，屬于經濟基礎的范疇；從獲得法律承認和保護，具有法定權利的形式看，產權又是一種法權，是經濟關系的反映，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二者之間的關系應該是：產權不因法律而產生和存在，卻由于獲得法權形式更為明確，更能得到確認和保護。

第七，界定和分析產權體系的內部結構。在改革初期，人們對財產的基本權利的認識也非常比較模糊。我較早地通過講學和著文指出完整的產權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并進一步闡明產權體系的構成和各種財產權利的確切含義及其聯系與區別。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用法，參照法學界的用語，我將基本的產權概括為四個方面，即狹義所有權（或稱歸屬權)、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同時訂正了由于對翻譯用語的誤解產生的一些錯誤提法（如將支配權和處分權當成不同產權等）。在這些論述中，一是強調財產基本權利中應該包含有歸屬、領有意義的狹義所有權（ownership），消除理論界常見的、將它同廣義所有權（property rights）混淆，從而把所有權和產權當成不同關系的錯誤看法，而且還避免由于忽視歸屬權，在產權分離狀況下可能產生的“裸體所有權”和“所有權缺損”等法學理論問題。二是嚴格遵循財產權力、責任、利益相統一的原則，主張不能把“得益權”作為獨立于“四權”之外、可與“四權”分開并列的基本權利，堅持了理論邏輯的一貫性。三是從本質上論證所有制客體的使用者是決定客體的使用方式并享有使用成果的主體。例如在資本主義關系中，生產要素的使用者是掌握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支配權的資本家而不是已將自己的勞動力出賣了的雇傭勞動者，說明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對勞動者的支配關系，揭開剩余價值剝削的根源。這些關于產權體系和相關范疇的規范表述，已逐步被我國經濟理論界所接受，成為多數經濟學者使用的術語，其中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占有”內涵的解釋還被《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卷）》所采用。

第八，闡述產權體系中各種權利統一和分離的關系。改革伊始，我就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存在產權分離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區分了私有制和公有制條件下“四權”相分離的原因和實施的原則。這些觀點不僅為理解《工業企業法》提供理論工具，而且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參考意見。特別是，我在分析各種產權的關系時強調歸屬權的重要性，認為它是產權體系中的核心權利，是所有者設定、處置、使用各種權利的基礎，關系到所有制的社會性質，主張調整所有制內部結構的基本原則是不能改變歸屬權，否則財產就將易主，所有權主人和所有制性質就會改變。

第九，闡明所有制與產權制度的關系。產權是一個復雜的權利體系，它涵蓋的各種權利既可統一在一起并歸屬于一個主體，也可分解與分離，由不同主體擁有；分離出去的一些權利既可再劈分為更小的權利，又可合并組成為另一種產權。產權的統一和分合存在著不同情況，呈現不同的組合、結構和配置格局。這些格局規范化、法律化、制度化了，就成為產權制度。產權制度是意志化或法律制度化的產權關系，是劃分、界定、保護和行使產權的規則或不成文非正式規則。從產權制度與所有制的關系看，所有制主體的權利格局復雜多樣，形成不同的產權制度。只要不改變原有的所有者，這種具體產權制度的多樣化一般不會改變所有制的性質。因此，某一產權制度是所有制的具體化或實現形式。反之，所有制包括了同一性質和類別的種種產權制度及其基本特征，比較穩定，存在的時間比較長，因而可以看作是“根本的產權制度”。

何誠穎 何玉長：20世紀80-90年代，西方新制度學派產權理論傳入中國。在西方產權理論的影響下，我國部分學者無視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的存在及其指導作用，論及產權時言必稱“科斯”，主張依靠西方產權理論指導我國的改革實踐。您是如何分析批評這些思潮，闡釋正確觀點的呢？

