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1、2018年,私營部門投資與國企投資形成鮮明對比,冰火兩重天。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國有控股企業”口徑的投資增速已進入下滑通道;2018年則呈現總體的斷崖式跌落,最低已至1.1%。“國有”口徑的投資增速在2018年7-10月均為負增長。而同期民間投資“今年以來一直保持8%以上的較高增速持續回升”,私營企業投資則基本上保持15%以上更高增速。還有私營公司的研究指出,2018年“民企杠桿率和民間投資均強勢反彈”。
2、顯然,2019年要穩投資、穩預期、穩金融、穩就業或穩增長,要推進“中國制造2025”,要增強我應對國際貿易戰實力,突破西方正在編織、收緊的形形色色、變化多端的“圍堵圈”并最終戰而勝之,包括要引導國企改革和私營部門健康發展等等,都需要在正確導向下堅決加快國企投資,而非任其在某些現行政策框定下進一步全面趨零式無底線下滑。這是一種危險的趨勢。
3、建議中央有關領導機構及時關注此事,組織力量進一步深入研究今明兩年國企投資及相關重要問題。積極引導國企投資健康發展。堅決制止國企投資斷崖式下跌趨勢。宏觀調控和國企改革等需要及時總結相關經驗和糾偏。在這方面央行、銀保監會等首當其沖。國資委、財政部和發改委責無旁貸。要防止有人利用“去杠桿”推動國企投資異常下滑搞私貨,如配合美國要求,給中國應對貿易戰決策和“中國制造2025”來個釜底抽薪、為出售大中型骨干國企架橋鋪路,等等。
一、民間、私企投資增速上升,
國企投資大幅跌落
如圖1所示,2017年國企投資增速已進入下滑通道;2018年則呈現總體的斷崖式跌落。目前,誰也沒有充分理由說,在即將到來的2019年,如此國企投資頹勢和廣泛的負外部性將逆轉。顯然,這不利于實現黨中央確定的全國性穩投資、穩增長等宏觀經濟目標。
在這種背景下,2018年11月3日央行發表的《中國金融業穩定報告(2018)》強調指出,目前和今后(即2019年)仍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倒逼”國企繼續“去杠桿”,降低負債率。該報告對私營企業等則不提“去杠桿”。這應和央行曾要求2018年“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及一再認為“中國去杠桿化壓力主要在政府和國企”,要“堅定做好結構性去杠桿工作”等政策是一脈相承的。[1]
2018年11月7日,央行負責人就解決“民營企業貸款困難”表示,推進企業“去杠桿”要糾正政策偏差,即“把握好結構性去杠桿與強監管、穩增長之間的平衡”,[2]繼續將“去杠桿”矛頭指向投資已奄奄一息的國企。銀保監會負責人等也指向明確地表示,要加強對私營經濟(主要是“民營經濟”)和小微企業貸款工作,給出了明確的行政性、指標性要求。這些政策包含有穩增長、穩投資、穩出口等內容。不過,
1、從2018年1-11月間私營部門工業增加值、投資、出口增長等主要國家數據看,全年我國私營經濟實現穩增長目標并無懸念。特別是,2018年“私營企業”口徑的投資增速更是遠遠高于國企投資和“民間投資”,其1-11月增速一直維持在14.7%至16.1%之間(見圖2)。
有大型私營公司的研究報告指出,2018年1-9月“民企杠桿率和民間投資均強勢反彈”。[3]某小資的“民企離場論”不著邊際,個案爾。所以,
2、央行等11月后陸續出臺的一些所謂“打補丁”政策,對于2018年私營部門增長及全國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大,總體上不屬于“雪里送炭”,是還存在時滯的“錦上添花”。這之前,“民企”、“民投”早已進入“強勢反彈”大好局面了。國務院似乎也旁敲側擊金融部門等,提醒道:政府出臺文件切忌“一刀切”、“下指標”。
二、建議:2019年穩投資、穩增長
要加快國企投資
但另一大問題是:同期的國企增長、投資、出口等要不要穩呢?尤其是,國家數據顯示,雖然2018年1-11月間國企工業增加值、利潤、出口等增長也相對平穩,但在“去杠桿”背景下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大幅下降;同年7-10月“國有”口徑下投資增速甚至已顯示為負數。這種投資異常下降及廣泛的負面影響,是不是也需要央行、銀保監會再次認真反思一下“去杠桿”等政策的得失,像對待私營經濟(“民營經濟”)一樣的“把握好結構性去杠桿與強監管、穩增長之間的平衡”,而非繼續不聞不問,窮追猛打已氣息奄奄的國企投資,及不肯糾偏呢?
