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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毛澤東的主要矛盾學說及其在國情分析中的運用和發展

點擊：  作者：金民卿    來源：《毛澤東研究》  發布時間:2018-11-19 10:26:51

 

 

在一定程度上說，毛澤東哲學思想就是以矛盾論哲學為核心的哲學思想體系，在矛盾論哲學的體系結構中，矛盾特殊性理論是主體內容；而在矛盾特殊性哲學的理論框架中，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學說，是最具有獨創性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

毛澤東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學說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哲學思想建構，包含著豐富的方法論內涵，是中國共產黨人分析基本國情、把握社會發展階段的重要理論基礎。

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成功運用這個學說把握不同時期的主要矛盾、基本國情和歷史方位，形成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斷取得實踐上的成功。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運用主要矛盾學說，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論斷，為全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一 、主要矛盾學說形成的

思想資源和實踐基礎

 

任何理論都不是憑空產生的，毛澤東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學說，既是在繼承前人成果基礎上的理論創造，更是對實踐經驗教訓的理論提升，并隨著理論運用和實踐發展而不斷豐富和深化。

 

首先，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和發展新世界觀的過程中，曾經提到并運用過關于矛盾不同方面地位和關系的思想。在談到無產階級和富有的關系時，馬克思講道：無產階級和富有是兩個對立面。它們本身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它們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產生的。問題在于這兩個方面中的每一個方面在對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樣的確定的地位。只宣布它們是統一整體的兩個方面是不夠的。在研究商品問題時，馬克思對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及其地位做了詳細的論述。

 

列寧在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時，曾經提到并運用過與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相關論述和思想觀點，用過“主要環節”、“重要環節”等概念。他在談到如何把握政治事變的復雜過程及其內在規律時講道：“政治事態總是非常錯綜復雜的。它好比一條鏈子。你要抓住整條鏈子，就必須抓住主要環節。”關于事物發展的過程和環節，他提出要“善于從發展路線或鏈條中找出最重要的環節”。

 

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過程中，經典作家曾經有過關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并把這個思想運用于分析具體事物的發展過程。但是，他們都沒有把這些思想觀點進行高度的哲學抽象，并沒有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哲學概念，更沒有形成系統的主要矛盾學說。

 

其次，借鑒和深化了同時代學者的研究成果。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過程中，非常重視對同時代哲學研究成果的學習和借鑒。他在創立矛盾論思想的過程中，閱讀了大量哲學著作，留下了豐富的讀書筆記。

 

其中，蘇聯哲學家西洛可夫、愛森堡主編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是他詳細閱讀和批注的重要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在論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實踐與理論等關系問題時，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導方面的思想：在確定了過程之內的矛盾，過程之對立的諸方面之不可分的聯結以后，必須去發現這個矛盾之主導的方面。但是這個思想并沒有在哲學上進行提升和展開，基本上是停留在對具體問題或具體理論的論述上。毛澤東在閱讀這本書時做了詳細摘錄和評論，有關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評語有幾千字之多。

 

中國哲學家艾思奇在這個問題上也有自己的論述，他在《大眾哲學》中明確提出要在復雜的矛盾體系中把握主要矛盾，毛澤東在閱讀此書時也做了批注和摘錄。

 

這些批注和評語構成了《矛盾論》論述主要矛盾學說的基礎。

 

再次，繼承和發展中國古代和西方近代的哲學智慧。

 

“矛盾”本來就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概念，毛澤東對這個概念進行提升，使之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核心概念。中國古代的哲學、政治、軍事思想中，歷來有抓主要矛盾的智慧，并對事物發展中矛盾的不同地位和發展變化做了較多思辨。在傳統思維和生活智慧中也有與主要矛盾學說相關的內容，例如“擒賊先擒王，射人先射馬”，“挾天子以令諸侯”等。但是，這些智慧一般都只停留在具體領域、具體實踐和日常經驗的層面，沒有上升到哲學抽象的層面，缺乏深層次理論提升。

 

毛澤東把這些傳統文化中的智慧加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提升和轉化，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

 

除中國古代哲學，毛澤東對西方哲學家的思想也進行了多方面的研讀和借鑒。早在湖南一師讀書期間，毛澤東就對康德哲學有過接觸，對其辯證法思想有過涉獵。在閱讀列寧《哲學筆記》期間，他又對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特別是黑格爾哲學中質的規定性、根本法則的思想等特別關注，這些思想中已經包含著主要矛盾同事物本質內在關聯的思想萌芽。毛澤東在批注中特別提出，要認識事物的根本特性，事物的發展法則就包含于根本特性之矛盾發展中。這些思考的進一步展開，成為主要矛盾學說的重要內容。

