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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新華：中國經濟改革是在什么經濟學指導下取得巨大成就的？——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

點擊：作者：簡新華來源：《經濟與管理研究》發布時間:2018-11-18 1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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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過時，因為其中所包含科學的商品經濟基本原理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依然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理論，而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樣也沒有過時。中國經濟改革是參考借鑒而不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因為參考借鑒不等于指導，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遇到的許多問題在西方經濟學中找不到答案，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可能使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誤入歧途。實踐證明，中國經濟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下取得巨大成就的，而且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

一國的經濟改革必然會以一定的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只有在正確的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才能取得成功。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進行40年了，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回顧總結和正確認識中國經濟改革是在什么經濟學指導下取得巨大成就的，對于進一步明確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和更加合理有效地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過時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曾尖銳地指出，“有的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中國現在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有的說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說教，沒有學術上的學理性和系統性。在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這種狀況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1]實事求是地說，這些現象在經濟學中是比較突出的，經濟學可能是這種典型學科和領域。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界出現了這樣一種論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關于革命的理論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的理論，缺乏市場經濟理論和怎樣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特別是合理發展私有制經濟的理論，不符合當代中國的國情，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已經過時，只能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因為西方經濟學是關于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理論。然而，國內外的實踐都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過時”這種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錯誤的判斷。

1、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包含科學的商品經濟基本原理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作為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但分析了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和運行規律，更是提出了當時最完整、最科學的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主要特征和普遍規律）。馬克思的資本論，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論”，而且是一般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論。《資本論》中分析的是商品生產和流通，雖然沒有“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概念，但是所謂“商品經濟”主要就是商品生產和流通，因此《資本論》分析商品生產和流通，實際上就是分析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后者就是與小商品經濟不同的、在社會經濟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發達商品經濟）。馬克思不僅提出了包括商品、價值、價格、貨幣、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貨幣流通規律、節約時間規律、社會再生產規律等基本范疇和普遍規律在內的系統的、邏輯嚴密的商品經濟一般原理，而且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更是創立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科學性上、本質上勝于西方經濟學的市場經濟理論[2-3]。

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微觀經濟學就是形成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過程、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的分析。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企業運行的分析絕不亞于資本主義微觀經濟學學者，尤其對企業生產關系的分析更為透徹、科學。對于許多初學者而言，要了解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如何運營，甚至企業家要想知道怎樣管理企業、更多賺錢、實現利潤最大化，在學習了諸如均衡價格、生產函數、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等西方微觀經濟學的理論之后，很可能不知所云；而讀了《資本論》第一卷關于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提高剩余價值率途徑的論述，以及第二卷的資本循環和周轉理論，則很可能更加清楚、明白。

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就是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理論，而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公式，從產品總量和結構、投資總量和結構、供求總量及其相互關系等方面綜合分析了社會再生產的實現條件，揭示了社會化大生產的普遍規律——產業結構必須合理、各個生產部門必須按比例協調發展、生產與消費和積累與消費也必須比例協調合理，從而形成了完整科學的關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的基本理論。

實際上，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在理論上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商品經濟或者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為基礎的。

2、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依然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盡管西方國家主要通過國家干預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實行社會福利政策，改良了資本主義制度，緩和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出現了許多新變化、新現象、新情況、新特點，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也得到很大的發展，但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以私有制為基礎、存在剝削和貧富兩極分化、經濟危機不斷發生等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并沒有根本改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的“兩個必然”趨勢也依然沒有消失。

由于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和必然走向滅亡的集中體現，這里主要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危機理論的科學性來進一步說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過時。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狀況及其相互關系、需求和供給及其相互關系，以及相關制度根源進行綜合分析，發現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導致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巨大增長與廣大勞動者有購買力的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個別生產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矛盾。在《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這個說法是武斷的。遠的不說，就從國際金融危機來看，許多西方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兩極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加深，說明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現形式、存在特點有所不同。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不少西方學者也在重新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資本論》，借以反思資本主義的弊端。”[1]

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歐盟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經濟衰退的發生及其根本原因，再次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表明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理論沒有過時。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還是“里根經濟學”的供給分析和供給管理，或是現代西方經濟學其他流派的理論和觀點，均沒有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也就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是要回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尋找答案。這也正是金融危機之后，《資本論》在西方國家暢銷的重要原因。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不僅是由于虛擬經濟膨脹、銀行家貪婪、金融監管缺失、政府干預不當、過度消費等造成，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經濟體制存在缺陷、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擴大。他認為，“金融危機給予了人們一個新認識：我們的經濟體制不但沒效率、不穩定，而且根本不公平”[4]。但是美國的經濟體制為什么“沒效率、不穩定，而且根本不公平”呢？斯蒂格利茨沒有進一步深究，其實歸根結底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早已指出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市場失靈。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依然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理論。