當然,從政策層面看,據說2016年多部門就開始督促“去杠桿”,所以也沒有理由把國企投資大幅下降責任都歸結到金融部門頭上。但由于央行“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集中火力攻擊,窮追不舍,其重要責任還是應承擔的。
2018年私營部門工業、投資和出口等增速或上升,或平穩,但出了點小問題金融部門都做自我校正,也全國總動員糾偏了。此間,國企投資出現了大問題,要金融等有關部門反思是理所當然,情理之中的。進一步說,為了保證2019年穩增長、穩投資、穩出口等,宏觀調控和國企改革等都需要及時總結相關經驗和糾偏,要堅決促進國企投資加快,而非是放任其進一步全面趨零式下滑。
(一)要“抓大助小”。
國際經驗表明,哪個大國在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時,其財政金融政策、產業政策等不是聚焦“抓大助小”?!而國企,恰恰是我國大中型骨干企業集中的重要群體,并在大中小微企業的龐大分工協作體系中占據著極為重要的領軍位置,其產業“回顧效應、旁側效應和前瞻效應”明顯。
對此,金融等相關部門的政策必須要有正確的方向性選擇,正視并積極解決國企投資斷崖式跌落的嚴重問題,“抓大助小”,而非“抓小放大”或什么“抓私企放國企”,乃至一門心思去“逼”國企“去杠桿”。有關政策要真正體現不同規模企業之間由于差異性形成的產業平衡關系,抓重點。沒有重點就沒有平衡。如果有人不管不顧大中型骨干企業集中的國企投資嚴重下滑的全局性負面影響,到頭來也并不利于私營經濟穩增長。
原“四萬億投資”期間,民間投資被政府、國企投資拉升并保持了相對穩定是一例。[4]歐美在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期間國家資本主義大行其道,“抓大放小”更是慣例。當然,如果有人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并在事實上進一步造成了國企投資危局,進而嚴重傷害到國企經營發展等,是會有利于外企、私企趁機參股或進而收購其垂涎三尺的那些骨干國企的;也可能為美國打貿易戰提供可乘之機,增強美國的自信和戰意。
(二)國企“去杠桿”政策要有分寸,講平衡。
國有部門投資增速趨零,或負增長,有違黨中央、國務院穩增長、“中國制造2025”、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要繼續做強做優做大”等重大政策目標,更不符合今明兩年經濟形勢要求。
如前所述,2018年11月初央行《中國金融業穩定報告(2018)》仍強調,目前和2019年仍要著力推進投資增速已下降到1.2%的國企繼續“去杠桿”,這是嚴重脫離實際,大有問題的。
難道國有部門投資增速歸零,或長期負增長了才符合黨中央、國務院和當前經濟形勢的要求,才能夠“去杠桿”?!這是說不通的。否則,取消國企不是能夠更好的一了百了地解決“國企杠桿率”問題么?
反正2018年有央行多位領導參與指導、出版的另一份報告集早說了,大型國有金融機構逐漸過渡到“國家持股高于30%即可”。對于中小金融機構,可視情況“將單家外資持股比例提高至100%”。[5]
國家血脈之金融企業都可如此,將非金融國企蒸發掉又算什么呢!再者,美國歷來不就是要求中國這么做的么!
(三)國際比較要注意科學方法。
央行《中國金融業穩定報告(2018)》中關于政府債務、企業債務的國際比較沒有注意中、外情況的可比性,這是不科學、不專業的。
例如,那種實行“福利國家”制度、制造業空心化和以企業直接融資為主的市場經濟國家(如美國),其政府債務、企業債務和我國的政府債務、國企債務是不能夠做簡單比較的,更不應該從中引出脫離實際的政策思路來處理中國問題。[6]
故弄玄虛、不著邊際的國際比較,其結果往往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估計美國人都會看中方的笑話。而“去杠桿”的政策實踐等,也要實事求是、平等對待,不應在私企、國企上搞美國式的“雙重標準”,專攻國企,且不講分寸,不知進退,置國家大義于不顧。
(四)政府職能部門要有擔當,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主動、及時向中央領導機關匯報實情,特別是重要新情況,提出可行性建議。
在有的公務員或部門看來,讓財政、銀行、國企等拿出屬于全民的真金白銀冒險救私企天經地義。但是,國企投資都趨向1或零了,他們在職責范圍之內卻熟視無睹,一言不發,鴉雀無聲,且要求“逼”國企繼續“去杠桿”。這是一種什么精神,或神經?