吳宣恭：隨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擴大，我國一些學者偏好以西方現代產權理論來研究、解釋和指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針對這些現象，我在專著《產權理論比較》和《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與西方現代產權理論比較》等一些論文中，分析比較了馬克思產權理論和西方現代產權理論，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經濟學，主張必須以它指導中國的所有制改革。我先從整體上分析兩種產權理論，發現兩者雖在某些地方具有一些相通之處，但由于基本立場和方法不同，在理論體系和主要觀點上，如研究目的和對象、基本方法和技術方法、理論基礎、邏輯起點、核心范疇、理論主線、企業起源、產權結構體系、產權與效率、產權制度變遷、制度選擇傾向等，都存在很大差別甚至對立。我還研究了西方現代產權經濟學發展脈絡和主要理論，特別是“交易費用”理論和“科斯定理”，認為西方現代產權理論雖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西方經濟學的解釋能力，為解決一些問題增添新的思路，仍然沒有擺脫西方傳統經濟學的巢臼，不但依然帶有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許多固有缺陷，甚至還將它們推向極端。最后，除了直接就產權理論做了較為詳盡的分析，我還從社會影響和社會實踐以及對產權關系的社會認識出發，進一步比較了兩種產權理論，指出西方現代產權經濟理論在社會制度變革和經濟問題解決等方面的實踐作用非常之小，以致科斯遺憾地承認《企業的性質》“大量被人引證卻很少被人運用”。它連資本主義國家都實行不了，又根本不適合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情，哪里能夠搬來充當中國改革的指導思想呢。

新制度經濟學在我國經濟學界流傳甚廣的還有“企業契約論”和“利益相關者論”。阿爾奇安、德姆賽茨和張五常等人的“企業契約論”把企業看作是契約的集合體，錯誤地將以所有權為基礎的契約關系當作所有權產生的原因和根源，只看到企業的市場行為，忽視它最重要的生產產品和創造剩余價值的職能，片面夸大企業內部關系的自由與平等，抹煞企業主和雇工等不同經濟主體在生產領域中地位的差別，因而不能科學說明企業的本質以及企業與市場的區別。這種以“自由契約關系”掩蓋的資本主義所有制企業的勞資關系，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馬克思批判為“庸俗自由貿易論”。面對中國的改革，契約關系根本無法說明公有企業內部關系的性質，也不能用于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和公司治理結構的構建。“利益相關者”理論雖有一些可資借鑒的合理成份，經正確理解和運用，可為改善企業管理和為社會服務。但以它為根據的西方企業產權理論，混淆了不同性質的經濟關系、產權主體、產權客體和不同的再生產過程，將處理企業外部關系的市場規律當成規范企業內部產權配置的原則，因而無法正確闡明企業的產權關系。

何誠穎 何玉長：隨著我國所有制改革步步深入，您以馬克思主義所有制與產權理論為依據，對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思路和建議，對改革理論與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督洕請蟆返馁Y深記者認為“您在70年代末就開始研究所有制理論，以后又較早研究產權關系，在這些方面發表了大批有影響的論文和專著”。請您具體做些介紹。

吳宣恭：關于我國的所有制改革，我主要在三個方面進行研究：一是在全社會范圍，探討各種所有制的地位、特點、相互關系及其發展趨勢，即研究所有制社會結構的改革；二是研究國家所有制內部的產權關系，探索國家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即國家所有制的產權制度改革；三是對改革的重要問題進行理論探討。

我關心所有制社會結構和內部結構的改革，因為它是我國經濟體制發生全面變化的前提和基礎。在1994年出版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改革》一書中，我敘述了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所有制社會結構發生的巨大變化，多方面分析當時存在的各種所有制的性質、特征及其相互關系，預測它們的發展趨勢；指出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定時期，公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可能下降，個體經濟和私有經濟將較快發展，所有制社會結構的基本模式將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其他所有制為補充，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營形式同時并存。我也揭示了各種所有制在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如國家所有制經濟仍缺乏應有的活力，效率不高，發展速度相對緩慢；集體所有制仍不夠健全，未能發揮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對個體經濟和私有經濟的管理薄弱，致使生產經營盲目性嚴重，不法行為較多，等等，并提出深化改革的意見。

20世紀90年代，理論界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和困難進行過討論，國家經貿委發布一些指導意見，想從改善外部條件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我提出，除了改善外部條件之外，中小企業更需要完善內部管理，特別是進行產權改革。只有完善企業內部的產權設置，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長期發展的問題。我剖析了中小企業產權制度的特點，特別是私有企業家族產權制度的利弊，提出制度調整的設想，建議私營企業也要擺脫家族所有和經營的局限，逐步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促進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至于國有中小企業，也應分別進行改革,有些不宜實行國家所有制的可轉讓給集體或私人所有，有些可實行各種經營責任制或者“干股制”，有的則通過合并建立企業集團或合資企業和股份制企業。這些意見指明了中小企業長期發展的方向和路徑，為政府部門深化中小企業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建議，在后來的中小企業改革實踐中得到廣泛印證。

