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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車之鑒】溫州硬著陸真相調查：銀行業損失1600億

點擊：6425  作者：記者    來源：香港商報  發布時間:2018-11-20 09:26:47

 

 

民企大爆煲 銀行損失1600億

 

3年前溫州的民間借貸危機令舉國震動，實體經濟因多種原因被迫率先硬著陸。盤點其中得與失，記者發現受傷最深重的并非敏感但極具韌性的實體經濟、民間金融，而是有意規避風險卻深陷泥潭的銀行業，溫州正成為國家多年苦心構建的正規金融業的滑鐵盧。

 

記者向很多上市銀行總部求證溫州銀監分局公布不到5％不良率是否準確真實，統統被堅決否認。浙江主管金融的朱從玖副省長確認了銀行業不良遠超預期的事實：“我記得有一家大行的不良率很高，百分之幾十，個別股份制銀行的不良也很高，兩三成是有的。但銀行的名字請不要公布，要尊重各家銀行自身的披露意愿。”

 

是否硬著陸 央行地方不同調

 

2011年秋天，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黨委書記周小川剛接獲溫州求援報告，直接致電人行溫州支行，商討如何施救。美國次貸和歐債危機演變擴散的前車之鑒歷歷在目，央行行長敏銳意識到溫州幾十家企業主跑路之后風險蔓延的破壞力，并提出兩種對策：一種是緊急救助，大事化小，將金融風波消滅在萌芽狀態。另一種是不給錢，給政策，輔助溫州自救，這樣做溫州有硬著陸的風險。

 

很快，央行確定600億有條件救助溫州，并與浙江省政府溝通，600億再貸款期限一年，必須歸還，省財政為溫州快速處置金融風波進行擔保。

 

相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1998年臨危受命處置的廣東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破產案，浙江省面臨的情況是企業家群體跑路，并沒有出現金融機構的擠兌，而廣東省當時面臨1000億人民幣支付的硬缺口，已經在香港上市的廣國投的資產負債率168％，資不抵債147億元，境外投資者讓廣東省政府兜底的輿論壓力也很大。審視了廣國投和粵海的財務狀況后，王岐山果斷決定前者破產、后者重組，一年后為快速處置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兌付危機向中央借款380億，緊接著央行增撥70億的再貸款額度，緊急調集全省各個部門和地方政府2000多人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關閉了2000多家城信社、信托公司分支機構和農金會。原本計劃9年時間償還的借款，得益外貿出口復蘇，一年后稅收增加700億，很快就提前歸還完畢。

 

但央行救助溫州的方案曝光后，輿論嘩然，浙江銀監局激烈反對，認為應該讓高負債盲目擴張的民營企業倒閉，實現自然淘汰，接著各大主流財經媒體充斥能否用大量公共資源救助私人老板的質疑聲音，浙江省政府選擇了沉默與放棄，即便10月初溫家寶總理帶領眾多財經高官親臨溫州現場允諾實施民間金融改革，溫州的流動性迅速消失，已錯過救助最佳時機，去杠桿變成現實，到目前為止超過萬家企業大面積洗牌，銀行業基本確認的損失總額高達1600億。

 

銀行替地方政府買單

 

600億救助和1600億損失孰重孰輕、孰多孰少事后看一目了然，但是浙江省拒絕擔保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和國家金融業兩個獨立行政體系的矛盾與沖突。浙江省對溫州危機烈度判斷也許和央行基本一致，但救助即意味承擔實實在在的損失，全省連環擔保鏈的普遍存在讓多個城市的損失預期更加悲觀。不救助僅僅意味私營企業的洗牌（不是大面積關閉或破產）和銀行出現壞賬，央行和省政府對后續損益的權衡標準不同，態度自然迥異，金融系統盈虧對地方官員完成短期GDP各項指標考核的權重影響微乎其微，中央和地方對貸款資源的博弈中，只有貸款投放的大幅增加對地方政府有誘惑和吸引，貸款巨額損失引發的信貸增速驟降、信用崩塌對地方經濟的長遠負面影響、誠信企業與逃廢債企業的甄別處置，地方政府往往重視不足。

 

反觀中央政府即便600億到位，如何救助才能達到及時、有效、損失最小化的目的，是更現實嚴峻的課題。征信系統缺乏公安、司法、抵押評估等多部委大數據有效支撐的前提下，債權人快速識別企業真實財務狀況的能力非常有限，中央政府與其寄希望地方政府兜底，不如尊重地方金融監管和銀行一線人員的判斷，堵住區域金融危機關鍵的出血點，建立城市、省級、中央三級風險分擔聯動機制，防止區域危機深化蔓延。否則單純注入流動性，有可能因道德風險的增加和大面積逃廢債而產生更大的損失，溫州地區銀行業2011和2012兩年1500億貸款增量的注入反而擴大了壞賬損失總額，就是慘痛的教訓。遷就短視的輿論導向或者民意，漠視快速果斷處置的客觀需要，往往貽誤時機，讓微小的皮肉傷口潰爛傷及骨骼或神經系統，造成持久的被動。