3、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樣也沒有過時

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經典理論，社會主義社會要消滅私有制、剝削、壓迫和貧富兩極分化，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最終走向共同富裕，而共產主義社會要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按需分配、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由追求單一的公有制轉向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并存，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要求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存在平均主義的傾向轉向實行按勞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并存、收入差距擴大，但是這并不表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已經過時，中國更沒有拋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經典理論。

這是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得出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科學結論，并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也必將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根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要求，適當發展私有制經濟，轉變了經濟體制，實行了包括按生產要素分配在內的多種分配方式，但是中國始終“初心不改”，仍然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沒有實行“私有化”，也沒有完全否定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而且始終強調并且采取扶貧脫貧等有效措施走向共同富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基礎仍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只是說中國現階段還不具備完全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生產力和其他各種必要的社會條件，中國正是要通過改革開放為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創造條件。

二、中國改革開放是參考借鑒而不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外不僅有人主張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應該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而且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實際上也是在西方經濟學的指導下推進的，甚至提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學習借鑒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結果，至于出現的問題和缺陷，則是因為學習和借鑒還不全面、徹底。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和主張都不符合事實。

1、中國改革開放需要而且實際上參考借鑒了西方經濟學

中國之所以要進行改革，是因為改革開放以前，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超越階段的偏差，即不顧生產力極其落后、發展特別不平衡、生產社會化程度也相當低，卻要在短期內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完全具備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特征，具體來說主要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純四統”的單一公有制、完全消滅私有制、實現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分配上也存在平均主義的傾向。雖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但是總的來說很不理想、難以持續，不能不進行經濟改革，糾正超越階段的偏差，主要內容就是，適當發展私有制經濟、把片面追求單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結構改變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把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適當拉開收入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再走向共同富裕。而如何發展市場經濟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私有制經濟，我們缺乏經驗，所以需要向發達國家學習，也需要參考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

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中國確實是大量引進、學習、吸收、參考、借鑒了現代西方經濟學（包括市場經濟理論、企業理論、金融學、財政學、發展經濟學、產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比較經濟學等）有用的理論和方法，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市場經濟要合理有效運行，市場機制要更好發揮作用，必須建立健全完整統一競爭開放的市場體系、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微觀基礎即產權明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制度，價格必須由市場決定，企業必須參與競爭；市場經濟存在市場失靈，政府應該通過實施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干預，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就業政策（人力政策）、收入政策等；推動經濟增長的是投資、需求和出口“三駕馬車”，在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時要刺激需求、防止經濟衰退和失業，在總供給小于總需求時要擴大和改善供給、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為了更好地籌集資本、提高資本的利用效果，應該建立和完善包括股票市場在內的金融市場，發行股票，利用外資；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風險經濟，國家必須建立相關法律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發展中國家應該發揮比較優勢、后發優勢，實行外向型發展戰略，等等。

2、參考借鑒西方經濟學不等于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

要正確認識中國改革究竟是不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的，首先必須明確什么才是指導改革的經濟學理論或者說以什么作為標準去判斷一種經濟學理論是否是改革的指導。筆者認為，應該是確定改革的原因、目的、方向、性質、任務、戰略、措施和方法所依據的基本經濟學理論。盡管中國改革開放大量參考借鑒了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但并不是以西方經濟學作為指導，這是因為中國確定改革的原因、目的、方向、性質、任務、戰略、措施和方法所依據的基本經濟學理論并不是西方經濟學。

第一，從根本性的理論和主張來看，中國沒有采納現代西方經濟學中錯誤有害的理論、方法和建議。

其一，現代西方經濟學是全盤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必須全面建立像西方國家那樣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中國的改革不是要拋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要改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環節和方面，健全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要“全盤西化”、退回到資本主義即搞資本主義復辟，沒有像蘇聯或者東歐國家那樣按照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去規劃和推進中國改革開放，也沒有迅速全面放棄政府管制、立即全面開放市場、搞全面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其二，現代西方經濟學沒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分，認為西方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唯一模式；而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則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其三，現代西方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國有企業是不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必須私有化，更是反對在企業建立黨組織、實行共產黨領導；而中國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沒有實行完全私有化，在國有企業堅持和改進黨的領導。其四，許多現代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就像人不能分幾步跨過同一條河流一樣，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只能是激進式的“休克療法”、一步到位；而中國實行的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既“摸著石頭過河”又加強頂層設計、先試驗后推廣、先易后難、重點突破與整體配套相結合、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相結合、體制外改革與體制內改革相結合、力求改革與發展和社會穩定協調的循序漸進的方式。

第二，即使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現代西方經濟學值得參考借鑒的理論和方法，中國在改革中也是進行了改造、揚棄和完善，而不是全盤照搬。

