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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德學：關于抗美援朝戰爭幾個問題的認識

點擊：作者：齊德學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8-11-19 10:34:53

【摘要】：古今中外，任何戰爭指導者在戰爭指導中，都是努力爭取實現最好的結果，努力避免出現最不利的局面。毛澤東指導抗美援朝戰爭當然也不例外。抗美援朝戰爭的戰略指導表明，在經過努力后，主客觀條件不具備實現戰爭最好結果時，毛澤東并不是一意孤行繼續堅持主客觀能力無法實現的軍事戰略目標，而是非常及時地作了調整。這是極為正常，極為“合乎邏輯”，無可厚非的事情，怎么就認定毛澤東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

國內有的學者在抗美援朝戰爭問題上發表文章和出版著作，不顧歷史事實，指責毛澤東，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正確性及其偉大作用，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三個觀點：一是認定中國出兵抗美援朝是蘇聯壓力的產物；二是認定毛澤東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三是認定毛澤東在朝鮮停戰談判時機的選擇上是重大決策失誤。從而得出結論，認為中國進行這場戰爭是得不償失。那么真實情況究竟如何？筆者根據幾十年研究積累，對此談談看法。

一、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抗美援朝是否蘇聯壓力的產物

不可否認，在中國出兵援朝問題上，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確曾提出過建議，并且也有壓力的味道，那么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抗美援朝是否蘇聯壓力的產物呢？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我們看看中共中央是在什么情況下作出出兵抗美援朝決策的。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這本來是朝鮮南北雙方為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內戰。然而，6月26日上午（華盛頓時間為25日晚），美國總統杜魯門即主持召開由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共14人參加的高級會議，作出了武裝干涉朝鮮內戰和派海軍第7艦隊侵入中國臺灣海峽的決定，同時決定加緊向侵略越南的法國軍隊提供援助等。當天即將有關決定電傳給駐東京的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令其立即執行。隨即美國駐日本的海空軍部隊開始出動支援南朝鮮軍隊作戰。27日，美國海軍第7艦隊侵入臺灣海峽。同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公開宣布上述決定，并背棄美國參加的有關臺灣歸屬中國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聲稱“臺灣未來地位”未定，制造中國的分裂。8月27日，美國侵略朝鮮的空軍飛機先后5批13架次侵入中國東北邊境地區的輯安（今集安）、臨江、安東（今丹東）等地上空轟炸掃射，殺傷中國居民24人，擊壞火車機車和車輛5輛、擊壞汽車2輛。此后，美國侵略朝鮮的空軍飛機連續不斷侵入中國領空，進行轟炸掃射。特別是9月中旬美軍仁川登陸成功后，至9月底，美國侵朝地面部隊全線進抵三八線，并準備越過三八線向中朝邊境進攻。這些構成了對中國版圖的侵略和直接威脅了中國大陸的安全。雖然中國政府一再提出強烈抗議、譴責和警告，但美國當局不屑一顧，仍一意孤行。此時，朝鮮人民軍主力被隔斷在三八線以南，遭受嚴重損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危在旦夕，請求中國在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北進的情況下，給朝鮮人民以特別的援助，即直接出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幫助朝鮮人民軍作戰。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保衛中國大陸的安全和支援朝鮮人民反抗美國侵略，中共中央才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決策。當然，作出這個決策也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因素，但這絕不是主要因素。如果說“壓力”，則是美國當局將一場戰爭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迫使中國人民不得不進行一場戰爭。因此可以說，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抗美援朝，主要是出于中朝兩國共同利益的考慮，所以叫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明確指出：“大家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東北的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1]

其次，我們回顧一下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決策的過程。

朝鮮戰爭爆發之初，盡管美國立即進行武裝干涉，但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戰局發展極為順利。就是在這樣形勢下，中共中央洞察時局，敏銳地估計到，由于美國武裝介入，朝鮮局勢有惡化的可能，甚至美國會公然進犯中國大陸。因此，中國不能不有所防范，寧可備而不用，不可不有所準備。在朝鮮戰爭爆發后的一周內，即1950年6月底，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即決定調整國防部署，將軍事斗爭準備的重點方向由東南沿海地區調整為東北邊防，將軍事斗爭準備的重點作戰任務由解放臺灣調整為“支援朝鮮人民，推遲解放臺灣”。[2]中央軍委于7月7日開始調動部隊組建東北邊防軍，7月13日作出《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抽調第13兵團等部共25萬余人，組成東北邊防軍，部署在遼東和吉林南部地區，以保衛東北邊防和必要時出動支援朝鮮人民反抗美國侵略的作戰。東北邊防軍整訓的目的和指導思想，就是準備必要時到朝鮮同美國軍隊作戰。在8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指出：如果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愿軍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同一次會議上，周恩來也指出：如果美帝將北朝鮮壓下去，則對和平不利，其氣焰就會高漲起來。要爭取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中國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國際上的變化。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設想。[3]8月13日高崗受中央委托在東北邊防軍師以上干部參加的整訓動員大會上的報告中，8月26日周恩來在檢查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必要時邊防軍出動支援朝鮮人民反抗美國侵略，都講得十分明確。8月下旬，中央軍委又決定抽調第9、第19兩個兵團分別置于津浦和隴海兩鐵路線的機動位置，作為東北邊防軍的二線部隊。

1950年8、9月間，美國空軍飛機不斷侵入中國領土上空轟炸掃射。圖為遼寧省安東市（今丹東市）遭轟炸的民房

這些，雖然還不是出兵援朝的決策，但也充分表明，中共中央對于必要時出兵援朝是有考慮和有準備的。

決策出兵援朝，是在1950年9月中旬美軍仁川登陸之后，美軍全線向三八線進攻的形勢下，才提到中共中央的日程上來的。9月27日，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對求見的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表明了中國的態度：“如果帝國主義者果真要發動戰爭，那么，我們也只有起而抵抗了。……一旦戰爭起來了，我們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別無他途可尋的。”[4]9月29日，美軍全線進抵三八線，準備越過三八線繼續北進。鑒于此，9月30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周年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人民密切地關心著朝鮮被美國侵略后的形勢。……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絕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5]