 

最后，深入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教訓并使之成為哲學建構的基礎。

 

毛澤東一生信奉物質到精神、精神到物質的哲學邏輯，而這個邏輯的中心環節就是實踐。毛澤東哲學思想探索始終以實踐為中心而不是以理論為中心，不是為了單純的哲學創造，不是為了學術探討，而是為了破除錯誤思想，解決實際問題，推動實踐發展。

 

青年時期，他就為探索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大本大源”研究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創立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學說也是如此，同總結實踐經驗教訓緊密聯系在一起，立足于實踐進行一點一滴的經驗積累并不斷形成理論認識。

 

在大革命時期，他抓住了農民問題這個核心問題，論述了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在井岡山斗爭時期，他綜合分析影響井岡山斗爭的各方面要素，提出了中國紅色政權存在的可能性及其發展方向；在創建中央蘇區時期，他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理論；在反“圍剿”戰爭中，根據敵我雙方在戰爭、戰役中的地位變化，提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游擊戰術，等等。

 

這些論斷中都包含著主要矛盾學說的萌芽和積累，他就是在這些積累的基礎上進行系統整理，形成了完整的哲學思想建構。

 

二、主要矛盾學說是世界觀

和方法論相統一的完整建構

 

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集中代表，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學說充分體現了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特點，這就是現象性與本質性的統一，具體性與抽象性的統一，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它從日常生活思維提升到哲學抽象思維，從現象層面提升到本質規律層面，從具體事實層面提升到理論抽象層面，從理論層面又上升到實踐層面。

 

一方面，主要矛盾學說通過對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內涵、地位、相互關系、它們與事物性質及其變化關系的論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哲學思想建構。

 

關于主要矛盾與非主要矛盾的內涵和地位。毛澤東指出：“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這就是說，任何事物都是由多重矛盾構成的復合體，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矛盾復合體展開的過程，在這個復雜的矛盾系統中，有一種矛盾是主要矛盾，它在事物發展中起著領導和決定作用，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而其他矛盾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關于矛盾主要方面與非主要方面的內涵和地位。毛澤東指出:“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任何矛盾都是由矛盾著的兩方面構成的，這兩個方面在事物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同的。其中，一個方面是主要的方面，起著主導和決定作用，這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另一方面則處于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

 

關于主要矛盾與非主要矛盾、主要方面與非主要方面的相互轉化。毛澤東指出，主要矛盾與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非主要方面的地位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在一定條件下會發生相互轉化。這種相互轉化是由矛盾雙方斗爭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例如，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對矛盾中，生產力一般是決定性的方面即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當不變更生產關系就不能很好地發展生產力時，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主要的決定的作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就是這樣。

 

關于主要矛盾與主要方面同事物性質及其變化的關系。毛澤東指出，事物的性質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前，事物的性質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而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發生變化之時，事物的性質也就隨之而發生變化。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過程，也就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發生改變的過程。當然，這個變化本身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量變到質變，即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部分質變到根本質變的過程。

 

另一方面，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學說包含著深刻的方法論內涵。

 

哲學并不是棲息在個體性思維中的孤獨的理論抽象，而是來自于實踐并返回到實踐的人類思維成果；哲學家也不是僅僅在黃昏時刻才展翅起飛的“密納法的貓頭鷹”，他必須在火熱的實踐中才能使深邃的智慧和理性得以對象化；甘于寂寞和享受孤獨固然是哲學家的高尚品質和特殊素質，但在人類的主體性實踐中獲得對象化存在，則是哲學思想的歸宿和使命。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不僅要認識世界，而且要改變世界。

 

毛澤東歷來高度重視方法論問題。他把方法看作是完成任務、實現目標的“渡船”或“橋梁”：“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

 

毛澤東在闡述主要矛盾學說時特別強調它的方法論價值。他明確提出：“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列寧和斯大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本方法。那些教條主義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把主要矛盾學說運用于自身的實踐當中，“對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 

 

自從毛澤東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學說提出以后，中國共產黨人就把這個理論作為自己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南，把先驗性的理論同經驗性的實踐結合起來，實現先在性的科學理論同此在性的現實實踐的有機統一，在分析社會主要矛盾、把握中國基本國情、分析社會發展階段方面，做出了正確的結論，并以此為基礎制定行動綱領和政策決策。