在分析各種所有制的相互關系時，我還論證了各種所有制進行經濟聯合的多種形式及其積極作用，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同性質的經濟主體可能建立結合程度不同的聯合體，也可能實現資產的緊密結合，形成性質上異于原有主體的新產權主體，如公有制主體與不同私有制主體，聯合成為混合的所有制，認為“聯合所有制或混合所有制的產生，是對我國傳統所有制模式的一個重大突破，對我國所有制結構的改革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指出當時這種新型所有制雖然只占工業總產值的小部分，但它符合社會生產發展的要求，將來所占比重將不斷增大。

何誠穎 何玉長：在當時條件下，您那么早提出“混合所有制”的可能性和作用，推論其發展趨勢，是很敏銳和超前的。

吳宣恭：這不是我個人有什么能耐，而是從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所有制理論和分析方法的結果。不過，隨后我繼續研究混合所有制，結合對實踐的驗證，較為全面地闡述它的它的產權特點，全面分析它的作用，很有趣地發現幾乎對每個積極作用的表述都能同時導出相反的結論。由此，對那些片面夸大混合所有制作用、主張以混合所有制替代國家所有制的觀點，我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主張混改的目標和判斷標準必須是有利于擴大國有經濟的功能，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發展；要根據國有企業從事的產業、部門的性質和戰略地位，實行分類指導，分層推進，確定國有企業股權的優化結構，適宜改為國有獨資公司的就獨資，需要國有控股的就控股，適宜參股的就參股；宜改則改，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穩妥推進，有序進行；特別要制止有些地方規定混改的最后時間，倉促推行改革。對待混合所有制應注意避免將混合所有制等同于社會主義公有制，說混合所有制=社會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

何誠穎 何玉長：吳老師，您早在經濟體制改革初期就對國家所有制的改革提出系統的理論和建議，這大概是您前面提到的第二方面吧。

吳宣恭：要進行國家所有制的改革，應該先認識它的性質、特點、作用和存在的問題。我對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采取國家所有制的歷史合理性做過論證，認為國家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在國家尚未消亡的歷史階段的存在形式，具有不同于典型的全民所有制的許多特點；但從財產來源、生產目的、支配使用過程、勞動產品歸屬和受益來看，仍然體現著全民所有的屬性。國有經濟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發展和加強國有經濟，對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促進社會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其產權過分集中于政府的結構卻影響了國有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需要進行改革。但是，國家所有制的改革是為了自我完善，只能是全民所有者內部關系的調整，不能導致所有制性質的根本變化，不能損害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發表了90多篇有關所有制與產權改革的論文，多數與國家所有制改革相關。它們主要論及幾個方面：

（1）闡述國家所有制對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作用，提出進行國家所有制改革必須遵循的底線，批判私有化思潮，主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中，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理直氣壯做優做強做大國有企業。

（2）分析所有制實現形式的內涵，探索國家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指出，通過一定的劃分、配置、管理、監督去具體組織和實施某一所有制內部的各項權利，是這種所有制的產權主體履行其責任，實施其權能，體現其利益所必需的；離開具體的產權配置和組織方式，所有制內含的財產權利就無法實施和體現出來。所謂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指的就是一種所有制在其內部具體配置、組織和實施各項產權的結構或格局，亦即人們談論產權關系時所指的產權制度。在闡述合理調整公有制實現形式的積極作用之后，提出如何探索國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

（3）論述國家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原則。首先，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歸全體人民所有的基本屬性。改革不是要取消公有制，而是為了使產權結構符合于現階段的客觀條件進一步完善化，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益，更好促進勞動人民的利益。其次，要明確產權主體，合理配置政府和企業的權能、責任和利益，實現主體責權利對稱，互相促進、互相制衡；使國有企業有權占有、使用和依法處分國家賦予的生產資料，充分發揮它們的效用，有權以法人的地位同國家經濟機構和其他企業建立經濟聯系并有權獲得產出的一定經濟利益。通過產權制度的合理調整，煥發企業的活力，激發企業和職工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提高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再次，要根據具體條件，選擇不同的實現形式。最后，要注意防止公有制權益的流失，警惕所有制性質的蛻變。

