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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中國地緣政治研究要為國家利益服務（上）
點擊：4977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10-17 07:52:34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取得巨大成就，同時也進入新的發展時代。中國許多著名學者將新思想、新理論的研究視為使命。經濟導刊編輯部最近走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張文木，對中國地緣政治研究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張文木是當代中國地緣政治研究的重要學者，其研究的重要性并不表現為他的論著量大小，而是他在戰略研究中國化方面所作的突出貢獻。
以戰略研究中國化為基本方向
中國學派在戰略研究中要結合
中國國情并為國家利益服務
張文木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動戰略研究中國化，并做出成績。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張文木提出“建成貫通經中國內陸通往中亞南亞乃至中東的石油管道線路，對我國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他分析了修建這條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后來 “西氣東輸”成為現實。
張文木在其著作《論中國海權》中提出，中國的全球商業力量必須要有一個可以用來支撐它的強大海軍，后來，鑒于中國海上力量已有長足推進，他的這一立場又有深入。他提出絕對的制海權要依托于絕對的制陸權，反之，絕對的制陸權也要依托于絕對的制海權，在整體上概括了陸權與海權的作用與反作用理論。
在2014年出版的《論中國海權》（第三版）和《印度與印度洋》中闡釋了這一理論，他認為，中國因超大的近海大陸板塊，特別是具有中遠程導彈打擊技術，使得當代中國對太平洋和印度洋有著強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較強的近海制海能力。這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被西方人認為的海權技術上的短板。
繼而，他提出中國具有 “東接太平洋財源（市場）、西接印度洋資源”的獨特的地緣政治優勢，這就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權”神話，對中國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視角，即中國是一個天然具有海權資質的大國。他提出中國應該樹立“海洋自信”“海權自信”，因為目前中國雖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權技術大國，但中國以自身的地緣政治優勢，將比西方英美國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權大國行列。
張文木的著作在國外日益受到關注。《論中國海權》一書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非常受歡迎，研究所的所長Peter Dutton教授在邀請張文木教授訪學的信中寫道：“我一直非常欽佩您的學術研究，讀過您的很多文章，都非常耐人尋味。您寫的《論中國海權》在我們研究所非常受歡迎。”“目前在中國很多人在討論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但是我認為您寫的文章很有見解。”
張文木將臺灣看作是中國安全的重要瓶頸，因為它牽制了中國海上力量的全面發展，而中國海上力量的全面發展是中國終極安全的重要保障。近來他在文章中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國海”的概念統合“南海”“東海”“黃海”分立表述，并將并排于中國東部海域的南海、東海、黃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編為統一的西太平洋艦隊指揮體系。
他提出，在這樣的海上力量體系中，臺灣回歸祖國以及捍衛東海、南海海域的中國主權已成應有之義，同時又不至將其力量伸展過遠，大體在遠東雅爾塔體系安排之內。他認為，只要中國堅持不懈地努力，在不遠的將來，切實將中國海上實際控制線前移至臺灣東界——這原本就是中國領土的東界，屆時臺灣和平回歸就將是可想象的事。
有人稱張文木是中國的“強硬學者”，甚至給他貼上“鷹派人物”的標簽。張文木則認為自己是“實事求是”派，自己的學術定位是由中國面對的主要矛盾決定的，該“鷹”就“鷹”，該“鴿”就“鴿”，怎么對中國好就怎么來。在本次訪談中他說，對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的國家來說，“左”一點較好；對受壓迫的國家來說，還是“鷹”一點比較好，哪里有壓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對一個強國來說，還是鴿派好一些。