 

影子銀行式企業隱患大

 

溫州金融風波與廣國投事件爆發的最大相同點，都是企業的過度借貸，以及民間投機資本將資金價格炒高到30％以上，廣國投、粵海是地方政府組建的窗口上市企業，連帶全省小微金融機構出現擠兌苗頭；而溫州陷入危機的是非上市民營企業，后者的財務狀況更隱蔽，企業掌門人主動負債、運用高杠桿更大膽，部分企業資產負債率700％到1000％，比如立人集團、信泰集團、海鶴藥業，這3家公司是通過破產程序才完整暴露了真實的資產和負債全貌。高杠桿企業的倒閉，比中小型金融機構擠兌有更大的破壞性，后者至少有被接管的可能，債權人或存款人的本金尚有部分安全保障，溫州影子銀行式的企業倒閉，除卻抵押物進入拍賣渠道回收極少量現金，銀行和個人借貸資金往往血本無歸，沒有倒閉的影子銀行化身“僵尸”，隨時侵吞吸嗜任何外來的資金。

 

兩起事件后期處置最大的不同點是廣國投借的是外債，涉及很多國家，由省政府邀請境外會計師和投行公開透明進行快速破產清算和重組，最終省政府、央行及境外投資者三方共同承擔了損失，同時關閉省內上千家小型金融機構防止擠兌向全國蔓延。溫州企業借的是內債，以民間債務和銀行債務為主，2011和2012年危機最嚴重的階段，銀行業繼續輸血使溫州地區貸款增量保持在1500億規模，溫州市政府組建15億的應急轉貸基金，浙江省政府沒有分擔損失，貢獻流動性最多的銀行業成為企業呆賬的唯一承擔者。另溫州有1800多家各式色各樣的小型放貸機構，目前仍然合法生存，他們和高負債運行但躲過危機的企業一道，成為金融系統血管壁上最微小但是最薄弱的節點，隨時可能潰破并演繹新一輪危情。

 

溫州化解流動性枯竭和改善信用環境的現實需求，被溫家寶到溫州視察后的區域金融改革的呼聲掩蓋和淡化了，公眾和學者把焦點集中在利率市場化和個人境外直接投資、放松民營資本金融準入管制等等脫離溫州救急實際的宏觀長遠命題上，似乎多拿到幾個民營銀行牌照就能為危機解困，央行希望的自下而上改革、允許試錯的改革思路，被信用崩塌、擔保鏈引發的二次災難的呼救聲淹沒。

 

經濟好了 銀行爛了 失信人多了

 

3年過去，硬著陸究竟給溫州經濟帶來哪些影響？記者翻看了近10年溫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將歷年來的多項統計數據進行了模擬，發現這個歷來重視民營經濟的地方，公報中勞工人員數量統計缺失，而城鎮新增就業人口數據危機期間一直保持正增長，這和企業倒閉潮非常沖突。據當地金融辦介紹，與鄂爾多斯等鬼城空城不同，“硬著陸”通常導致的巨量人口失業和消費極度蕭條，在溫州并沒有出現。只有2012單個年份的幾個數字顯示溫州工業受到重創：GDP的增速從之前增長12％下滑到5％，規模以上企業利潤總額、工業總產值和出口交貨值全部出現負增長，工業最困難的年份當地政府稅收仍然增長了近7％。比較令人驚奇的是工業和出口的負增長瞬間即逝，2013、2014溫州工業即全面復蘇，今年一季度溫州工業用電量增加8％以上，顯示復蘇的步伐加快。

 

銀行業的表現出人意料糟糕，截止發稿時得到的消息，溫州法院受理的銀行借貸案件攀升速度依然不減，銀行系統的風險不斷暴露，最終損失有可能突破2000億元，2013年壞賬核銷總量竟占到全國銀行業的28％，一個曾經最具活力的城市、金融生態環境最受追捧的城市，風波驟起后壞賬處置額占到全國總數近三分之一，這個數字令許多人始料不及。大多數銀行吐出了以往二三十年在溫州賺取的所有利潤，重回本世紀初銀行業整體技術性破產的尷尬境地，只有極少數堅守差異化經營和獨立審貸原則的銀行逃出生天。

 

溫州真實不良驚人

 

溫州近4年銀行業平均放貸余額7000億元左右，減去3000億個人貸款余額，相當于公司貸款的壞賬率高達50％，隨著后續更多金融案件的審結，受制連環擔保“處置一千、新增一萬”的放大效應，銀行業的傷亡統計更加不樂觀。只是目前公司壞賬損失的絕對數值被貸款總額稀釋，再進行4個年度的分攤之后，平滑縮小成幾個點的不良率。記者向很多上市銀行總部求證溫州銀監分局公布不到5％不良率是否準確真實，統統被堅決否認。

 

浙江主管金融的朱從玖副省長向記者確認了銀行業不良遠超預期的事實：“我記得有一家大行的不良率很高，百分之幾十，個別股份制銀行的不良也很高，兩三成是有的。但銀行的名字請不要公布，要尊重各家銀行自身的披露意愿。”

