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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傳利：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節約運動述略

點擊：  作者：王傳利    來源：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  發布時間:2018-12-19 11:17:18

 

       克服腐敗，是當今的世界性話題。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大的危險是自身發生腐敗現象而難以克服。中國共產黨深刻地總結了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升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許多中國學者將世界上治理腐敗成功的經驗納入研究視野，熱衷于譯介歐美、新加坡的反腐經驗，但有忽視中國共產黨創造的反腐倡廉經驗的傾向。其實，無論在局部執政，還是在全國執政和長期執政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創造了輝煌的反腐經驗。比如，發動節約運動，將簡樸的精神和艱苦奮斗的作風，植入每個黨員的生活工作習慣里，有力地配合了反腐倡廉建設，這是世界上的一切西方國家和一切西方政黨難以做到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在革命戰爭年代注意勤儉節約，而且成為執政黨后依然注重克勤克儉、艱苦奮斗。從1949年建國到60年代初期，新中國連續發動了若干次節約運動，號召勤儉辦廠辦社，勤儉持家，對于國民經濟恢復、抗美援朝、大規模經濟建設、克服經濟困難，在新中國歷史上，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當前，中國進入了由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時期，中央領導人旗幟鮮明地反對享樂主義、反對奢靡之風，表達了在新時代依然堅持艱苦奮斗本色的意志，繼承和發揚我黨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的決心。研究新中國的節約運動，對于當前搞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對于全面從嚴治黨，鞏固反對“四風”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一、節約運動的動因 

　　增產節約運動的動因來自于新中國為了解決財政經濟方面的困難。新中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沒有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中，而是看到了守江山的艱難，看到了國家建設遇到的經濟財政形勢的困難。1949年12月5日，毛主席在給軍隊的一個指示中指出：“由于國內外反動派所發動的長期的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給了人民以嚴重的災害，給了經濟以嚴重的破壞。我們今天要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要醫治長期戰爭遺留下來的創傷，要從事經濟的文化的國防的各種建設工作，國家的收入不足，開支浩大，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遇到的一項巨大困難。”[1]182-183

　　經歷戰爭后的新中國，在成立初期百廢待興。新中國負責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陳云同志深感財政經濟的困難。他在1950年10月1日回顧過去一年財政和經濟工作的狀況時說：這一年的財政經濟形勢是很困難的，“困難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統治的結果，我國民生必需的糧食、棉花，不小數量歷來是依靠進口的;水利事業遭到大破壞，年年受災，而以一九四九年為最重;十二年來的通貨膨脹，在官僚資本的領導之下，投機市場統治著工商業，人民日夜不安于通貨貶值、物價飛漲。解放戰爭勝利之后，我們不得不承受這樣一份遺產。另一方面，去年空前規模的革命進軍，對于一切不再抵抗的舊軍隊與舊人員采取一律包下來、實行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的財政負擔是很重的。不僅如此，鐵路必須恢復，被封鎖的上海必須支援，戰爭阻塞了城鄉交流，稅收甚微，支出很大，我們曾不得不暫時仍舊依靠發行鈔票來彌補龐大的財政赤字。其結果是，一方面解決了當時解放戰爭和重點恢復的需要，另一方面則仍不能避免通貨膨脹、物價波動的局面”。[2]170-171

　　在這里，陳云講到了造成國家財政狀況困難的幾點原因：一是新中國是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基礎上誕生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的舊中國承接雄厚的物質遺產，反而不得不面對一個滿目瘡痍的爛攤子。有學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起步比西方晚了100—200年。[3]104-105對于1949年中國的經濟情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有一個基本的介紹：同舊中國歷史上最高水平相比，“工業總產值減少一半，其中重工業產值減少70%，輕工業減少30%。這一年鋼產量僅15.8萬噸，減少80%，煤僅3243萬噸，減少48%，糧食為11318萬噸，減少約25%，棉花為44.4萬噸，減少約48%。1949年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現代工業產值只占17%。根據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社會委員會’統計，194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個亞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4]312二是人民政府背上了把國民黨軍政人員和職員全部包下來的負擔。1950年初，全國軍政人員達到900萬人，財政開支浩大。新中國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了經濟恢復工作，遇到的財經困難可想而知。三是經濟恢復需要大量投資。僅水利工程，著名的根治淮河、官廳水庫、荊江分洪等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年中開始動工和加緊進行的。1950 年底，用于經濟建設的支出折合細糧897萬噸。[5]277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后，中國人民迎來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時期。我國的工業化，需要建設數量眾多的工程，建設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廠，所需要的資金額度是巨大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全國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建設的支出總額，折合黃金7億兩。這就是說，當時中國擁有6億人口，每個人要拿出一兩多黃金作為國家建設之用。而經歷舊中國統治階級的盤剝，中國人民已經處于一窮二白的境況，國家成為一個著名的貧窮的農業國。不要說獲得工業化建設的技術人才，就是獲取資金，也已經是橫亙在我國工業化面前的一道難于逾越的壕溝。

　　就在陳云講這番話時，朝鮮戰爭已經爆發了，但我國還沒有出兵。陳云在1950年10月1日回顧過去一年財政和經濟工作的狀況后不久，中國人民組織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在1950年10 月19日入朝作戰。這是一個貧弱的剛剛從戰爭廢墟上站起來的農業國，與擁有現代化裝備的世界一流工業化強國面對面的殊死較量。中國人民要贏得這場戰爭，是異常艱難的。美國在這一時期運往朝鮮的作戰物資達到7300萬噸，直接軍費消耗在200億美元以上。朝鮮戰爭給我國的財政經濟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我們不得不加強國防力量。本來可以用在經濟文化和其他事業的財力，不得不轉到國防，財政概算的方針不得不改變為“國防第一”。這樣的轉移是必要的。1950年國防費用達到28.01億元，超支21.8%，占當年財政總收入的42.9%。1951年，我們要進行抗美援朝運動，又要穩定市場，還要從事國家建設，其中，抗美援朝的開支十分龐大。陳云在1952年初的全軍后勤工作會議上說：“周總理講過，抗美援朝的開支要占去年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把銀行印發的鈔票也算在內了。如果不把印發鈔票算在內，那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七。”[6]322 1952年預算支出計劃內國防費用占總支出的27.93%。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基礎薄、國力弱、收入少、開支多的新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經濟財政困難的局面呢?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籌集資金的辦法，無非是依靠剝削本國人民，依靠對于殖民地的掠奪，依靠軍事賠款，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讓。這些辦法，我國都不可能采取。勤勞勇敢、艱苦奮斗、克服困難、堅忍不拔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勞動人民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長期是在艱苦的條件下干革命的，節約鬧革命，搞建設也要發揚這種艱苦奮斗的節約精神。籌集資金，增加生產是一個根本辦法，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節約。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在經濟恢復時期和五年計劃實行的第一年，就提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和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這一堅定不移的方針。發揚黨的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反對浪費，厲行節約，反對分散使用資金，堅決貫徹重點建設的方針，就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只有在非生產性的建設和生活設施上適應我國目前的生產力水平、經濟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只有勤儉節約，才有可能建設起現代技術裝備的重工業，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這樣，我們才有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質條件。

