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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根良：“擴大進口戰略”的隱憂及應對美國對華貿易戰的政策建議

點擊：  作者：賈根良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8-12-11 12:02:54

  

“擴大進口戰略”雖然有助于我國對外貿易的平衡，但無助于解決我國低端產品出口過剩和貿易條件惡化的問題，不利于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擴大內需戰略的實施，并將進一步強化我國“出口低端產品并進口高端產品”的貿易結構。實現對外貿易的平衡不能采取單純的擴大（資本品）進口戰略，而要立足于國內經濟的結構調整，只有通過國內資本品使用部門為獨立自主的資本品創造部門提供市場以及兩者之間建立起互補性生產需求的平衡增長，才能真正實現產業升級并擴大內需的戰略目標。但在目前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解決我國對外貿易不平衡問題上，人們完全忽視了國內經濟各部門之間生產性中間需求的巨大作用，特別是忽視了通過平衡增長為本土高端制造業創造國內市場的重要作用。據此，本文針對性地提出了相關對策建議。

 

 

【筆者按：自今年七月份以來，鼓噪“擴大進口戰略”以解決中國貿易不平衡特別是對美貿易順差的文章又大量增多起來了。對這種觀點，早在2011年筆者就給出了否定的回答。或許這些措施包含有一些有利于我國長期發展的因素，但筆者仍充滿疑問，它在總體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對外貿易的根本問題，無助于我國產業的轉型升級。

早在10年前，筆者就對當時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提高出口退稅的措施提出了異議，拙文重申了這種觀點。在筆者看來，拙文在2012年給政府提出的對策建議完全適合于目前應對美中貿易戰，是筆者有關應對美中經濟戰總體戰略構成的一部分。本文初稿于2011年9月，修改完成于2012年國慶節期間，原載《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12期，原題《擴大進口戰略的隱憂與國民經濟平衡增長新論》。】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重新提出了擴大內需戰略[①]，這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但為了解決我國過大的貿易順差特別是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我國政府又在2011年采取了“擴大進口戰略”。這兩種戰略之間是否一致？“擴大進口戰略”是否能夠達到促進產業升級和提高我國對外開放質量的目的？本文首先對目前為“擴大進口戰略”進行辯護的觀點提出質疑，討論它與擴大內需戰略和產業升級目標之間的沖突。然后，為了提出替代性的政策思路，本文通過對納克斯“平衡增長理論”的創造性闡釋，提出國民經濟平衡增長新論。最后，與單純為了解決過大貿易順差的“擴大進口戰略”不同，論文運用國民經濟平衡增長新論，提出了能同時達到對外貿易平衡、擴大內需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三重目標的政策建議。

 

一、結構失衡與“擴大進口戰略”的隱憂

 

目前，我國產業價值鏈低端工業制成品出口導向型經濟面臨的困境是眾所周知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自然資源大量被消耗，產能大量過剩導致貿易條件持續惡化，陷入了生產增加但出口收入下降的“貧困性增長陷阱”。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在海外市場不斷萎縮的情況下，這種情況日益嚴重，甚至在2011年和今年出現了被某些人稱作的“制造業危機”。更為嚴重的是，我國還因此陷入了更加令人痛心的“美元陷阱”之中：我國連年的貿易順差導致了國民財富的嚴重流失。在美元霸權的支配下，美國開動印鈔機大量印制美元綠紙片，低價購買我國出口產品，而我國由此形成的美元貿易順差不僅奪走了我國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農業補貼等方面所急需的資金，[1][②]而且其價值也因美元的不斷貶值而不斷耗散，正如余永定先生指出的，這無異于我國把貿易順差產品直接扔到大海里，同時由中國人民銀行直接印人民幣發給這些出口企業。[③]

 

連年的貿易順差是造成我國內需不足和嚴重通貨膨脹并發癥的重要原因。以2010年我國貿易順差1831億美元為例，按當年末1美元兌6.6227元人民幣的人民幣匯率計算，貿易順差總額為12126.1637億元人民幣，假如2010年我國實現貿易平衡（也就是貿易順差為零），該年貿易順差部門的產品投放國內市場，那么，按2010年末中國城鄉7.9億的就業人口計算，平均每個就業者將增加1777元工資；而如果按2010年末我國2.2億農民工計算，那么每位農民工將增加5512元人民幣收入，這也就是說，按保守計算，如果該年農民工平均工資增加40%，不會發生任何通貨膨脹，而由于農民工消費傾向最高，由此所形成的擴大內需效應是任何其他措施所無法達到。但實際情況卻是，由于2010年巨額貿易順差的存在，我國農民工不僅不能增加40%的工資，反而卻因外匯占款而增發人民幣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使其實際收入下降，實際收入的下降反過來又加重了內需不足。