這些，雖然也不是出兵援朝的決策，但這充分表明了中國人民決心在必要時出兵援朝的態度。

9月29日，金日成和樸憲永聯名發出了由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通過的致斯大林請求出兵援助的信（9月30日，蘇聯駐朝鮮大使用電報發出）。10月1日夜，金日成召見中國駐朝鮮大使倪志亮和武官柴軍武（柴成文）向中國提出出兵援助的請求，此后還專派樸一禹到北京于3日向毛澤東面交了由金日成和樸憲永聯名給毛澤東的求援信，其內容與他們致斯大林的信基本相同。斯大林在接到金日成、樸憲永的求援信后，于10月1日也給毛澤東、周恩來發來一個電報，建議中國至少應派5—6個師的部隊以志愿軍名義出動到三八線，掩護朝鮮人民軍組織后備力量。10月2日，毛澤東起草了一份給斯大林的電報，表明“我們決定用志愿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作戰，決定將在東北的邊防軍12個師（而不是5—6個師）出動到北朝鮮的適當地區，不一定到三八線，組織防御戰，同時等待蘇聯武器裝備到達。除上述12個師之外，還正在調動其他24個師作為援助朝鮮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同時分析了志愿軍出動后朝鮮戰局可能發生的變化及給中國國內帶來的影響，并提出了請求蘇聯援助武器裝備的清單。據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考證，這個電報沒有發出。雖然如此，但同日凌晨2時由毛澤東起草以軍委名義給高崗和鄧華的電報卻發出了。這個電報一方面請高崗接電后即動身來京開會，一方面“請鄧華同志令邊防軍提前結束準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按原計劃與新的敵人作戰。”[6]這表明毛澤東是準備出兵援朝的。

問題在于，同是10月2日，毛澤東通過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發出了另外一個電報，對斯大林10月1日的來電作了答復。這個電報是羅申于10月3日發往莫斯科的。毛澤東在這個電報中提出：“目前最好還是克制一下，暫不出兵，同時準備力量，這樣做在把握與敵作戰的時機上會比較有利。”暫不出兵的理由是：“第一，靠幾個師很難解決朝鮮問題（我軍裝備極差，同美軍作戰無勝利把握），敵人會迫使我們退卻。第二，最大的可能是，這將引起美國和中國公開對抗，結果蘇聯也可能被拖進戰爭中來，這樣一來，問題就變得極其嚴重了。”“如果我們出動幾個師，隨后又被敵人驅趕回來，并由此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沖突，那末我們整個的和平建設計劃將被全部打亂，國內許多的人將會對我們不滿（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創傷尚未醫治，人民需要和平）。”在這個電報中，毛澤東還告知斯大林：“我們將召開黨中央會議，中央各部門負責同志將出席。對此問題尚未作出最后決定。這是我們的初步電報，我們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們準備立刻讓周恩來和林彪同志到您休養地，同您討論這件事，并報告中國和朝鮮形勢。”羅申在轉述這個電報時，作了評述，認為“毛澤東的答復證明中國領導人改變了在朝鮮問題上的最初立場”，即不準備出兵援朝。[7]

如何認識這個電報是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僅僅孤立地看這個電報，似可得出中國不準備出兵援朝的結論。即把這個電報看成是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的一種政策考慮，決定不準備出兵援朝。從已解密的俄羅斯關于朝鮮戰爭的國家檔案中，可以看出，至少羅申和斯大林是這樣認為的。然而，將這個電報同中共中央決策出兵的全過程聯系起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也就是說，這個電報只是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出于策略上的一種考慮，一方面，是強調中國出兵的困難，特別是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極差，以引起斯大林和蘇聯領導人的重視，從而為中國出兵援朝提供武器裝備和空中掩護。另一方面，也有探測一旦戰爭將蘇聯拖進去時蘇聯將采取什么態度的意思。將毛澤東10月2日起草給斯大林但未發出的電報與羅申轉發的電報比較一下，也可以看出上述意思。毛澤東在通過羅申轉發的電報中本身就表明：只是考慮“暫不出兵”，要“準備力量”，“把握與敵作戰的時機”，并且“對此問題尚未作出最后決定”，中共中央還要開會討論。此外，一系列情況表明，在當時的形勢下，中國領導人，至少毛澤東一直是在考慮出兵援朝的。

就在毛澤東請羅申轉發上述電報時，中國領導人從各方面的消息獲知，美國決定其地面部隊越過三八線北進。于是，10月3日凌晨，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通過他和印度政府轉告美國當局：“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8]這表明中國并非不準備出兵援朝。接著10月4日、5日，中央政治局兩次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是否出兵援朝問題。雖然沒有見到這兩次會議的記錄，但從參加這兩次政治局會議一些領導人的回憶中可以得知，會議上許多人對出兵援朝表示擔憂，按彭德懷的說法，主要是以下幾個原因：1.國內長期戰爭創傷尚未治愈；2.占全國人口和土地面積2/3的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尚未開始；3.國內的土匪、特務還沒有完全肅清；4.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落后，訓練也不充分；5.部分軍民存有厭戰情緒。總之一切準備不夠，因此，有一種意見主張暫不出兵。另一種意見是積極主張出兵，因為，我們準備不夠，美國準備也不夠，如果讓美國占領了朝鮮，對我們就是一個直接的威脅，我國的國防、邊防和經濟建設都將處于不利地位。朝鮮在危急的情況下請求援助，我們不能置之不理。[9]中央政治局經過充分討論之后，毅然作出了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的決策。決策作出后，10月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黨政軍高級干部會議，討論了志愿軍出動作戰的具體問題。

10月8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簽署了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命令“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10]并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同日，毛澤東親自起草電報向金日成作了通報。

1951年10月23日，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毛澤東致開會辭

斯大林接到毛澤東通過羅申轉發的電報后，蘇共中央政治局也開會對毛澤東的電報進行研究。會后，以斯大林名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內容如下：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個師志愿軍的問題，是因為我清楚地了解中國領導同志多次聲明，如果敵人越過三八線，就準備派幾個軍去援助朝鮮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國同志之所以準備派兵去朝鮮，是為了防止朝鮮變為美國和未來軍國主義日本反對中國的軍事基地，這與中國是利害攸關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鮮派兵問題，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個師，是出于以下幾點對國際形勢的考慮：

1.如朝鮮戰事表明的那樣，美國目前還沒有為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做好準備；

2.日本因其軍國主義勢力尚未復元，沒有能力給美國以軍事援助；

3.有鑒于此，美國將被迫在朝鮮問題上向有蘇聯盟國為其后盾的中國作出讓步，將不得不接受就朝鮮問題進行調停的條件，這些條件將有利于朝鮮而使敵人無法將朝鮮變為它的軍事基地；

4.基于以上同樣的原因，美國最后將不僅被迫放棄臺灣，而且還將拒絕與日本反動派單獨締結和約，放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及使日本成為他們在遠東的跳板的計劃。

由此我考慮到，如果中國只是消極等待，而不是進行一場認真的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顯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國就得不到這些讓步。中國不僅得不到所有這些讓步，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美國人會把持臺灣，把它當作基地。美國這樣做，不是為了已沒有取勝的希望的蔣介石，而是為了他自己或者是為了明天的軍國主義日本。

