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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用GDP評價新中國頭30年建設成就的幾個問題

點擊：作者：李強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發布時間:2018-10-23 09: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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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GDP是國民經濟賬戶體系的一個核心指標，簡單地用GDP評價新中國頭30年的建設成就，并不完全合適；目前1952—1978年GDP主要有張風波、國家統計局、麥迪森三種數據，其中，麥迪森數據平均比國家統計局數據高出29.8％左右；傳統上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被低估主要表現在未觀測經濟方面，但實際上，產品經濟是計劃經濟國家經濟總量被低估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匯率法GDP并不能真實地反映我國的經濟實力及在世界上的地位，購買力平價GDP是一個重要的參考。現行的1952—1978年GDP低估了中國這一時期的建設成績，應同時使用社會總產值和社會總產品的若干數據和事實進行補充和調整。

　　目前，國史和黨史學界在評價某個歷史時期的建設成就尤其是經濟發展水平時，經常使用和日益重視的一個指標就是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為GDP）。不過，由于GDP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指標，其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與人們通常的認識并不一致。因此，在國史、黨史的一些論文中經常發生誤用、錯用GDP的情況，特別是在用 GDP評價新中國頭30年歷史時，問題更多。因此，本文嘗試對新中國成立頭30年的GDP指標進行一些分析，以方便大家更準確地使用GDP指標評價新中國頭30年的歷史和建設成就。

一、兩種不同的核算體系及中國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演變

　　國民經濟核算有兩種基本體系，分別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 ances，簡稱MPS）和國民經濟賬戶體系（Thc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簡稱SNA）。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是基于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而建立起來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世紀90年代以前，這種核算體系在蘇聯、東歐、中國等計劃經濟國家廣泛使用，其主要指標是社會總產值（社會總產品）和國民收入。國民經濟賬戶體系是基于凱恩斯的所得一支出方法，經過斯通（Richard Stone）和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改造而建立起來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種核算體系廣泛使用在美英等市場經濟國家，GDP是國民經濟賬戶體系的一個核心指標。在90年代以前。這兩種指標體系都是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承認和使用的核算體系。

　　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和國民經濟賬戶體系的區別很多，但本質上還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差別所致。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認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只有物質生產才創造價值，社會產品是物質生產部門生產的有用成果，非物質生產部門如文化教育、衛生醫療、公共事業、住宅管理、生活旅游等部門提供的各種服務，或者是沒有經過人類勞動過濾的物質資源，或者雖然經過人類勞動卻沒有形成物質產品，或是家庭的自我服務的勞動成果，都不算是社會產品，其收入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過程中形成的，因而不計人社會生產的總量。從使用價值來看，社會產品包括工業、農業、建筑業三大部門的產品構成；從價值來說，社會產品由產品進入消費領域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來決定，因此還必須把商業與貨物運輸部門的增加值計算進去。所以，社會產品的范圍不僅包括工業、農業、建筑業三大部門，同時也包括商業和運輸等部門的活動成果。

　　國民經濟賬戶體系認為，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創造價值，勞動創造工資，資本創造利潤，土地創造地租，不區分物質生產和非物質生產，認為一切商品的生產和勞務的提供都是生產。根據這個理論，GDP是指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生產活動包括貨物的生產和服務的生產：提供或準備提供給其他單位的貨物或服務的生產；生產者用于自身最終消費或固定資本形成的所有貨物的自給性生產；自有住房【1】和付酬家庭雇員提供的家庭或個人服務的自給性生產。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國民經濟賬戶體系在相當大程度上可以由GDP代表，是為評價市場經濟（商品經濟）而設計的指標，而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比較合適用來評價計劃經濟（產品經濟）。如果用GDP評價計劃經濟，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會出現低估和失真的情況。