 

外界普遍預計規模龐大的民間金融折戟崩盤后，其損失金額應該會大大超過銀行業，但是近3年法院審結民間借貸糾紛標的金額只有銀行系統的四分之一，即500億左右。據浙江司法系統統計，銀行在破產企業的總負債額度中占30％比例，果真如此，民間金融才是溫州企業的真正保姆，危機過后民間金融的損失應該在6000億左右，何來500億就慢慢平息了？

 

曾任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劉明康曾提示：“企業家寧可跳樓、跑路，也不愿申請破產保護，是因為沒法透露很多借貸資金的真實來源，說明官商勾結。”

 

某大行行長直指：“破產企業的負債畸高至8倍到10倍，怎么可能保證日常運營？一定是破產之前把很多資產轉移到國外，或者轉移到親戚的名下。”

 

金融危機蔓延 溫企公開逃廢債

 

溫州民間金融的市場容量究竟是被個人熱錢還是銀行資金喂大的，或是隱蔽在人民銀行能夠監測的貨幣體系之外，又成懸疑。大額借貸強制登記條例實施之后，浮上水面的和仍盤踞地下的民間資本的比例，直接影響業已發布數年的溫州指數或綜合民間利率的可信度及有效性。

 

溫州銀監局公布的數據顯示，金融風波最嚴重的年份，溫州居民個人存款的數量沒有下降，反而一直上升。有監管部門官員和司法系統庭長直指，溫州企業逃廢債從剛開始的個別偶然、迫不得已，到后來普遍自覺自愿，甚至出現頻繁聚首、小范圍公開探討如何逃廢債。比如將企業應收賬款轉到其它可信賴的個人名下，或者對外宣告嚴重資不抵債，讓親友用低價購買成為新企業主，資產轉移到海外后再合法回流等。企業流動資金繞道通過個人賬戶流轉，才能解釋溫州企業存款近三年持續下降而多項工業指標表現持續走好的矛盾現象。

 

溫州危機期間法院借貸糾紛起訴案件是正常年份的10倍左右，個人與個人，銀行與企業，銀行與個人多方激烈對質博弈的結果，是四萬多失信人的黑名單在今年初進入最高法院和央行征信系統，有償還力而拒不履約的典型老賴被媒體曝光、限制出行高消費。溫州對全國經濟總量的貢獻度只有0.68％，被甄別出的失信人總數超過全中國的5.59％。后者的數量級是前者的8倍之多。

 

民間借貸糾紛的案發高峰期比銀行業訴訟高峰期提前了一年多，銀行與民間借貸在法院的交集是爭搶抵押物的運行時間。

 

溫州的房價從2011年上半年一路走低，目前平均價格比最高峰期間攔腰斬斷，銀行業要出清積壓的大量住房、廠房抵押物，對溫州二手房市場是巨大壓力。

 

實體經濟受阻信用環境崩塌

 

隨著時間推移，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的名字，將逐漸被溫州金融危機代替，后者是前者的深化蔓延，銀行業的潰爛背后是當地信用環境的崩塌，是眾多企業主為保護私有財富對誠信的出賣。信泰集團胡福林有效資產4個億，債權人申報總額42億，其個人16套房產記在胡恩圣名下，海鶴藥業等關聯公司賬面資產2.5億，但全部股東個人的民間債務超過15億，為溫州中院破產審理過程中界定企業債務增加了很大難度。

 

溫州危機的各項數據表明實體經濟即便經受了銀行抽貸的短期折磨、政府救助不力，其強勁的活力和自我修復能力十分強大，反而是吸收了實體排泄的全部毒素的銀行業，極易重演技術破產的悲劇。上世紀和本世紀初期是全體國民將銀行信用等同國家信用的高額儲蓄年代，大量的銀行壞賬始終沒有引致國有銀行的大規模擠提，但存款保險制度推出后的今天，商業銀行有限償付存款將推動風險意識、逐利意識快速強化，壞賬激增的銀行業如果經不起大額存戶和投資者的嚴苛審視，它的衰落可能是緩慢的過程，更大可能是瞬間的倒塌和擠兌風險傳染爆發。

 

獨立審貸穩金融秩序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時任總理朱镕基為整治金融亂象，用了8年時間才讓國債利率水平從世界罕見的年息15％降至1.5％。重建金融秩序后，鐵腕總理將眼中的銀行業健康穩定看成國家的命根，堅決啟動銀行業壞賬剝離及上市，地方政府和中央其它部委被告誡不可以干預商業銀行的獨立運營。但是，中國銀行業世紀之初自上而下的金融業改革，在溫州危機中充分暴露了其不徹底性。政企分開所要求的檢視現行政策的獨立意識，新型審慎的信貸文化、一線機構的預警功能和危機處置能力都尚待完善。

 

銀行須自下而上改革

 

