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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栓平 紀玉山 | 中美貿易爭端的警示：加快發揮綜合競爭優勢 推動技術自主創新
點擊：5518 作者：代栓平 紀玉山 來源：《社會科學輯刊》 發布時間:2018-11-19 09:47:23
【摘 要】自主創新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動力和戰略，是我國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的必經之路。
在全球產業競爭的邏輯下，科技進步和對發達國家的趕超必然會引起相應的反制措施。美國挑起貿易戰，名為平衡貿易逆差，實則試圖遏制中國發展。
中國自主創新戰略和貿易爭端不僅關乎經濟發展，同時也反映了國家間競爭關系的調整和全球價值鏈重塑。
堅持和應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制度和原理，突破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禁錮，深化改革開放，有效實施產業政策和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體系建設，發揮綜合競爭優勢，是我國成功處理貿易戰問題并走上自主創新道路的重要舉措。
這些關鍵歷史事件和經驗必將豐富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自主創新是一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動力和戰略，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6年以來，我國開始實施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自主創新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并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黨的十九大將“創新”表述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并提出在基礎研究、重大科技項目、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等方面，中國要成為世界強國，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
改革開放前30年，我國基本遵循“ 引進—學習—吸收—模仿—創新”的路徑，目前，在向“自主創新”完成一躍時，要謹防發達國家撤去技術進步的梯子。“領導者”與“追趕者”的博弈在歷史上已經反復上演。〔1〕
2017年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從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美國優先的理念出發，發動了對中國的貿易戰。
美國一方面要封殺中興等科技類公司，嚴格、全面禁止高新技術領域的對華出口，另一方面對中國提出了極為苛刻的征稅方案，其核心目標就是遏制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與崛起，阻止“中國制造2025”規劃的實施，試圖對中國重點發展的十大高新技術產業進行全面封殺。
美國一直認為，中國潛在的科技創新能力和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勢頭已經威脅到了美國的經濟安全和軍事安全，一旦中國在高科技產業上超過美國，就會動搖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及其所主宰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格局，于是從貿易、金融、外交、軍事等各個領域尋釁滋事，徹底跌入到修昔底德陷阱（指一個新興大國必然要挑戰守成大國，而守成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挑戰）。
毋庸置疑，多年來中國政府從國家戰略層面規劃了提升基礎科學、先進制造業、顛覆性技術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的戰略、對策和實現路徑。中國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的飛速進步，動搖了美國產業競爭優勢，引起美國的警惕。遏制中國核心技術的進步和正在崛起的高技術產業，這才是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真正原因。
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要下定決心、保持恒心、找準重心，加速推動信息領域核心技術突破。”〔2〕這是中國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戰略性思維，對應對美國的挑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中美貿易爭端的戰略制高點：
核心信息技術
毋庸諱言，信息技術（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具有極強的滲透功能和強大的輻射作用，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與重要引擎，對于國家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至關重要，因此也被認為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加大了對信息技術的投入，20多年來信息技術產業獲得長足發展，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社會經濟信息化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特別是隨著國際大公司將越來越多的技術職能外包給中國境內的公司，包括制造、組裝甚至研發，中國公司逐漸融入到全球信息技術產業的價值鏈。〔3〕
但由于我國起步比美國晚了近30年，總體水平差距明顯，國外公司在技術轉移方面對中國公司并未按照公平的原則進行，因此，相應的技術合作對中國通訊信息技術行業的溢出效應并不強，中國公司既沒有掌握國外核心信息技術，也沒有形成自身的核心創新與競爭能力。
據 《 2016全球通信技術報告 》 顯示，中國在該行業的整體能力位列全球59位，落后于眾多發展中國家。〔4〕從技術細分角度看，集成電路的設計和制造、軟件和IT服務、通信分別承擔著信息的計算、加工處理和傳輸功能，是最重要的核心技術，因而，也成為各國競爭發展的最重要的戰略高地。而目前限制中國通訊和信息技術行業發展的短板是半導體產業的落后。〔5〕
