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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成功領導中央社會部的李克農，1955年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央調查部首任部長。

說起中央社會部，人們還是知其大端的，而對于中央調查部，則知者寥寥，有的甚或以為它由抗日戰爭時期成立的中央社會部直接改組而來。然而，歷史事實并非如此。

　　一、“中央調查部”并非“中央社會部

　　中央社會部于1939年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改設，管理和領導情報與保衛工作，內稱“中共中央情報部”，外稱“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但在籌建新中國之際即被撤銷。但是，中央社會工作部撤銷后，保衛部分歸入了公安部（在政府建立之前歸軍委建制），情報部分改設為中央軍委聯絡部，原中央社會部秘書長鄒大鵬任部長，并由原中央社會部部長、時任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李克農主管。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鄒大鵬為情報總署署長，至1952年8月，因情報總署機構撤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批準免去鄒大鵬的署長和王少春的副署長之職。這些表明，新中國成立后的情報機構在人事上與中央社會部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在隸屬關系上則由黨中央內設分別轉至中央軍委與政務院。但是，政務院的情報總署只存在了三年之久，之后情報工作主要集中在了中央軍委。

　　中央調查部并不是在中央社會部被撤銷后在其基礎上直接成立的，而是在中央軍委聯絡部由軍內轉入黨內時而組建起來的。根據2001年出版的《楊尚昆日記》記載，1955年2月23日，時任聯絡部副部長的羅青長、馬次青和秘書長毛誠等到楊尚昆處談“聯絡部的‘歸宿’問題”。2月28日，楊尚昆約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李克農“談政情部放在哪里的問題”。李克農的意見是：“以完全放在黨的組織內為好，可成立一部。”關于這個部的名稱和人事問題，楊尚昆在日記中載：“名稱可為‘調查研究部’，恩來同志有意由克農兼部長，以便統一管理。”隨后，楊尚昆將此事呈報給了周恩來。3月4日，楊尚昆到周恩來處“參加對于政情組織的決定”，經討論，“決定把軍情由軍委分開，在黨內成立一‘調查部’，由克農兼部長，由周呈報書記處決定。”當晚，書記處會議在劉少奇辦公室召開，決定同意周恩來關于成立調查部的意見，報毛澤東主席決定。4月8日，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中央和主席已批準成立中央調查部。由李克農同志任部長，請現有的軍委聯絡部轉移到黨中央系統內來。”并載：“擬在7月1日之后正式轉移。”

二、“中央調查部”是為適應新中國建設的實際需要而設立的，是在組織體制上的一種探索與發展

　　中央調查部以“調查”命名，是由黨領導下的情報工作的性質所決定的，也是與中共中央在建黨20周年之際發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以加強調查研究，實現情報工作由搜集警報性和保衛性的情報向搜集軍政戰略性情報的轉折所分不開的。當時，中央設置的調查研究機關即中央調查研究局，下設有情報部等，其職能是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等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中央調查部正是繼承了這一工作“調查研究”的歷史傳統與基本精神，并適應新中國建設的實際需要而在組織體制上的一種探索與發展。

　　關于中央調查部的工作機制，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日常工作由他與李克農聯系，大的事情請示鄧小平解決。李克農是中央調查部成立后的第一任部長。李克農之后，孔原任中調部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該部也未能免于沖擊。1969年6月13日，中央決定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接管調查部，至1971年后逐漸恢復正常。至1983年，鑒于中央調查部在“文革”中的歷史遺留問題，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情報工作的新形勢，中央決定撤銷該部建制，并以其為主體，同公安部的反間諜部門及其他部分相關單位合并，組成了國家安全部。

　　三、“中央調查部”在隱秘戰線上為黨和國家提供決策情報，成為黨中央工作的重要參謀與助手

　　中央調查部存續近30年，作為新中國一個時期以來情報工作的具體組織者和實施者，它通過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在事關黨和國家安全利益等重大問題上，而且往往在關鍵時刻，為黨和國家提供決策情報，成為黨中央工作的重要參謀與助手。

　　其一，在反和平演變上，中央調查部起到了重要智囊作用。新中國成立后，反和平演變關系到新中國的政權和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十分重視研究美國的政治局勢，中央調查部起到了重要智囊作用。1958年秋，美國國會舉行選舉，執政的共和黨敗于民主黨。就這次選舉后的美國國內的政治局勢，中央調查部寫了一個報告，指出在嚴重的經濟危機情況下，美國統治集團內部和國內的階級矛盾加劇，各階層人民普遍恐懼戰爭，國內政治氣氛在往好的方面發展。11月27日，毛澤東在審閱此報告時，將題目改為《美國政治氣氛向好的方面發展》，并批示說：中央調查部這個分析，很有意思，同時任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代辦宦鄉對英國外交形勢與西歐形勢的分析相似，都是好文章。他還說：“總之，西方世界一天一天地在向好的方面變，無產階級的直接同盟軍和間接同盟軍都在發展。”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印發了毛澤東的批語和中央調查部的分析報告。

　　其二，在發展壯大愛國主義統一戰線上起到了參謀作用。20世紀60年代中葉，中央調查部參與了爭取原國民黨南京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回國的工作，并發揮了重要的參謀作用。1965年7月9日，中央調查部以書面形式向中央報告李宗仁回國有關問題的意見，提出兩個可以考慮的方案：一是不必一進國門就發表聲明，待回國商量后再發表聲明；二是同意一進國門就在機場發表書面聲明并接見記者，但聲明稿應事先同國內商妥。7月12日，毛澤東批示周恩來總理：“似以第二方案為較好，稿子事前商好，并無壞處。”7月20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潔抵達北京，周恩來、彭真等到機場歡迎，其中孔原、鄒大鵬、馮鉉等中調部負責人也在迎接人員之列。

　　總之，中央調查部在隱秘戰線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為黨和國家的情報工作積累了豐富歷史經驗。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