　　新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演變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大體經歷了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初。新中國成立后，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經驗，實行的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1952年，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頒布了《1952年國民經濟總產值估算辦法》，國家統計局首先進行了工農業總產值調查。從1954年開始，國家統計局在學習蘇聯國民收入統計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開展了中國國民收入的生產、分配、消費和積累核算，正式采用了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進行國民經濟核算。這一時期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盡管存在一定問題，但從三個方面來看，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與計劃經濟體制的國情基本適應：一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沒有統計的第三產業在當時的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較低；二是當時我國主要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比較；三是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同我國進行經濟交流而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采取封鎖禁運的政策。

　　第二個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實行“中國式的國民經濟賬戶體系”。80年代初，計劃經濟多年累積的問題凸顯了出來，這其中，由于使用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進行核算而導致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2】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后。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不予統計的第三產業如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信息咨詢業等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同時。這一時期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經濟交流大大加強，經常需要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情況進行比較。因此，國家統計局于80年代初期開始研究國民經濟賬戶體系的GDP指標。1985年3月19日，國家統計局向國務院提交了《關于建立第三產業統計的報告》，其中提出核算GDP。【3】1985年4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同意了這個報告。國家統計局從1986年開始進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方案的設計工作，該方案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并在天津等省市進行試點驗證，前后作了7次修訂。1991年經過再次修改和補充，形成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

　　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實際上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和國民經濟賬戶體系并存，即既保留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核算國民收入，又核算GDP，所以稱為“中國式的國民經濟賬戶體系”。

　　第三階段是從2002年起至今，實行的是國民經濟賬戶體系。1990年以后，由于蘇東劇變，使用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的國家日益減少，]993年后聯合國統計委員會不再提供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指標數據，這一因素對我國最終實行國民經濟賬戶體系起廠非常重要的作用。從1999年開始，國家統計局對《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進行了系統的修訂，制定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取消了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的核算內容，清理了基本概念，調整了基本框架，正式采用了國民經濟賬戶體系。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放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而實行國民經濟賬戶體系，原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體的歷史條件決定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只是因為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從理論到實踐都是錯誤的，所以才改用國民經濟賬戶體系。現在有一些學者簡單地用以 GDP為核心指標的國民經濟賬戶體系理念去評價建國頭30年的發展，其中有些看法是不適當的。

　　從理論上講，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關于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劃分，對于落后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個理論告訴我們，只有物質生產才創造新價值，非物質生產只能在物質生產的基礎上才能存在和發展。如果物質生產的份額低于非物質生產的份額，非物質生產就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不可能持續存在與發展的。在國民經濟賬戶體系中，對不生產商品的勞動部門，是以統計這些部門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和固定資產虛擬折舊作為增加值的。但是，根據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劃分，這些部門勞動者的工資并非來源于該部門的經營性收入，追根究底，是社會的商品生產部門凈收入的一部分轉移過來的。從西方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后工業化”經濟表象上看，這種轉移的非物質生產部分要大大超過物質生產部分，似乎可以說明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劃分是錯誤的。事情當然不是這么簡單。這種現象只是說明：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理論不能簡單地、無條件地搬用到實踐中，因為在存在階級和國家的歷史條件下，發達國家可以通過歷史形成的對其有利的國際價格和國際分工獲取超額利潤，通過這種國際收入轉移，在本國物質生產比較小的份額下，維持本國非物質生產較大的份額。【4】因此，落后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能盲目把西方發展模式當作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是應該根據各國的具體條件，重視物質生產和高科技的發展，打破歷史形成的對它們不利的國際價格和國際分工，為自己國家的科學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1952—1978年GDP數據的

推算及其存在的問題

　　由于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開始研究和試算國民經濟賬戶體系，所以現在大家所使用的1952—1978年GDP數據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統計數字，而是在國民收入指標的基礎上結合其他相關歷史資料推算而來的。【5】目前1952—1978年GDP主要有張風波、中國國家統計局、麥迪森三種數據。對于這種推算，學術界在計算方法、對相關歷史資料的估計、所占的權重等方面存在較大分歧，而且其初衷也只是“為了滿足經濟分析和管理對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的要求”，因此，在相關研究和引用時只宜作為參考。