　　陳云在節約方面提出許多構想。1949年他在發行公債彌補財政赤字的報告中說：政府正增加稅收，決定在政府機關和部隊中厲行節約，增加生產。1950年3月，他在統一國家財經工作的報告中說，要節約開支：“節約開支最主要的要抓住這么幾條，即一個人要頂一個用，生產中不浪費，能不花的就不花，能緩辦的就緩辦。”[7]83劉少奇在1950年的一篇沒有發表的手稿中寫道：“為了要大規模地進行經濟建設與加快工業化，就需要由人民節省出大量的資金以投資于經濟事業。”“中國人民在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之下，是能夠用節約的辦法由自己逐步地籌集起工業化所需要的大量資金的。”“在我們不餓不凍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的條件之下，我們盡可能多節省一點，少花費一點，以便由國家把資金積累起來，去加快工業化的速度。”他還引用了斯大林的一段話用以說明不注意節約是不能夠創造美好生活的：

　　【“斯大林同志說過：‘一個農民，他積累了少量的錢，他不用這些錢去修理犁頭，革新自己的經營，而卻買了一架大留聲機……花光了’。這樣的農民，是不會創造自己幸福的生活的。”[8]7】

　　中共中央重視節約以應對財政經濟困難，專門研究了厲行節約的方針，毛澤東也發表了關于節約的講話。在1950年6月的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中指出：

　　【“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9]253】

　　根據薄一波的回憶，1951年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分析和研究了朝鮮戰局的發展趨勢與對策。毛澤東提出“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須發展”的戰略方針，會議確定了解決財政困難的五條辦法，其中四條與節約有關：(1)節約兵力，整訓部隊。全國兵員從610萬減至465萬。(2)精簡機關，縮編人員。(3)緊縮開支，清理資財。預計1952年財政開支大于收入，將面臨財政困難，要求各地從11月起開展全面增產節約運動。( 4)提倡節約，嚴禁浪費。

　　黨的節約精神要獲得全國各界的理解、支持、配合，還需向社會各界說明節約任務。1951 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講道：抗美援朝還在進行，“為了繼續堅持這個必要的正義的斗爭，我們就需要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愿軍。這是中國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務，因此也就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中心任務”。[10]483 1951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是國家當前的中心任務》，提出：“‘增產節約’是貫穿到一切方面的總方針和總任務，因此，我們必須普遍地深入地發動一個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的群眾運動。”[1]提出增產節約應該從十個方面開展，包括杜絕基本建設中的浪費;減低成本;精簡國家機關和國營企事業的編制;堅決反對貪污蛻化行為;在私營工商業和一般社會方面，提倡節約和儉樸，反對浮華和浪費，將節約的資金用于生產和流通或儲蓄等。

　　二、為支援前線和扭轉財經困難而節約

　　1949年到1952年，是新中國歷史上的國民經濟恢復期。為國民經濟恢復創造條件，新中國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

　　可以認為，就全國而言，1951年10月是毛澤東號召的全國增產節約運動的開始。但是，就地區而言，1949年老解放區東北的勞動競賽，是全國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先聲。全國的增產節約最早是從東北開始的。東北是老解放區，經濟基礎比較雄厚，在全國沒有完全解放，黨和政府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東北人民努力生產，承擔著支援全中國的任務。1949年10月，東北地區的職工廣泛開展了新的創紀錄運動。1951年5月18日，東北軍政委員會領導人提出，東北工業生產當前的嚴重政治任務，就是在爭取完成1951年生產計劃之外，爭取當年為國家增產和節約價值等于500萬噸糧食的財富。增產節約運動激發了廣大職工的熱情，許多廠礦開展了群眾性動腦筋、找竅門、挖潛力的合理化建議運動。1951年，中共中央東北局在關于全面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通報中提到：“工業部所屬廠礦1至8月在完成原定的計劃之外，已為國家增產節約4267714噸糧食。”[11]到1951年10月，包括地方企業的各個國營廠礦所制定的增產節約計劃，已經超過1000萬噸糧食。東北軍政委員會領導人在1951年10月26日東北一級黨員干部會議上的報告中說：“從9、10月各個廠礦增產節約數字逐月急劇增加的情況來看，整個計劃是可能完成的，現在的奮斗口號是爭取超過計劃。”[12]27繼工業部門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后，又在非生產部門中開展起來。東北局號召：一切生產部門與非生產部門，毫無例外地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一切機關、部隊、學校等非生產部門中，要運用工業部門開展這個運動的經驗，認真進行清理資財、登記家務、精簡機構、裁撤冗員，深入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

　　為支援抗美援朝前線，東北地區較早地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其他地區也爭先恐后地開展了這一運動。1951年11月15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積極布置增產節約運動，成立了精簡節約委員會，具體領導精簡節約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員會決定全市中共黨員干部學習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有關文件，以便提高認識，在思想上保證增產節約運動的開展。11月21日，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成立精簡節約委員會，山東省級機關進行整編節約。11月24日，中南軍政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決議，整頓財經紀律擬訂增產節約計劃，華北區級機關成立精簡節約委員會。