本世紀初，自上而下的財務重組和壞賬剝離使銀行業的財務狀況迅速改良，甚至讓宇宙大行上市不到一年，市值就超越發達國家銀行一百年的經營成果，但是中國銀行業基業長青最需要的獨立審貸精神、貸款責任終身認定的機制安排、風險控制基本原則，并沒有在動蕩的市場環境和大政府主導經濟的現行體制內，得到持久深入貫徹。2008年中央政府強力刺激政策出臺，這些基本原則統統被擱置一旁，商業銀行在與刺激政策的互動中徹底迷失了。

 

盲目樂觀遺忘風險

 

溫州市政府多年奉行小政府和不干預市場的政策，銀行業不會遭受地方行政因素干擾，而溫州民營資本跨省、跨國的一次次冒險，雖然成敗參半，但是企業主們多年來對銀行業的負債一向有借有還，2010年的0.38％的不良率創下全中國幾乎最低紀錄。信用環境如此優良，讓銀行業堅信不疑溫州是市場經濟的理想之國，這里創業打拼得有些規模的企業主，人人有望成為中國未來的喬布斯。

 

據浙江省銀監局副局長傅平江回憶起2010年的情形說：“當時溫州銀行數量蠻多了，還是接二連三有銀行托關系、想方設法提出申請要在溫州開業，大家都很樂觀，實際上很多人對經濟周期的波動缺乏經驗，只想到溫州設立機構賺錢很容易，沒有認真考慮過背后會有哪些風險，對市場的嚴酷性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盲目樂觀使得包括溫州在內的江浙兩省成為2008年底的“四萬億”刺激政策信貸資源傾斜力度最大的地區，那一年全中國的信貸投放增量相當于過往10年的總和，最終投放超過10萬億。溫州地區2009年、2010年的貸款增量分別都達到了1000億，但是2009年溫州GDP只增加了100億，也就是說溫州的投入產出比10：1，如此強烈的預警信號被漠視，實體經濟錯過了一次由市場主導的優勝劣汰的機會，企業的負債水平急劇升高，準確的說是背負銀行債務升高過快，在隨后而來信貸收縮中率先爆煲，溫州當地銀監局的數據顯示2010年前8月中小企業抽貸規模將近400億，9月出現企業主跑路潮，10月中旬之后銀監會再注入流動性，信用崩塌之勢已無法逆轉，大放大收的信貸調控政策成為高杠桿溫州企業滅頂的人為之禍。

 

浦發銀行執行董事沈思承認，太多銀行放貸不謹慎，同質化競爭產生共振效應，震垮了溫州民營經濟這座大橋，銀行紛紛掉河。

 

去行政化迫在眉睫

 

溫州中級法院民二庭庭長鞠海亭在分析眾多破產案件或銀行借貸糾紛的案件后，認為銀行業市場化程度嚴重不足，行政化傾向嚴重，過于注重書面文件審批和內部程序完整，一線信貸人員只是上面放貸、收貸計劃的執行者；合同審查和盡職調查流于形式，“連哄帶騙”誘導擔保人簽字、不認真履行風險告知義務；在處置風險階段，為追求責任最小化，經常貽誤時機，擴大實際損失和風險。

 

溫州市金融辦余謙說：“由于銀行貸款期限與企業發展的周期存在期限的不匹配，導致企業存在一定的貸款縫隙。企業家在面對市場千變萬化時，身處銀行僵化的信貸機制與變化的行業發展規律，為民間金融提供了一定的發展市場。”記者注意到，銀監會關于擔保鏈風險差異化處置的文件姍姍來遲，直到2014年7月底才出臺，這比溫州危機爆發晚了近3年。

 

目前溫州銀行業的當地分支負責人多被免職或調離，公司業務和零售業務的部門經理也陸續出現離職潮。一線審貸人員的專業性、獨立性、責任心如何在危機期間發揮有效作用，對銀行業運行機制和監管形成新的挑戰。

 

中國銀行業世紀之初自上而下的金融業改革，在溫州危機中充分暴露了其不徹底性，政企分開后銀行業重要股東、董事會和管理層檢視現行政策的獨立意識不強，基層支行對區域經濟發展質量的審視過于粗放，基層信貸人員過度放松審貸標準，都不是原有自上而下能夠完成的改革任務。引導所謂正規金融系統自下而上變革，形成去行政化、靈活創新、有效風控的運營機制和新型審慎信貸文化，應成為銀行業深化改革的新課題。總結溫州銀行業巨額損失的教訓，增強一線機構的預警靈敏度和危機處置能力，更是溫州金融改革的題中之義。

 

政府喊話須擔責

 

政府干預糾紛連連前總理溫家寶曾到溫州視察，希望當地銀行提高對中小企業不良貸款率的容忍度，這是中央政府用穩增長名義啟動貨幣政策增加全社會杠桿率之后，對銀行業風險定價偏好的更加深入的干預，容忍的結果是全國范圍加大了普惠金融的研究及實踐力度，較大比例提升了對中小微企業的貸款規模和總額比例，增加了數萬億中小企業貸款的增量投放。但是發端于溫州、浙江的“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喧囂非但沒有平息，反而激發更多企業的負債融資欲望，甚至成為過度負債企業拖延還貸、逃避還債義務的擋箭牌，進而在全國范圍內造成實體經濟被銀行業暴利嚴重盤剝的廣泛共識，一時間銀行業儼然千夫怒指的黃世仁，企業主變身苦大仇深的楊白勞。