　　由于GDP的核算范圍大于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的國民收入范圍，因此，推算出來的GDP通常要大于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的國民收入。表1反映了其他國家GDP與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國民收入間的差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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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由張風波主編的《中國宏觀經濟結構與政策》提供了1952—1986年GDP數據，這是比較早公布的新中國頭30年GDP數據。張風波采用了世界銀行提供的計算方法，并對一些權重進行了調整，其計算公式為：GDP=國民收入+折舊+非物質性服務+房租。在這個公式中，國民收入有歷年的統計數，三項附加值的數量根據這些附加值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推算，具體比重見表2。這樣，上述計算公式變為：GDP=國民收入x（1+調整系數）。

　　對1952—1978年的中國來說，16％左右的調整系數雖然與西方發達國家30％一50％的調整系數相比差距較大，但就非物質性服務和房租這兩個方面來講，商品經濟越發達，其所占比重越大。1960年，日本類似的系數為19％，直到1970年才上升到29％；印度類似的系數為15％，直到1977年才上升到24％；墨西哥類似的系數為18％，到1977年才上升到19％。[l]

　　對于國家統計局1952—1978年中國GDP數據的估算，【7】國內外學者由于缺乏資料，相關評價較少。到目前為止，引起中國學術界廣泛關注并且涉及1952—1978年GDP數據的評價。主要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高級顧問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撰寫的專著《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麥迪森認為中國國家統計局得出的1952—1978年中國GDP被大大低估了。如他認為，中國GDP l952年應增加38％，1978年應增加27％。[2]圖1和圖2為國家統計局、張風波和麥迪森對我國1952—1978年GDP三種估算值的比較。

　　把張風波提供的GDP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 GDP進行比較可以看出：除1952年、1954年和1955年外，張風波GDP都小于統計局GDP；兩組數據的差別并不大，兩者偏差最小的是1955年，只有0．1億元，偏差率為o．1％；兩者偏差最大的是1962年，偏差率為7．2％。

　　把麥迪森提供的GDP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 GDP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在1952—1978年中，麥迪森GDP都大于統計局GDP，平均高了29．8％；除1975年上調了24．1％外，其他年份的上調都在25％以上，其中上調25％一29％的有10個年份，【8】上調30％一39％的有14個年份，【9】上調高于40％的有2個年份；【10】兩者絕對值相差最小的是1953年，為540．84億元，絕對值相差最大的是1978年，為1380．78億元；相對值相差最小的是1975年，偏差率為24．1％，相對值相差最大的是1962年，偏差率為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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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國家統計局推算的GDP數據的評價，引起中國學術界廣泛關注的還有世界銀行的一個專門報告《中國人均GDP》。雖然這個報告只是針對1992年GDP數據，但它提出的中國在統計GDP時存在的問題，也不可避免地會對1952—1978年GDP數據的推算產生影響，因此也應作為重要的參考。在報告中，世界銀行對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進行了較大幅度的向上調整，綜合調整比率高達34．3％，即中國1992年GDP數據被低估了1／3。[3] 對于國外的這兩個評估，中國學術界并不完全認同，并有專門文章進行了分析。唯中國學者也承認，中國GDP核算還存在若干問題。時任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的許憲春在《中國GDP核算問題研究》【11】一文中從五個方面對此進行了分析。其中有三個方面的問題會對1952—1978年GDP數據調整有較大影響：其一是住房服務。許憲春指出。受資料來源的限制和福利性住房政策的影響，中國住房服務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很低，不僅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12】這是中國GDP總量低估的主要方面。如GDP核算中只包括城市房地產管理部門提供的住房服務，沒有包括企業、事業和行政單位向本單位職工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服務；受公有住房房租普遍偏低的影響和資料來源的限制，城鄉居民自有住房服務目前僅把按住房原值2％—4％折舊率計算的虛擬固定資產折舊作為總產出，同時作為增加值，所采用的折舊率偏低，也沒有計算其他成本；等等。其二是財政補貼。在純粹的市場經濟國家，財政對企業的補貼也是作為負的生產稅處理的。然而在中國，許多情況下，財政對企業的補貼，包括價格補貼和虧損補貼，實際上是政府價格政策的結果。因此，比較合理的處理方法是，把這部分補貼作為政府的最終消費支出和對消費者的轉移。其三是企業內部的福利性服務。中國的國有和集體企業向本單位職工及其家庭提供不少基本的福利性服務，如醫療、托兒、教育、理發、洗澡服務，等等。與市場上同類服務相比，這些服務收費很低，甚至是免費的，從而導致相應服務業增加值的低估。同時，這類服務成本也被部分打人企業主營業務成本之中，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企業主營業務的增加值。