　　黨報黨刊增加了對厲行節約方針政策的宣傳力度，認為節約運動不是新中國建設中的臨時突擊性任務，而應當是一項長期的任務。1951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認為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是國家當前的中心任務，批評一些人把增產節約當成生產工作之外的臨時任務，而把增產節約提高到“不只是解決某些困難的臨時手段，而是建設人民國家的根本方法”的高度，提高到當時“是貫穿到一切方面的總方針和總任務”的高度。《解放日報》在11 月23日發表的題為《為完成與超過增產節約三萬五千億元的計劃而努力》的社論中說：為了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從加速資金周轉、降低成本、提高設備利用率、改善操作方法、增加產量、提高質量、減少廢品、減少浪費等方面，爭取在一年內完成和超過為國家增產節約價值三萬五千億元的財富而努力”。[13]

　　黨中央關于節約的號召，獲得了全國各地各部門的積極響應。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決定在全國國營貿易系統中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爭取全國國營貿易企業在1952年中實現增產節約總值人民幣11萬億元。11月29日，西北局負責人習仲勛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4次會議閉幕時的總結報告的題目就是《為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而奮斗》;11月30日，西南局負責人鄧子恢在中共中南局和中南軍政委員會聯合干部大會上的報告題目就是《開展增產節約運動》。

　　抗美援朝戰爭之所以能夠戰勝強敵，是與國內人民開展節約運動支援前線分不開的。1952 年9月12日，彭德懷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報告中指出：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工人們熱烈地響應毛主席‘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號召，提出了‘工廠即戰場、機器即槍炮’的戰斗口號”，“農民們以開展愛國增產運動來支援我軍的作戰，使全國農業生產得以迅速恢復和超過歷史上最高水平，對朝鮮前線的糧食供應提供了有力的保證”。[14]389

　　抗美援朝戰爭停戰后，國內的生產節約運動繼續進行，已經由支援前線轉化為適應我國偉大的建設運動和扭轉財政經濟困難狀況的重要措施。

　　1951年前后的節約運動，具有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外在驅動力。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新中國依然不間斷地發起節約運動。1953年下半年，為解決財政赤字的問題，黨中央決定開展節約運動。起因是這年的年初在制定財政預算時，因為計算方法改進，額外收入減少，預料不到的支出增加了，同時建設中貪多冒進，再加上這年的上半年工業生產計劃完成得不好，農業受災減產，國營企業利潤未完成計劃。到6月底計算，大概有21億元的赤字。

　　出現財政赤字，中央首先考慮的應對措施就是增產節約。8月27日，財政部向中央提出平衡財政的具體措施：一是增加財政收入，二是減少支出20.5億元。中共中央于28日同意并批轉了這個報告，同時發出《中共中央關于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平衡國家預算的緊急指示》，號召全黨、全國人民通過增加生產，擴大收購和銷售，加速資金周轉和做好稅收工作等來增加收入;厲行節約，堅決削減軍事、經濟、文教、行政一切可以削減，可以推遲的事業撥款，精減軍政機構，節約行政經費，節約糧食，堅決保證財政部提出解決赤字的具體方案的實現。中共中央指示下達后，全國展開了一場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陳云在9 月14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5次會議上提出解決財政赤字，“首先要抓增產節約。增產是為了增加收入，節約是為了減少開支。不論工業、農業和商業，不論公營和私營，也不論政府、軍隊和團體，也不論中央和地方，都應該盡一切努力，增加生產，厲行節約”。還提出，“增產節約不僅是今年下半年的事情，今后年年要做，而且要用很大力量去做”。[14]401

　　軍令如山倒。為了響應中央關于增產節約的號召，全國各大行政區和多數省、市的國營企業和機關都召開了會議，提出了增產節約的辦法，規定了增產節約的具體數字。例如全國鐵路系統提出在本年內增產節約4萬1千億元，北京市各工礦企業擬定了增產節約1萬2千億元的計劃，天津市擬定增產節約2萬億元，東北沈陽市各國營工廠計劃增產節約1萬7百億元的財富，鞍山鋼鐵公司及鞍山市其他國營工業提出了增產節約9千億元的計劃，華東紡織管理局所屬上海各廠決定在當年第四季度內增產3千2百億元，其他各地也都紛紛提出增產節約的計劃數字。

　　這年的10月1日，在1953年年度的時間只剩下3個月之時，《人民日報》提醒人們“要在最后一個季度內保證完成并爭取超過計劃，就必須加緊開展增產節約運動”。[14]412“所有的國家機關和軍隊以及一切工作人員，都必須盡力服從國家建設的需要，盡力節約人力、物力和財力，認真實現毛主席在一九五○年六月所指示的我國財政經濟根本好轉的條件之一，即‘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14]415提出“我們的增產節約運動不但是解決目前的問題所必需的，而且也是今后長期建設所必需的”。[14]412-413“廣大的工人、農民和機關工作人員踴躍地響應著黨和政府的號召，積極地為增產節約、超額完成一九五三年計劃而斗爭。現在的任務是要把這個運動迅速開展起來和深入下去，使它成為更廣大群眾的持久的運動”。[14]413-414這表明，節約運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必須堅持的方針。

　　各部門聞風而動，迅速地開展節約運動，并且與反腐倡廉聯系在一起。1951年底到1952 年上半年，我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三反”中就有“反浪費”的內容，“三反”運動無疑有力地促進了節約運動。

　　1953年9月19日，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發出《關于擴大業務、增加收入、厲行節約、緊縮開支的緊急指示》，在厲行節約、緊縮開支方面，提出“有計劃地妥善地精簡機構和人員，特別是行政人員”，“節約行政管理費，除從減少人員中節約工資外，并注意節約在行政管理費中的一切不必要的開支，消滅貪污浪費現象”。[15]386這里將節約與反對浪費反對腐敗結合起來了，以反對貪污浪費促進了節約，又以節約推動了反對貪污浪費。