（4）闡述辯證的國有經濟發展戰略觀，指出必須堅持國有經濟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進有退，進退相濟”，并且結合社會產業結構的優化，進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還論述了如何優化社會產業結構，提出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方式和戰略重點；強調發展高科技是振興我國經濟的首選戰略，也是國有經濟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的必經途徑；建議通過戰略性調整，加強流通領域國有經濟的作用，發展新型的物流業；倡議拓寬思路，組織力量，發展文化產業。

（5）主張國有經濟改革與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相結合，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實現政府職能的轉換，政府和企業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6）論證建立國有資產管理、監督和營運體系的重要性及其主要職能，建議國資監管營運機構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除了保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之外，還要搞好國有經濟的布局，根據不同層次的特點經營和管理好國有企業，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優越性。

（7）主張完善產權立法，建立產權保障和監管體系，嚴格保護產權，促使產權在國家所有制內部以及不同所有制之間的順暢流轉，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8）在國有企業內部建立科學的治理結構和運行機制，完善分配關系，特別要利用公有制內部根本利益一致的優勢，堅持以人為本，充分發揮廣大職工的主人翁精神，加強協作配合，進行各種創新，不斷提高生產經營效率和經濟效益。

（9）主張國有企業必須承擔一定社會職能，不僅要努力生產更加豐富的產品，創造更多的價值和利潤，滿足社會的需要，還必須積極承擔社會責任，配合國家在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方面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基本途徑是區分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根據企業的經營目標、經營領域、經營層次采取不同的方式，承擔不同要求的社會責任。高層的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機構主要利用資本經營，有效改善國有經濟的布局；基層企業則主要進行資產和產品的經營，關心利益相關者，更好滿足社會需要，保值增值，謀求更好的發展。

何誠穎 何玉長：在所有制改革進程中，我國出現過許多不同的意見，引起幾次理論爭論，您也參與其中并發表了一些有影響的意見，請您介紹一下，好嗎？

吳宣恭：國家所有制改革從“放權讓利”開始，以后進入比較系統的產權改革，實行了多種資產經營責任制。對這些改革，有些人認為不夠徹底，有些部門認為企業留利太多不贊成，有些地方官員嫌一廠一策太麻煩，甚至把困難企業當成包袱。我著文分析幾種改革方式的產權特點，指出在新的產權結構下，企業都擁有不同程度的經營自主權，并得到經營產生的部分經濟利益，改變企業無權、無利、無責的狀態，形成國家與企業雙方權力和利益的約束，激活了國有企業，顯著地提高經濟效益，應當加以肯定和支持；同時指出這些改革形式存在的問題是完全可能解決的，提出改進的措施建議。雖然這些形式早就被放棄了，已經很少有人記起它們，可是，今日重新回顧，根據不同規模、不同條件的國有企業采取不同的改革形式，逐步克服其存在的問題，總比搞“一刀切”，破產賣掉的做法，更有利于解決國有經濟的問題，減少大量失業和社會穩定吧。

以后，在建設現代企業制度，尤其在推行公司制、股份制過程中，我也發表了一些看法。在《股份制企業的產權關系、運行機制和作用》（《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文中，我分析了股份公司的產權特征，如產權結構的分散性或所有權的可分性；產權份額的不平等性；產權主體構成的不穩定性；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財產責任的弱化以及財產責任同經營責任相分離；所有者、經營者與勞動者在權力和利益上的分離與對立等；指出股份制可以發揮許多積極的作用，同時又存在許多局限性，也會產生一些弊病。為此，要以辯證觀點看待股份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充分看到它的長處，有步驟地擴大股份制改革；同時也要客觀地認識到它的缺陷，做到興利除弊。

何誠穎 何玉長：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推進以法人財產權為核心的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可是，對于法人財產權的內涵與性質，連有的分管改革的領導都講不清楚，這不能不影響到改革的正確進行。當時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

