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467頁)
恩格斯講的這個理論思維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學思維。也就是對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一切事物作出理論上的概括和總結。一個民族需要哲學思維,一個國家需要哲學思維,任何一個社會運動同樣需要哲學思維。中國改革開放有十幾億人民參加,而且走過了四十個年頭,如果不從哲學上進行概括和總結,就不能正確認識這場持久而又復雜的社會運動,也不利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更不能行穩致遠,繼續前進。
一
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不是某些人的天才靈感
戰國末年有一個思想家叫荀況,后人稱之為荀子,他說過一句名言:“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意思就是說,任何事物都有其客觀規律,其發展變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符合唯物主義的物質運動觀: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律的。人們可以認識規律,但是不能違背和創造規律。
人類社會大體已經經歷了二、三百萬年,之所以能夠不斷發展前進,就是不斷探索,不斷改革的結果。
人們在改造自然和社會活動中,遇到困難,就會想辦法克服。要前進,就要改變舊的東西,提出新的辦法和道路,這就是改革。可以說,改革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如影相隨,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規律。沒有改革就沒有人類的發展。所以毛主席就說過:“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大到社會形態的變更,小到一個國家的方針政策,都是圍繞著社會改革進行的。革命就是改革,改革也是革命。革命一般是流血的改革,改革一般是不流血的革命。從原始社會變奴隸制社會,是革命,也是改革。奴隸制社會變封建社會,是革命,也是改革。封建制社會變資本主義社會,是革命,也是改革。資本主義社會變社會主義社會,更是翻天覆地的革命和改革。
就中國社會來說,秦始皇用郡縣制代替分封制,實行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是改革;始于齊國,成制于漢朝的鹽鐵官營,也是改革;隋煬帝的科舉制度,對于任人唯親的用人封建制度來說,也是改革;孫中山廢除封建,走向共和,也是改革;毛主席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更是改天換地的歷史大變革。我們人民共和國進行所有制的三大改造,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工業企業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這都是改革。這些革命和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使人們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社會變革活動。
一個社會不能總是革命不生產,也不能總是生產不革命。政治和經濟,二者總是結伴為伍、相向而行的。只不過根據需要,在不同的時間,側重點不同而已。革命總是要解放生產力,總是要發展生產力的。說有人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話出處的真假不好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除非他們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另類,如果不是,總還要解決吃、穿、住、用的。
始于1978年,持續40年的中國這場改革,仍然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一方面清理帝、官、封的牛圈,進行剿匪反霸,土地革命。另一方面,還要進行一場美帝強加在我們頭上、不得不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在如此繁重的革命中,我們始終不忘抓經濟建設,把恢復國民經濟放在了突出位置。經過三年努力,完成了土地革命,取得了剿匪反霸和抗美援朝的勝利,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
接著從1955年開始,我們進行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改造以后,特別在1957年的反右派之后,喚醒了人民群眾中蘊藏著的極大的干社會主義積極性,1958年,全國生產大躍進應運而生。為應對三年的自然災害中,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在調整充實提高的方針指引下,闖過了難關。與此同時,在戰勝困難中,走什么發展道路的問題在黨內引起了爭論。為堅定“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信心,為了解決一部分領導干部中官僚主義作風和腐化墮落苗頭,我們黨開展了以“四清”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然而,由于黨內有不同意見,四清運動受到了干擾,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黨內的錯誤思想沒有得到糾正。
鑒于蘇聯變修的歷史教訓,為了防止走資本主義道路,解決黨內那些頑固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的問題,借以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我們黨又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既抓革命,又促生產。盡管有一些沖擊,但經濟建設并沒有停滯不前。大慶油田的建設和投產,全國農業學大寨改天換地,全國8萬多座大中小型水庫的建成,氫彈爆炸,衛星上天,人工合成胰島素,發明中藥提取青蒿素等等,顯示著這個時期各行各業的建設成就。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是國家經濟既平穩運行、又有發展前途的顯著標志。
人民共和國一路走來,既抓革命,又抓生產。革命之后,生產大上,也是一條規律。
文革后期,毛主席發出了號召:還是安定團結為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還從理論上闡述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實行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改變了。一個80歲的老人,費盡心思,用小球轉動大球,親手打開了美國對我國幾十年實行的經濟封鎖大門,就是謀求更加開放的國際環境。
1975年四屆人大上,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四化建設的“兩步設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9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20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中國的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不是小康,是全面現代化!時間是是20世紀末!
四屆人大的國家規劃,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毛主席未雨綢繆的部署,這一切都預示著,文化革命之后,中國經濟的大發展蓄勢待發,指日可待。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結出豐滿的經濟之果!
在文化革命結束之后,當時的黨中央,順勢提出了到20世紀末原油產量要達到2.5億噸。要新建續建十大鋼鐵基地、十大油氣田、三十個大電站、六條鐵路新干線等。盡管這些目標后來基本都達到了,有的還大大超過了。但在當時,這種大干快上的姿態,被批為”洋躍進”,束之高閣。其原因是,要干,也不能在原有的政治基礎上干。
“洋躍進”被打入冷宮,但規律依然存在。中國經濟一定要發展的客觀需要無法改變。
又過了一年,時間節點到了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完成了新舊政治基礎轉換的同時,提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又提上了黨和國家的重要日程上來了。
這在當時,并不叫改革,叫現代化建設。從這以后,我們黨就逐步把經濟建設中的改革開放概括為黨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一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就是堅持改革開放。這個口號從那時到現在一直喊了40年,也干了40年。
改革是社會的呼喚,是人類的使命,不是誰的發明創造。當然,辯證唯物主義不否認歷史人物的歷史作用。但是,歷史人物必須順應歷史潮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和人民站在一起,才能有所作為。如果我們把改革僅僅看作是某些個人的發明或拍腦袋的決策,沒有看作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看不到全黨和全國人民創造性地參與,那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只有從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來認識,才能說明,十幾億人參加的、持續四十年的這場以改革開放為特征的經濟建設運動,在中國發展史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改革、開放,發展,是社會前進的客觀需要,這是毫無疑問的。關鍵要看的是改什么?怎么改?看改革中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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