比如：雖然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制度必須是產權明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但是中國并不認為這樣的企業制度只有私有制才能做到，而經過“轉機改制”、實行現代企業制度，公有制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同樣也能做到，并且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雖然價格應該以市場決定，但是中國并不認為價格應該完全由市場決定，而是認為政府也應該進行合理調控；雖然市場機制在市場經濟中應該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是中國并不認為政府只能是“守夜人”、政府不能也不應該發揮較大較多的作用、國家干預只能是運用宏觀經濟政策，而是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宏觀調控不僅要采用宏觀經濟政策，而且還制定和實行國家規劃；雖然私有制經濟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且還有相當大的作用，公有制還不成熟完善，中國現階段還要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但是中國并不認為私有制必然高效永恒、公有制必然低效短命，而是認為私有制存在不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必然產生剝削和貧富兩極分化的根本缺陷、從總體和長遠來看實行公有制才是更合理更有效的歷史趨勢；雖然目前的經濟運行方式看似是市場經濟比傳統計劃經濟更為有效，但是中國并不認為市場經濟萬能萬歲、計劃經濟是永遠無效的空想，而是認為市場經濟存在自身無法克服的自發性、盲目性、事后性，現階段也還不具備計劃經濟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但這些條件并不是永遠都不可能具備，從發展的趨勢來看計劃經濟將是更為有效的經濟運行方式[5]。

3、中國改革開放不能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

第一，西方經濟學無法給中國改革和發展中遇到的許多問題提供答案。

不僅“借鑒”不等于“指導”，更重要的是，中國改革和發展中遇到的許多問題是西方經濟學家們沒有遇到的、更沒有研究過的問題，而指導中國改革的許多重要理論也是西方經濟學（包括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找不到答案的，甚至是被否定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只能起到參考借鑒的作用。

在世界環境惡化、資源短缺、西方國家壓力強大、經濟全球化、國際競爭激烈的國情條件和時代背景下，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不僅會遇到世界上各種不同類型國家曾經或者將會遇到的共性問題，而且會碰到其他國家沒有的特殊問題，許多獨特的問題是西方經濟學家基本不研究的，更不可能在西方經濟學中找到答案，但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重點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比如，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西方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不僅缺乏而且也不會去研究公有制如何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甚至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科學性；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最終是要走向共同富裕，而西方經濟學沒有關于實現共同富裕的內涵、必要性、可能性和有效途徑的共同富裕理論；在日趨復雜的國情條件和時代背景下，中國如何合理有效實現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在西方經濟學（尤其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中也找不到現成的答案；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更是缺乏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即使部分西方經濟學家研究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也只是主張照搬歐美經濟模式，開出的被稱之為“華盛頓共識”的“藥方”成效也有限，有些國家照方抓藥后甚至遭受嚴重挫折和失敗。

第二，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可能使中國改革和發展誤入歧途。

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是：只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西方多黨議會民主化才是最好的經濟政治制度，市場經濟只能以產權明晰的私有制為基礎。信奉這種思想的部分中國學者強調這是“經濟學的常識”、國際慣例和普世價值，斷言私有化是“優良的制度遺產”、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結論”、“全人類的智慧結晶”，中國不能也不應該例外。甚至存在極端形式的農地產權神話：“只要土地私有化，中國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6-7]所以他們認為以公有制為主體、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實行國家宏觀調控和規劃、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經濟不可能有效發展，只會衰退、落后、崩潰、動亂。然而，實踐證明，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驚人成就。黨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特別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社會主義的方向，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大自信，即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這正是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家一次又一次誤判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前景成敗，尤其是“中國經濟崩潰論”的預測更是一次又一次落空、成為笑話的重要原因。

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蘇聯正是由于以現代西方經濟學為指導，尤其是在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和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指導下制定的“休克療法”方案，使得改革陷入失敗困境，不僅完全拋棄了社會主義制度，導致共產黨下tai、國家四分五裂，而且經濟大幅度衰退，其中實力最強的俄羅斯現在也只是一個二流國家，至今還主要依靠出售自然資源維持。中國正是由于沒有以現代西方經濟學為指導，只是參考借鑒了現代西方經濟學有用的理論和方法，才沒有走入歧途、陷入困境，也才能夠取得舉世公認的驚人成就。

三、中國經濟改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下取得巨大成就

中國經濟改革既然不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指導下取得巨大成就的，那又是在什么經濟學指導下取得巨大成就的呢？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證明，中國經濟改革正是在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下取得巨大成就的。這是因為，無論是改革的原因、目的、方向、性質、任務，還是改革的步驟、戰略、方法、措施，主要都是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認識和確定的。中國在1984年頒布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鄧小平就明確指出，這“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8]。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主要就是在包括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在內的黨中央頒布的一系列綱領性文件的指導下不斷走向勝利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方法，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緊密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也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更是與時俱進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2]。其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改革的原因的分析和認識，主要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為基礎；對改革的方向、性質和任務的認識和確定，主要是依據社會主義本質理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理論、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理論，以及嶄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改革的戰略、措施、方法的選擇和確定，主要是按照中國獨創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理論；而改革開放40年來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也主要是遵循黨提出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新發展觀和新發展理念。