吳宣恭：是的，當時我國經濟理論界和經濟管理部門對這個問題的確是眾說紛紜。我在《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發表《論法人財產權》，以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為基礎，融合經濟學和法學理論，結合我國公司制改革的實際，系統揭示了不同產權結構下的法人財產權的內涵和外延，論證公司制不同于資產經營責任制的產權特點。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以后，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形成的全部財產權利，即公司制的法人財產權。這種財產權包括了歸屬權在內的企業全部權能和利益，是完整的財產權利。公司一旦建立便成為財產實體并同它的投資者在財產上完全分離，成為互相分開、彼此獨立的不同所有者，各自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政府和公司就變成不同的市場主體，不存在直接的支配關系，政府的意圖只能通過自己的股權代表在企業里間接地貫徹。所以，必須如實地認識公司財產權，預測它對全民所有制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正確制定改革的規劃和配套措施。我建議，在公司產權制度下，為了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并使全民所有的資產得到有效的運用，既要讓公司切實行使所有者的職能，發揮公司制企業產權明晰、政企分開和自我激勵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又必須看到公司制企業存在一定的“集體性產權”，在生產經營中可能更多考慮自身利益而出現一些消極作用，要研究國家如何以出資者的身分對公司進行必要的引導和約束，在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

在相當部分國有企業改為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之后，余下某些特定產業（如保密性強的國防、安全產業）、自然壟斷性行業、重要尖端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強公益性行業和一些基礎性產業還保留國有獨資公司或獨資企業的產權制度。體改部門和理論界有一些人對這種制度持全面否定態度。我在《國有獨資公司的產權特點及其改革前景》（《經濟縱橫》2012年第6期）列舉國有獨資公司存在的條件和必要性，分析其產權特點和優于股份公司的積極作用，主張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革要根據不同企業的條件采用多種形式，不一定只能實行股份制，不可片面否定國有獨資公司的存在意義，要讓各種實現形式的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完善自我；同時提出應以建立和完善企業的治理結構為重點，解決國有獨資公司存在的問題與不足。

何誠穎 何玉長：我們有個印象，好像您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還寫過文章參加有關物權法修訂的理論討論，人大復印資料還把您的論文編在法學部分。

吳宣恭：是的。我寫了《關于物權法基本權利體系的幾點經濟學思考》參與討論?！睹穹ㄍ▌t》（以下簡稱《通則》）第七十一條規定：“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我指出，對所有權的定義是財產法律法規的重要基礎，但《通則》的定義參照的是歐洲長期慣用的條文，反映的是比較原始、簡單狀態的所有制關系，即所有權各項權利都統一歸于所有者的情況，不適應權利已經普遍發生分離的現代社會。（1）所有權并非只包含占有、處分和使用的權利，而是還包含有狹義所有權（ownership），即歸屬權。正確的所有權定義應將它列入，排在首位；這樣，當所有者將占有、處分、使用等權利全部讓渡出去以后，才不至于出現權利的真空，而能夠繼續成為財產的主人，享有相應的權能和利益。（2）支配權只是所有權的一種權利，不能像有人建議的將所有權簡單地定義為自由支配財產的權利。（3）《通則》的所有權定義將收益權與其它權利并列，實際上是割裂了權能和利益互相依存的內在統一關系，應加以改正，使利益同權能掛鉤，使每一種產權都可能在行使時獲得相應的利益。（4）《通則》僅將所有權主體定為所有者，不適應改革的需要，應將它擴展到其他可能分享到權能和利益的主體。

何誠穎 何玉長：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有人稱之為“市場化導向”改革，您則主張所有制改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改革觀，并很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國家所有制新實現形式的必然要求。您怎樣看待“市場化導向”改革思路，以及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構建市場經濟體制的關系呢？

吳宣恭：我認為，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不取決于人們對它的偏好程度或者是哪些人事先設計出來的，而是所有制改革的自然過程；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還是90年代的“市場經濟”，都是在改革后的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建立的交換關系。所以，有人稱這種意見是所有制改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改革觀。

關于所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我認為應先認識到社會經濟制度具有層次性，厘清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市場經濟的主從關系。所有制是社會最基本的制度，是反映社會生產關系本質，起基礎作用的主要層次；計劃和市場則是資源配置的不同方法和手段，是由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派生的次一級的層次。不能顛倒經濟制度的主要層次和非主要層次，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換當成生產關系發展變化的主線，更不能認為所有制要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而改革。應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強調所有制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決定作用。