　　值得指出的是，對于1952—1978年的中國GDP絕對量數據，在嚴肅的統計專業學術文章中，未見認為高估的觀點。

三、未觀測經濟和產品經濟對CDP的影響

　　統計學界公認，用GDP進行國民經濟核算時，計劃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往往被低估。這是因為GDP是為評價市場經濟（商品經濟）而設計的指標，核算GDP時，必須遵循市場原則。所謂市場原則，是指確定國民經濟核算范圍、分類、賬戶劃分等內容時，必須從市場出發，考慮市場、市場活動和市場發展變化，國民經濟主要總量的核算對象，要以是否進入市場為界限。由于計劃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商品經濟不發達，大量勞動產品不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和交易，不進入市場，沒有價格，同時，有關的統計也很難保證質量，因此。計劃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往往被低估。

　　傳統上認為，計劃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被低估主要表現在未觀測經濟（Nonobserved Economy）方面。根據主要來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際勞工組織（IL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獨聯體聯邦統計委員會、意大利統計局、荷蘭統計局和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專家集體編寫的《未觀測經濟測算手冊》，未觀測經濟活動有五個部分組成：（1）地下生產，指不按照管理規則而進行的生產活動，例如逃稅、少付工資、不注冊等行為；（2）非法生產，指被法律禁止和非授權的生產與服務，例如毒品和盜版等；（3）非正規生產，指生產規模較小而沒有注冊的生產，例如街頭商販等；（4）住戶為自己的最終使用而進行的生產，包括作物種植、家畜飼養、房屋建筑等；（5）由于數據搜集系統存在的缺陷而發生的遺漏，例如企業統計范圍不全、瞞報等。圖3反映了部分國家未觀測經濟的大體規模。

　　中國的常規國民經濟核算涵蓋了部分非正規部分活動和部分為住戶自身使用的生產活動，但沒有包括地下生產和非法生產活動，也沒有包括因基本統計數據收集系統本身缺陷而遺漏的一些活動。因此，在1952—1978年GDP數據推算中，也應有部分未觀測經濟沒有被包括進去。

　　近些年來，國內學者開始關注中國未觀測經濟問題，提出了幾種估算數據．如李建軍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后“兩種門徑的未觀測經濟規模占GDP比重介于10％一49％之間”。[5]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全國未觀測經濟規模占GDP比重平均為29％左右。”[6]更權威的數據來自2004年經濟普查。這次經濟普查方案涵蓋了未觀測經濟中的非正規部門活動、為住戶自身使用的生產活動和因常規統計數據收集系統本身缺陷而遺漏的一些活動。但仍未包括地下生產和非法生產活動。根據這次經濟普查，2004年我國GDP總量比原核算數增加了23002億元，其絕大部分是第三產業增加值，而以前的統計則低估了大約20％的GDP。[7]