如前所述，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會遇到世界上各種不同類型國家沒有的特殊問題，而且許多是西方經濟學家基本不研究的、在西方經濟學尤其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找不到答案的問題，而這些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重點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比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針對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單一認知，創造性地探討了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方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馬克思超越空想社會主義提出了科學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958年手稿）中指出未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盡管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所有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的”[9]，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多次強調，在未來社會“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10]，“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1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提出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達到共同富裕的實際有效路徑，發展和完善了共同富裕理論；雖然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有以人為本的全面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也有創新、開放、綠色的理念，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完整的科學發展觀，創新、協調、開放、綠色、共享等五位一體的更為全面、更有新意的發展理念，提出了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農業現代化道路、城鎮化道路和信息化道路，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現代西方經濟學沒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從而指導中國改革不斷取得成功。以上情況說明，中國經濟改革主要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的，指導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理論基礎依然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不可否認的是，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現代市場經濟出現了許多新變化、新情況、新現象、新特點和新問題，而現代西方經濟學針對這些新情況提出了一些新理論。我們要像馬克思在創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時認真參考借鑒當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那樣①，在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時認真參考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新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開放的、與時俱進的，必須也必然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方法和基本原理，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現代市場經濟理論，深入研究新變化、新現象、新情況、新特征、新問題，創新和發展新理論，以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和發展。但是，絕對不能本末倒置、棄而不用，甚至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現在正確認識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仍然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正確分析和認識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仍然需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

四、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

經過40年的改革，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純四統”的單一公有制、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分配上平均主義傾向等偏差，可以說已經得到了完全糾正，經濟發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還必須全面深化。

中國現在之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經濟發展也處于新階段，呈現出新常態，發生了新變化、新情況、新特點和新問題，面臨新困難、新矛盾、新條件和新任務。

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許多制度還不夠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健全成熟是造成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所以，為了有效解決這一矛盾，真正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須徹底改變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狀況，為此就必須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由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這一切都需要在與時俱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下進行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和完善制度。

從2012年起，中國產業結構開始發生重大變化，服務業成為發展最快、比重最大的產業。2012年全國GDP第三產業增長8.1%，超過了第二產業的7.9%，2013年比重達到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實現了歷史性突破!2017年服務業增長依然最快、比重達到51.6%，這種勢頭還將繼續；2017年中國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到2020年達到一萬美元，應該問題不大。服務業成為最大產業，人均GDP即將達到一萬美元，馬克思的《資本論》之所以寫了40年，去世前還只出版了第一卷，第二、第三卷是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馬克思知道又出版了一本新的經濟學著作，都要找來看了以后，再繼續《資本論》的寫作。表明中國總體上開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面臨的主要任務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要求和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現階段面臨的主要任務已經不再是糾正超越階段的偏差，而是要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此外，在工業化上的主要任務也已經不再是擴大制造業的規模，而是優化升級、做強做優、實現工業現代化。

在新常態下，中國仍然面臨一些兩難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比如，既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和優越性，又要克服自發性和盲目性帶來的市場失靈；既要更好地發揮政府在克服市場失靈中的作用，又要防止信息局限性和利益局限性造成的政府失靈；既要發揮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和主導作用，又要克服公有制經濟現在還存在的問題和缺陷，切實做強做優做大公有制經濟，真正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效對接（即結合、兼容）；既要繼續毫不動搖發展私有制經濟、發揮其積極作用，又要盡可能減少其消極作用；既要適當拉開財產和收入差距、追求效率，又要注意公平、合理縮小貧富差距、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真正做到兼顧公平和效率，最終走向共同富裕；既要增加有效供給、消除“短缺經濟”，又要減少以致消除無效供給、合理增加有效需求、避免“過剩經濟”，力求做到供求基本協調平衡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里根經濟學等現有西方經濟學都解決不了這些難題，唯有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深入實踐探索、進行理論創新，才能尋找到正確答案。

因此，在新常態下，中國現在必須認真學習和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進一步發展、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且這個任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這也是近幾年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學習、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原因。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4月的黨校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形勢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對我們黨治國理政考驗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他鮮明尖銳地強調：如果“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后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后果不堪設想!”“必須敢于發聲亮劍，善于解疑釋惑”“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真經’，‘真經’沒念好，總想著‘西天取經’，就要貽誤大事!”[12]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5年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因此，現在特別需要進一步提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要性的認識，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斷地努力創新和發展，使之成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從而可以更好地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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