改革之初，圍繞改革目標和道路，展開熱烈的爭論，有人主張首先放開價格，讓市場機制更好發揮作用，有人主張從所有制改革入手。那個時候我認為，在國家所有制傳統體制下，產權高度集中在政府，企業無權無利亦無責，市場信息對企業基本上不起作用，貿然開放市場無益于調動企業和職工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率，只會徒然增加社會混亂。根據所有制對生產關系起決定性作用的原理和《資本論》談到的所有權與其他財產權利分離的思想，我在1982年就提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所有制主體的職能也存在分離的可能與必要”，主張國家所有制的改革應利用產權分離的方式，從完善所有制內部的產權配置入手。這些意見逐步得到理論界的贊同。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采用了改革所有制的思路，正式確立了“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開的”改革路徑。正是在所有制改革的基礎上，我國才一步步地出現真正的商品關系，建立和發展了市場經濟。

何誠穎 何玉長：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還沒有提出要實行市場經濟，經濟學界開始議論公有制與商品經濟能否兼容。有些人雖也主張公有制可以實行商品經濟，卻講不清道理。您在1991年就在《學術月刊》發表《現階段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商品經濟的內在統一》，提出不能把私有制當作商品經濟存在的唯一條件，主張在公有制主體之間也可能產生商品交換關系，接著您又論證了市場經濟是改革后國家所有制發展的內在必然要求。您的理論根據是什么？

吳宣恭：那時候，有的人認為公有制與商品經濟不能兼容，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沒有弄清為什么會出現商品交換，即不了解產生商品關系的條件；二是缺少全面的所有制理論，把所有制單純看成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關系，不懂所有制內部存在復雜的權利關系，看不到改革后國有財產權利的變化及其對經濟關系的重要影響。我從商品關系的發生發展過程認識到，之所以會產生商品關系，關鍵在于是否存在具有不同經濟權能和利益的所有制主體。私有制是商品關系的典型條件，卻不是唯一條件；經過改革，國家所有制權利結構的調整對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都會產生影響，也具備產生商品關系的條件。我認為，國家所有制實行了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尤其是建立了公司制以后，國有制內部就出現了集體性產權，企業成為具有自身權能和利益的產權主體，國有企業之間的聯系，就不能無償調撥，而是要求通過市場進行等價交換，以實現企業生產產品所付出的勞動。國有企業之間的交換就不僅是產品的流通，而且還伴隨著部分所有權的轉移，是否等價交換與企業的權利直接攸關，企業不能不計較（有的專家甚至說要斤斤計較）。因此，國有企業之間的交換要計價算賬已不單純為了搞經濟核算，而是要維護自身的財產權利。這種交換關系不再是只具商品的“外殼”，而是真正、實在的商品關系。當國有企業都成為獨立的權利主體，它們不能不關注市場的變化對自己產品的銷路和價格的影響，就有需要、有動力、有條件根據市場變化安排自身的生產經營，計劃經濟就會逐漸被市場經濟所替代。這樣，改革后的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已不是能不能兼容的問題，而是存在著內在的統一性。這是所有制改革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但是，既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建立在改革后的公有制基礎之上的，它必然具有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能夠發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沒有的優勢。所以我在分析我國市場經濟的時候，指出它還不是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何誠穎 何玉長：吳老師，您畢生堅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陣地，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建設和對錯誤思潮的批判，都旗幟鮮明，廣為學界所稱道。衛興華教授稱贊說：“每當理論界出現錯誤或片面的觀點，吳宣恭教授都能馬上旗幟鮮明地站出來加以駁斥，表達自己的觀點”。你是怎樣在理論探索中批判錯誤言論呢？

吳宣恭：學術爭鳴或批判，就是講事實，擺道理，實際上是以客觀現實為根據對不同理論觀點進行比較。新自由主義理論試圖打著改革旗號將改革引入歧途。只有揭露錯誤思潮和言論，辨明是非，才能弘揚馬克思主義，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這也許是所謂的“不破不立”吧。除了上面談過的對西方現代產權理論的批評，我還對“要素價值論”、“物化勞動價值論”、克拉克的“按要素貢獻分配論”、以“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替代按勞分配的主張等提出了質疑和評析；指出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價值量與生產率的關系”“國退民進和國進民退”“效率與公平關系”等問題。

