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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是科技創新主力軍”VS“中國90%專利都是垃圾”

點擊：  作者：子午    來源：草根微刊  發布時間:2018-11-19 11:17:23

  

民營企業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甚至是“主力軍”這種說法近年來不絕于耳，重要的依據就是民企申請了大量的“科技創新”專利。《中國科技論壇》雜志2008年第9期刊登的《從專利統計數據看我國民營企業的自主創新》一文稱：2006年初，國家知識產權局組織了一項調查，在注明企業性質的43272家的企業中，“他們提出的專利申請為310328件……其中民營企業占到了55.8%，國有、集體控股企業分別占20.6%和11.8%”。隨著這些年國退民進的大趨勢，民營企業的專利占比必然會隨之增加，所以權威人士的民企貢獻70%的科技創新是有“道理”的。

 

“民企是科技創新主力軍”的真相

 

然而，@鳳凰網財經 的新浪微博14日晚發了一條“不合時宜”的視頻：14日，中國電子信息行業聯合會專家委員會主任董云庭表示，“去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全國專利已經有714萬，我認為可能90%都是垃圾，只能充當花瓶，圈項目的錢”。

 

 

 

董云庭這番話其實早已是公開的秘密。筆者以前曾在南方一家小型出口加工企業做工程師，每年都要負責申請一到數項專利，這些專利基本都是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專利，申請這些專利除了讓產品做宣傳的時候更“好看”，另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可以據此申請區政府和市政府的專項科技資金。正如網友在@鳳凰網財經 微博下的評論：“想要申請很多政府項目補貼、公司想要上市？所獲得的專利數量都是硬性條件”。

 

《現代快報》2013年7月7日曾報道了一個案例：

 

鹽城阜寧的陳保清向現代快報投訴稱，他與南京師范大學化科院教授顧正桂合作開發項目，但項目打了水漂，正當陳保清犯愁之時，卻發現顧正桂利用該項目申報國家科技部、省教育廳、南京市多項科技資金，共計147萬元。

 

……

 

第一個項目是2010年6月，國家科技部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無償資助項目，資助70萬元。同時江蘇省科技廳配套立項資助45萬元。當時該項目合同中設立的考核指標是，銷售收入800萬元，累計繳稅156.7萬元，累計凈利潤273.1萬元，同時要獲得國家相關行業許可證。該項目是否通過了驗收，記者試圖聯系科技部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管理中心，但未聯系上。

 

第二個項目是2010年11月，南京市科技計劃項目合同書，屬于市級創新基金，由南京市科委和財政局撥款20萬元給沿江化工。快報記者從南京市科委高新處了解到，這一合同已經到期，但目前對方遲遲拖著不驗收。

 

第三個項目是2010年度高校科研成果產業化推進工程項目合同，名稱是“反應精餾耦合高效萃取制備99.7%甲縮醛的工業化研究”，10月份由省教育廳和南師大簽訂，承擔單位為沿江化工，資助金額12萬元。這一項目已經在2012年5月份驗收通過。

 

……

 

那么（申請項目的）沿江化工到底是什么樣的公司？據陳保清稱，其實這個公司只有四五個人，規模很小。該公司辦公室位于紫金（化工園）科技創業特別社區內，現代快報記者趕到該公司，卻發現偌大的辦公區內，找不到該公司值班人員。

 

前幾天，“網易數讀”整理了一篇報道《批量生產的中國專利，大多是垃圾》。

 

 

 

文章揭示：

 

在中國，有大量白菜價的劣質專利，正在批量生產，批量死亡。

 

單從專利的數量上看，作為后起之秀的中國可謂來勢洶洶。

 

2017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針對工業產權進行了全球范圍的統計，其最新發布的《專利事實與數據報告2017》（IP Facts and Figures 2017）顯示，中國在工業產權方面的發明專利、商標專利、工業設計專利、實用新型專利等四種專利的申請量中均占絕對優勢，數量比美國、日本、韓國、歐洲專利申請數量之和還要高出許多。

 

在這四種專利類型中，最為特殊的是“實用新型”專利。實際上，多數“實用新型”專利既不“實用”，也不“求新”，多被用來授予對現有發明做出微小改進的次要發明，含金量低，創新水平差，且審查寬松。

 

而在全球155萬件實用新型專利申請中，中國獨占鰲頭。2016年，中國以30.9%的超高增速、創下了148萬件的申請量記錄，占世界總量的95%。

 

2012年至今，實用新型專利與外觀設計專利授權的占比從未低于75%。發明專利授權在2015年才首次超過20%。

 

專利申請與維持并不是零成本。實際上，中國對專利收取的申請費、維持費、審查費、復審費和年費與國外相比已經算高昂。

 

在低質低效、侵權案件高發、年費成本高昂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現了中國專利中頗為壯觀的“曇花一現，批量死亡”場面。

 