隨著信息化的快速發展，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市場規模急劇擴大，從1996年的1320億美元增長至2017年的4122億美元。根據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SIA）的統計，按照半導體企業總部所在地分類，目前美國公司占到全球半導體市場份額的一半以上，其次為韓國、日本，中國市場份額僅為5%。
中國在半導體產業的比較優勢依然是組裝和測試，發達國家的公司承擔大部分的制造和設計工作〔6〕，而后者是整個半導體產業鏈的核心部分，可替代程度較低。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與集成電路消費市場，但自給率僅為10%，90%依賴進口，而且進口的基本上都是高端芯片。中國半導體每年的進口金額超過2000億美元，是石油天然氣進口額的兩倍多。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在核心集成電路如服務器MPU、個人電腦MPU、FPGA、DSP等關鍵領域，中國還無法實現芯片自給，必須高價從美國進口，對國外的依存度較高，這相當于被扼住了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命門。國產CPU總體水平仍然落后國際主流技術3—5年，計算架構仍依賴于國際X86、ARM、MIPS、Power幾大架構的授權。存儲器基本完全依賴進口。而且，在制造工藝、產業組織方式上中國的差距更大。〔7〕此次中興事件，正是由于中興在高端光通信芯片、路由器芯片等方面仍然依賴美國博通等供應商，以致于在談判中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導致特朗普政府竟然可以肆無忌憚索要天價。
在軟件與服務領域，中國的三大運營商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在2017年研發投入上位居全球前十位，尚能與亞馬遜、谷歌、Facebook一爭高下，但在研發能力及投入強度方面（研發投入與公司收入比）遠不如美國同行（參見圖1）。在云計算領域，中國阿里云雖然發展很快，但目前的體量僅為美國亞馬遜可在云中提供高度可靠、可擴展、低成本的基礎設施平臺（AWS）的1/10。美國目前在全球云計算服務領域處于絕對壟斷地位。
在系統軟件領域，當前個人計算機操作系統基本上被微軟公司研發的Windows壟斷，手機移動操作系統則被蘋果公司開發的IOS與谷歌公司旗下的Android兩家寡頭瓜分。數據庫系統更是甲骨文獨占鰲頭。令人扼腕嘆息的是，在這些基礎軟件與底層系統的關鍵領域，我們偌大的中國目前仍是空白。
盡管上述落后現狀令人沮喪，但是在某些領域，中國企業已經取得成功，特別是中國在該領域的政府資金投入和趕超戰略，以及技術路徑的轉換引起了技術領先者的擔憂。
在通訊領域，中國華為的銷售額盡管已經成為全球通信行業第一，但隨著通信行業的運行業已逼近香農定理和摩爾定律的極限，華為過去跟著別人跑的高速度發展必將逐漸減緩。要保證長期競爭力與領導力，華為必須在關鍵技術的研發投入、管理體制和創新環境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同時，我們必須關注到世界通訊信息產業的根本性變革。《 2016全球通信技術報告 》 敏銳地指出世界頂級的通信技術公司從2005年之后專利申請數量在逐年下降，這并不能簡單地解讀為這些公司創新能力在減弱，相反，更多證據表明該行業的技術創新模式在悄然生變。數字化使得產品的生命周期變得越來越短，這也意味著產品研發的風險程度在提高，因此，企業必須通過延長專利保護期限，進行長期戰略性投資，使得每一項研發投入都可以有效地服務于企業的連續性創新和可持續發展。〔8〕同樣在2018年KPMG發布的 《 半導體行業前瞻報告 》 也觀察到了研發投入的戰略性改變。〔9〕這一觀察顯然對于中國目前熱衷于專利申請和相應的評估機制有一定的啟發和警示。
二、解讀中美貿易爭端的理論依據：
高低端產品價格剪刀差規律
如何解讀中美貿易爭端，關系著應對的戰略取向和政策選擇。我們認為，高低端產品價格剪刀差規律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于產業結構升級理論的新闡釋，也是準確解讀中美貿易爭端的鑰匙。高低端產品價格剪刀差規律是國民經濟中不同產業間由于技術進步的差異所導致的經濟效率和效益增長的差異，以及由這種差異所引起的經濟利益在不同產業間調整的規律。正是由于不同產業部門在技術進步速度、生產組織形式以及生產效率等方面有所差別。產業間的經濟效率和效益的差異反映在價格上就形成價格“剪刀差”。低端產業進入的技術壁壘低，導致價格供給彈性大、需求彈性小。相反，高端產業進入壁壘高，供給彈性小、需求彈性大。特別是在當今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如“摩爾定理”所揭示的那樣，微電子產業的CPU處理能力每18個月甚至更少的時間就會增加一倍，而集成度和成本卻等比例地遞減。這樣，高端產品的相對價格不斷走高，低端產品的相對價格不斷走低。正如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那樣，資本的逐利性導致低端產業的資本不斷地流入到高端產業，從而推動高新技術及其產業不斷發展，并通過高低端產品之間的不等價交換，引發資本和財富的分配向高新技術產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傾斜，從而導致整個產業結構的變化。
應當指出，高低端產品價格“剪刀差” 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也會造成產業或地區間的貧富分化。在當今的網絡信息和人工智能時代，高低端產業間技術進步的差異更加明顯，兩者之間經濟效率的“剪刀差”進一步擴大，高端產業不斷獲得“超額利潤”，低端產業的利益則被逐漸“蠶食”，形成“強者恒強，弱者通吃”的競爭格局。
從國際經濟競爭的視角看，發達國家絕不會把高端技術轉讓給發展中國家。保持高端技術領域的絕對優勢，是發達國家不斷抬高向發展中國家輸出高端技術產品價格的利劍。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盡快自主創新，開發和掌握高端技術，推進本國的產業高端化，構筑高端技術和產品生態系統，長時間處于技術和產業落后的狀態，就必然會淪落為發達國家的經濟附庸和“信息殖民地”。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明顯的提升。從總體上看，中國的三次產業比重趨向高端，產業結構開始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技術密集型方向演進，表現出良好的結構升級特征。然而，由于宏觀經濟的異動和經濟增長的短期需要，中國的經濟結構去低端化進展緩慢、ICT等戰略性高科技產業弱化、主導產業技術升級緩慢、整體競爭力不強等問題依然突出。根據“比較優勢”學說，只要美國放松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就會從根本上削減美中之間的貿易逆差。但長期以來，美國寧可保持幾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也絲毫不放松對中國高技術出口的管制。而且，美國嚴格限制美國企業向中國出口的領域并不是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中低端制造領域，而是“中國制造2025”中規劃發展的十大高端領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重點領域。