 

三、 運用主要矛盾學說分析

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基本國情

 

實踐性是毛澤東哲學、理論探討的最突出特征。他在探索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過程中遭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正確看待中國國情，以中國的現實而不是以外來的經驗、指示和理論為判據來制定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毛澤東指出：“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這就是說，科學認識和把握基本國情，是正確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和出發點。創立和發展主要矛盾學說一開始就同分析和把握基本國情、同把握社會階段緊密聯系在一起。而這個理論創立之后，他又將其用于對中國具體國情、社會發展階段的分析，形成更加精準的把握，作出更加合理有效的政策決策。這是毛澤東創立和發展主要矛盾學說的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

 

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把這個學說用于分析中國具體國情，牢牢抓住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即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中國人民同封建主義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決定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階段。這樣的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階段決定了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革命道路是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在作出這種理論探索的基礎上，制定了科學合理的革命綱領和政策，領導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及時把握中國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對基本國情作出了比較準確的分析，作出了我國處于“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初步判斷，提出了“富起來”的奮斗目標，為科學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根本變革。

 

在社會主要矛盾方面，作出了我國社會主義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判斷。毛澤東指出，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后，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人民內部矛盾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1956年，黨的八大報告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決定了必須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個思想是新時期黨科學把握主要矛盾的前瞻性判斷，是明確提出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哲學根據，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的理論基礎。之后，毛澤東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主要矛盾學說，作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政治生活首要任務的論斷，形成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哲學基礎。

 

社會主要矛盾的展開就是國情現狀，毛澤東在這個方面做了認真分析。1955年，他提出了“大國窮國”的初步概括：“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現在還很窮，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1957年，他再次指出：“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1960年，他提出了“一窮二白”的著名論斷：帝國主義列強“實際上統治了中國一百多年，使中國變得很貧窮，變成一窮二白。窮就是貧困，白就是文盲多”。“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所謂窮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謂‘白’，就是文盲還沒有完全消滅，不但是識字的問題，還有提高科學水平的問題。有很多科學項目，我們還沒有著手進行。因此，我們說我們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1962年1月，他又用“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凝練地概括了中國基本國情：“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

 

社會主要矛盾決定了社會發展階段，毛澤東作出了我國處于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初步判斷。20世紀50年代后期，因為急于把中國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和當時大多數中央領導都犯了急躁冒進的錯誤，忽視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片面追求“大躍進”，造成了重大損失。經過曲折后，毛澤東在1959年底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做出了客觀冷靜、實事求是的判斷：“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才算是建成了社會主義，由此階段經過更長時間的發展，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鑒于蘇聯經驗教訓和中國實際情況，他繼續指出：“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這實際上就是做出了中國尚處于并將長期處于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判斷。這個判斷揭示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國情依據和出發點，構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思想起點。

 

基于對主要矛盾、基本國情和社會發展階段的認識，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性和長期性有了初步認識。他提出，建設社會主義不能設想得太快、太容易，根本改變中國經濟落后的狀況不能太急，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鑒于曾經出現過的急躁盲動失誤，他在20世紀60年代初反復強調：中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趕上西方發達國家，至少要一百多年的時間，“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這個判斷為改革開放后黨中央判斷基本國情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作出了前期準備，奠定了理論基礎。

 

當然，由于錯綜復雜的因素，這些正確判斷后來在理論上被加以修改，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遇了重大曲折。這就告訴我們，必須要全面準確對運用主要矛盾學說，對社會主要矛盾、基本國情和社會發展階段作出正確判斷，在此基礎上作出正確的政策決策和發展戰略，否則就會在實踐上栽跟頭。

 

四、運用主要矛盾學說分析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

 

在領導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鄧小平在實踐上深化對主要矛盾學說的理解和運用，對我國的主要矛盾、基本國情和社會發展階段作出了正確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形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明確了我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1979年，在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鄧小平提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他領導制定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做了科學規范的表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作出明確判斷：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從那時開始，我們始終堅持這個基本判斷。主要矛盾貫穿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產落后，抓住并解決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成為一切政策決策的著重點，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根本任務就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

 

以主要矛盾為依據，科學分析我國的基本國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具體體現為當代中國的基本國情。鄧小平提出，在當代中國的現實條件下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必須把握中國的具體特點，走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中國具體國情的基本特點就是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抓住了這個基本國情，也找到了發展的著力點。為此，我們就要著力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是要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一以貫之，毫不動搖。

 