　　當然不能簡單地認為，由于沒有如實核算未觀測經濟，1952—1978年GDP數據也被低估了20％。首先，1978年前，中國的第二產業規模本身較小，即使有所遺漏，也大大低于改革開放后的數量。其次，1978年前，地下生產、非法生產、企業瞞報等現象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數量很少。【13】最后，非正規生產在1978年前主要存在于農村，數量也較少。

　　因此，中同1952—1978年的未觀測經濟，從實際情況看，主要集中在企業統計不全、住戶為自己的最終使用而進行的生產以及非正規生產方面。至于具體數量，還需要有關部門和學者加強研究。提出一個國內外統計學界都認可的數據來。

　　除了未觀測經濟，新中國成立頭30年實行產品經濟（計劃經濟）的具體特點，也是導致中國1952—1978年GDP數據被低估的重要因素。

　　未觀測經濟主要是指本身以商品形式存在或交易但未被統計的生產行為，產品經濟主要是指本身不以商品形式存在或交易的生產行為。產品經濟對GDP的影響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1）無酬或以低酬（剪刀差）形式生產和交易的物質產品。如無償調撥的物資、【14】以剪刀差價格上繳的農產品等。（2）無酬或以低酬形式提供的勞動力投入。如大修水利工程的農民工投入、城鎮干部職工的義務勞動等。（3）無酬或以低酬形式提供的非物質服務。如衛生、文化、教育等。【15】

　　本文限于篇幅，主要以參加水利工程的農民工投入為例，分析第二部分的產品經濟影響。根據國家水利電力部的統計，截止到1976年底，全國累計建成大中型水庫78000多座，塘壩650萬個，總庫容量4000億立方米；萬畝以上的大中型灌區6500多處，全國灌溉面積達到7億畝左右；機井200萬眼，機電排灌動力5400萬馬力；堤防海塘158000多公里，并疏通開挖了大量河道溝渠。【16】這些偉大成就的實現，除了國家的一部分水利基建投資外，主要就是通過廣大干部群眾掀起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運動建成的【17】。在這些項目中，有些出工的社員領取的現金報酬或對其所在生產隊的資金補貼由國家財政支付，因此作為水利基建投資計入了當時的積累額即國民收入總額。但是，參加水利勞動的社員的絕大部分活勞動，并沒有以商品的形式出現，而只是存在于最終竣工的水庫的實物形態中，體現為水庫建設完成的工程量。因此，用國民經濟賬戶體系核算時，這一部分勞動沒有以成本方式計入水庫項目的積累額，也就未計入GDP。另一方面，雖然參加水利勞動的農民，在自己的生產隊記了工分，但由于生產隊的工分不參與國家財政和基建投資分配，因此，這只是增加了生產隊工分的總量。而生產隊分配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數量以及可分配資金并沒有相應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導致工分的分值相應降低。所以，這一部分勞動也沒有計入農業增加值，同樣未計入當時的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

　　不僅是水利建設，在后續的水利工程管理上，無酬或以低酬形式提供的勞動力投入也相當可觀。如桃源縣的水利工程管理，采取了國家固定職工、脫產的集體人員和亦工亦農人員共同管理的形式，在付酬上分別采取規定工資、投資記工、補助費和按同等勞力記工的方式。全縣水利工程管理人員14000多人。國家固定職工只有227人，僅占1．62％。【18】

　　再以醫療為例，新中國成立后到1978年，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范例”。按照1982年的統計，農村赤腳醫生總人數為134．9萬人，農村生產隊衛生員為164．8萬人，農村接生員為55萬人。[8]由于國家財政撥款較少，這支大軍主要由生產隊負擔，因此，這些人的培養與勞動和參加水利建設的農民勞動一樣，很少能反映到國家GDP的增長上去，但如果在西方國家，這支大軍將產生出天文數字的GDP。類似于這樣的情況還有鐵道工程建設、軍事工程建設等，如橋梁和隧道占30％以上的成昆鐵路，其絕大多數人力勞動是由勞動力幾乎零成本的鐵道兵完成的。【19】