 

為了回應美國對我國貿易順差過大的指責，同時也是為了解決我國因連年巨額貿易順差所導致的財富損失和通貨膨脹并發癥問題，我國政府在2011年采取了擴大進口的戰略，并于2011年底推出了2012年大范圍下調進口商品關稅的措施。[④]《經濟日報》評論員的文章對此評論說，擴大進口不僅可以有效控制外貿順差，減少國際摩擦，降低外匯儲備過高的壓力，而且對提高我國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⑤]有論者也指出，努力擴大進口是我國加快經濟轉型和提高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的必然戰略選擇，而大宗商品和高新技術作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支柱，也是未來擴大進口的重點發展領域。[⑥]

 

按照《21世紀經濟報道》的說法，目前，“擴進口”實際上已經被提升到中國外貿新戰略的高度，取代“壓出口”，成為削減貿易順差的首要路徑。廣東省為此專門出臺了具體的指導意見，根據指導意見的目標，廣東力爭要在“十二五”時期，進口增幅達到或超過全國的平均水平；依照重要性排序，廣東鼓勵進口的商品依次是先進技術和設備、重要物資和消費品。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經貿研究中心副主任肖鷂飛認為，中國擴大進口無非是兩個考量，短期來看是削減貿易順差、促進貿易平衡；長期看則是希望通過引進高新技術設備促進產業升級。[⑦]

 

無疑，“擴大進口戰略”將有助于實現削減貿易順差和促進貿易平衡的目的，解決我國因連年貿易順差所導致的巨額財富損失和通貨膨脹并發癥問題，也能達到減少國際摩擦的目的，如果單純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不失為一種好的解決辦法。但是，這種戰略不僅不能實現以上論者所論證的目標，如提高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通過引進高新技術設備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相反，“擴大進口戰略”卻是與這些目標背道而馳的。理由何在呢？

 

我們可以把2012年730種進口商品平均關稅率降低為4.4%的商品劃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能源資源性產品、用于促進消費和改善民生的日用品和與公共衛生相關的產品，這些產品進口將改善國內供給，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沒有不利影響。第二類則是資本品，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所需的關鍵設備和零部件以及大馬力拖拉機等在內的農業生產資料，這類產品降低進口關稅將沖擊我國亟需扶植的資本品工業。當然，如果打算像日本和韓國在經濟崛起時期一次性進口樣機后就不再進口，在此基礎上實施進口替代，這無疑是無可厚非的；而且在目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條件下，由于發達國家經濟蕭條，我國在先進技術設備進口價格等問題的談判上將處于有利地位，這無疑是一個準備進口替代的好時機。但是，很顯然，“擴大進口戰略”并沒有這個打算，其目的只不過是為了削減貿易順差和促進貿易平衡，并認為這種進口長期化是正常的。

 

目前，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大都處于低端地位（部分處于中端），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基本特征是“出口低端產品并進口高端產品”，在發達國家經濟崛起的經濟政策史和經濟思想史中，這種貿易結構因為“出口本國報酬遞減的產品并進口外國報酬遞增的產品”，因而被看作是“壞的貿易”，[⑧]這種貿易結構實際上正是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所要轉變的對象，但“擴大進口戰略”卻因為首先擴大的是先進技術設備進口，而且并無進口替代的戰略考慮，因此，這無疑將使我國的進出口結構進一步被固化在“出口低端產品并進口高端產品”的低級貿易結構上，使我國長期以來就存在的“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困局進一步被強化，這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自主創新是非常不利的。在這種情況下，哪里會提高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呢？又怎么能說將會提高我國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呢？

 