美國以國家安全為名嚴格限制對中國的高技術產品的出口。2011年公布的 《 美國對華出口管制商品清單 》 一共涉及的十類產品恰好與“中國制造2025”規劃發展的重點領域相對應（參見表2）。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根據301調查結果所建議的對來自中國加征25%的關稅的1300余種商品大多數同樣瞄準的是“中國制造2025”計劃。
三、解決中美貿易爭端的核心動力：
自主創新戰略與產業政策
為了尋找發動貿易戰的借口，美國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無端指責中國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擾亂了國際市場秩序、損害了市場公平，理由是市場經濟不應該有產業政策。這種價值觀的對立多被解釋為完全自由市場經濟與政府主導式經濟發展模式的沖突。然而，“對立論”顯然至少忽視了兩個重要的事實：其一，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也并沒有放棄產業政策這一手段；其二，發展中的中國正在積極探索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產業政策應該作為其在新型社會技術條件下滿足社會公共利益的有效策略。我們認為，實施積極有為的產業政策并促進自主創新戰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之義。
1、產業政策無用論之爭
其實美國是借助產業政策謀求重點科技領域快速突破的典型，例如在信息技術領域。〔10〕
美國從獨立建國到現在，政府的各類產業政策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對其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先進制造、互聯網、半導體芯片、國防軍工和其他基礎研究等領域制定并實施的一系列產業政策，對美國成長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起到了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11〕
蘋果公司的智能手機IPhone被形容為典型的美國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家創新精神的果實，然而Mazzucato通過分析 IPhone背后所依賴的核心技術，例如，互聯網、全球定位系統（GPS）、觸屏技術、自然語言交互服務Siri等，指出很多都是美國政府數十年的戰略性產業支持的結晶。
以觸屏技術為例，早在20世紀90年代很多公司就開始進行了大量的投入，然而最終用在IPhone的技術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支持下的兩位科學家Wayne Westerman和John Elias共同成功開發的。而Siri項目在2010年被蘋果公司并購之前，是由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RAPA）從2000年開始資助的一個軍事項目。〔12〕
而美國的產業政策又是如何在自由市場經濟的體制下“隱藏”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Block指出“隱藏的發展型國家” 或者企業家型國家（entrepreneurial state）的奧秘不在于政府采用挑選贏家式的政策，而在于政府以社會增進型方式（society-enhancing）助推了產業發展和創新蓬勃所必須的社會網絡或創新網絡的形成和發展。〔13〕
封凱棟等通過梳理美國戰后諸多產業政策體系形成和執行的歷史，指出美國的創新政策體系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是美國立法機構的立法以及由聯邦政府各部門依法制定的管理辦法；該做法成功地將政府這個敏感的角色置于公眾和大多數學者的視野之外。相反，在中國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從綱領到法律、法規，到部門規章逐層展開，并且依賴于國務院層面發展政策手段的體系。因此，中美的產業政策差別形式遠大于內容。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社會公眾對于產業政策的感受。美國的產業政策介入行為嵌入于多環節、多部門網絡化協作的體系之中，一般民眾難以將對這些行為的認識串接起來以形成“政府持續且直接介入”的概念。〔14〕這是一個行政技巧。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政府的積極有為是一個基本的制度性特征，產業政策無需做美國式的技術性的隱藏，而且應該被不斷豐富和發展，最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重要內容。然而，這個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會成為不同經濟體制和價值觀碰撞時的焦點，這也不難理解在貿易談判和處理爭端時，產業政策通常會被拿出來當作討價還價的鋪墊。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濟政策能否推動經濟發展，要靠事實來證明。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來看，產業政策在眾多的發達國家都發揮過重要作用。討論產業政策要避免極端化，核心的問題不是是否實施，而是如何科學合理精準地設計和實施產業政策，以及討論在什么條件下產業政策可以發揮其作用。特別是在中國特殊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生發展的條件下，產業政策的設計要考慮到所涉及的微觀個體的獨特性。
2、客觀科學認識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階段性
“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真的市場經濟”的論調是建立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邏輯上的無稽之談。