　　與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一樣，郵電部也將節約運動與反對腐敗結合起來。10月10 日，郵電部在發出《關于增加收入、厲行節約、緊縮開支、超額完成國家計劃的指示》，認為中央發出的緊急指示意義重大，郵電部門要深入發動群眾，厲行節約，緊縮開支，減少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以增加收入，降低成本，保證超額完成國家計劃與節約任務，節約方面“要求各項開支節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全國范圍共節約1000億元”。[15]261具體措施是嚴格控制增員人數，節省人力;保證工作必需的費用，削減可以節省的開支;加強資金和器材管理，減少積壓等。同時，難能可貴地提出：“結合質量檢查，向貪污、盜竊行為作堅決的斗爭，逐漸消滅貪污、盜竊事件，以減少國家和人民的損失。”[16]261在反對貪污盜竊的斗爭中，還提出要發揮群眾揭發和監察的作用。

　　在10月召開的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上，李維漢就增產節約運動提出了在工業方面的一般目標是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適當增加產量，提出“增產節約運動的基礎應放在改革經營管理制度和改進技術的上面”，[14]510，511把發動和獎勵合理化建議當作增產節約運動的基本工作。相應于中國20世紀80年代后的改革浪潮，李維漢提到了“改革經營管理制度”以促進增產節約運動，是富有歷史遠見的。

　　全國人民支援前線的作戰而節衣縮食，而軍隊同樣厲行節約。過去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一切為了戰爭的勝利，人民政府的軍費開支比重大。1953年9月，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一五”經濟計劃建設，抗美援朝戰爭停戰了，前線大規模的開支基本不必要了，軍隊有條件實施精簡節約的任務，沒有置身于節約運動之外。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關于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平衡國家預算的緊急通知里，要求軍費減少3萬億元。毛澤東明確規定建設一支優良的現代化軍隊，且軍政費用在國家財政支出中不得超過30%。中央軍委及政治部于9月發出關于執行中共中央“緊急指示”的指示。該“指示”指出：1952 年“三反”運動后，部隊中個人的貪污浪費現象，已基本克服，財經制度也已初步建立，但還有編制不切實際的預算，訂立盲目冒進的計劃，造成嚴重的積壓資金和積壓物資，存在著追逐華麗修建，虛報冒領等現象。該指示還科學地認識到厲行節約與反腐倡廉的關系，引用了毛澤東在1942年12月陜甘寧邊區講的精兵簡政“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教導，其中有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功效，提出“任何浪費國家資財的行為都是可恥的、也是不允許的”。“我們的精簡，正是為了反掉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能，我們的節約，正是為了緊縮那些不必要或無用的開支”。[16]478各級政治機關“進行對勞動人民生產與生活情況的調查研究，并將部隊生活，特別是將鋪張浪費的實例，對照地作報告、討論、座談，并進而徹底揭發潛存的資產階級思想與作風”。[16]477如果不認真對待加以解決，嚴重的后果是“不僅造成了財政開支上的巨大浪費，而且必然有害于國家建設，必然形成上下苦樂不均，領導機關脫離人民群眾，脫離戰士”。[16]477

　　10月28日，軍隊系統的《八一雜志》發表題為《厲行精簡節約緊縮軍費開支為國家工業化國防現代化而奮斗》的社論。社論具體指出“平均每個軍人1年要消耗相當于三四十個農民每年全部糧食收入;如單就吃、穿、津貼等用度來說，亦相當于8個農民的全年糧食收入”，全軍干部戰士要減輕國家建設和人民的負擔。關于鋪張浪費，社論舉出駭人聽聞的例證：空軍某大隊負責人竟有計劃有指揮地用三架噴氣式飛機掃雪，損壞了一架飛機還不停止，接著又損壞了第二架。“某軍區海軍修建某醫院，為了美觀，建成艦艇式的辦公樓，艦艇式的內外病室，洗水式的外墻，白玉石的廁所，螺旋形的樓梯，單此樓工程即開支三千萬元，且不適用”。[17]厲行節約成為刻不容緩的工作，必須反對對國家財產漠不經心的官僚主義，懲戒那些因官僚主義、揮霍浪費而使國家財產遭受嚴重損失的負責人和當事者，以教育部隊，“發動戰士、干部自覺自愿地訂出節約和杜絕浪費的計劃，訂出愛護國家資財和武器裝備的計劃，使之成為經常性的制度和風氣”。[17]

　　三、建設領域的節約和營造機關廉潔風氣

　　無論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還是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乃至全面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厲行節約已經成為新中國的良好風氣和習慣。繼1952年“三反”之后，1953年的節約運動也取得很大成就，1954年繼續堅持節約的方針。6月16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1次會議上，鄧小平作《關于一九五四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提出財政工作必須認真貫徹毛澤東主席發出的“增產、節約、多留后備力量，是鞏固國家預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線”的指示，1954 年要繼續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爭取不但不動用17萬余億元的上年結余，而且要求獲得更多的結余，以期更進一步地增強國家財政的后備力量。[18]308為此，他還引用毛澤東曾指出的“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的語錄，提出節減國家機關經費，厲行節約，精簡國家行政機構，適當地減少編制人員，以便提高工作效率，緊縮行政機關經費的開支。

　　新中國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后，征用土地量逐年增多，存在大量征用而閑置的土地。提倡節約，就要反對土地浪費。1955年1月16日，中共陜西省委批轉陜西省人民委員會民政廳《關于檢查用地單位浪費土地情況及處理意見》，認為土地的浪費、荒蕪不僅浪費國家的資金，影響糧食增產，而且也影響黨和人民政府與群眾的關系。4月13日，中共中央特將陜西省委所批轉的省人民委員會民政廳《關于檢查用地單位浪費土地情況及處理意見》轉給上海局、各分局、省(市)委并中央各部委黨組，認為全國“浪費土地的現象是很嚴重的”，[19]168要求各省及中央各部委黨組務必切實進行一次檢查與處理，務必做到不荒蕪土地。這個做法，值得當代中國人借鑒，以保證18億畝耕地的紅線。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中，號召“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群眾，兢兢業業，克服困難，努力增產，厲行節約，為完成和超額完成這個計劃而奮斗”。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第十一章題目正是“厲行節約，反對浪費”，該章最后一句話中提到“克勤克儉，兢兢業業”。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中，修建辦公樓、宿舍、學校、醫院和工業建設的其他附屬建筑，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國家對建筑的要求是適用、經濟并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但是，有的部門不注意節約原則，非生產性的建設如大禮堂、辦公樓、宿舍、俱樂部等修建得過多、過好、過早。有些建筑物的立面和室內裝飾，還大量采用了貴重的或特殊的材料，如當時被公開點名批評的東北某學院的校舍，是利用偽滿未建成的皇宮基礎建設的，除了外表上的琉璃瓦頂、仙人仙獸、盤龍華表、獅子滾繡球、雕梁畫棟和大量采用花崗石鋪地、大理石作柱外，大廳內部和天花板上還畫了各種圖畫，又加上了許多“蠟燭式”“皇冠式”“油燈式”的燈和各種古色古香的裝飾。這些做法，有的容易發展成為奢靡浪費的腐敗現象，有的本身就是腐敗現象。