　　在研究新中國成立頭30年的歷史時，經常會碰到這樣一個問題：從實物指標看，我們的發展成就很大，但從價值指標看，我們的發展成就則較小。有些學者據此認為，我們頭30年的發展成就被高估了。從國民經濟賬戶體系角度出發，得出這樣的結論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國民經濟賬戶體系理念，一切勞動都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現，實物指標高和發展速度快，在通常情況下都表現為價值量大，并且最終表現為消費的增多。但是按照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既可以價值形態存在，也可以實物形態存在，并且優先考慮物質生產的投入，而這種投入既不一定直接帶來消費品的增加，也不一定表現在價值量的增加上，而是會在長時間內持續地發揮作用。新中國頭30年的水利建設和農田基本建設，在改革開放后30年時間里為農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堅實的基礎，就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證明。

　　另外，這種現象還可以從匯率法GDP與購買力平價法GDP的區別上得到解釋。所謂匯率法 GDP，是指在進行GDP的國際比較時，必須要把本幣換算成一種也適用于其他國家的計價單位，通常是以各國貨幣與美元的官方匯率的三年平均數作為基準匯率換算，這樣換算出來的GDP稱為匯率法GDP。而購買力平價法，也叫國際比較項目法，這種方法是以國內商品價格同基準國家同種商品價格比率的加權平均值為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際比較項目法是由聯合國統計局、世界銀行等組織主持的一項旨在提供GDP及其組成部分的國際一致價格和物量的跨國比較體系，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過價格調查并以GDP為基礎，測算不同國家貨幣購買力之間的真實比率，從而取代匯率，把一國的GDP轉換成以某一基準貨幣或國際貨幣表示的 GDP。【20】

　　因此，匯率法GDP可以看作是一個價值指標，而購買力平價法GDP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實物指標。由于一些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落后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本幣實際購買力與匯率所表示的購買力的差距往往較大，因此，經常會出現實物指標增加很多而價值指標增長較少甚至降低的現象，其建設成就被匯率法GDP等價值指標大大低估。

　　世界銀行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列出以購買力平價法核算的GDP，但沒有給出1991年前的歷年購買力平價GDP。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中列出了中國1952—2003年以1990年購買力平價法價格為基準的購買力平價法GDP（見表3）。

　　由此可見，在1952—1978年，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GDP會大幅度地提升我國GDP的數值，大體在5—7倍之間【21】。例如，1990年按匯率法計算的我國人均GDP為320美元，與美國相差70倍；使用購買力平價法算出的我國人均GDP為1950美元，與美國相差只有11倍。若按匯率法計算，2000年中國的GDP為10799．4億美元，居于世界第6位；若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2000年中國的GDP為50194億國際元，GDP總量僅次于美國居于世界第2位。【22】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不顧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簡單地套用國民經濟賬戶體系理論和 GDP去評價新中國特別是頭30年的經濟建設成就，是不妥當的。1981年1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外國客人時指出：“國際、國內都把這三十一年的成績估計低了。總的來說，三十一年中，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績不少，雖然也犯了一些錯誤，但不是一團漆黑。總結歷史要把這個體現出來。”[9]，因此，在用 GDP評價新中國頭30年的建設成就時，應當非常慎重，給予必要的說明，并且使用社會總產值和社會總產品的若干數據和事實進行補充和調整；尤其是用匯率法GDP做國際比較時，應當同時提供購買力平價GDP作為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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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對于居民白有住房來說。實際上沒有發生出租行為，但在國民經濟賬戶體系中的GDP核算中，為了保證住房服務的牛產和使用以及居民消費水平的國際可比件和歷中可比性，一般都把居住自有住房的住戶視為對本住戶提供了住房出租服務，而納入房屋出租活動的核算。