事實上，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市場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
美國學者Naughton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顯著成就與完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尚存距離，例如，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和環境保護的投入不足。〔15〕其實，中國政府對這些缺陷有清晰的認識，并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訴求上升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內涵。
Naughton同時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過程，政治的公開透明和對大眾的關切負責需要不斷優化治理體系。中國并沒有如“華盛頓共識”所期盼的那樣完全放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是創立了人類歷史不曾有過的“中國模式”，做到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完美結合。即使是在西方世界，市場經濟也有不同的模式。既有美英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又有德法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還有日韓的政府主導市場經濟模式。美國把自己的經濟模式作為“市場經濟”的標準，一旦哪個國家不肯就范，就是“非市場經濟”。這充分反映了美國“唯我獨尊”的霸凌心態，而非科學公正地對待和理解中國開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和發展。
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雄辯地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著強大的體制優勢。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成熟的“中國模式”越發彰顯著強大的競爭優勢。
面對美國的貿易挑戰，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經濟為主體、混合所有制、私有制等多種經濟成分在競爭中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讓市場調節機制在資源優化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警惕和防止市場調節在公共品提供、自然壟斷、關鍵高科技產業和信息不對稱等領域的失靈；必須旗幟鮮明地發揮政府在社會經濟健康運行及長遠發展的主導作用和保障作用，制定科學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與產業政策，掌控國民經濟命脈，有效提供公共品，增強和保障社會福利，維護國家利益。
在當下，更要發揮“集中財力辦大事”的體制優勢，在20世紀社會主義事業開創階段，重大科技突破依靠的是這一優勢，今天我們推進自主創新，實現科技創新跨越也要依靠這一法寶。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新機制，我們就能在尊重科技自身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攻克核心信息技術高地，打贏這場貿易戰，堅定地推動自主創新戰略。決不能因暫時的困難而畏首畏尾，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產生懷疑。?
3、中美貿易之爭的本質
是制度和體制之爭
毋庸諱言，中美貿易之爭，在本質上就是制度之爭，是經濟體制之爭，是“華盛頓共識”和“中國模式”之爭。
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市場經濟”的說辭，分明就是美國“不能容忍”中國的經濟體制優勢，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讓中國從積貧積弱、落后的農業大國快速發展成為具有完整工業體系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這讓“美國優先”受到了越來越大的挑戰。
當然，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結合，以及由此派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模式”，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新，盡管許多問題還需繼續探索，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不斷完善。所以，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要深化國企改革，使社會主義制度進一步更好地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我們還要以開放促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中國模式”進一步轉型升級，并在這一進程中不斷發展、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四、解決中美貿易爭端的鑰匙：
發揮“綜合競爭優勢”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決定了我國“綜合競爭優勢”的存在。
“綜合競爭優勢”既不同于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優勢”，也不同于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優勢”，更不同于邁克爾波特提出的“競爭優勢”。
筆者提出的“綜合競爭優勢”是指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自主技術創新為主線，以國家利益為導向，以人力資源培育和要素稟賦為支撐，以有效的經濟宏觀調控政策為保障，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綜合競爭優勢。它所追求的目標包括：在國際方面，追求合理、和諧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國家利益；在國內方面，追求貿易平衡發展、經濟穩定和持續增長、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三大目標，在綜合平衡中穩步推進我國對外貿易發展。