此外，“擴大進口戰略”還會帶來以下負面影響。第一，并不能解決產業價值鏈低端工業制成品出口過剩所內生的貿易條件惡化和生態環境惡化問題。第二，它不僅無法解決由于我國出口產品海外市場在未來的持續萎縮而產生的失業問題，反而會加重失業問題，因為進口將沖擊國內相關產品生產企業的生產，從而減少國內就業。第三，還需要引起特別注意的是擴大進口戰略將有可能對我國貿易結構和國際收支帶來深遠的不利影響，理由有如下兩點：其一，由于我國貿易順差主要是由加工貿易所產生的，一般貿易和其他貿易一直都處于逆差狀態，因此，擴大進口戰略將導致我國對加工貿易的依賴，這與我國大力壓縮加工貿易的既定目標是自相矛盾的；其二，我國貿易順差主要是由在華跨國公司的加工貿易所形成的，如果把擴大進口作為一種戰略長期實施，不僅無法降低對在華跨國公司的依賴，而且，在未來某些時候是否會導致外匯危機？例如，以2010年我國1831億美元的順差構成為例，外商投資企業占2010年我國貿易順差的68%，順差額為1243億美元；而我國民營企業和國營企業貿易順差總計僅598億美元，占比為32%。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所形成的貿易順差實際上代表著外資對我國資產的索取權，是我國間接的對外資的隱性債務，因此，一旦外資外逃和外商投資企業不再通過結匯制把美元交給中國人民銀行，而我國進口比例如果無法壓縮，這將有可能發生外匯危機。

 

相對于我國連年巨額貿易順差所導致的財富損失和通貨膨脹而言，筆者并不反對擴大進口戰略，因為這總不失為一種解決辦法，但這種戰略對長期發展將會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尋求更好的解決途徑。筆者認為，要解決我國進出口價值總量的長期失衡，不能只集中在進出口失衡問題上，我們必須注意到我國產業價值鏈低端工業制成品大量出口所產生的貿易順差是與我國經濟結構其他方面的失衡相伴而生的：資本品工業高端產品大量進口；大豆、玉米等大宗農產品的大量進口；由“大進大出、兩頭在外”所導致的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產生的結構失衡，[⑨]等等，貿易順差與這些結構失衡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我們必須把這些結構失衡通盤考慮，采取一攬子的國民經濟平衡發展戰略，而不能僅僅是為了解決連年巨額貿易順差，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單純解決進出口平衡問題。但在討論這種新戰略和政策建議之前，我們首先需要為之提供一種新的理論基礎。

 

二、國民經濟平衡增長新論

 

筆者認為，“擴大進口戰略”與擴大內需戰略潛在地是內在沖突的，其理論基礎也是截然不同的。“擴大進口戰略”仍是基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無論出口什么產品和勞務，一國只要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從事對外貿易，大量的出口就可以擴大國內就業、轉移剩余勞動力、改善國民福利并實現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按照這種理論，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在于勞動力成本低廉，因此，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并進口先進技術設備是我國對外貿易的最優選擇。“擴大進口戰略”基本上就是基于這種觀點來解決貿易順差過大所導致的對外貿易不平衡問題的。

 

擴大內需戰略是立足于內需市場推動經濟發展的戰略，但我國政府采取該戰略所依據的理論并不清楚。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海外市場長期萎縮的暗淡前景和我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所面臨的困境是我國重新提出擴大內需戰略的直接原因。納克斯從歷史比較的角度，曾經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劃分為三種類型，這為我們探尋擴大內需戰略的理論基礎提供了歷史視野：第一種戰略是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戰略，與普雷維什和辛格一樣，他認為這種戰略在戰后已不可行，這種洞見現在已經被事實所證明。第二種戰略是發展中國家利用低工資勞動力，追求勞動密集型工業品出口戰略，這實際上就是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直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就采用的戰略。納克斯認為，這種戰略需要發達國家給予支持，或者至少不歧視。然而，納克斯又認為，這種支持是無法得到保證的，特別是發達國家的低工資成本工業在面臨被進口品沖垮的危險時，發達國家將會實施保護主義政策。納克斯的這種預見是有遠見的，正如我國近年來遭受了世界上次數最多的“反傾銷”所證明的。為此，納克斯提出了第三種戰略：工業產出為國內市場生產，也就是內需主導型的工業化戰略。

 