例如,從公開信息看,近期央行、銀保監會等說這件事情,給政策了么?近日,國家統計局“解讀2018年1-11月份投資數據”時,說這件事情,給建議了么?他們都沒有。恰恰相反,他們在這種事情上選擇了視而不見、“閉口如金”。其他相關部門中也存在這種現象。
于是,人們看到、聽到的大量消息,一方面是“民營經濟”貸款“杯水車薪”、現金流幾乎枯竭、非常差錢,企業主忍痛賣身割肉“離場”,寒風中萎縮發抖的私營部門急盼“紓困”的危情催淚“雞毛信”;另一方面則是國家數據中民間投資“今年以來一直保持8%以上的較高增速”、私企投資則基本上保持15%以上更高增速,及“民企杠桿率和民間投資均強勢反彈”等“當前民營企業經營狀況總體較好”(央行)的“亮麗消息”。“國企呢,居然拿走銀行大部分貸款卻不投資,干什么去了?超級黑洞,問題多多,快查呀!”這些政策性信息和質疑是不是有點不那么和諧,自相矛盾,讓人眼暈?有關方面應該過問一下了。讓人眼暈的政策肯定不是好政策。
(五)警惕“高級黑”。
是的,2018年9-11月國企投資在低位上有所回升,但其仍處于低增長陷阱中,并在拉低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基本事實沒有變。在當前形勢下,央行等再繼續“倒逼”國企“去杠桿”,國企投資掉頭再急速下行探底的可能性也存在。如是,將符合誰的利益?“過猶不及”。或者,有人又在配合美利堅貿易戰從我內部搞“高級黑”?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這種事情有先例。如你說國企混改,馬上來個工商聯的副國級說,混改要反國企一股獨大,讓私企控股國企。再來個省委領導說,“所有混改項目,不設國有股最低比例”。你說擴大金融業開放,同時要“保持國有金融資本在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保持國家對重點金融機構的控制力”,馬上來兩個銀監會、社科院的副部級退休干部說,賣了四大銀行、資本市場控制權也是金融開放。你說供給側改革,他說,嘿嘿,美國供給學派在中國上位了,等等。“兩岸猿聲啼不住”。“你懂的”。
(六)積極引導國企投資健康發展。堅決制止國企投資斷崖式下跌趨勢。
建議中央有關領導機構組織力量進一步深入研究當前國企投資異常下滑問題,嚴防該問題在2019年進一步惡化。宏觀調控和國企改革等需要及時總結相關經驗和糾偏。在這方面央行、銀保監會首當其沖。國資委、財政部和發改委等責無旁貸。
三、“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是共產黨、人民政府重要的歷史經驗。本文芻議,僅是初步提出一個目前被普遍忽視,也可能是被少數人刻意制造和遮掩著的重要問題。若決策部門對目前的國企投資險局再不看、不議、不決,任其在2019年繼續發展下去,它則既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成為引發經濟大幅下行的一個重要隱患,也可能將進一步惡化我在國際貿易戰中的實力地位,并使由大中型骨干國企承擔重責的“中國制造2025”因體制內干擾導致的投資困境“不戰而敗”,等等。
有關領導部門應該警惕和重視這種問題。學界、媒體和商界如有良心者能來關注、討論它,也是好的。
簡言之,2019年要穩投資、穩預期、穩金融、穩出口、穩就業或穩增長,要推進“中國制造2025”,要增強我應對國際貿易戰實力,突破西方正在編織、收緊的形形色色、變化多端的“圍堵圈”并最終戰而勝之,包括要引導國企改革和私營部門健康發展等等,都需要在正確導向下堅決加快國企投資。
思考題
1、2018年9月27日,習近平強調,“那種不要國有企業、搞小國有企業的說法、論調都是錯誤的、片面的。”依此,那種欲長期搞小、不要國有企業投資的做法也是錯誤的、片面的嗎?
2、2019年離2025年很近,“小學6年級”,彈指一揮間。這期間,作為我國許多重要高新技術、人才、裝備和產品聚集、培育平臺的大中型骨干國企,如其投資卻一直萎靡不振,甚至是歸零,是有利于實現國企改革發展和“中國制造2025”計劃,還是有利于實現美國要求中國取消國企和該計劃的要求?我國實現“中國制造2025”是燃眉之急,還是有大把時間來耽誤?
3、2018年10月楊偉民說:“過去很多國企都要做大,而高負債就是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口號的一個直接結果。”[7]這種觀點認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應為國企“高負債”背鍋。它是否要求,或者意味著國企“去杠桿”首先要去掉“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4、在國內外的企業理論和實踐中,一個實行趕超戰略,且以間接融資為主國家的資本/技術密集型大中型企業(如國企),負債率在60%左右很危險,且意味著金融大風險將撲面而來,這是常識,還是公理?如果它兩者都不是,那是什么?
注 釋:
[1]央行官網:《中國金融業穩定報告(2018)》“專題二:非金融企業的高杠桿及治理”;《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17年四季度)》和2018年一、二、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第“五部分:貨幣政策趨勢”。央行徐忠《中國去杠桿化壓力主要在政府和國企》,2018年6月29日搜狐財經。
[2]《易綱:著力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2018年11月7日中國網財經。
[3]蘇寧金融研究院黃志龍:《民營企業逆勢加杠桿的三大驅動力》,2018年11月8日“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
[4]夏小林:《“當前民間投資增速有所回落”可能是誤判 ——再評私企+民間投資回落和新“國退民進”策論》2016年5月17日草根網等。
[5]陸磊主編:《金融機構改革的道路抉擇》第344-345頁,中國金融出版社2018年。夏小林:《金融開放:矛盾和選擇——近9個月部分情況》,2018年8月5日草根網等。
[6]央行官網:《中國金融業穩定報告(2018)》“專題二:非金融企業的高杠桿及治理”。
[7]2018年10月10日鳳凰網財經《獨家專訪原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如何理解中國經濟轉變?》。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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