當然，我也考慮過，美國盡管沒有做好大戰的準備，仍可能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戰，這樣一來，自然中國將被拖入戰爭，蘇聯也將同時被拖入戰爭，因為它同中國簽有互助條約。這需要害怕嗎？我認為不需要，因為我們在一起將比美國和英國更有力量。德國現在不能給美國任何幫助，而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不成為重要的軍事力量。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就讓他現在就打，而不是要過幾年以后。[11]】

斯大林這個電報確有對毛澤東施加壓力的味道。這個電報的內容是10月8日斯大林在給金日成的電報中轉述的，從俄羅斯已解密的朝鮮戰爭檔案中，看不出這個電報發給毛澤東的具體時間。據國內有關學者考證，這個電報最早是莫斯科時間10月5日晚發給毛澤東的。而莫斯科時間比北京時間晚4個小時，如此，則毛澤東接到這個電報應在北京時間10月5日深夜或10月6日上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作出了出兵援朝的決策。因此，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抗美援朝的決策與斯大林這個電報沒有任何關系，也就談不上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援朝是蘇聯壓力的產物。

從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援朝的全過程看，即便斯大林這個電報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5日作出出兵援朝決策之前到達，也不能得出中國出兵援朝是斯大林壓力的產物。

在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援朝的決策之后，也就是接到斯大林的上述電報之后，10月8日，毛澤東派周恩來和林彪秘密出訪蘇聯。根據一些回憶材料，周恩來是帶著出兵和不出兵兩種意見同斯大林會談的。周恩來著重強調了中國出兵的困難，意在獲取蘇聯出動空軍支援志愿軍作戰和提供武器裝備援助。給斯大林的印象是，中國不準備出兵。在中國組建東北邊防軍時，斯大林曾許諾，在邊防軍以志愿軍名義出動到朝鮮作戰時，蘇聯“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12]。然而，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時卻說，他們的空軍未準備好，兩個月至兩個半月不能出動。周恩來后來在談到這次會談時說：美國軍隊“逼近了鴨綠江，我們就下決心，去與斯（大林）討論。兩種意見：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這是斯（大林）說的。我們問：能否幫空軍？他動搖了，說中國既然困難，不出兵也可，說北朝鮮丟掉，我們還是社會主義，中國還在。”[13]會談結束后，11日，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致電毛澤東，說明了會談的情況。中共中央沒有料到的是蘇聯拒絕兌現已作過的許諾，兩個月至兩個半月不能出動空軍為中國人民志愿軍提供空中掩護。這就意味著中國人民志愿軍進入朝鮮戰場后，將在完全沒有空中掩護和支援的狀態下作戰。

接到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發來的電報后，13日，毛澤東與政治局同志對出兵問題又進行了一次研究討論。彭德懷后來回憶說：“周總理、林彪赴蘇聯，蘇聯答應出槍、炮、彈，但不出動飛機。毛主席這時就以此為由又問我，可不可以打，蘇聯是不是完全洗手？我說：‘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最后是毛主席講：‘即令打不過也好，他（指美國。本文作者注）總是欠我們一筆賬，我什么時候想打，就可以再打’。”[14]

政治局討論一致認為，即使蘇聯兩個月至兩個半月不能出動空軍掩護，中國人民志愿軍也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毛澤東將討論結果于當日22時電告周恩來，指出：“與高崗、彭德懷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我們采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15]這說明，中共中央并非將蘇聯出動空軍掩護作為中國出兵參戰的先決條件。在蘇聯空軍不能出動掩護的情況下，中共中央仍然決策出兵抗美援朝。隨后，蘇聯方面又告訴周恩來，兩個月至兩個半月后，蘇聯空軍也不能出動到朝鮮境內支援志愿軍作戰，只能在鴨綠江北岸中國境內駐防，幫助中國進行防空。盡管如此，中共中央仍然決定中國人民志愿軍開赴朝鮮作戰。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即開始向朝鮮境內出動。

回顧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決策過程，不難看出，盡管斯大林提出過建議，并且確有壓力的味道，但這里完全看不出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決策是蘇聯壓力的產物。相反，倒是中共中央根據當時的形勢，獨立自主地作出的決策。

第三，通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1935年遵義會議以來的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做事是堅持獨立自主的，不為國外他人和政黨所左右。此外，就毛澤東個人性格而言，他也不是任人擺布和左右的人。因此，無論在事實上和道理上，認為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決策是蘇聯壓力的產物，都是說不通的。

二、毛澤東是否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

有的學者認定毛澤東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其依據，是引用了毛澤東在1950年10月2日給斯大林電報中的一句話，即“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并依此作了其所說的“合乎邏輯”的推斷，認定中國為此付出了多余的代價。作出這種認定，在思想方法上未免過于片面性和絕對化，在作結論上也未免過于武斷。而將毛澤東的這句話認定為戰略方針，也極不恰當。

首先，僅就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本身也不能得出這樣的認定。

已被選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和《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中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前文已交代，這個電報沒有發出），共有六點，其中第二、第三點內容如下：

【二，我們認為既然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第一，就要能解決問題，即要準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第二，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雖然我們用的是志愿軍名義），就要準備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就要準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

三，這兩個問題中，首先的問題是中國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有效地解決朝鮮問題。只要我軍能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主要地是殲滅其第八軍（美國的一個有戰斗力的老軍），則第二個問題（美國和中國宣戰）的嚴重性雖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時的形勢就變為于革命陣線和中國都是有利的了。這就是說，朝鮮問題既以戰勝美軍的結果而在事實上結束了（在形式上可能還未結束，美國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承認朝鮮的勝利），那末，即使美國已和中國公開作戰，這個戰爭也就可能規模不是很大，時間不會很長了。我們認為最不利的情況是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不能大量殲滅美國軍隊，兩軍相持成為僵局，而美國又已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使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歸于破壞，并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對我們不滿（他們很怕戰爭）。[16]】

志愿軍一出動就顯示了巨大的力量。僅僅兩個戰役就把已打到鴨綠江邊的美國軍隊打回到三八線。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迅速粉碎侵朝美軍所謂“結束戰爭總攻勢”，并轉入反攻，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收復大片失地。圖為志愿軍在價川地區追殲逃敵

毛澤東電報里的這兩段話，很明顯是對志愿軍參戰后，戰爭形勢發展變化的分析判斷。當然是戰略性的分析判斷，但還不是戰略方針。毛澤東在這里對中國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分析判斷了兩種可能：其一是只要中國軍隊能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那時的形勢就變為于革命陣線和中國都是有利的了；其二是最不利的情況是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不能大量殲滅美國軍隊，兩軍相持成為僵局，而美國又已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使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歸于破壞，并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對我們不滿。因此，從這個電報本身，無論如何得不出毛澤東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這樣的結論。如果聯系前文引述的10月2日毛澤東通過羅申轉給斯大林的電報，則更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況且，毛澤東這個電報沒有發出，也沒有發給即將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東北邊防軍。