筆者認為，我國擴大內需戰略的最終目標就是要轉向這種內需主導型的工業化戰略。那么，擴大內需戰略的決定性條件是什么呢？通過對納克斯經典著作[⑩]核心思想的創造性闡釋，筆者提出以下兩點看法。首先，納克斯正確地論證到，決定內需市場大小也就是人們收入水平的關鍵性因素是生產率，而資本設備的投資是提高生產率的基礎，所以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因素是資本形成。納克斯所謂的資本形成并不是我們今天從貨幣角度理解的資本，而是指各式各樣能夠大大增加生產力效果的機器設備等。由于我們通常把生產機器設備的工業稱作是資本品工業或裝備制造業，因此，對納克斯思想的一個合理推論就是：是否擁有一個發達的資本品工業或者說資本品創造部門是決定內需市場大小的關鍵性因素。但是，納克斯的著作并沒有區分資本品創造部門和資本品使用部門，因此也就沒有討論這種區分對國家間投資收益分配的影響。我們下面就運用一概念的區分，對筆者的這個推論加以解釋。

 

在一國之內，發達的資本品工業主要發揮兩種作用：其一，大幅度提高資本品使用部門的生產率；其二，它不僅為資本品創造部門提供豐厚的創新租金，而且在提高資本品使用部門生產率的同時，通過系統協同效應擴散資本品創造部門所提供的創新租金。但是，資本品工業的這兩種功能在不同國家之間可以發生分離：如果一國是純粹的資本品使用部門，那么，該國生產率雖然可以得到很大提高，并能以價格降低的方式與世界各國分享生產率提高的收益，但它不會以收入提高的方式分享資本品創造部門所提供的創新租金，其原因就在于資本品創造部門由于具有高度進入壁壘和動態不完全競爭的特點，因此，技術進步的絕大部分收益將以利潤或工資收入的形式歸資本品生產國國內的生產者（包括資本家和工人）和政府所占有，這種技術進步的收益擴散方式被稱作是“共謀型”分配方式；而作為資本品使用部門，消費品工業、農業和服務業的技術創新或者是沒有產生動態不完全競爭，或者因為激烈的競爭導致了使世界上所有消費者受益但卻使該國生產者受損的價格下降，這種價格下降使其產業的利潤和工資都有可能下降，這種技術進步的收益擴散方式被稱作是“古典型”分配方式。[11]

 

獨立自主和發達的資本品工業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引擎。我們可以觀察到，發達國家的農民、理發師和出租車司機的實際工資要比其生產率相同的發展中國家的同行高出很多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發達國家先進的資本品創造部門通過國家創新體系所創造的系統協同效應在國家范圍內產生并擴散了工業技術創新及其生產率的增益。具體地說，在一國之內的農民和理發師與工人都共享著一個勞動力市場，因此，資本品創造部門在提高本部門工人的收入之后，它還將通過勞動力供求和部門間收入的戰略性互補[12]等系統協同效應，使消費品工業、農業和服務業等部門的勞動者也能分享到資本品創造部門所創造的創新租金，這就是獨立自主和發達的資本品工業作為增長發動機的重要作用：“不斷涌來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因此，按照這種邏輯，是否擁有一個獨立自主和發達的資本品工業部門是區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一個主要標志，它是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決定性因素，納克斯曾提出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因素是資本形成，這實際上就是指獨立自主和先進的資本品工業部門的關鍵性作用。

 

上面就是對擴大內需戰略的第一個決定性條件的討論，我們下面討論第二個決定性條件：國民經濟平衡增長。如果說獨立自主和發達的資本品工業是擴大內需的引擎，那么，發展中國家將如何建立這種工業呢？由于本國資本品工業的落后，這種工業在具有國際競爭力之前是不可能有國際市場的，沒有市場，這種工業是不可能得到發展的。但天無絕人之路，發展中大國可以通過國內市場為之創造市場，這種國內市場實際上就是國民經濟其他部門對資本品工業的需求。然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由于生產率低，所以收入也低，這些部門對資本品工業發展的需求引誘也就不足。那么，如何解決這一困境呢？納克斯提出了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平衡增長的方案。按照納克斯的邏輯，欠發達國家可以通過在資本品創造部門和資本品使用部門同時進行資本投資，從而同時提高各部門的生產率，而各部門由于生產率提高，其收入水平也會同時增加，因此，這就在各部門之間通過提供相互需求，解決了工業化所面臨的國內市場容量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內需不足問題，這就是著名的“平衡增長理論”。