在抓住主要矛盾和分析國情基礎上，科學把握我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1979年9月底，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國現在還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完善，經濟和文化還不發達”，“同已經有了三四百年歷史的資本主義制度相比，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

 

1981年6月，《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由比較不完善到比較完善，必然要經歷一個長久的過程”。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的論斷，明確“物質文明還不發達”是這個階段的基本特征。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已經成為共識。

 

1987年8月，鄧小平指出：“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階段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之后，黨的十三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做出了明確界定和系統分析。黨的十五大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這個理論，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

 

抓住主要矛盾、認識基本國情、把握發展階段的目的，就是要制定符合具體實際的基本路線，提出總的發展戰略和發展綱領，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1987年7月，鄧小平對黨的基本路線做了簡明概：:“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基本路線。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兩個基本點是相互依存的。”

 

黨的十三大報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做了完整科學的表述：“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之后，我們黨對這個基本路線做了豐富和完善。

 

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是實現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政治保證。在黨的基本路線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是黨和國家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黨和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黨和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源泉。它們統一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完整準確地把握基本路線，必須克服各種干擾，始終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何時候都不能有絲毫的動搖。以任何形式提出“多中心論”都是堅決不行的。

 

完整準確地把握基本路線，還必須把兩個基本點有機統一起來，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指導下推進改革開放，在深化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強化和發展四項基本原則，任何以一個基本點否認另一個基本點的做法都是錯誤的。決不能以堅持基本原則的名義過度夸大改革開放帶來的問題和矛盾，把改革開放看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根源，進而否定改革開放；同時要反對各種背離四項基本原則，力圖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方向的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思潮。

 

五、 運用主要矛盾學說

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

 

根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發展變化，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作出了相應的國情判斷和政策調整，取得了不斷的發展進步。當代中國已經走過了近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情況下，如何準確把握中國的主要矛盾，科學分析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階段，提出相應的行動綱領和發展方略，又一次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成為考量黨執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尺度。對此重大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負眾望，作出了科學回答。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一個重大的政治判斷：“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不是一個一般的現象性的判斷，而是一個本質性的判斷，是用唯物辯證法的矛盾論分析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結論。

 

如上所述，1981年，我們黨做出了我國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判斷。這個判斷距今已有37年。這37年正是改革開放堅定、持續、有序推進的時代。經過40來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

 

一方面，從人民需要來看，過去人們主要是對較低層次的、最基本的物質文化消費品的需求，而當今人們對基本消費品的物質文化的需要已經得到滿足。21世紀初已經總體上實現了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對更高層次、更高質量生活的追求日益廣泛和強烈，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長，也就是說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成為人民需要的主要內容。

 

另一方面，從社會生產方面來看，80年代初期，我國社會生產比較落后，不能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社會生產發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極大增強，我們在很多領域，已經是產能過剩，我國的生產相對落后的提法顯然已經不符合當前實際；但是我們在一些領域仍有短板，這就凸顯了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正是基于這種現實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作出了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判斷：“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內在依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這就是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這些新要求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基本內涵和重要任務，這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

 

在把握社會主義矛盾深刻轉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問題上，我們需要正確處理主要矛盾變化、歷史方位轉換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發展中國家地位之間“變與不變”的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進程發展到了新的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發生了重大變化，呈現出許多新的特征，提出了新的任務和工作要求，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總體量變過程中，發生了重大的階段性質變。但是，主要矛盾和歷史方位的變化并不意味著基本國情發生了根本改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主要矛盾的變化并沒有改變我們對基本國情的判斷，我們依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沒有改變。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質變，我們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總體量變進程中。所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還是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來制定我們的政策，不能犯空想主義、主觀主義、超越階段的錯誤。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變與不變的辯證法，也推動著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變與不變。一方面，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必須牢牢堅持，絲毫不能動搖。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推動了黨的基本路線的豐富和發展。

 

十九大報告對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做了重要的豐富和補充，提出了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這里，增加“美麗”一詞，意味著我們不僅要經濟上富強，政治上民主，文化上文明，社會上和諧，還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中國，進一步強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我們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主要矛盾的新變化，歷史方位的新變化，國情實際的新變化，給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黨的十九大報告基于這些新矛盾、新要求、新任務，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制定了全面推進新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隊國防、和平統一祖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新部署、新舉措。這些重大戰略部署必將有力地激發全黨全國人民，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自信，以高昂的精神狀態建設偉大工程、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在新時代全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開拓前進。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來源：《毛澤東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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