其實，我始終把經濟理論看作發展和開放的體系，對西方經濟理論并不是一味排斥，也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對待西方經濟學中合理因素，認為它們還是可以為我所用。早在1986年，在我組織下，廈門大學引進和改造西方國家MBA教學體系，建立了我國第一家MBA教學點，授予國內第一個MBA學位，開創了我國培養經濟管理人才的新專業，接著又組織編寫和出版中國第一套MBA教材。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就居全國之先，在省計劃工作會議和論文中，從滿足廣大人民的需要出發，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倡議將住宅建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同時提出要注意克服居民購買力較低和住房價格過高的矛盾，并為住宅建設提供了積極的思路。

何誠穎 何玉長：吳老師，您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所有制和產權理論，不僅用于探討所有制改革，提出許多建設性意見和建議，還進一步運用它分析我國宏觀領域的一些重大關系，發表了不少具有影響力的意見。請您在這方面再作些介紹。

吳宣恭：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發生巨大的變化，許多社會問題和矛盾更加突出和顯著，我從實際出發，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方法，探尋它們產生的根源，梳理它們的關系，提出解決問題和矛盾的根本途徑。

第一，從當前的基本經濟制度出發，指出多種所有制并存會引起社會經濟關系、社會經濟矛盾和經濟運行規律的變化。必須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使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在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發揮支配作用。

第二，根據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生產力水平極大提高的實際，指出與滿足勞動人民不斷增長的生活需要相矛盾的已不是“落后的生產”，繼續沿用半個多世紀前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嚴重脫離實際，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此外，必須剖析不同生產關系所產生的社會矛盾以及它們之間的互相影響，科學地判斷社會矛盾可能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做出正確的決策。

第三，跟蹤當前存在的社會經濟問題，追尋其產生根源，探索解決途徑。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出現一系列同社會主義原則相悖謬的現象，如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市場亂象頻繁出現；生態環境嚴重惡化等，引起人們的疑惑。我根據實際資料，運用所有制理論和矛盾分析方法，揭示這些問題的成因和根源，解釋人們的疑慮，尋找解決的基本途徑。

第四，剖析我國市場經濟的特點，強調要區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及其在資源配置的不同作用，充分利用國有經濟的強大力量，彌補國家宏觀調控手段的不足，減少市場經濟中逐利性、盲目性、自發性帶來的弊端，更好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實現社會經濟的協調健康發展。

第五，直陳當前發展模式的弊病，從資源供應、產業和生產組織、國際市場發展趨勢、生態環境等方面，說明不能繼續以犧牲環境和耗費資源的傳統發展模式。倡議轉向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亦即弘揚集體主義精神，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導作用，積極發揮國家組織經濟的強大能力，合理利用我國巨大的人力資源和尚未開放的自然資源，大力開發可再生資源（而不僅是節約利用資源），盡力改善生態環境和資源條件，走創新、綠色、環保型的經濟增長之路，實現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第六，運用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的理論以及信用制度對危機影響的理論，剖析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根源，并提出六條應對經濟危機的建議，為化解這場危機和防范危機提供可行辦法。

何誠穎 何玉長：誠如田心銘教授所說：“吳宣恭教授的諸多文章，致力于理論批判和理論建設，是破與立的統一”。吳老師，您在治學生涯中，抱定堅持真理追求真理的執著信念，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使您對經濟現象的認識和對經濟理論的創新有真知灼見。也是在批判與創新中，您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感悟嗎？

吳宣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中國化，也是一個創新發展的體系。一種科學理論如果不通過研究新形勢、新問題，不斷地加以補充、深化，使之能夠更好地說明實踐、指導實踐，便會失去生命力。不過，創新并不意味著它所根據的基本理論過時了，沒有用了，要改轍更弦了，而是因為社會實踐不斷發生變化，理論要結合實際，要根據實踐的變化，對基本理論作出新的闡釋和發揮，使它能夠更好解釋實際，解決實際問題。“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咬定青山，根壯葉茂，才能真正做到理論創新和發展。我雖然兩度參加主編過全國性政治經濟學教材，但都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事。當今，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生產關系進一步復雜化，社會矛盾也有了較充分的表露，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愈加鮮明和突出。新的條件促使我再度考慮如何創新政治經濟學。我在一些文章中建議，編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堅持以下原則：

第一，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是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精髓和靈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它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是黨帶領人民推動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我國的政治經濟學也曾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方法去分析社會生產關系，得出過正確的結論。但到如今，有些理論卻遲滯于現實的發展。