 

但是，發展中國家沒有必要采取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同時進行大規模投資的“大推動戰略”，這是因為欠發達國家對資本品工業發展的需求并非總是處于需求不足的狀態。發展中國家從發達國家大量進口先進機器設備，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欠發達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大國對資本品的需求還是相當旺盛的。實際上，納克斯并非認為嚴絲合縫的供求平衡是平衡增長的條件，他強調的重點并非是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同時進行投資的“刀刃般”的增長路徑。在納克斯看來，平衡增長并不是一個時點概念，而是一個時期概念，它是指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在中期而非短期內的動態相對平衡，他正確地強調了這種相對平衡增長是欠發達國家資本品創造部門發展的內在要求。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建立獨立自主的資本品創造部門以及國內資本品使用部門為其發展提供市場是擴大內需戰略的兩個決定性條件。首先，決定內需市場大小的關鍵性因素是國民收入水平，而獨立自主的資本品創造部門是國民收入水平也就是內需提高的基礎；[13]其次，在發展的初中期，發達國家不可能為欠發達國家的資本品創造部門提供市場，所以，國內資本品使用部門必須為其提供市場，立足于國內這兩個部門之間的相對平衡增長就成了本國資本品創造部門健康發展的前提條件。因此，在本文中，所謂國民經濟平衡增長就是指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特別是資本品創造部門與資本品使用部門之間互為市場的概念。例如，一個進口資本品并出口消費品的國家，通過建立本國的資本品工業，使其與國內生產的消費品之間建立起互為市場并循環累積的關系，就是筆者所謂的國民經濟平衡增長的概念。

 

三、政策建議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調結構、擴內需和保增長”成為我國經濟政策制定的主調，雖然在內容和重點上有所變化。但是，在目前有關擴大內需的學術研究和政策制定上，人們并沒有注意到“調結構”將如何直接創造內需市場的問題，具體地說就是沒有注意到國內企業間和產業間如何通過提供互補性的需求直接擴大內需問題。歸納起來，“調結構”的含義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調整過于倚重外需的經濟結構，但卻是從宏觀總量而言的；調整“重投資需求，輕消費需求”的結構；調整區域結構，推動區域間協調發展；調整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投資結構，降低高能耗和高污染產業的比例，提高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節能環保產業在產業結構中所占比例。然而，這些“調結構”的含義都沒有包含通過調整國內外產業間供求關系從而使國內生產者之間通過提供互補性生產需求推動產業升級的問題，[14]而這個問題正是本文的著眼點。正是從這一著眼點出發，筆者對“擴大進口戰略”所存在的缺陷以及它與擴大內需戰略之間的矛盾進行了分析。現在，筆者就解決我國對外貿易不平衡問題提供一種替代性的政策建議。

 

我們首先討論如何解決我國價值鏈低端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結構中“一支獨大”的問題。我們前面的討論已經說明，擴大進口戰略在解決貿易順差上的副作用較大，也無法解決貿易條件惡化、生態環境惡化和資源耗竭問題，而要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只有壓縮低端工業制成品的出口規模，別無他途。為此，我們可以采取以下三種辦法。首先，大幅度減少出口退稅，并盡快取消出口退稅。出口退稅不僅與我國壓縮加工貿易的既定目標背道而馳，而且也主要是補貼了外資企業，因為加工貿易順差主要是外資企業所形成，例如，據商務部資料，2009年，外資企業加工貿易占加工貿易順差總額的比重為84%。其次，逐步實施禁止不可再生資源出口的資源戰略，當我國為巨額外匯儲備貶值而發愁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必要再通過出口自然資源增加貿易順差。

 

上述措施會不會導致大范圍的失業？如果實施上述措施，對失業問題將如何處理？

 

第一，我們前面已經談到，我國出口商品價值在國際市場上被嚴重低估，雖然我國許多出口商品不會像我國建筑陶瓷拋光磚的產品價格提高兩倍還比印度產品便宜，但大部分商品仍有相當大提價空間，這種提價不會導致失業。

 