其次，周恩來、陳云在談到志愿軍參戰后戰爭形勢的發展變化時，談的都是幾種可能。

周恩來和陳云都是中共中央關于出兵抗美援朝的主要決策人之一。

志愿軍參戰后的1950年10月和11月，周恩來在多種場合講過志愿軍參戰后的戰爭形勢發展變化問題，并且都是講的兩種可能。10月24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十八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我們要在朝鮮給美帝國主義以挫折，“讓它知難而退，然后可以解決問題。我們是有節制的，假如敵人知難而退，就可以在聯合國內或聯合國外談判解決問題，因為我們是要和平不要戰爭的。……我們力爭這種可能”。但是，美帝也有瘋狂的一派，對于它鋌而走險，我們也必須有所防備，我們不怕，“我們并不愿意戰爭擴大，它要擴大，也沒有辦法。我們這一代如果遇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為了我們的子孫，只好承擔下來，讓子孫永享和平。不過我們絕不挑起世界大戰”。[17]11月25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招待各民主黨派代表會上所做報告中指出：朝鮮局勢發展前途“有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是，美帝國主義以一切力量繼續發動攻勢，直到頭破血流，知難而退。……這個可能是存在的。我們要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只有斗爭和不斷獲得勝利，才有可能。另一種可能是，美國孤注一擲，鋌而走險，發動太平洋戰爭。”“兩種可能都存在，但都不會立即出現。一方面美帝不碰得頭破血流不會知難而退；一方面它不敢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估計前者可能性要大些，而這也是我們所要爭取的。我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就是要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我們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的。”[18]

陳云和薄一波在1950年10月26日關于《對時局的估計與財經問題對策》給毛澤東并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估計時局變化有三種不同的程度：“（一）鄰境戰爭，國內平安；（二）鄰境戰爭，國內被炸；（三）鄰境戰爭，敵人在國內海口登陸，全國卷入戰爭。我們的對策暫以第二種局勢為基點。”[19]

周恩來和陳云講的幾種可能，尤其周恩來講的兩種可能及我們應努力爭取實現的可能，不僅是他們個人的分析判斷，而且更應該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共識。

最后，毛澤東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

不可否認，毛澤東確實設想將“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作為抗美援朝戰爭要爭取實現的戰略目標之一，并將實現這個目標看作最理想的結果，但這種目標的實現是建立在蘇聯不但為志愿軍提供武器裝備，而且出動空軍直接支援作戰的基礎之上的。前文已經說過，對志愿軍參戰后，戰爭會出現什么樣的結果，毛澤東并非只作這一種考慮。除此，毛澤東還在10月23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從軍事方面提出決定朝鮮戰局的三個問題：一是正在部署的第一次戰役是否能利用敵人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突然性，殲滅南朝鮮軍兩個、三個甚至四個師。此戰如果是一個大勝仗，則敵人將立即處于被動地位。如果這次突然性的作戰勝利不大，則形勢將于敵有利。二是敵人飛機殺傷我之人員、妨礙我之活動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間行軍作戰做到很熟練的程度，敵人雖有大量飛機不能給我太大殺傷和妨礙，則我軍可以繼續進行野戰及打許多孤立據點，除大城市我無法進攻外，其余地方的敵人都可能被我各個殲滅。如此便有迫使美國和我進行外交談判之可能，或者待我飛機大炮的條件具備之后，把這些大城市逐個打開。如果敵人飛機對我的傷亡和妨礙大得使我無法進行有利作戰，則在我飛機條件尚未具備之前，將使我軍處于很困難的地位。三是如果美國再調五至十個師來朝鮮，而在這之前我軍又未能在運動戰中及打孤立據點的作戰中殲滅幾個美國師及幾個南朝鮮師，則形勢也將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則于我有利。毛澤東指出：“以上這幾點，均可于此次戰役及爾后幾個月內獲得經驗和證明。”“我們應當從穩當的基點出發，不做辦不到的事。”“我們應當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20]如果說毛澤東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了戰略方針，那么筆者用引號引述毛澤東這個電報中的話，才真正是毛澤東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的戰略方針，并且是抗美援朝戰爭總的、最根本的戰略方針。整個抗美援朝戰爭的軍事戰略指導，就是本著這個方針進行的。從這個戰略方針中不但看不出有“超越現實”的問題，而且恰恰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古今中外，任何戰爭指導者在戰爭指導中，都是努力爭取實現最好的結果，努力避免出現最不利的局面。毛澤東指導抗美援朝戰爭當然也不例外。抗美援朝戰爭的戰略指導表明，在經過努力后，主客觀條件不具備實現戰爭最好結果時，毛澤東并不是一意孤行繼續堅持主客觀能力無法實現的軍事戰略目標，而是非常及時地作了調整。這是極為正常，極為“合乎邏輯”，無可厚非的事情，怎么就認定毛澤東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

三、在朝鮮停戰談判時機的選擇上毛澤東是否重大決策失誤

國內有學者發表文章，說毛澤東在朝鮮停戰談判時機的選擇上是“重大決策失誤。一九五一年一月聯合國提出在各方面都對中國有利的停火議案，美國政府左右為難，只得表示同意，而把賭注押在中國不會接受這個議案之上。中國領導人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錯誤估計形勢，且缺乏在國際舞臺上的外交經驗，輕易地拒絕了聯合國的停火議案。”由此，戰爭拖長，中國付出重大代價。那么，事實是否如此？筆者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首先，我們看看聯合國的停火議案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和通過的。

所謂聯合國停火議案，是指1951年1月13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達成朝鮮停火和和平解決遠東問題的五步方案：一、立即安排朝鮮停火；二、一旦停火實現，即應加以利用，以便考慮恢復和平所應采取的進一步步驟；三、為實現聯合國大會1950年10月7日通過的關于建立統一的、獨立和民主的朝鮮政府的決議（雖然美國當局在仁川登陸成功后就決定侵朝美軍地面部隊越過三八線作戰，但在形式上，美國當局一直強調美軍是為實現聯合國這一決議而到三八線以北作戰的），一切非朝鮮的軍隊將分適當階段撤出朝鮮，依照聯合國有關原則訂立適當措施，使朝鮮人民能對其未來政府表達自由意愿；四、在完成第三步之前，依照聯合國原則訂立適當措施，管理朝鮮和維持其和平安全；五、一旦獲致停火協議，將由聯合國大會設立一個包括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國代表在內的適當機構，尋求解決遠東問題，其中包括臺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那么這個五步方案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和通過的呢？