　　建筑施工和基本建設中的浪費現象，引起1955年的節約運動的注意。3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反對建筑中的浪費現象》的社論，批評了“有不少的工程由于設計的標準高、使用的材料復雜、結構奇特、門窗種數繁多、裝飾太瑣碎等，給施工帶來了很多困難，以致返工事故增多，造成許多浪費”。還批評了與節約精神相背的“復古主義”“唯美主義”的傾向： “他們拿封建時代的‘宮殿’‘廟宇’‘牌坊’‘佛塔’當藍本，在建筑中大量采用成本昂貴的亭臺樓閣、雕梁畫棟、瀝粉貼金、大屋頂、石獅子的形式，用大量人工描繪各種古老的彩畫，制作各種虛夸的裝飾。有的建筑裝飾的造價竟占總造價的30%。”這些建筑耗費了大量的金錢，“這種做法既脫離了人民的生活現實，又違背了集中一切財力物力首先進行工業建設的國家建設方針，這是決不能容許的”。[2]此現象之所以發生并蔓延，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的財政機關和監察機關沒有堅決地同這種浪費現象進行無情的和有效的斗爭”。著名的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徽因教授的充滿藝術想象的思想，重視藝術的美感，但在當時的經濟困難的條件下，難以徹底地實現，因而受到這個歷史時期的批評，這是兩個優秀建筑學家追求藝術美感思維方式和那個時代的共產黨人艱苦創業的建國思維方式的差異，所導致的建筑觀點上的分歧。這種批評，盡管個別言辭有些激烈，但總體看還算正常。

　　研究1955年開展節約運動的歷史文獻時，有兩位經濟戰線領導人的講話值得注意。一個是6月13日李富春副總理在中央機關、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的題為《厲行節約，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任務而奮斗》的報告。

　　李富春在報告中首先說明中國共產黨歷次提出的厲行節約的方針，厲行節約是我國人民普遍的長期的經常的政治任務。他著重批評了近兩年來在基本建設、生產管理和工作人員生活方面存在著的普遍浪費現象，如在非生產性的民用建筑中，盲目追求所謂“民族形式”，講究漂亮裝飾而造成的浪費是十分嚴重的。有機關盲目添置地毯、沙發、汽車、收音機。在生產性建設、生產企業中存在著浪費現象，管理人員過多，機構臃腫。在施工中建筑質量低、勞動生產率低、機械設備的利用率低、建筑成本高。由此，作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李富春自我承擔責任，并號召從各個方面、各個環節上努力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對機關而言，辦公室的設備和開支的標準也應當降低。他說，全國首先從北京開始，逐步統一管理機關房屋。全國各機關一律停止購買沙發、地毯，各地各部門現有沙發、地毯，可由當地政府管理機構統一調整。會議室一律用會議桌，不擺沙發、地毯，其他一切室內用具標準都應降低。整齊、清潔、樸素是我們的美的標準。開會時一律不招待水果、紙煙、點心。除招待外賓外，一律不宴會、不會餐。除招待外賓和外國劇團獻演外，機關工作人員參加一切晚會都須買票。汽車的使用應當減少。宿舍家具在實行工資制后，應當逐步轉為自備或租用。[3]報告中講到的要求，與2012年后中共中央實行的“八項規定”基本精神有相近之處。中央將李富春的報告發到各地方和各部門的黨組織，認為嚴重的浪費現象，同中央歷來強調的厲行節約的方針和我黨一貫的艱苦奮斗的作風是不相容的，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最危險的事情之一。

　　另外一個文獻是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薄一波6月30日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作的廣播講話，題目是《反對鋪張浪費現象，保證基本建設工程又好又省又快地完成》。

　　與李富春一樣，薄一波在講話中批評了正在滋長和發展了的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的傾向。他的講話具有辯證法思想，對建筑中的民族形式不是一概否定，認為宮殿式廟宇式的建筑，毫無疑義是反映了我國勞動人民和前輩建筑師們的智慧和藝術才能的，我們把它當作古代藝術品來研究和借鑒，在某些必要的公共建筑物里適當地加以采用，有時是可以的。但絕不可以忽視，宮殿式廟宇式的建筑物，其中的某些結構和裝飾，也反映了封建時代統治階級供少數人享用和欣賞的特殊要求。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今天，顯然不應該無批判地在實際建筑中加以提倡和推廣。

　　要消滅設計中的浪費現象，保證在設計工作中節儉地、合理地使用國家的建設資金，有必要在設計部門中展開一次深刻的思想批判運動，揭發設計中的浪費現象。薄一波說，厲行節約應該是我們一切建設單位、設計部門和建筑企業的每一個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經常的任務。他要求我們所有從事基本建設的工作人員，學會精打細算、做好經濟工作。[4]