我們認為，“綜合競爭優勢”論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探索，是規劃新時代自主創新戰略，建設自主創新型國家的重要理論依據，其內容會隨著社會主義的實踐不斷豐富和發展。
1、改革開放是強化我國的
綜合競爭優勢的強大動力
中國近40年高速經濟增長的奇跡是通過不斷地改革開放實現的。開放的國際貿易格局與國際間產業協調是構建綜合競爭優勢的基本政策框架，沒有深刻的國際產業融合，中國的綜合競爭優勢就喪失了其基本根基。
針對高新技術產業和國家的戰略性產業要實行戰略性貿易政策，在合作和互利的條件下，要適度保護和支持有潛力成長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企業；針對中等技術資本、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加工組裝產品要實行相對自由的貿易政策，鼓勵競爭，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貿易政策與相關環保、稅收政策的協調；妥善處理貿易摩擦，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依據國際規則維護國內產業安全和技術升級
。通過充分利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努力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以國際貿易帶動國內產業結構調整，逐漸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轉移。
開展綠色營銷，提高服務貿易出口比重，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優化海關、質檢的監管和服務。
充分發揮市場和經濟杠桿對中國外貿發展的調節作用，擴大內需并改善消費結構，推動消費結構升級。
保證人民幣平穩升值和匯率穩定。防止外國金融投機資本利用中國資本賬戶管制上的合法渠道，對人民幣匯率和房地產的雙重投機。要完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提升外匯管理能力，按國際游戲規則專業運作，加強公司治理。實行組合型投資策略，構建國家綜合投資優勢。合理利用外資，重點鼓勵外商投資于研發中心、高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和節能環保產業。政府要從促進技術擴散和提高吸收能力兩方面，進行政策設計。
改革開放的另一關鍵領域是練好內功，即深化對內改革。當前形勢下，中國政府需要積極回應微觀主體的改革訴求，優化體制機制，促進新一輪自上而下的改革進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要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堅持自主創新性戰略，促進連續性創新能力的形成，逐漸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核心品牌，實現高技術產品的進口替代。利用好中國工業產業體系完整的優勢，構筑中國企業的創新網絡結構，抵御國際貿易摩擦的沖擊。積極參與國際技術標準的制定，在開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2、制定有效產業政策提高產業競爭力
是構建綜合競爭優勢的基本手段
政府要在產業的選擇過程發揮引導作用。2006年實施自主創新戰略以來，中國先后制定了多批次多層面的重點支持發展產業戰略和發展規劃，并且具有較好的連續性，定期發布產業投資及供求信息，引導社會資金、資源投資于重點產業發展，現在很多企業在一些領域形成了獨特的競爭優勢，并且在很多關鍵技術上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然而，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某些技術領域的領先并不能代表企業在整個產業甚至某個產品上具備創新能力。因此，要構建綜合競爭優勢，促進自主創新，要注意產業政策的長期性、戰略性，并使其與其它配套政策相協調。
扶植戰略性產業和確立新的主導產業結構是形成綜合競爭優勢的基礎。我們必須選擇一些在國內或國際市場上成長力強、發展前景廣闊的產業作為戰略產業，信息產業、生物工程、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術產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都可作為戰略性產業，應以國家力量大力扶植。高技術具有在傳統產業和高技術產業部門使用范圍廣、滲透性強的特點。為此，我們要將高技術產業確立為主導產業，加強“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
促進企業間競爭是產業政策與構建綜合競爭能力銜接的紐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社會主義是根本，市場經濟是手段。不能因市場經濟放棄社會主義，更不能因為社會主義限制了市場作用的發揮。企業是實現自主創新的主體，是市場競爭的主體，更是促進社會主義制度穩定和發展的主體。中國要積極探索將企業的經濟目標與社會功能統一結合，鼓勵企業探索開放式創新投資模式，建立企業持續創新激勵機制，培育企業核心技術、核心經營管理能力，培育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及核心商品，提高我國企業經營規模效益及國際競爭能力，使企業逐步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主體。
3、基礎性的制度安排
是構建綜合競爭力的保障
在制度經濟學研究中，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科技創新成就通常被解釋為西式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結果，而落后的創新能力則被與非西式民主自由體制劃上等號。其實不然。田方萌認為政治體制不是問題的核心，創新能力較低的國家很大程度上由于其缺乏公民自由，妨礙了思想和信息的產生與交流。只要一個國家能夠保障基于普遍主義的競爭機制和學術自由，它是否采取西方民主的選舉制度對科技發展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16〕因此，中國盡管沒有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但是科學技術領域的成績斐然，主要是由于科學自由交流基本得到了保證。