在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武裝侵朝以來，中國政府以及蘇聯等一些國家政府，一直主張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要求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朝鮮問題由朝鮮人民自己來解決。然而，美國當局從其帝國主義的全球戰略利益出發，不但不撤出其侵朝軍隊，而且擴大朝鮮戰爭，不但美國一國投入部隊侵略朝鮮，而且操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按照美國意志組成的所謂“聯合國軍”，擴大侵略朝鮮的戰爭，使朝鮮戰爭國際化。美國當局在這時，特別是在美軍仁川登陸成功后向三八線以北大舉進攻時，是絕對反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盡管中國政府對美軍準備越過三八線多次發出警告，但美國當局只將這看做是“虛聲恫嚇”（杜魯門語），認為中國不敢也沒有力量到朝鮮與美國軍隊較量，即便能出動地面部隊并且有蘇聯空軍配合，也“不足為患”（麥克阿瑟語）。美國當局沒有料到，中國人民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居然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真的到朝鮮與美國軍隊作戰，并且志愿軍一出動就顯示了巨大的力量。僅僅兩個戰役就把已打到鴨綠江邊的美國軍隊打回到三八線。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美國當局才開始放出和談空氣，但條件是先停火，后談判。為此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沃倫·奧斯汀在聯合國積極活動。1950年12月5日，出席聯合國第五屆大會的13個亞洲國家代表，“呼吁北朝鮮當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立即聲明它們沒有意思使在它們控制下的任何部隊前往三八線以南”。接著13國又提出了為尋求停火而由本屆聯大主席伊朗代表及印度和加拿大代表組成“三人停火小組”，同時由13國中的12國（不包括13國中的菲律賓）提出為解決遠東其他問題舉行談判會議或組成談判委員會。而美國只同意尋求停火，反對為解決遠東其他問題舉行談判會議或組成談判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美國投票贊成只通過了組成“朝鮮停火三人小組”的決議，即先行實現停火，然后才能考慮其他問題。

就當時戰場形勢看，美軍在朝鮮戰場是處在失敗后撤的狀態，實現停火至少在軍事上對美國有利。因此，美國當局這時確實想立即實現停火，以使美軍得到喘息的機會。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于聯合國大會通過上述決議之前的12月11日作出了一個同意尋求停火的決定。

針對上述情況，周恩來外長代表中國政府于12月22日發表聲明，揭露了美國的真實意圖。聲明中指出：自美國侵朝以來，美國當局一直拒絕撤出其侵朝軍隊，從來沒有結束朝鮮戰爭的誠意。既然如此，為什么美國當局又贊成立即在朝鮮停火和表示愿意舉行談判解決朝鮮戰事呢？“不難了解，當美國侵略軍登陸仁川港、越過三八線或直逼鴨綠江的時候，他們不會贊成立即停戰，也不會愿意舉行談判；只有在美國侵略軍失敗的今天，他們才會贊成立即停戰，并在停戰后舉行談判。很顯然地，昨天反對和平，是為著美國可以繼續擴張侵略；今天贊成停戰，也是為著美國可以取得喘息時間，準備再戰，至少可以保持現有侵略陣地，準備再進。他們關心的……是美帝國主義如何能在朝鮮保留侵略軍隊和侵略行動，如何能繼續侵占中國的臺灣，這就是說，停戰后一切照舊，準備好了再打，并且還借此先宣布緊急狀態存在，所謂先停戰后談判，談判的議程和內容也可在停戰后無休止地討論下去……三人小組——就地停戰——和平談判——大舉進攻。這一馬歇爾公式對中國人民極不生疏。”筆者認為，周恩來聲明中的這段話，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美國當時并沒有放棄打到鴨綠江邊的企圖，至少必須保住三八線陣地，與此同時，杜魯門宣布美國全國進入了緊急狀態，和決定了擴兵及加速軍火生產的計劃，并且即便實現停火，也不準備討論停火以外的其他問題。這些在美國的官方文件中都是有據可查的，在美國總統杜魯門、國務卿艾奇遜、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等美國高層決策人的回憶中以及帶有美國官方性質的有關朝鮮戰爭的著述中都不加掩飾地作了記述。因此，中國政府沒有接受聯大的上述決議。

周恩來在同一個聲明中也表明了中國人民關于亟望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主張，指出：“我們堅持以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及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為和平調處朝鮮問題的談判基礎，美國侵略軍必須撤退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必須取得聯合國的合法地位。”“朝鮮問題和亞洲重要問題的和平解決，離開這幾點是不可能的。”筆者認為，并不是中國硬要將臺灣問題以及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與朝鮮問題聯在一起，而是美國在侵略朝鮮的同時就侵略了中國的臺灣，并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打著聯合國的招牌侵略朝鮮，因此，朝鮮問題的解決必須與臺灣問題及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的解決等聯系在一起來考慮。也就是說，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所提這些主張是符合解決朝鮮問題和保障亞洲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實際的，這在朝鮮戰爭結束后幾十年的歷史發展中已得到證明。但在當時對美國來說，周恩來所提這些條件無疑是要價太高，美國無論如何是不能接受的。這一點，在美國官方文件中也是有據可查的，在上述美國高層決策人的回憶和帶有官方性質的著述中也是毫不隱諱的。

從當時戰場形勢看，中國人民志愿軍雖然由于武器裝備落后而作戰中的實際困難很多，但是參戰僅僅兩個月就打出了戰爭的有利局面。彭德懷作為戰場統帥，考慮到部隊已連打兩仗，需要休整和補充，曾設想打到三八線后部隊休整，充分準備，待來年春天再發起下次戰役。戰場統帥這樣考慮是必要的和正確的。然而，毛澤東考慮得更加深遠。一方面，志愿軍停止于三八線以北進行休整正中美國下懷，另一方面，這時無論斯大林還是金日成都不希望看到中國人民志愿軍就此停止。同時，這時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作戰正處于順利發展的形勢下。因此，毛澤東決定志愿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再打一仗然后休整，否則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于是，志愿軍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進行了第三次戰役，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退到三七線附近。

經過戰爭雙方的聯絡協商，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在志愿軍和人民軍控制的開城開始舉行。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時（朝鮮時間），朝鮮停戰談判首次會議在開城舉行。圖為聯合國軍代表團乘車到達開城，前車副駕駛位置乘坐者為聯合國軍代表團首席代表美國海軍中將喬埃

這時美國當局在朝鮮問題上已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并且無論總統、國務院或五角大樓都一籌莫展。也就在這時，聯合國“朝鮮停火三人小組”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了達成朝鮮停火和和平解決遠東問題的五步方案，1951年1月13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這個決議，美國投了贊成票。