第二，跨國公司通過壟斷貿易獲得了幾倍甚至十幾倍于我國出口企業的利潤，因此取消出口退稅和提高工資就是迫使它們對中國工人和企業讓利，因此不會產生更多的失業。

 

第三，由于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依賴和對基本消費品在相當程度上的剛性需求，銷售量不會因上述措施而有較大的減少。

 

第四，取消出口退稅后，原先中央財政為此準備的資金可以轉作失業救濟準備金，以備支付失業救濟之用。例如，2010年我國財政就為出口退稅支付了7300億元人民幣，如果按每位失業人員支付每月2400元計算，這些出口退稅轉作失業救濟準備金后，可以支付每年至少2千5百萬因上述措施而失業的人員，但上述措施決不會造成2千5百萬失業人員。第五，仍以2010年我國貿易順差1831億美元計算，由于實施上述措施，出口企業產品出口轉內銷，假如貿易順差減少一半，由此國內商品供給增加6000億元人民幣，2千5百萬失業人員可以再增加6000億元人民幣（每人每月再增加240元救濟金），而且不會產生通貨膨脹。第六，由于大幅度提高了出口部門特別是外資企業工人工資水平，工人消費的增加將刺激國內生產，從而擴大就業。

 

總之，如果實施上述措將不會導致大范圍的失業，較小范圍的失業問題可以妥善地被處理。

 

在實施上述措施的同時，我們可以對資本品工業高端產品實施進口替代，這不僅將為我國資本品創造部門的自主創新提供廣闊的平臺，而且，由于資本品工業高端產品的發展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基礎，生產性服務業也將因此得到更快的發展；與此同時，大幅度地減少大豆、玉米等大宗農產品進口，并恢復此類商品的國內生產規模。這些措施將大范圍地增加大學生、研究生、農民和服務業的國內就業，這不僅將彌補上述措施所造成的失業，而且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就業崗位的增加也將增加勞動者的收入，這無疑將增加對原先用于出口的消費品的需求，從而刺激原先用于出口的企業為國內生產，其生產率、工資和利潤都將得到提高；而消費品工業、生產性服務業和農業的發展反過來又增加了對本國資本品工業的需求。[15]這樣，我國資本品工業、農業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之間就可以逐步地形成互為市場的良性循環，從而徹底扭轉內外需失衡和廉價制成品產能過剩的局面，不僅可以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有力地擴大國內產業和企業之間生產性需求的內需市場，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國資本品工業高端產業的自主創新提供了廣闊的國內市場空間，而后者的發展又為各部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因此，國民經濟平衡增長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擴大內需戰略的必由之路。

 

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民經濟平衡增長的思想一直被看做是過時的，以至于在解決我國對外貿易不平衡、國內一些部門產能過剩和擴大內需等問題上，從沒有人提出過國民經濟平衡增長的政策建議，甚至現在仍有很多人把國民經濟平衡增長等同于自給自足而加以摒棄。實際上，這種錯誤的觀念由來已久，“不發達國家致力于建立那種會給自己創造市場的工業，往往被認為是走自給自足的道路”，[16]因此，納克斯在提出平衡增長理論之時就對這種看法提出了批評：“在許多‘外圍’國家，難道不是完全因為國內經濟的貧困，（對外貿易占國民生產總值的）這種比例過去才會高到那么不適當的程度嗎？”[17]顯而易見，在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后，如果其他國家在自己的國家沒有建立“自給自足”的“給自己創造市場的工業”，那么，這些國家就只能淪為國內經濟貧困的“外圍國家”。在目前我國所面臨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通過國民經濟平衡增長建立獨立自主的資本品創造部門具有同樣的道理。

 

實際上，目前的發達國家都是在國內通過建立“給自己創造市場的工業”并實現與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平衡增長而發展起來的，美國經濟的崛起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與我國目前出口導向型經濟所面臨的困境相類似，在19世紀中葉，美國經濟崛起的條件之一就是從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的轉變，在當時，美國農產品的出口不僅由于國外需求的不穩定和外國移民更多地涌入農業領域，因此經常性地導致農產品出口出現生產過剩和收益下降，而且也導致了土壤肥力的下降和環境的破壞。

 

為了解決上述困境，美國當時采取了保護和扶植工業發展的國策，達到了“調結構”的三重目的：

 