 

這種對立在溫州金融危機期間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地方官員埋怨金融業對實業界見死不救，企業和銀行在政府組織的多次協調會上無休無止的爭吵：企業責怪銀行不能雪中送炭，越困難越是壓貸抽貸，并要額外承擔多邊擔保風險。銀行認為企業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既然做了擔保，就要履行責任，不能總是賴著不還。

 

幸運的是，溫州法院很好堅守了這個城市的道德底線，承擔起眾多剪不斷、理還亂的對立關系的疏通者和評判者的角色。溫州中院金融庭庭長高興兵說：“危機期間溫州法院的債務糾紛收案標的是正常年份60億的10倍以上，2014年金融案件的收案標的額達到創紀錄的735億，其中民間借貸165億，銀行訴訟債務412億，收案的民間借貸和金融借貸糾紛案件數量近3萬件，涉及年收入千萬以上的企業近7000家。”

 

金融機構集中的鹿城區一位金融庭陪審員告訴記者，2015年銀行借貸糾紛案件數量比去年還多，去年一周旁聽40場庭審，今年春節后一周有時要旁聽50場。法官個個超負荷工作，雖然年輕，健康狀況已經開始出現問題了。正是這些法官夜以繼日的工作和翔實公開的審判文字記錄，記者得以觀察到企業和銀行糾紛的沖突細節，糾正之前一味袒護企業主的立場，客觀評估溫州的信用環境。

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將2012年定義為企業借貸危機年，與2011年民間借貸危機的前期定位區隔開來，也是希望輿論導向淡化溫州民間金融的危害，轉而關注銀行業壓貸抽貸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他認為第二波企業借貸危機外界宣傳很少，其實跳樓人數和跑路企業家更多，損失更加慘重，而銀行業1600億壞賬處理會拖累溫州的GDP到2016年底。

 

這是地方官員首度公開披露當地銀行業損失的宏觀數據，但“拖累”之說過于牽強，管轄區內實體經濟的崩壞或者企業惡意逃廢債才會令銀行業壞賬激增，而非壞賬激增影響GDP。2011年、2012年溫州經濟最困難的年份，正是銀行業增加輸血1500億給當地周轉，工業增長失速才得以控制，規模企業的利潤指針、出口指標都變健康之后，銀行業壞賬卻大規模爆發，作為地方首腦，應該認真思考為何溫州近3年信貸凈投放比全省、全國平均水平減少了1500億，為何區域內企業大面積逃廢債，拿出措施扭轉溫州信用環境快速惡化的局面，切實改善銀行和企業的關系。

 

溫州市現有1000多億的財政儲蓄，如果拿出200億為爭吵不休的企業和銀行快速解開擔保鏈，建立增信和風險分擔基金，可能早已是三方多贏的局面。到目前為止，市縣兩級政府應急轉貸基金約15億元，且應急轉貸時間很短，小微企業信保基金市區兩級政府出資8億元尚未全部到位。

 

政府與銀行應設風險分擔機制

 

面對大量欠債不還錢的企業主，銀行無奈無力無助感。近期李克強總理頻頻呼吁降低銀行的各種收費，央行為此調低了貸款基準利率，這個舉動表明總理更加重視債務人一方的成本需求，而不是債權人的追償風險。據記者多方了解，建設銀行在溫州的企業貸款損失率超過80％，而浦發銀行、廣發銀行、平安銀行因抵押貸款占比較少，企業貸款損失率也接近40％，招商銀行、民生銀行中國東部的不良貸款構成中，溫州占比相當可觀。農業銀行和工商銀行則因為區域內其他銀行的止損式抽貸而越陷越深，做出了很大犧牲。另外據當地知情人員透露，戶均貸款2000萬到上億的非有效抵押貸款，幾近面臨“死光光”。法院糾紛個案審判中，竟有企業以技術改造資金名義申請銀行貸款，收款之后即刻歸還政府轉貸基金，企業主的誠信度、地方政府和銀行還款約束力的天壤之別可見一斑。

 

經濟減速下行周期，銀行惜貸是遵循正常的市場規律，低效企業、非誠信企業如果不盡快淘汰，會進一步拖低全行業的平均利潤率。政府領導人對既是企業家又是債務人的任何表態應慎之又慎，否則道德風險將被急劇放大。

 

中國誠信體系的構建障礙重重，工商、稅務、公安、司法、不動產數據共享機制至今難產，使得騙貸、逃債的違法成本極低，金融系統相當于中國經濟大廈的地基，也是國家經濟穩定的堤壩，公眾輿論和決策層往往只看到其巍峨華美的一面，對不停開挖侵蝕主體的行為警覺不夠，目前急于分食銀行業唐僧肉的不僅是中小企業，連以往對高利率意向不敏感的地方融資平臺、連吃多年低息貸款的國有企業也加入了叫喊“融資難融資貴”的群體，高層政府官員盲目順從“民意”的結果無疑將加速大廈傾倒。