其次，我們再看看中國是否拒絕了這個五步方案。

從這個五步方案的內容來說，或多或少接受了中國政府于1950年12月22日提出的某些條件，但方案的前提仍是先實現停火，然后才能考慮其他問題。盡管如此，如果美國真的能夠按這個五步方案解決問題，對于中國固然有利。然而，問題在于美國當局是否真的要按這個五步方案解決問題呢？

按照艾奇遜的說法，美國當局對這個五步方案感到左右為難。一方面，美國希望立即停火，這樣對他們在朝鮮的軍事形勢有利，另一方面，他們不愿實行停火以外的其他步驟，特別是不愿討論臺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這一點，在1950年12月初美英首腦的會談公報中，美國就已申明）；如果贊成這個五步方案，會引起美國輿論的軒然大波，如果否決這個方案，又會在聯合國中失去支持。但因為五步方案的第一步是實現停火，同時艾奇遜估計到中國方面可能會由于不接受聯大1950年12月14日決議的同樣原因而對五步方案加以拒絕。所以美國當局對這個五步方案選擇了支持的立場。艾奇遜的這個表白，見諸他本人的回憶錄。從艾奇遜的這番表白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當局的意圖是只考慮停火，而無論中國方面是接受或拒絕這個方案，美國都不會考慮停火以外的其他四個步驟。事實上，事過一個月，戰線已從三八線以北被推進到三七線附近，美國此時已根本不想停火。如果美國真想停火，完全可以停止于三七線附近，不再發起進攻行動。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聯合國軍”在聯合國大會通過五步方案僅僅兩天，就于1月15日發動了試探進攻，25日開始發動全線反撲。這些說明，從1950年12月初直到這時，美國所謂同意停火或談判，只不過是美國為擺脫戰場上不利局面的一種策略手段而已。美國當局這時還沒有放棄武裝占領全朝鮮的企圖，更不用說將停火線置于三七線了。否則為什么后來會有1951年5月16日關于調整朝戰政策的決定？

中國政府正是看明了這一點，認為五步方案仍是美國在玩弄先停火后談判的花招，所以1951年1月17日周恩來以外交部長名義致電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主席，表示中國政府不能同意先停火后談判的原則，并指出了其他各項原則也規定得極不明確。同時，再次提出了中國政府的主張：“甲、在同意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及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的基礎上舉行有關各國的談判，以迅速結束朝鮮戰爭；乙、談判內容，必須包括美國武裝力量從臺灣及臺灣海峽撤退和遠東有關問題；丙、舉行談判的國家，應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英國、美國、法國、印度和埃及七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即從舉行七國會議起予以確定；丁、七國會議的地點，應選在中國。”對這些主張，應英國駐華代辦和印度駐華大使的請求，中國外交部于1月21日和22日又作出明確解釋，即：“一、只要一切外國軍隊從朝鮮撤退的原則被接受后，并付諸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將負責勸說中國人民志愿部隊回到本國。二、我們認為關于停止朝鮮戰爭，與和平調處朝鮮問題，可分兩個步驟進行。第一個步驟，可在七國會議第一次會議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諸實施，以便繼續進行談判；第二個步驟，為欲達到完全結束朝鮮戰爭并保證東亞和平，停戰全部條件必須與政治問題聯系討論，商定：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的步驟和辦法；向朝鮮人民建議如何實施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的步驟和辦法；依據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美國武裝力量自臺灣及臺灣海峽撤退；以及遠東有關諸問題。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的確定必須得到保證。”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只是不同意先停火后談判的原則，而不是拒絕整個五步方案，對五步方案中的其他內容并不反對，而只是指出其規定得極不明確，并提出了積極的建議。鑒于此，英國政府主張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再做進一步努力，先不要通過中國為“侵略者”的方案（盡管英國贊成這一方案）。參加聯合國會議的蘇聯和12個亞洲國家的代表也主張按中國分兩步走的方案來考慮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

然而，美國堅決反對，迫不及待操縱聯合國大會于2月1日通過由美國等國提出的污蔑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這說明拒絕這個五步方案的是美國當局而不是中國政府，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大門是美國關閉的而不是中國。也就是說，從戰場形勢和美方意圖看，美國當局這時根本不想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這時還不是談判的時機，更談不上中國坐失或錯過了這個有利時機。因此，也就不存在毛澤東在朝鮮停戰談判時機的選擇上是“重大決策失誤”，不存在中國接受五步方案就會得到好處的問題。

第三，我們再來分析一下為什么1951年6月中國方面同意舉行停戰談判。

在朝鮮戰場上，從1951年1月下旬至5月中旬，戰爭雙方又進行了兩次戰役的較量，志愿軍稱為第四、第五次戰役（第五次戰役當時尚未結束）。第四次戰役，是“聯合國軍”發起全線進攻后，志愿軍被迫由休整轉入防御作戰的。在第三次戰役時，志愿軍與人民軍僅用8天時間，付出傷亡8500余人的代價，就將“聯合國軍”從三八線打退到三七線附近，并殲敵1.9萬余人。而在第四次戰役中，“聯合國軍”用了87天時間，才將戰線從三七線附近推回到三八線附近，并且付出了7.8萬余人的傷亡（志愿軍和人民軍傷亡5.3萬余人）。這使美國當局看到，不用說再打到鴨綠江邊，就是從三七線向三八線每推進一步都十分困難，并要付出重大的傷亡代價。加之，參加“聯合國軍”行動的英法等國，早在1950年12月“聯合國軍”被打退到三七線時，就對朝鮮戰局形勢表示憂慮，擔心把力量陷在朝鮮會削弱歐洲的力量。現在戰線又回到三八線，英法等國認為這是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心理時機”，主張實現事實上的停火。這時美國當局才開始認真考慮是否通過談判來解決朝鮮問題，準備由美國總統發表一項公開聲明，并起草了這個聲明的草稿，征求了參加“聯合國軍”行動的有關各國的意見，3月20日將此意圖發往東京征求麥克阿瑟的意見。結果，3月24日，麥克阿瑟公開發表了一個與總統準備發表的聲明內容大相徑庭、對中國威脅擴大戰爭的聲明，使美國當局的這次努力付諸東流。美國總統杜魯門及美國的盟國大為惱火，4月11日，杜魯門解除了麥克阿瑟“聯合國軍”總司令等一切職務。

