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須在堅持正確方向基礎上
推進改革開放
2018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強調:“要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以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充分認識新形勢下改革開放的時代性、體系性、全局性問題,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這樣,習近平總書記就為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確立了基調,設計了格局。這種確立和設計必然是建立在對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經驗教訓總結基礎上的。
我國是在建國后的前29年基礎上,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走到更加接近民族復興的今天的。新中國的建立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所經歷的一個最基本改革,它也是至少自共產黨成立以后28年革命、改革的一個成果。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奠基在建國后的29年的改革開放及其成果的基礎上的。
正如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總結的,前面29年有經驗,有成就,也有教訓,有錯誤,但經驗和成就是主要的。那么,我們也應該完全可以說,1978年至今40年的改革開放也有經驗,有成就,也有教訓,有錯誤,但經驗和成就是主要的。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在充分肯定經驗和成就的前提下,客觀地充分地總結教訓,糾正錯誤,是進行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前提。
早在2012年12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就強調,“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
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
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講話具有極強的歷史針對性和現實指導性。
2013年1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指出:“社會上很多意見和建議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但也有些意見和建議偏于極端。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搖旗吶喊、制造輿論、混淆視聽,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對此,我們要洞若觀火,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
根據這些講話,可以說,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必須有危機意識,必須更加清晰地、毫不含糊地承認,過去的改革開放中有不足,有錯誤,有教訓。只有這樣,我們黨才能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才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堅實的國內基礎。否則,就可能在經濟社會的具體運作中犯顛覆性錯誤,在最壞情況下甚至犯蘇聯解體那樣的顛覆性錯誤。
二、做強做優做大國企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重要含義之一
廣大的遵紀守法的民營企業當然是自己人,由它所產生的社會矛盾主要還是人民內部矛盾。為了防止這種矛盾發展、激化,必須扎緊資本的籠子。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那種片面強調發展所謂民企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因為西方國家完全可以說它們的私人企業就是它們的民企。
而作為日不落帝國的以民企為經濟所有制基礎的英國早在一戰前就衰落了,早在180年就被美國超過其GDP了,在1913年被美國超過其人均GDP了,在1945年其國際地位就被美國取代了。而至少十年以前,以遵紀守法的民企為主要所有制基礎也是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美國國內就產生了極大的危機感,因為它感到,其國際地位很可能即將被另一個多種所有制并存的但有著極強社會主義成分的中國所取代了。特朗普的上臺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包括貿易戰在內的舉措都是在這種格局下產生的。
中國已有不少學者指出,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在變化,甚至可能是在惡化,盡管還沒有發生根本的惡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所面臨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如果英國、美國以所謂民企為其經濟所有制基礎不能避免相對衰落的命運,那么,中國到底以怎樣的所有制基礎在人均GDP還遠低于西方國家時,在經濟發展質量還不高時,來實現進一步的發展呢?這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中所面臨的首要問題之一。
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主義意味著消滅私有制。在現階段,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是決定中國社會性質的最核心、最基本因素。因此,改革是否做強做優做大國企就成為檢驗改革成敗的最重要指標。而在事前,改革是否以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就具有了是否保證改革沿著正確方向進行的功能了。
2016年7月4日,在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做出重要指示強調,“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2018年9月27日上午,在中國石油遼陽石化公司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的國有企業要繼續做強做優做大,那種不要國有企業、搞小國有企業的說法、論調都是錯誤的、片面的。我們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點毫不動搖。任何懷疑、唱衰國有企業的思想和言論都是錯誤的”。
在國企在國民經濟中比例已經大大弱化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個指示是抓住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只有抓住這個主要方面,中國各方面的改革事業才能在全面改革中穩步推進,十九大所確立的社會主要矛盾才能得到根本解決。
三、防止黨的改革政策
在執行時變樣走樣
在正確地進行了新時代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后,政策執行就具有決定性作用了。無論從蘇聯還是從中國的經驗看,盡管中央的政策制定在哲學上和理論上是正確的,但依然可能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在具體執行和實踐中變形、走樣,甚至走向政策的反面。
比如,大躍進在哲學、理論上都應該是正確的,也在實踐中是有先例的。三大戰役就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大躍進。中國在很短的時間里就進入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大躍進。西方也有大推進理論。具體到1958年的“大躍進”,即使存在理論設計上的一些偏差,在具體執行上的許多偏差應該是主要由執行者、參與者負責的。對于反右運動和文化革命,人們也已經進行了不少類似的深入探討。