 

政府和銀行的良性關系究竟如何構建？業內人士介紹了香港2012年千億中小企業擔保計劃的運作模式：“政府為中小企業提供1000億保證額度，但是并不負責審貸，像審貸這樣專業的事情政府完全交給銀行業來做，貸款不可以用來還舊債，只能支持新的經營活動。如果銀行盡責后仍然虧損，政府承擔80％，銀行承擔20％，如果有證據證明銀行沒有盡責，那么銀行承擔100％損失，政府既利用好銀行的專業能力，同時用利益捆綁的方式迫使銀行對放貸質量負責，絕對不會向銀行發出必須放貸多少的行政指令，或者干預銀行的資金定價。港府會告知公眾擔保的最長年期和最高額度，擔保費用的優惠幅度。中小企業的貸款風險是很高的，如果政府想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必須履行擔保責任，否則同樣是企業的銀行為什么一定要承擔這種風險呢？”港府提出千億擔保計劃時測算過，按照戶均貸款340萬元計，3.6萬家企業受惠，福澤120萬名雇工。

 

比照香港，中央及地方的官員，如果誠意解決中小企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就要承擔80％的責任和損失安排，而銀行盡責的前提下只須承擔20％的損失，目前幾乎承擔了100％的責任，政府喊話支持中小企業，但是風險分擔方面幾乎免責。銀行業還能支撐多久不全面虧損甚至倒閉？當國家財政相對捉襟見肘時，為應對香港金融危機和廣東兌付危機尚能調撥足夠頭寸，而當國庫充裕時，為保GDP增長率，卻不恰當推升了實體經濟和地方政府的負債水平，新一屆政府要在穩增長和去杠桿之間找到利于長遠的平衡點，必須區分兩者真正的虛實輕重，溫州危機中，實體經濟和銀行業的消長變遷提供一個富有前瞻性的參考樣本。

 

民間金融監管須防患在先

 

經過若干年的積累，溫州的民間資本實力雄厚，民間的借貸活動非常活躍，三十多年來，每一次民間集資的瘋狂，總是以毀掉多條人命的殘酷方式暫時平息，此次溫州危機自殺的企業主及放貸人近70人，溫州通過什么方式可以讓1800多家放貸機構合法生存，又不致走上殺人放火的歧途？如何做好民間金融長期有效監管？對此，溫州市金融辦副主任余謙認為，地方監管部門抽檢類金融機構的權限職能應該擴大，他說：“在溫州，這些非銀公司賬戶的資金周轉金額與速度遠遠小于實際控制人的個人賬戶活躍程度，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讓公安和司法部門介入，往往太遲了，所謂民間金融風險的事中監管就是一句空談。地方金融監管部門應該有抽查機構法人或緊密股東個人賬戶資金往來的職能權限，立足防患于未然。”

 

區域風險長期偏高

 

浙江工商大學校長張仁壽是溫州本地人，對此次企業大面積洗牌風波他心痛不已，他說：“死掉的都是行業龍頭，是一些知名的信譽好的企業，還有一些歷史很悠久的都死掉了，元氣大傷。”但是站在審視風險的角度，死掉的企業一定不是好企業。

 

聽完張仁壽院長發言，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非常恭敬發問：“請教張校長一個問題，溫州地區的資金量與中國許多地區相比一直是很充沛的，為什么長期以來這里的利率水平居高不下呢？”這個問題也困擾了記者很長時間，張仁壽幾乎不假思索響應：“利率高是因為風險也高。”

 

高利率所對應的高風險究竟是企業家必須面對的市場風險，還是企業家自身的冒險意識為資本帶來的不確定性？還是溫州企業家本身的道德風險就很高？這是一個應該認真甄別的問題。

 

張仁壽承認溫州的上市企業數量極少，和溫州人寧做雞頭不愿分享股權的文化心理有關，分享股權同時意味著財務公開，這對溫州商人熟人間講信用、陌生人打折扣的文化痼疾是巨大的挑戰。有證監會官員直言不諱：“溫州企業要想上市，數據審查一定要嚴一些。”

 

某家資產管理公司接受一家銀行轉讓的溫州不良資產包后，打開幾十筆貸款進行盡職調查，對其中一筆大額貸款印象頗為深刻：“10個億的房地產項目資產包，打開來，十幾個項目，土地手續、建筑許可證、現金流報表，全是假的，銀行的錢騙到手究竟弄到哪去了？這樣的信用水平，還想借錢？”

 

從大額公司借貸到小額個人借貸，如果銀行總是落入債務人“人人想吃唐僧肉，錢進不再想還錢”的信用陷阱，將貸款利息、罰息或者手續費成本提高幾倍，都是徒勞的。

 

“大不了，我們溫州的貸款都不要了，撤銷機構關門走人！信用環境破壞易，重建難，一粒種子到了肥沃健康的土壤里，才能開出鮮花，落入污染的環境，只能長出毒草。”一位股份制銀行的高管抱怨。