筆者認為，麥克阿瑟3月24日的聲明，并非杜魯門解除他一切職務的根本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解除他職務的一次時機。解除麥克阿瑟職務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失敗，這使美國在世界上很丟面子。盡管越過三八線，武裝占領全朝鮮是美國當局的決策，但麥克阿瑟是執行這一決策的戰場統帥，美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麥克阿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1950年12月，“聯合國軍”敗退到三七線以后，麥克阿瑟被解職只是個時間問題了。加之麥克阿瑟桀驁不馴，對總統、國務院和五角大樓一直表示不恭，使美國高層決策當局大為光火。3月24日，麥克阿瑟發表的聲明，破壞了美國當局關于考慮談判問題的努力，正好給當局解除他的職務提供了一個時機。美國當局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一方面表明美國以這種方式承認了在戰場上的失敗，另一方面表明美國為調整在朝鮮的政策，尋求通過談判結束這場戰爭準備了一個臺階。

4月22日，志愿軍以新入朝的第二番作戰部隊等共11個軍發動了第五次戰役，這是志愿軍入朝以來投入兵力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至4月29日戰役第一階段結束，又把戰線中西部的“聯合國軍”從三八線打退到漢城及漢江一線。這使美國當局看到，中國人民志愿軍有源源不斷的強大兵力，美國陷在這場戰爭中將是一個無底洞，沒有勝利的希望。美國重兵長期陷在這場戰爭中與美國以歐洲為重點，以蘇聯為主要對手的全球戰略嚴重矛盾，加之，美國士兵厭戰、人民反戰情緒嚴重，英法等國希望盡早結束這場戰爭。于是，從5月2日至16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經過半個月的討論，作出了調整朝戰政策的決定，決定將聯合國在朝鮮實現建立統一的、民主的和獨立的朝鮮政府的政治目標，與“聯合國軍”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區分開來，即“聯合國軍”不再執行占領全朝鮮的任務，而通過尋求談判沿三八線一帶實現“體面”的軍事停戰。此后，美國通過多種方式，公開作了這種表示。這表明，美國當局接受了中國政府關于分兩步走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美國尋求通過談判沿三八線一帶實現停戰，事實上就是中國政府主張解決朝鮮問題分兩步走的第一個步驟。美國國務院顧問凱南5月31日會見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時，表示了這一點。應該看到，美國這一決定本身也是美國當局承認在戰場上失敗的一種表現，即美國不可能再打到鴨綠江邊了。還需要指出的是，美國這次謀求談判與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那一次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提出的方式不同，那一次是所謂先停火后談判，這一次是通過談判實現停戰；二是性質不同，那一次只是策略上的權宜之計，這一次則是戰爭政策的根本性調整。

從中國方面說，志愿軍入朝作戰7個月來，取得了重大的軍事勝利，可以說美國當局作出調整朝戰政策的決定，正是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戰場上勝利作戰的結果。但志愿軍武器裝備落后給作戰也帶來了很多實際的困難，第四、第五次戰役，戰爭在三八線至三七線之間反復拉鋸的戰場形勢表明，雙方的力量旗鼓相當，戰爭的長期性已充分顯露，志愿軍武器裝備落后的狀況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變，戰爭長期打下去，也會加重中國和朝鮮的經濟負擔。鑒于美國當局已經調整了朝戰政策，并在事實上接受了中國政府關于分兩步走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作出了尋求通過談判實現沿三八線一帶停火的表示，1951年6月，毛澤東、金日成經過與斯大林協商，決定同意舉行停戰談判。

經過戰爭雙方的聯絡協商，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在志愿軍和人民軍控制的開城開始舉行。朝中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按朝中方面事先確定的內容，在發言中提出了三項原則建議：一、在互相協議的基礎上，雙方同時下令停止一切敵對軍事行動，陸軍停止對對方的進攻、襲擊與偵察；海軍停止對對方的轟擊封鎖與偵察；雙方空軍停止對對方的轟炸與偵察。顯然，雙方停火，不但可以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失，而且是撲滅朝鮮境內戰火的第一步。二、確立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雙方武裝部隊應同時撤離三八線10公里，并于一定時限內完成之。以雙方撤離的地區為非軍事地帶，雙方皆不駐扎武裝部隊或進行任何軍事行動。這里的民政，恢復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狀。與此同時，立即進行關于交換俘虜的商談，使各國俘虜早日還鄉與家人團聚。三、應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外國軍隊撤退了，朝鮮戰爭的停止與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便有了基本的保障。實際上，這就是中國政府提出的解決朝鮮問題分兩步走的第一步，同時中國政府并沒有放棄解決朝鮮問題的第二步。這一點，從談判雙方達成的五項議程協議中的第五項就是證明。

綜合對本問題的上述分析，筆者的結論是，在停戰談判問題上，不存在中國錯過或坐失有利時機的問題，不存在毛澤東的“重大決策失誤”問題。1951年6月，中國方面同意舉行停戰談判，恰恰是抓住了停戰談判的真正時機。

四、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作用

從上述三個問題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抗美援朝戰爭問題上對毛澤東的指責，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此，根據對毛澤東的指責而作的所謂“合乎邏輯”的推斷，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對抗美援朝戰爭必要性、正確性及其偉大作用的貶低和否定，也就失去了根據。

有關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確性，本文在前述的分析中已基本涉及，這里只談談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作用問題。筆者在《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五期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之戰”為題談了五點，即第一，極大地提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第二，有力地鞏固了新中國人民民主政權；第三，有力促進了國民經濟恢復和爭取了國家建設發展的長期和平環境；第四，極大地促進了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和強固了國防；第五，創造了抗美援朝精神。筆者在2011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不了解的抗美援朝戰爭》一書第六部分“抗美援朝戰爭的結局和影響”中，也回答了如下問題：為什么朝鮮戰爭開始于三八線又停在三八線附近；抗美援朝戰爭向國際社會表明了什么；為什么說抗美援朝戰爭志愿軍在軍事上打勝了；臺灣問題沒有解決是因為抗美援朝嗎；抗美援朝戰爭中毛澤東軍事思想有哪些新發展；抗美援朝戰爭對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有什么影響；抗美援朝戰爭對當時中國國內恢復和建設有什么影響；什么是抗美援朝精神。對這些，本文不再贅述。

筆者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人眼里的毛澤東和朝鮮戰爭》，是《都市生活》記者張雷寫的，主要是記者與美國西點軍校一位教官的對話。這位西點軍校教官對記者提出問題的回答比較客觀，用這位教官的話回答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作用（雖然只是一個側面），較之用筆者自己的話回答可能更有影響。下面是這篇文章中他們對話的全部內容：

【問：美國人為何不愿提朝鮮戰爭？與鬧的紛紛揚揚的越南戰爭相比，真好像是一場“被遺忘的戰爭”。其中有什么特別的原因嗎？

答：對我們美國軍人來說，這兩場戰爭的意義和意味都是完全不同的。越南戰爭是政治上的失敗，并不是軍事上的失敗。美國軍隊是在被束縛手腳的情況下打仗。由于懼怕中國參戰，不準許美軍越過17度線對北越的目標和基地進行有效的軍事攻擊。終于打成了一場爛仗。最終只能撤出了事。而朝鮮戰爭則是完完全全的軍事失敗。