2013年11月12日,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就說:“現在,我國改革面臨十分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各種思想觀念和利益訴求相互激蕩。要從紛繁復雜的事物表象中把準改革脈搏,在眾說紛紜中開好改革藥方,沒有很強的戰略定力是不行的”。這就為黨的各級干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為了在實踐中更好地、進一步地校正黨和國家前進的航向,防止改革航向出現新的偏差,在具體制定改革政策時,需要牢牢把握科學的改革哲學。
首先,許多哲學認為,世界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中國《易經》就是這樣認為的,而且,它是把世界的發展變化作為一個理論體系來處理的。古代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似乎都沒有這樣的一種哲學作品。從世界的辯證發展本質看,沒有改革,世界也會變化,而且從長期來看,總會變得更好。應該說,這是一個基本的判斷。這就為那些試圖扭曲改革的人敲響了警鐘:不要用錯誤的改革把中國帶入歧途。個人的作用是很渺小的,是無法抵抗世界大勢的。許多西方國家的國企比重是今非昔比的。
其次,改革是什么?從主觀上看,改革就是試圖通過人為的努力,來加速改造客觀的世界,使客觀的世界更加符合人的需要。而所謂改造世界,就是顛覆。顛覆舊的人吃人的世界,當然是好的。革命也是顛覆。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革命是必然的。因此,在暴力革命條件并不成熟、并不需要的時代,通過改革來加速改造客觀世界,使客觀世界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也可能是必然的,因此,是應該得到,也會得到廣大人民支持的。大力發展國企就是這樣的一種改革。
第三,不能為改革而改革,更不能讓錯誤的認識主導改革。客觀世界總是存在矛盾,總是會存在這樣那樣不如人意的地方。而對現實中的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也是不能借口不如人意,而進行某些改革者自己心目中所設想的改革的。
比如,在計劃經濟時期,國企曾出現人浮于事的普遍現象。不能認為國企有這種現象就先天效率效益低下,不能因為這種現象就對國企進行某些人心目中所設想的私有化改革(如20世紀90年代的國退民進顯然不能說是促進了那些被廉價賣掉的公有經濟的發展)。令人遺憾的是,人浮于事成為中國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依據。而其實,計劃經濟年代國企所表現出的被某些人“發現”的人浮于事只是計劃經濟機制下的一種暫時性、偶然性現象,并且與國家的政策重點具有聯系。
從理論層面看,毛澤東主席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論證了社會主義社會也會存在矛盾。改革者不能借口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而進行顛覆社會主義的改革。有些矛盾根本不需要依靠改革來解決,隨著經濟發展,問題就能得到緩解甚至根除。比如,計劃經濟時期住房供不應求就是這樣一個矛盾。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住房改革雖然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住房供不應求的狀況,反而產生了新的矛盾:房地產市場綁架金融安全等!
第四,在實際工作中掌握具體決策的人們應該認識到,在一些重要的情況下,改造那些真正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改變國企不強不優不大)需要的是持久戰,是耐心,是習總書記強調的“治大國若烹小鮮”和“功成不必在我”,是毛主席所強調的“不要四面出擊”,而不是速決戰,不是操之過急,更不是休克療法。
比如,徹底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局面需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所謂徹底改變,就是要讓世界強權國家都要認可,而且感覺無能為力從而諸多陰謀偃旗息鼓的發展成就。獲得這種徹底改變,決不是依靠任何改革的一時之功所能獲得的。這意味著,在推進改革時,絕不能對任意改革就設定時間表,不能一味急于求成。有的改革應該限時完成,有的改革則不宜操之過急,有的改革則甚至根本不用提及。
然而,在現實中,可能會出現本來不用提及的改革成為了操之過急的改革。只有在那些已經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形成社會共識的領域,才可以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態度去進行改革。
四、結語
改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然而,改革是有風險的,改革是有可能犯錯誤的。國企比例降低恐怕就是這樣一種錯誤。沒有足夠的國企比例,僅僅做強做優做大不足100個央企是不夠的。犯錯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基于錯誤的立場(如有意無意地按照西方利益進行改革)和方法論(如有意無意地按照西方私有化經濟理論)來操縱改革。在國企發展的問題上必須堅持這個觀點。
王岐山副主席在十九大期間說:“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波瀾壯闊的五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忘初心、砥礪奮進,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歸其根本在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習近平總書記對堅持黨的領導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樹立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權威,真正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校正了黨和國家前進的航向”。
王岐山副主席的這個判斷表明,由于我們黨有了習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在可預見的將來,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式的危險可說被徹底消除了,[1]這就為不忘初心提供了堅實的政治領導基礎。
站在21世紀的今天,基于以上認識,可以得出結論:只有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關于公有制經濟成分優越性的原理,并與中國實踐相結合(要求通過網絡等傾聽群眾呼聲,走群眾路線),才能發揚成功改革的經驗,才能盡快校正錯誤改革的影響(如使許多國企消失),才能永葆改革的青春和活力,才能將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改革進行到底!
這一結論對于推動包括農村在內的各個領域的改革(如堅持和壯大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也是適用的。也只有這樣的結論才屬于真正的以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據此,可以說,發展國企是以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的重要抓手。
[1]毛澤東主席1965年8月針對蘇聯修正主義總結到:“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毛澤東主席的這個總結不幸言中。1985年至1991年間,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總書記、總統,推動蘇聯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等多項領域體制改革。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本來就不應該進行,卻成為了顛覆蘇聯國體的改革,而且是以休克療法的方式。這也表明,社會主義國家選擇接班人是極為重要的,是關系社會發展性質和方向的。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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