 

債務人失信率高 互保鏈條仍在增大

 

金融案件的起訴密度、深度和廣度，如果發生在2012年和2013年，更加吻合前一兩年的工業停滯，奇怪的是2013和2014年度溫州的工業數據一直處于復蘇正增長階段，為何銀行的訴訟活動越來越頻繁？翻閱了幾百份溫州法院裁判文書之后，記者吃驚發現，這些訴訟中因續貸逾期不歸還的案例極少，多數是2013年新借不還案例，房產抵押、流動資金、技術改造、連環擔保各種名義的一年期貸款，金額小至幾十萬到一兩百萬居多。由于各家上市銀行拒絕公開披露小微企業壞賬率的細節，記者只能通過查閱溫州司法系統的公開審結文案進行粗略統計和判斷，95％的銀行訴訟是幾十萬至五百萬以下額度的企業或個人貸款，銀行下沉戶均貸款余額的努力清晰可現、以往利用優勢地位盲目求大的作風明顯改進，但債務人棄房還貸、各種名義拖欠違約比比皆是。用陪審員的話說，“很多小的壞賬，累積多了，最終銀行的損失還是很多”。

 

更加奇怪的是浙江許多地方互保聯保貸款方式陸續被拋棄，其放大風險的弊端在2011年期間就已充分顯現，媒體和企業反復批評其引發“火燒連營”惡果，為何2013年之后新增貸款溫州銀行業仍然固執沿用連環擔保方式？擔保人數從以往兩三個，增加到五六個，保額比貸款額度高出十幾倍甚至幾十倍？唯一的解釋，是債務人借錢不還的概率太高，只能借此增添債權的安全砝碼。

 

溫商的冒險精神在原始資本積累階段為溫州經濟立下汗馬功勞，在實業受困期冒險意識如果體現為過度負債，反而增加了其覆滅的幾率，抱團衍生的聯保互保風險已經從單純財務層面上升到法庭內外對誠信公正的踐踏和蔑視。

 

記者看到的數百例銀行起訴案件中，債務人拒不出庭的情況極為普遍。溫州法院系統在銀行債務清收和企業風險化解的兩難境地中，曾因堅持“擔保有責”的審判基本底線，而被指責是將企業推下“斷崖”的“黑手”。某些審判文書顯示，互保圈某個債務人出現逾期欠債后，擔保人往往編造各種說辭，將責任推定銀行違規，解脫擔保責任等。比如：某企業法人代表借款不歸還，企業其它股東當庭辯解，說合同蓋章是法人個人的借貸行為，不能代表公司其它股東的真實意愿，請法官判銀行貸款違規，黑白顛倒的程度令人咋舌。

 

銀行貸款在道德風險較高的地區，已經異化為沒有股權回報的天使投資。

 

記者希望在溫州市處置辦和企業主面訪的要求被婉拒，理由是到這里來投訴的企業主總是被銀行糾纏得心情不好，這個部門每周要開企業和銀行的債務協調會，既要防止企業逃廢債，又要防范銀行冷不丁抽貸壓貸。

 

三年時間用應急轉貸基金共周轉9000多筆累計788億貸款，受益的企業2000家。為防止僵尸企業浪費貸款資源，處置辦的工作細化到要讓街道辦事處去識別管轄區內企業應否破產，同時發放企業家調查問卷，被投訴抽貸嚴重的銀行，政府和法院會相互配合，在案件受理速度、財政儲蓄資源調配上給予銀行警示和限制。

 

健全征信體系 重中之重

 

記者采訪溫州之前，當地政府將20家涉嫌逃廢債的企業納入“約談名單”，公開曝光了52個失信人名單，當地公安部門開展獵狐行動從境外抓回的經濟犯罪嫌疑人22名，兩年共抓獲近四百名惡意逃廢債的逃犯，法院聯合機場、高速成功限制108人乘坐飛機，控制5輛汽車，這個數字相對于每年被銀行起訴的數千家企業、總計4萬個失信人來說，震懾力度仍須大大加強。

 

站在金融角度來比較溫州和深圳這兩個城市，其經濟外向程度和民間金融發達程度基本相當，最大的不同點在于信用環境差別較大，后者歸功于深圳人行十年前，即推動深圳市企業信用信息中心和深圳鵬元資信評級公司完成建設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致力于征集司法、稅務、私家車保有量、房貸償還、水電費繳納等各種違約信息，大大方便了企業與企業之間、銀行和企業之間、個人和銀行之間的信息查詢，降低了違約成本，個人或企業的透明度和誠信意識很好。深圳的高利貸公司生存空間有限，P2P公司興起后，在深圳能夠有效拉低貸款利率至9％~12％區段，個人貸款最低在7厘左右，但是溫州的民間綜合利率水平很少低過19％。

 