　　這年的7月，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厲行節約成為會議上的重要話題。在會議上，李富春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對增產節約問題作了重要的說明，提出“有效地建立各種節約制度，真正地學會用節約的方法來管理國家機關和國營企業，而在各個方面同一切的浪費現象作無情的斗爭”。[19]349-350，351李先念講到厲行節約與貪污腐敗的關系時認為：雖然在1952年“三反”運動中，國家工作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曾經普遍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貪污的教育，貪污和盜竊國家資財的現象已大為減少，但是由于許多領導人員沒有注意在這一基礎上經常地進行反貪污的教育和斗爭，加上許多財政經濟工作單位對于管理國家財產缺乏嚴密的制度，以致貪污盜竊現象近來又在財政經濟部門的許多單位中有了滋長。他認為“財政紀律不嚴給貪污現象開了門”，并提供一些數據：“根據1954年和1955 年年初十個省市的財政監察報告，在經過檢查的五百九十四個縣區以下的財政經濟機關和事業機關中，在1953、1954年兩年內共發現犯貪污的人員一千零七十九人，貪污現款十六萬零四百二十六元，糧食二十六萬二千零一十二斤。另據全國稅務部門不完全的統計，在1953年年初至1954年6月的一年半時間內，就發現了犯貪污的人員一千四百五十七人，貪污盜竊稅款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七元。在同一時期內，據國營商業系統十八個省市的檢查統計，發現了犯貪污的人員一千八百二十六人，貪污現款二十六萬三千三百七十九元。”[19]396這些貪腐現象的發生與財經部門的制度不嚴有關。由此號召開展增產節約、反對浪費和貪污的群眾運動。

　　增產節約運動對機關作風發生了直接影響，促進了反腐倡廉建設。1953年10月15日，政務院作出《關于黨政軍群負責人員視察、參觀、休養、旅行時地方負責人不許接送、宴會和送禮的規定》，規定中提出：為了厲行增產節約，發揚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今后各級政府、軍隊、黨派、團體各系統的任何負責人員，凡赴各地視察、參觀、休養或旅行時，當地負責人員一律不許接送、宴會和送禮。當他們在某地停留時，除因視察工作須有當地有關人員隨同前往外，一般參觀游覽可由招待人員引導，無須當地負責人員陪同前往;各系統的負責人員亦不得向當地負責人員作上述各種要求。他們在參觀當地工礦、企業、農場、學校等建設時，須取得當地人民政府負責人員的同意，并以不妨礙生產和工作為原則”。“凡有關華僑、少數民族、勞動模范、戰斗英雄等的代表來往各地必須接送時，只應由其有關機關辦理，不得隨意動員工人、學生群眾歡迎歡送;組織報告會和參觀不可過于頻繁，招待布置亦應力求簡單樸素，不得鋪張。如有特殊情形需作特殊接送招待者，由上級人民政府臨時通知”。“外賓及各種出國代表團、出國代表等出國返國時如何接送，由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另行規定;但亦應由有關機關辦理，并力求簡單樸素”。[14]465，466

　　四、勤儉辦一切事情，有效培育廉潔風氣

　　新中國是在一個經濟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礎上，開始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強國，不得不厲行節約，克勤克儉，以便能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國家建設中去。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中說：“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么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這就是節約的原則，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現在還很窮，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幾十年以后也需要執行勤儉的原則，但是特別要提倡勤儉，特別要注意節約的，是在目前這幾十年內，是在目前這幾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20]491這段話，一是指示中國人民要勤儉節約;二是講清楚了節約的原因，是因為在貧窮的基礎上搞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三是指出節約不是臨時的權宜之計，而是一個長期的方針，即便是幾十年后富裕了，也需要執行勤儉節約的建國方針。

　　這個指示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得到貫徹。黨內樹立厲行節約、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可以有效地在全社會樹立節約的良好風氣。那時的黨和政府擁有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崇高的威望，百姓愿意跟黨走，黨和政府能夠在群眾中一呼百應。黨員干部人數眾多，占總人數比例高，只要黨員干部帶頭做到了節約節儉，就能夠帶動占相當大比例的廣大群眾做到節儉節約了。所以，黨和政府勤儉建國、節約鬧革命的主張，必然有利于整個社會樹立節儉勤儉的風尚，比較容易形成勤儉辦廠、勤儉辦社、勤儉持家的好風尚。

　　1957年的整風運動，對國家建設具有促進作用，推動了1958年的國民經濟的各個戰線上掀起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潮。廣大的職工群眾在整改中提出了很多克服浪費和少花錢、多辦事的辦法，替國家節約了相當數量的資金。1958年，國家開展了反浪費、反保守的“雙反”運動，大規模推動增產節約運動，要求各部門各單位開展節約運動，對于全社會樹立勤儉辦一切事情的新風尚起到良好作用。2月2日，財經領導人李先念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作報告：“必須在全國范圍繼續深入地展開增產節約運動。”[5]會議要求節約各項事業費用。凡是可以緊縮的機構必須堅決緊縮，凡是可以合并的機構必須堅決合并，可以減少的人員必須堅決減少，可以降低的開支標準必須堅決降低，以便騰出大量資金發展生產建設。

　　按照毛澤東、黨中央的要求，李先念提出了勤儉辦一切事情的號召：“中共中央不但提出了勤儉建國、勤儉辦企業、勤儉辦合作社、勤儉辦一切事業的方針，而且還提出了勤儉持家的方針。節約不僅是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而且是全體人民的共同任務。”“有必要在全國人民中間廣泛地宣傳節約，做到家喻戶曉，使節約成為社會風氣，使人人都能自覺地實行節約。”[6]這次會議上，另外一位財經領導人薄一波引用了毛澤東的另外一句話：“要使全體干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與李先念一樣，薄一波要求各單位各部門利用全國正在進行的整風運動，開展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運動，要“每一個單位都必須切實執行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把厲行節約、反對浪費作為在整風運動中一個重要的專題”，徹底揭露并且堅決糾正各種浪費現象，爭取反浪費斗爭的全面勝利。[7]1959年8月16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對全國人民提出了勤儉節約的總號召，提出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要求在厲行增產的同時，必須厲行節約。一面增產，一面節約，勤儉建國，勤儉辦人民公社，勤儉辦一切企業事業，勤儉持家，這是我們國家的富強之道。在中央的號召發動下，全國各地各個領域開展了勤儉辦一切事情的運動。