國家在促進創新友好型的制度建設時要嚴格尊重制度變遷的內生性特征，使得制度變遷在極大程度上滿足多數行動主體的利益訴求。〔17〕中國獨特的行政決策機制和中央地方關系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18〕，政府積極主導制度變遷是構建綜合競爭優勢的動力。各級政府憑借其宏觀經濟管理權力和制度安排方面的職能，對經濟轉軌和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實行宏觀調控，對市場進行適度干預，達到市場經濟與國家宏觀調控的緊密與有機結合，防范經濟風險。通過制度創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創造內生比較優勢，從而提高綜合競爭能力。
制度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賴的。制度間的系統性結構關系處理是建立和完善制度體系的一個重要維度。〔19〕各類制度行為主體在制度生成、構建以及利用制度解決問題時，通常都與多個制度產生聯系，這就會使得制度形成獨特的網絡結構特征。
在構造創新政策時，政府及相關公共部門在公共資源配置、制度建設、規制、推促方面，無論是在供給側還是需求側，都應有積極的介入。同時，各層級的政府機構，以協會、聯盟、合作伙伴等多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相互協作，形成創新網絡。只有創新網絡結構穩健，才能保證知識和信息在不同創新主體間進行擴散和相互學習。〔20〕只有充分地考慮到具體制度間的聯系，以及創新主體對于政策的理解和認知，才能成功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創新政策系統。〔21〕
加快市場取向改革，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一問題應該向西方發達經濟體學習市場經濟建設的經驗，積極吸收其有益的成分，特別是基本軟環境建設的理解和理念。加大國有企業的改革力度，構筑有利于發展的微觀基礎；加快市場體系的建設，創造各類市場主體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環境；繼續整體規范市場經濟秩序，促進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建立健全良好的金融體系為構建綜合競爭能力提供資金支持，加大金融體系對內對外開放，加快產業資本市場的培育，支撐持續產業投資；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積極構建產品開發平臺，幫助企業更快更好地實現技術與產品創新。〔22〕
五、結論及啟示
我們應該將中美貿易爭端的發生與2008年金融危機、歐元危機、英國脫歐、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以及近期的逆全球化等現象當作一個整體來分析。中美貿易之爭，在本質上就是制度之爭，是經濟體制之爭，是“華盛頓共識”和“中國模式”之爭。
中國30多年的快速發展、獨特的社會主義制度及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成功探索無疑會對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從發展水平、道路、發展價值觀等方面產生沖擊，甚至是動搖。因此，美國挑起貿易戰名為平衡貿易逆差，實則試圖遏制中國發展。貿易戰的主戰場在高端技術產業，貿易戰的本質是制度之爭、道路之爭、模式之爭。我們要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還要有理論自信。這個理論就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方案和結晶，是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突破，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當前發生的中美貿易爭端等關鍵性歷史事件和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將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發展論”“對外開放論”等提供更加豐富生動的內容。
面對美國的逆全球化挑戰，我們不應輕易放棄既定的改革開放目標，反而應該清醒地分析和理解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的深刻變化，清醒認識到堅定自主創新的基本戰略不動搖，實施積極的產業政策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構筑綜合競爭優勢的重要性。
在具體的戰略問題上，我國應該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促進“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改革和開放事業相互促進，以自由貿易區、試點地區等為載體和平臺，通過頂層設計和地方推動加速制度創新；維護國際自由貿易秩序，鼓勵企業融入全球產業鏈，提升產業國際化程度，實現普惠均衡發展；要積極地遵守和維護國際經濟運行規則、保護知識產權；加強和提升國際交流的技能和素質，有效解決國際爭端。
同時，堅持自主創新，要逐步適應數字化、智能化的要求，科學地認識和尊重科學技術、產品、產業創新的機制和邏輯，充分尊重企業在創新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和企業家精神。各級政府要進一步簡政放權，減少對微觀主體的干預；科技成果轉化必須依靠市場力量，技術專利要資本化，不搞行政化，以防行政力量扭曲經濟激勵結構；合理評估我國科技創新水平、能力和潛力，更加科學和透明地設計和執行產業政策，要避免過度干預，避免引導和積累過剩產能，以防傷害長期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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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栓平，經濟學博士，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麥卡托（Mercator）管理學院與東亞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紀玉山，經濟學博士，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社會科學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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