溫州區域金融改革成功的真正標志，并不是新近開張的民營資本組建的溫商銀行能夠為本地區的企業帶來多少流動性或增量貸款，而是何時構建完成有效健全的征信體系，減少道德風險引致的大規模壞賬的發生，4萬個溫州失信人的數字下降到與經濟貢獻度相匹配的位置，并且民間利率率先回歸全中國最低水平，這意味著溫州人和溫州企業的誠信不再針對熟人小圈子，而是面向全世界所有愿意提供資金的人，那時的溫州企業不論是公開發債、發股、或到銀行、民間一對一借貸，既不會融資難，也不會融資貴。

 

民間金融監管存空白

 

溫州雖小，因為民營之都的獨特標簽，它的起飛、盤旋、顛簸、失速乃至最后的硬著陸，都會成為公眾視線的焦點。硬著陸為溫州帶來一些好處：來自國家層面的政策傾斜，比如區域金融綜合改革的金字招牌，雙層監管體制的摸索嘗試，世界級明星城市才能獲得的境內外媒體關注度，地方立法權確立、金融司法創新、快速破產機制的有效建立等等。

 

自區域金融改革方案出臺以來，關于金改方向的爭論一直沒有間斷過，地方和中央都倡導民間金融規范化、陽光化，既有共識，又有分歧。地方政府和眾多放貸人側重金融普惠，主張消除經營特權，給予小區機構合法吸收存款和放貸的自由。中央政府更看重民間金融野蠻燃燒的根源治理，三十多年來，每一次民間集資的瘋狂，總是以毀掉多條人命的殘酷方式暫時平息，溫州通過什么方式可以讓1800多家放貸機構合法生存，又不致走上殺人放火的歧途？“高利貸公司的老板風控水平不比銀行差，更有效率，但是暴力討債是造成命案的原因之一。”一位曾經給高利貸公司老板開設培訓課程的風控專家如此分析。

 

民間金融的真實規模高峰時有多少，不同組織給出的數字大相徑庭，企業協會認為有8000億，人民銀行測算4700億，當地民間借貸服務中心認可1200億，按照司法系統的測算，則在7000億規模上下。

 

數據混亂折射的是民間金融監管的空白，有業界人士指出，民間金融的規模不需要太大，只要有一定數量的企業和個人愿意加入炒錢游戲，高息回報的星星之火瞬間可成燎原之勢，就像原本半杯水量的杯子，一旦快速旋轉，漩渦邊緣飛濺的水花總會讓外界誤以為水量充沛，取之不盡，政府之手確定的存款基準利率越低，房地產或股市的預期回報越高，漩渦的推動力就越大。溫州的民間利率始終是市場化定價，2011年月息高至九分，恰恰是溫州區域風險的歷史峰值紀錄。

 

中國利率市場化有望在2015年變為現實，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先互補、后競爭的格局遲早到來，有香港專家建議應盡快實行存款人分類制度：“國內小貸公司不允許吸收存款，那么少的注冊（運營）資本，把錢放出去以后，很多時間沒事做，香港的財務公司是可以吸收存款的，但是只能吸收10萬或30萬、50萬現金以上額度的存款，這些人的風險承受能力強于一般存戶，財務公司提供清晰的風險提示，存款人很清楚高額利息的背后，這些錢本金可能收不回來。”經濟學家郎咸平認為香港上世紀70年代財務公司的商業化運作模式在持牌銀行嚴管的政策環境下，反而能夠很好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

 

地方事中監管待加強

 

目前溫州的小型類金融機構有小貸公司、擔保公司、投資咨詢公司、典當行、寄售行、借貸服務中心、幾十家P2P公司，但是由于小型機構龐雜多樣，歸屬不同部門管理，金融辦的日常協調難度不小。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和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都曾提到：“有必要探索和建立中央和地方雙層監管體系，解決地方民間金融的監管空白帶來的問題。”《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的實施從立法角度首次厘清雙層監管的邊界，盡管存在隱私保護和偶然利得納稅的爭議，在規范市場秩序的同時又保留民間金融的生存空間。

 

溫州金融辦仿照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建制，目前有70多人的規模，在各區縣設置了四百多個資金交易的監測點。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全程跟蹤了危機發生、發展、變化的全過程，與記者溝通互動時，開放度好過當地正規金融監管部門。余謙認為，地方監管部門抽檢類金融機構的權限職能應該擴大，他說：“在溫州，這些非銀公司賬戶的資金周轉金額與速度遠遠小于實際控制人的個人賬戶活躍程度，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讓公安和司法部門介入，往往太遲了，所謂民間金融風險的事中監管就是一句空談。地方金融監管部門應該有抽查機構法人或緊密股東個人賬戶資金往來的職能權限，立足防患于未然。”

 

2011信用崩塌大地震，造成幾十位鮮活生命永離人世，它給這座城市的血淋淋的記憶是永遠不可以忘卻的。記者漫步在溫州漂亮的新區廣場時，希望這里未來開設一面永久紀念墻，將歷年來因高息借貸而自殺的每個生命步入絕望深淵的故事，永遠雋刻展示出來，警醒普通民眾和企業主面對之后各種投機浪潮時，多一份理性，多一份謹慎，多一份清醒。

 

（來源：香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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