【2】江澤民在1991年中央工作會議上出川：“中央提小從內涵上擴大再生產……這些話講了很多年，但是成效不大。究競是為什么呢?除了體制上的問題以外，恐怕很重要的原因，是同主要用產值和速度衡量經濟工作的成績有關。”李鵬在1991年1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指出，1992年要“在保持總量平衡的基礎上，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要研究一套真正反映實際的經濟指標考核的體系”。鐘兆修編著《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歷史考察與展望》，中國環境科學小版社2009年版，第393頁。

【3】《關于建立第三產業統計的報告》提出建立國民生產總值核算，但在實施過程中以國內生產總值為主。

【4】從整個世界的經濟狀況看，世界總體的非物質生產絕對地低于世界總體的物質生產。因此，違反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牛產理論的現象只是特例，從一般生產和整個世界的經濟狀況看，區分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理論是正確的。

【5】為了滿足經濟分析和管理對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的要求，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國家統計局以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的國民收入和其他有關歷史資料為基礎，先后補充推算小1978一1984年和1952—1977年GDP生產核算和使用核算歷史資料。參見許憲春：《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新特點》。

【6】將國民經濟賬戶體系國民收入中的分部門數據扣除非物質生產部分，加上間接稅，即得我國計算口徑的國民收入。

【7】由于相關推算公式和有關參數十分復雜，本文不再介紹，可參見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1952—1995）》，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許憲春、田小青：《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歷史數據（1952—1977）的資料收集和測算方法》，《經濟研究》1997年第9期。

【8】分別是1956年、1958年、1970-1974年、1976-1978年。

【9】分別是1952一1955年、l957年、l959一l961年、l964一1969年。

【10】分別是l962年和1963年。

【11】詳見許憲春：《中國GDP核算問題研究》（討論稿），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12】美國2005年GDP統計為12萬億美元，其中住房服務（住房消費）1．234萬億美元。住房服務占美國GDP的10％，其中的自由住房又大致占3／4。加拿大住房服務占GDP的15％。印度住房服務占GDP的10％，而我國只占3％一4％左右。按照許憲春的估計，如果參照其他資料進行調整的話，居民住房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現行方法計算的相應比重要高小4．7個百分點。許憲春：《中國GDP核算問題研究》（討淪稿），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13】1978年前，少付工資甚至不付工資的現象是存在的。并日數量不少。但這大多屬于義務勞動的性質，不屬于地下經濟。

【14】有些調撥物資有賬面價格，計人GDP；有些連賬面價格也沒有，沒有計人GDP。

【15】衛生、文化、教育等部門（非盈利性的）的固定資產折舊和人員下資計入GDP，但中國與西方不同的是，其人員提供廠遠遠超出工資的義務性質的服務，而這些服務在西方是有價格的，并且計入GDP。

【16】《當代中國的水利事業》編輯部編《歷次全國水利會議報告文件（1958—1978）》，第637頁。

【17】“每個冬春都有一億以上的群眾上陣，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大辦水利電力事業》，《人民日報》1977年9月17日。

【18】《當代中國的水利事業》編輯部編《歷次全國水利會議報告文件（1958一]978）》，第644頁。

【19】鐵道兵不僅修路，還在沿路無償進行了大量建設，僅以綠化為例，1955年的黎湛鐵路沿線，就種植了觀賞和有經濟價值的各種樹木40多萬株。參見《王震傳》編寫組：《王震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538頁。

【20】通俗地講，一件完全相同的衣服，在美國的價格是10美元，在中國是10元人民幣，按照匯率法，這件衣服算成美國GDP為10美元，算成中國GDP為1．54美元（按l美元兌6．5元人民幣計算）；但按照購買力平價法，這件衣服箅成的美國GDP和中國GDP均為10美元。

【21】具體計算方式參見[英]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馬德斌澤《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第165一166頁。

【22】根據1990年和2000年世界銀行報告與《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字換算。

參考文獻：

[1]《中國經濟年鑒（1982）》，經濟管理雜志社1982年版，第VⅢ-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