一個世界公認最強大的國家的陸海空三軍聯合立體作戰，卻沒能打過一個貧窮國家裝備原始的陸軍。尤其，是在對我們有利的大兵團野外攻防戰而不是游擊戰的狀況下失利，而且輸得很慘。這是我們美國軍隊和美國國家永遠的恥辱和瘡疤。不堪回首，不談也罷。是不難理解的。

問：你為何要直言是失敗呢？很多說法都是“始于三八線，終于三八線”，算是個平局嘛。

答：那是自欺欺人。美國軍方從沒說過是平局這樣的話。南北韓之戰的情況可以不談。我們著重看的是中美兩軍交手的這一部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美八軍的一支先頭分隊已經抵達鴨綠江邊。中美兩軍的戰斗接觸是在中朝邊境地區展開的，單從地理上講，始于鴨綠江而終于三八線，勝負之勢是不言自明的。沒有必要歪曲和掩蓋。

問：美軍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指揮失誤？還是部隊戰斗力有問題？

答：兩個原因都有。先說部隊戰斗力。參加韓戰的美軍部隊均非等閑之旅。美八軍、陸戰一師、騎一師都是美軍中響當當的王牌軍、常勝軍。官兵又剛打過二次大戰，富有實戰經驗。裝備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種輕重武器。并且擁有絕對的制空、制海權。除了第一次戰役有措手不及的原因外，實在沒有什么其他的借口可找。美軍在韓戰中一再失利，不但在戰役初期遭受突襲時失利，在中后期的兩軍對壘攻防中也勝少敗多。就只能得出一個令人很不舒服的結論：裝備占優的美軍在戰場上的作戰表現不如中國軍隊。

問：戰爭后期，尤其是第四次、第五次戰役呈現了互有進退的拉鋸，或說是趨于平衡的狀態。是兩軍戰斗力各有消長的原因嗎？

答：與部隊戰斗力沒有直接關系。更多地反映的是部隊的后勤能力問題。李奇微將軍接任總司令后，改以攻勢防御。使得戰役的被動態勢有所好轉。中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后，拉長的運輸線和惡劣的交通條件，加上美國空軍的“扼殺戰”狂轟濫炸。是延緩中國軍隊攻勢，從而穩定態勢的關鍵。在中國軍隊備足糧彈發起攻擊時，美軍擋不住他們的前進。

只是在對方糧彈耗盡時，美軍才有機會向前做有限的突進。換句話講，假如中國軍隊并不是只有僅能維持一線部隊作戰一周（即李奇微將軍所說的星期攻勢）的糧彈，而是有足夠一月之用的后勤供應。戰爭應該早就結束了。

問：再談談戰役指揮上的得失好嗎？

答：這涉及我們的老校友老前輩麥克阿瑟將軍。麥將軍戎馬一生，戰功無數。是西點軍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也堪稱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統帥之一。可惜一世英名毀于韓戰。單從戰役指揮的角度看，麥將軍犯下了輕敵冒進的兵家大忌。有一點我要說明，當時對中國軍隊的無知和輕視是美軍上下的通病，并非一人之過。

中國軍隊在二戰中的拙劣表現給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比如：五十萬中國軍隊不加抵抗，就讓兩萬日軍占領了東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線的三十萬中國軍隊被區區三千日軍像趕鴨子一樣趕的到處逃跑。在美軍官兵的心目之中，中國軍隊是“鴨子”，是不堪一擊的弱旅。否則，麥將軍也不至于說那樣狂妄自大的話。

問：此國軍非彼國軍也。三年內戰中，毛澤東揮師橫掃敵軍八百萬。你們難道一點都沒注意和研究？

答：問得極是。當時美國沉湎于二戰勝利后的喜悅。而且有對中國軍隊的先入之見，全沒有意識到，蔣介石統領下的一群“鴨子”，在毛澤東的統帥之下竟成了一群獅子。對中國軍隊在韓戰中表現出來的戰勝困難的勇氣、視死如歸的氣概和精明有效的戰術，我是非常欽佩的。作為一個軍人，我自然是希望己方能獲得勝利。但是作為一個客觀論證的學者，我以為無論從戰役指揮和戰場表現來評判，中國軍隊獲勝都是合理的。我不認為美軍敗于有毛澤東這樣卓越的統帥和彭德懷這樣杰出的司令官的中國軍隊是什么丟臉的事。

問：韓戰對于以后美軍以至美國的對華方針究竟有何影響和啟示？

答：美國人從韓戰的失利得知，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中國軍隊也不再是過去的中國軍隊了。我們必須以極其審慎的態度來重新研究中國，重視中國，尤其是毛澤東的中國。絕不能再犯輕敵冒進的錯誤。在金門炮戰，以及越南戰爭中，美國都表現出了這種審慎。這就是接受了韓戰教訓的直接結果。以我個人的愿望，中美之間不要再打仗。否則將會是兩敗俱傷，后果不堪設想。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話，我只能祈望那時的中國軍隊不再有太多的毛澤東色彩。

問：此話怎講？

答：美軍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因為在這方面他們永遠趕不上我們。怕的是中國軍隊的毛澤東化，或按中國術語叫革命化。中國軍隊離毛澤東越遠，美軍的勝算也就越大。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善于以弱擊強，以弱勝強的軍事家，毛澤東的軍事思想體系及實戰應用是非常的精妙獨特。至今還沒有好的應對破解辦法。雖然我們是在把他當做對手來研究。但是我對中國的毛澤東始終懷有最深的敬意。西點軍校崇敬的兩個中國的也是全人類的兵家泰斗，一個就是毛澤東。還有一個是孫武。】

從今天的國內外形勢看，中國和美國之間發生戰爭哪怕是局部戰爭都似乎難以想象，但“今天”是“昨天”歷史的延續和結果，沒有“昨天”的那場抗美援朝戰爭，今天中美兩國哪怕是表面上的相互尊重與合作也同樣是難以想象的。

同是毛澤東，在美國軍校一位公正的教官眼里是受崇敬的軍事泰斗，而在中國某些學者那里卻倍受指責，同是朝鮮戰爭，在美國那位公正的教官看來，中國從哪個方面都是贏家，而在中國某些學者看來中國是得不償失。結論、看法如此天壤之別，其中原因恐怕某些中國學者心里是清楚的吧？

注釋：

[1]《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頁。

[2]《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頁。

[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頁。

[4]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頁。

[5]《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360頁。

[6]《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頁。

[7]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編印：《關于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文件》，1996年10月，第97頁。

[8]《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頁。

[9]見《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