　　第一，勤儉辦社。

　　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確立了合作社辦社勤和儉原則的具體內涵：“勤就是要充分發動社員勤勞生產，擴大生產范圍，發展多種經濟，進行細致工作。儉就是要厲行節約，降低生產成本，反對鋪張浪費。”[21]117“綱要”具有國家法規的嚴肅性質，就意味著辦合作社的勤儉節約原則具有了法規的權威性。

　　勤儉和浪費是一對天敵。開展勤儉辦社，就要反對和批評合作社的浪費現象。

　　1956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針對農業生產合作社里的鋪張浪費現象發出關于切實執行勤儉辦社的方針的通報，通報中指出了“山東省夏津縣有一個高級社，計劃修建一個容納三千人的大禮堂和四十間辦公室”。通報還列出許多鋪張浪費的事例，認為“這種情況，如果任它發展下去，對合作社的鞏固和生產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望各級黨委切實予以檢查和糾正”。[21]302，303 4月3日，黨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勤儉辦社的聯合指示》，批評了有些農業生產合作社存在的鋪張浪費、濫用民力的現象，提出了勤儉辦社的具體做法：“各地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廣泛深入地宣傳勤儉辦社的方針，使每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干部和全體社員都能夠切實了解和堅決執行這個方針。”[22]9指示進一步指出，合作社的文化福利事業，只能隨著生產的發展逐步舉辦，有一部分是當前應當舉辦也可以舉辦的(例如臨時性的托兒站、夜校) ，則應當力求節省，簡單樸素。只能在生產提高的基礎上逐步興辦鄉村的交通、郵電、文化、體育、衛生和改善居住條件等。加強對合作社貸款用途的審核工作，根據勤儉辦社的原則，制定出一定的貸款辦法，來幫助克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鋪張浪費。

　　《人民日報》一方面批評浪費現象，另一方面又表揚了節約的先進人物。4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永遠要勤儉》，表揚了河北省遵化縣王國藩勤儉辦的建明農林牧生產合作社，23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的一個合作社，曾得到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編者按語中給予的表揚：“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20]490這天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王國藩的文章《繼續堅持勤儉辦社》，介紹了他們堅持勤儉辦社的情形。他們在“發揚勤儉辦社的光榮傳統”的口號下行動起來，采取了勤儉辦社，節約開支，杜絕浪費的許多辦法。嚴格財務制度，社內辦公用具，統一購買，定量使用。每月開支最多不超過3元。嚴格財務開支手續。5元以下由主任批準，5元至50元由管理委員會批準，50元以上由社代表大會或社員大會批準。各項開支做到日清月結，按月向社員公布賬目，逐項審查。對各項財務包干，超過的由隊或個人負責，節余的20%歸社，80%獎勵隊或個人。公共財產如有損壞和遺失，追查責任和原因，適當賠償，嚴格處理貪污盜竊行為。[23]這些做法，顯然有效遏制了基層干部的腐敗行為。

　　除王國藩合作社以外，全國各地的合作社也紛紛糾正鋪張浪費現象，以勤儉辦社。根據報道，1956年春季整社工作中，浙江省糾正了部分農業社的鋪張浪費現象。慈溪縣640個社中，原有19.9%的社是有嚴重鋪張浪費現象的，在整社中都得到了糾正。平陽縣城南社社干部修改了原來比較浪費的更換農具的計劃，緊縮和減少費用，全社每個勞力負擔投資由95元9角減少到7元2角，社員生產勁頭提高了。湖北省孝感縣長風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立節約評比制度，每兩個月舉行一次節約評比，對完成了生產計劃又節約了開支的生產隊或個人，給予表揚或物質獎勵。因此，社員普遍養成了一種節約風氣。在1956年第一季度里節約開支8000多元。尋找到積自然肥料的辦法后，全社商品肥只買原計劃的一半就夠用了。還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節約修理舊農具的開支，精簡社務管理委員會不必要的部門和委員，到各生產隊里去擔任隊長或副隊長。[8]

　　第二，勤儉辦廠，節約辦廠。

　　中國共產黨具有勤儉辦廠的傳統。在革命戰爭年代物質條件及其艱難的情況下，在山溝的窯洞中，在簡陋的茅屋里，黨領導軍民開設了簡易工廠。盡管連最老式的皮帶車床都很難找到，卻照樣生產出支撐戰爭需要的彈藥和武器及其他物品。革命戰爭年代的簡陋條件并非共產黨人所愿，解放后有了相對比較優越的設備條件從事生產，但是，長期戰爭年代培養的艱苦樸素的精神，克勤克儉的作風，卻是在和平建設時期不應該丟棄的。鋪張浪費如不及時制止，很容易發展到嚴重腐敗、影響生產的地步。

　　勤儉辦企業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長遠方針，也是擬定和執行第二個五年計劃必須遵循的方針。1956年9月15日，劉少奇在黨的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在一切企業中，在一切國家機關中，在整個社會生活中，都必須繼續提倡節約，克服浪費。浪費在任何時候都是妨礙生產的發展和生活的改善的。我們的建設還在開始，我們更應當為積累每一元的建設資金并且加以最有效的使用而奮斗。”[9]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勤儉辦企業》，指出：“當我們廣大人民生活的水平還不高的時候，當我們的工人為了把我們的國家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甘愿在生活上忍受某些困難的時候，我們卻把企業辦得很鋪張，把許多錢花在不必要的地方，群眾一定會不滿意我們。”[24]在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這樣重大的任務之下，企業的領導者就應該發揚艱苦樸素的精神，用更少的錢辦更多的事。勤儉辦廠，有利于培養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提出，一切工業企業必須在保證質量的條件下，大力節約原料、材料、燃料和動力，減少消耗。在農業生產中，必須認真愛護牲畜，愛護工具，不要浪費水、肥料和種子。在工業、運輸業、農業和其他各項企業事業中，都必須注意節約勞動力和資金。中央關于勤儉辦企業的號召得到各地企業的響應。1956年12月10日到12日，中共北京市委召開工業干部會議，討論增產節約問題，到會的同志認為要排除思想障礙，進行艱苦樸素、勤儉辦企業的教育。全國許多工廠精打細算任何預算、開支，辦公設備盡量不換新的。勤儉辦廠辦企業，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節約反腐方略功效發生作用的表現，是黨風廉政建設外延到社會各個行業部門的表現，是優良黨風帶動社會風氣的表現。反過來，勤儉辦廠辦企業，對黨和政府的反腐倡廉建設起到促進作用。