第二，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變化發展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敘述的主線。根據社會經濟制度更迭的一般規律，生產力的發展并不會一下子就導致整個生產關系的變化，而是首先影響所有制，在它內部關系引起局部變化，然后逐步促成所有制的全局變化和所有制性質的改變。在這個進程中，隨著所有制的每一步變化，直接生產過程中人們的相互關系以及再生產過程的其他關系（如計劃和市場）也會相應改變。生產力與基本制度變遷的關系，是經濟關系的基本層次，政治經濟學必須以這個基本層次的變化發展作為主線。要把生產關系的基本特點及其根源弄清楚，展開正確的研究和創新。

第三，運用馬克思主義所有制理論分析再生產各個過程的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前提和基礎，一切經濟社會現象和關系必須從所有制去尋找根源。根據所有制分析經濟關系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運用馬克思主義所有制理論，才能全面和充分地說明生產關系其它各個方面發展規律的特點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比較有力地解釋一系列理論疑難和解決問題，指明社會發展道路。

第四，將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和科學發展理念以及它們如何指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以人民為中心就是永遠把廣大人民安享美好生活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奮斗目標，堅持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堅信勞動者是歷史的創造者、首要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力量，依靠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保證發展成果歸全體勞動人民共享。應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貫穿于政治經濟學的始終。

第五，黨中央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緊緊圍繞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根本目的，高度概括和綜合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多維度、加深、擴展的內涵，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發展觀，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應以之作為重要內容展開論述。

第六，以唯物史觀分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的發展趨勢，探索它的變化條件和發展的可能方向，闡明社會主義對比其他一切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堅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正確性和重要性，提出正確處理兩種所有制經濟關系的途徑，為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推動社會進步，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充實明確的堅實的內容。

我認為《資本論》為中國政治經濟學內容和體系建設提供了正確思路，倡議構建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時必須正確領會《資本論》，通過理論辨析，重新明確研究對象和任務，運用《資本論》的基本方法，特別是其中的所有制分析方法，掌握好政治經濟學主線，創新理論結構和體系。在《〈資本論〉的所有制理論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指導意義》(《經濟學家》2017年第11期)一文中，我從十個方面概括提出了它的重要指導意義。這些既可用于經濟建設的實際，也適用于政治經濟學的建設。

何誠穎 何玉長:正如您得到王亞南等馬克思主義大師的傳承一樣，一批又一批的學生也在您的傳授下成長，廈大政治經濟學科枝繁葉茂，桃李遍天下。作為學科領銜人，您有什么感悟呢？

吳宣恭：教書育人、傳承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是我的畢生的目標和本職。繼20世紀50年代廈門大學率先招收經濟學碩士研究生，我們在80年代又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后還被評為全國重點學科，培養出的學生遍布全國高校、企業和政府部門，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棟梁；尤其是為政治經濟學科培養出許多優秀師資，其中有些已成為知名教授和學科帶頭人。這些都是全體師生努力奮斗的結果，是對王亞南校長奠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南方重鎮”的繼承和延續，的確在我國起了一定影響?？上г隈R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的環境下，昔日風光已經不再了。我為什么在以前婉辭到地方擔任領導的任命，在耄耋之年退而不休，仍然堅持教學研究崗位，就是為了守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陣地，盡可能在思想道德和學術理論方面多培養一些社會主義接班人。從上課到指導論文，從課外討論到參與學術交流，我繼續帶領學生鉆研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研究改革開放的理論與實踐，培養學生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和科學研究的嚴謹學風，鼓勵他們為國家繁榮昌盛作貢獻。對堅持、創新、宣揚馬克思主義的責任感和迫切感是支持我努力前行的巨大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旗幟鮮明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帶來了我國社科理論界的第二個春天，則給堅守陣地垂暮老兵的我以極大的鼓舞。

何誠穎 何玉長：謝謝吳老師接受我們長時間的多次訪談。人們常說：“理論是灰色的，實踐之樹常青”，您治學67個春秋的經歷告訴我們，理論人生亦常青。祝吳老師健康長壽，為弘揚馬克思主義多作貢獻！

吳宣恭：謝謝你們！

【吳宣恭，察網專欄學者，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所有制與產權理論。何誠穎，浙江財經大學金融學院；何玉長，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察網(www.cwzg.cn)摘自《經濟學動態》2018年第11期?！?/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