首先，工業人口的不斷增加為農產品創造一個不斷成長的國內市場，從而大大地增強了抵御外部需求下降的風險的能力；其次，工業發展導致大量農民被轉移到城市工業，這不僅減輕了農產品供給過剩的壓力，而且也因此所導致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的收入也得到了提高；最后，由于前兩個目標導致了農民收入的不斷增長，而且由于對工業采取了高關稅保護的政策，因此美國農民只能購買本國工業品，這就為美國在國際市場上毫無競爭力的幼稚工業提供了有保證的和不斷增長的國內市場。

 

美國正是通過上述在國內建立“給自己創造市場的工業”實現了從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的轉變：第一，外貿依存度一直很低，長期保持在12%-14.1%之間；第二，國內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歲月里，雖然英國出口了四分之一的工業品，但美國出口的還不到十分之一。[18]在這種內向型的美國經濟崛起過程中，國民經濟的平衡增長對推動內需市場規模的擴大曾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在這一時期的美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個經濟部門自發地形成比較協調、相互促進的關系。農業和工業兩大部門之間，工業中輕重工業之間，農業中種植業和畜牧業之間，以及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上，發展比較平衡，相互促進，推動了整個經濟的發展。”[19]

 

由此可見，國民經濟平衡增長對美國經濟的崛起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相反，在19世紀下半葉一直到“大蕭條”，拉丁美洲國家仍以“出口初級產品并進口機器設備”作為調節對外貿易平衡的基礎，其結果是：一直到現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我國以進口先進技術設備為第一要務的“擴大進口戰略”是否會重蹈拉丁美洲國家的覆轍？歷史的教訓值得記取，筆者希望，本文能夠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界對“擴大進口戰略”負面影響的注意和討論。

 

[①]內需問題是我國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的1998年底首次提出的，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再次提出擴大內需問題，并將其逐步地升格為長期戰略方針。

 

[②]賈根良：《外儲問題的根本在于外資和美債》，中國經濟周刊，2011年第38期。

 

[③]余永定：《見證失衡:雙順差、人民幣匯率和美元陷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

 

[④]郭麗琴、付晶晶：《“擴進口”發力：財政部下調730多種進口商品關稅》，第一財經日報，2011年12月16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20111216182652996.html.

 

[⑤]本報評論員：《重視擴大進口的戰略意義》，經濟日報，2012年3月31日。

 

[⑥]王永杰：《擴大進口是經濟轉型的必然戰略選擇》，中國經貿，2011年第11期。

 

[⑦]宋菁：《廣東外貿新戰略：擴大進口》，21世紀經濟報道，2012年6月5日。

 

[⑧]埃里克·賴納特：《富國為什么富、窮國為什么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⑨]劉書瀚、賈根良、劉小軍：《出口導向型經濟：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落后的根源與對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年第3期。

 

[⑩]拉格納·訥克斯（納克斯）：《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謹齋譯，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

 

[11]Erik S. Reiner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A Plea for Theorizing by Inclusion，2005，working paper, no.1，http://hum.ttu.ee/tg/.

 

[12]楊格在其經典論文中討論了部門間如何通過價格調整的金錢性外部經濟導致分工過程累積性擴大的問題，見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賈根良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6年第2期。

 

[13]賈根良：《資本品工業的自主創新：擴大內需戰略的關鍵》，即將發表。

 

[14]無疑，通過發展區域間多樣化的水平分工，推進國內經濟一體化在空間上的縱深發展，推動我國東部和中西部之間的國內經濟大循環，可以有效地開發中西部內需市場的巨大潛力。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暫不涉及該問題，筆者將有專文對此加以討論。

 

[15]擴大進口的戰略不僅不具有這些就業和收入提高效應，反而會減少國內就業。實際上，擴大進口的戰略是擴大了對別國產品的需求，有利于解決別國而不是本國的內需不足問題。

 

[16]拉格納·訥克斯（納克斯）：《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謹齋譯，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第25頁。

 

[17]拉格納·訥克斯（納克斯）：《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謹齋譯，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第26頁。

 

[18]福克納:《美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下卷第38頁。

 

[19]樊亢、宋則行主編：《外國經濟史：近代現代》（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46頁。

 

【賈根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