　　第三，勤儉持家。

　　20世紀50年代的節約運動，深入到了家庭。1958年2月2日，李先念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作報告講道：“我們提倡勤儉持家，是要家家戶戶節約使用我們現在還不富裕的糧食和棉布，是要合作社員注意增加合作社的積累，是要人人注意儲蓄，是要反對游手好閑和大吃大喝，反對賭博，反對婚喪節慶中的鋪張浪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更應該在勤儉持家方面作出良好的榜樣。”[10]在家庭中提倡勤儉節約，這是黨政機關節儉精神的延伸，是全國節約運動的組成部分。在全國城鄉廣泛開展的節約運動，是對全國人民的節約教育，教育人民善于安排生活，會過日子，精打細算，克服浪費，留有后備。節約使用還不算富裕的消費品，提倡儲蓄，既有利于國，又有利于家。

　　1956年，農村中約有1.2億多農戶的婦女同男農民一起，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全國女職工已達300余萬人。1957年，全國職工家屬約有6000多萬。這是一支偉大的力量，是勤儉持家的主力軍。

　　1957年6月，全國第一次職工家屬代表會議根據勤儉建國的方針和幾年來職工家屬工作的經驗，確定全國職工家屬工作的基本任務是：勤儉持家，就是以勤儉持家的精神來搞好家務。

　　1957年9月9日，中國婦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動員全國婦女勤儉建國，勤儉持家。會議認為，全體婦女，不論是家庭主婦或者是參加社會勞動的婦女，都有責任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所以貫徹勤儉持家的方針，婦女們有特別重大的責任。勤儉持家，是貫徹勤儉建國方針的一個重要環節，又是增進家庭幸福的基礎。持家而能勤儉，生活上精打細算，樹立良好的勤勞儉樸的社會風氣和生活作風，這都是婦女對社會主義建設可以作出的巨大貢獻。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中央負責人到會祝賀。1962年3月8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全國勞動模范、山西省平順縣金星公社西溝生產大隊的大隊長申紀蘭堅持勤儉辦社、勤儉持家的典型事跡。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勤儉持家，對于國家建設有著重要意義。國家生產的一切生活資料，很大部分是從家庭里消費的，家庭能否節儉，也影響國家消費物資的供應情況。勤儉持家，能夠促進家庭生活的改善，積累可能節省的余錢剩米，以備不時之需，防不測之患。勤儉持家，對樹立良好的家庭風氣有很大好處。家長精打細算，愛惜財物，有助于對子女耳熏目染，養成熱愛勞動、艱苦樸素的習慣，使他們從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影響，懂得前輩生活的艱難，樹立艱苦樸素、勤勞節約的生活習慣。

　　對于反腐倡廉建設而言，家庭的廉潔教育不是小事。習近平總書記重視良好家風建設對反腐倡廉的功效，要求干部黨員要教育督促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走正道。他曾經在2015年2 月17日的春節團拜會上講話強調，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說：“抓作風建設要返璞歸真、固本培元，在加強黨性修養的同時，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領導干部要把家風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廉潔修身、廉潔齊家。”[25]3領導干部的家風，不是個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領導干部作風的重要表現。

　　良好家風既是砥礪品行的“磨刀石”，又是抵御貪腐的無形“防火墻”。廉潔家風好，則黨風正，民風優，則能促進反腐倡廉建設的深入開展。現實中常有“貪腐父子兵”“受賄夫妻檔”“一人當官全家涉腐”，最終下場只能是“一人落馬牽出全家”。家規不嚴、家風不正，家屬親屬相互影響、惡性循環，形成家族式窩案、家族式腐敗。習近平指出：“要教育家屬、子女不搞特殊化，不打著我們的旗號收受好處，亂說話，亂辦事。”[26]95針對的就是不少領導干部縱容家屬收錢斂財的現象，也反映出家風對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要求黨員干部“廉潔齊家，自覺帶頭樹立良好家風”。領導干部嚴格要求家人，既是對家庭的負責，更是對家人的愛護。注重廉潔的家教家風，弘揚廉潔自律、清白做人、干凈做事的作風，就為反腐倡廉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總之，中國共產黨富有創造性地提出并實踐了以儉克腐的寶貴經驗。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節約運動，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影響深遠，對于防止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腐化變質，依然具有重要的歷史啟迪作用。

　　注釋：

　　[1]《人民日報》，1951年11月20日。

　　[2]《人民日報》，1955年3月28日。

　　[3]《人民日報》，1955年6月21日。

　　[4]《人民日報》，1955年7月2日。

　　[5]《人民日報》，1958年2月12日。

　　[6]《人民日報》，1958年2月12日。

　　[7]《人民日報》，1958年2月13日。

　　[8]《人民日報》，1956年4月10日。

　　[9]《人民日報》，1956年9月17日。

　　[10]《人民日報》，195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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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財政卷[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5.

　　[6]陳云.在全軍后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M]//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文集：第2卷.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7]陳云.關于統一國家財經工作的報告[M]//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文集：第2卷.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8]劉少奇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8.

　　[11]中共中央東北局.關于全面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通報[N].東北日報，1951-10-28.

　　[12]高崗.全面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G]//中國民主同盟總部宣傳委員會，編印.增產節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宣傳學習資料.北京：中國民主同盟總部宣傳委員會，1952.

　　[13]《解放日報》社論.為完成與超過增產節約三萬五千億元的計劃而努力[N].解放日報， 1951-11-23.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15]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53年)[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16]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12卷[M].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2010.

　　[17]第40期社論[J].八一雜志，1953(10).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21]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56年1—3月)：第22 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2]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56年4—8月)：第23 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3]王國藩.繼續堅持勤儉辦社[N].人民日報，1956-04-06.

　　[24]勤儉辦企業[N].人民日報，1956-12-16.

　　[25]本書編寫組.堅持遏制腐敗蔓延勢頭目標任務不動搖———學習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6]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2016.

　　【王傳利，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原載《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