為了激發專利創造的熱情、減輕專利研發成本，政府以財政撥款的方式對專利申請和維護費用進行減免或定額補貼。

 

這本來是好事。但財政資源是有限的，大量低質低效的專利項目勢必會分流一大部分財政資金，而真正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專利研發項目卻可能因資金短缺而夭折。

 

國有企業才是我國科技創新的主力軍

 

雖說現在“中國自主創新”的成色很有問題，但即便是“矮子里面選將軍”，“民營企業是創新主力”的說法也很難站住腳。《現代國企研究》2017年第2期的文章指出：

 

目前按，中央企業擁有的科技人員是157萬，研發人員77萬，高級技工技師244萬，工程院院士182人。截至2015年末。中央企業有國家級研發平臺596個，其中國家重點實驗室90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95個，國家工程實驗室55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54個，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302個。

 

截至2015年末中央企業累計擁有有效專利40.4萬項，占全國4%，其中有效發明專利13.2萬項占全國9%（這才是真金白銀）……2015年國家科技發明獎一等獎全部是中央企業獲得的，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也全部是中央企業獲得的。

 

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16中國企業家成長與發展專題調查報告》認為，國有企業創新東西指數57.19，非國有企業指數為54.41%，國有企業比非國有企業高2.78%。這里面也包括華為、京東這樣民營經濟創新的代表。

 

“萬眾創新”是個世紀笑話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被視作中國新常態下經濟發展“雙引擎”之一。

 

在“大眾創業”的口號下雨后春筍般出現了一大批“微商”，從在家帶小孩的全職媽媽到退休的大媽紛紛加入了這個領域，朋友圈里充斥著“不是你銷我就是我銷你”的場面。與此同時也滋養了一大批“加盟開店”的母公司——交一定數額的加盟費，就可以空掛一個網店拿提成；拉到朋友開網店，還能按比例提成加盟費——這不就是赤裸裸的傳x銷嗎？然而，在這個時代卻堂而皇之地大量涌向出來。

 

在“萬眾創新”口號激勵下，近幾年我國專利申請數量呈爆炸式增長。中國發明專利申請受理量自2011年起連續6年位居世界第一，2016年中國的受理量（133.9萬件）更是超過了美國（60.6萬件）、日本（31.8萬件）、韓國（20.9萬件）和歐洲專利局（15.9萬件）四方受理量的總和（129.2萬件），占全球總量的42.8%；2016年中國受理的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量分別占全球總量的95.0%和52.4%。

 

在全國各種名目專利排名的壓力下，不少地方政府明確提出增加專利數量的種種“計劃”。如廣西的“發明專利倍增計劃”等，致使專利數量暴漲。2016年,江西省專利申請受理總量同比增長65.9%，廣東省廣州市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同比增長163.6%，廣東省珠海市2016年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是2011年的5.1倍，重慶市“十二五”期間專利申請量增長近4倍。

 

為了激勵專利申請，各地政府甚至不惜配套專項資金，用于補貼或獎勵專利申請，這就給某些民營企業空手套白狼、騙取政府項目補貼打開了方便之門。

 

“萬眾創新”與現代科研體系的特點格格不入

 

今天，人類社會的科技水平已經高度發展，每一項真正的科研創新，都意味著要“站到巨人的肩膀上”，絕非那么容易的事情。鼓勵“萬眾創新”，想法是好的，現實可行嗎？

 

在以前的文章《這項“封鎖”美國15年的技術也是誕生于毛澤東時代！ 》中，筆者曾經指出，“科學實驗活動再不是科學家個人的活動，也不是少數專業門類的小集體活動，而是千軍萬馬的大兵團作戰。”筆者在以前一篇談運十的文章中曾經總結了現代科研體系的幾個特點：

 

高度綜合性：高度綜合是建立在高度分化基礎之上的，據不完全統計，到上世紀末，全世界已分化出2600多個學科;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切大型項目，無一不是高度綜合性項目，高度綜合性根本改變了以往的科研組織形式。

 

協作面廣：現代大型項目協作面之寬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有些項目甚至需要舉全國之力，有些則需要國際間的合作，美國阿波羅登月計劃，動員了40多萬人、約兩萬家公司和研究機構、120所大學，耗費了250億美元。

 

研發周期長、費用巨大：科研設施和儀器設備的費用之大遠超出了企業或集團的承受力，重大項目研制費用更達到了天文數字般的高度。目前一種新的干線機至少要20億美元，用于新機設計、試驗和原型機的制造、試飛取證以及制造工裝和啟動試產，這要花費10年以上的時間，并要300架以上的銷售額才能達到盈虧平衡點，“空中客車”上馬20多年后才開始賺錢。

 

唯一性和系統性：所謂唯一性就是指無論采用何種技術路線，也無論何時何地，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都是唯一的。唯一性決定了在正常情況下，科學研究應力避重復，既可以減少浪費(一些現代大型項目的科研條件都是傾全國之力建成的，重復更是不可思議的)，更主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組織起最精干的隊伍，以加快科研進度。所謂系統性是強調沿學科縱深發展方向開展長期系統的跟蹤研究活動。堅持系統性是以專業骨干力量的穩定性為前提條件的，沒有這種穩定性就難以實現接力和繼承，就很難系統地開展本學科的研究工作。

 

然而，現代科技創新所需要的多學科綜合、廣泛協作面等條件絕不是哪一家中小型民營企業所具備的；研發周期長、費用巨大更不是以“營利”為第一目的的民營企業愿意投入的。即便是華為這樣的以科技創新為稱民企巨頭，他所研發的華為手機也是直接采取了發達國家的A-A架構，即芯片購買arm的架構，進一步開發，然后找臺積電流片；操作系統是直接對谷歌的Android系統進行UI設計，所謂的自主研發是要大打折扣的。一旦遇到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或禁運，很快將面臨夭折的危險。而真要從頭設計，不是華為所能承受的，也不是它愿意承受的。

 

指望民營企業千軍萬馬搞真正的科技創新，完全是開玩笑。

 

“萬眾創新”歷史上有沒有呢？也是有的，例如毛澤東時代的雜交水稻培育，見《當代中國的農業》一書的記載：

 

1964年，湖南省黔陽農校教師袁隆平，首先開始了利用不育系進行水稻雜交優勢利用的研究。他與其他科技人員一起，年復一年，先后用了1000多個品種，做了3000多個組合，進行了多方面的艱苦探索，經過六年的努力，進展都不很大。通過深入細致的總結，他發現所用材料親緣關系太近，不育特性難以保持。于是，他決心用野生稻進行研究。

 

1970年，一個新的轉折出現了：袁隆平帶著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風塵仆仆地來到海南島，尋找野生稻。他們在農村四處調查，當年10月23日，李必湖來到荔枝溝，終于在一片沼澤地里，發現了一株奇異的稻子。為應用“三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復系)配套選育雜交水稻的成功，打開了一個突破口。

 

1971年春天，湖南雜交水稻協作組根據上級的指示，把“野敗”材料分別送給10個省、市、自治區20多個單位進行研究。農林部和湖南省農業科學院，先后把雜交水稻列入重大科研項目;中國農林科學院召開協作會，成立協作組，與湖南省農業科學院共同組織這項研究。從此，一個以“野敗”為主要材料，培育“三系”的協作攻關，有計劃、有領導地在中國南方10個省、市、自治區蓬勃展開。幾十個科研單位，使用上千個品種，做了上萬個雜交組合，與“野敗”進行回交轉育。

 

1972年，袁隆平和江西省萍鄉市農業科學研究所顏龍安等科技工作者分別育成了第一批水稻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但是仍然找不到恢復系，“三系”仍然不能配套，不能用于生產，試驗遇到了困難。

 

就在這時，中國農林科學院又召開了全國水稻協作會議，總結經驗，肯定成績，加強組織，擴大研究材料，選用了長江流域、華南、東南亞、非洲、歐洲等地的1000多個品種進行測交、篩選，找到100多個有恢復能力的品種，1973年，廣西農學院的教師張先程等和湖南省的科技人員，先后在東南亞的品種里找到一批花藥發達、花粉量大、恢復率在90%以上強優勢的恢復系，秈型雜交水稻的“三系”配套成功了!

 

在南方雜交水稻取得重大進展的時候，從1971年開始，北方稻區以遼寧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楊振玉等人為主，連續進行了六年粳稻雜交優勢利用的試驗，于1975年選育出黎優57，一九八五年在遼寧、北京、河南、山東、山西、陜西等省、市示范推廣10.67萬公頃，比常規稻增產15—20%，顯示了北方雜交粳稻的優勢。

 

經過廣大農業科研人員和農民群眾的共同努力，雜交水稻得到迅速推廣，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累計種植面積達5066.7萬公頃，這在中國水稻良種推廣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這次“萬眾創新”是在以舉國之力，通過“幾十個科研單位，無數科研人員，使用上千個品種，做了上萬個雜交組合”完成的，這才是真正的科學研究走群眾路線的“萬眾創新”。

 

面對現代科研體系的特點，社會主義制度相對于資本主義制度是有著巨大優勢的。美國人從原子彈爆炸成功到氫彈爆炸成功用了7年零3個月；蘇聯的原子彈晚美國四年爆炸，而氫彈卻趕上了美國；而中國靠自己的力量這個過程只用了2年零8個月。為了應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威脅，1957年10月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后，美國國會批準了“國防框架內發展政策”，正式授權國防部在國防一攬子計劃內，享有超出市場規則限制的廣泛權力，這完全是違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則的做法。

 

今天，我們指望民企去搞“萬眾創新”，把民企當作科技創新的主力軍，這不是開國際玩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