他多次提出“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的警示，提示中國不應該像某些大國那樣“過度擴展”。他認為，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不能重復蘇聯、美國四面出擊、分散力量的前車之鑒，中國將會更加生機勃勃。如果一定要貼標簽，他認為“龍派”對他比較貼切：該屈就屈，該伸就伸，怎么對中國好就怎么來。
談到中國學派的學術研究的立場，張文木在訪談中再三強調，戰略研究需要結合中國國情并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所謂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客觀”“中立”之說的態度是他所不容的，學問尤其是國際政治這門學問是要扎根于祖國這片土地上的。對此，他的態度很明確，如果脫離了這個立場，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學術性錯誤了。
對于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張文木提倡二者的和諧與寬容，主張 “學而優則學，仕而優則仕”。他認為，學者的任務是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提出正確的見解；為政者的任務是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雙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盡究其短；只有雙方取長補短，學術與政治才能發揮建設性的和自覺的合力作用。他認為，學者要求為政者應尊重學術規律，同時也要尊重為政者的難處和他們獨立思考和選擇的權利。學者向為政者建言，要考慮對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議可行與否，要留給對方理解和消化的時間。
張文木的研究帶有明顯的問題意識和經世色彩。他認為，經驗介入學問是學問成熟的標志，也是學者成熟的標志。學問須經世，而經世需要的主要是經驗。傳世之作多是經驗的集結，而非猜想大膽和邏輯嚴密的結果。他強調，偶然性是牽動歷史變革的先鋒，而應付歷史偶然性的成功經驗，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經驗往往是社會科學變革的偉大杠桿。
知青歲月是人生經歷的重要起點
四年的知青歲月讓我知道了
知識人應當向人民學習
經濟導刊：您曾經當過4年的知青，知青的實踐經歷對您此后的學術和人生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張文木：如果說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送我進入大學校園，那么，是毛主席讓我在此前先上了4年社會大學。當時很多知青下鄉迫于形勢，而我則是半自愿地參與其中。毛主席說“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對我這個剛步入社會的青年人很有吸引力。從1975年到1979年，我聽毛主席的話到農村插隊煅練。
現在看來，到農村插隊對我是一筆超值財富，在人生開始階段，我在中國最基層的地方得到煅煉：幫農民辦沼氣、搞夜校，與他們一起會戰黃河大壩。與農民的朝夕相處，使我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知道了知識人應向人民學習。知道了中國的農村和農民，也就了解了中國的多半國情。
這種只有從生活，特別是基層生活學到的知識又使我得以在后來的社會動蕩中保持冷靜。現在有的知青小說有把那段歷史妖魔化的傾向，其實那段人生經歷對青年人的人生進步絕對是有益的。即使是那些書寫知青歷史而成名的作家們，也不能否認正是那段歷史給了他們相當寶貴的精神財富。就我個人而言，我后來的人生動力、對祖國的感情都與那段經歷分不開。習近平主席說，梁家河里有大學問。感謝毛主席，他讓我在上大學之前先得到這種大學問。
形成中國學派的國際戰略理論
中國的學問更多的是經驗型學問
這是比西方的先驗型學問高明之處
經濟導刊：上大學時，您學的是英語專業，為什么興趣卻主要在歷史方面？
張文木：我在中學讀過范文瀾寫的《中國通史》，此后就一直對歷史很著迷。大學4年我始終是在上課學英文，下課自學歷史。西北大學是綜合性大學，這一特點對我的知識結構產生了較好的作用。我在三年級時，到外系瘋狂聽課，世界文學、世界歷史等就是在西北大學文學系及歷史系課堂里打的底子。跨專業學習，這在20世紀80年代算是挺叛逆的。父母、老師都不贊同我的做法，我還面臨畢業分配的壓力。但我的興趣已經形成，加上個性使然，我更加努力擴展知識：除了正常上課時間，我幾乎用了全部業余時間和假期閱讀大量歷史、地理方面的書籍。三年級時我決定考西北大學歷史系的碩士研究生，筆試通過，但面試時失敗。
經濟導刊：你在讀碩士研究生時，選擇的專業不是歷史也不是英語，而是科學社會主義，為什么？
張文木：我認為這個專業具有極強的綜合性，可以跨越一切專業讀古今政治人物和政治大家的著作，這些人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方面把握得比較好。這個專業其實應驗了莊子的“無用”為大用的思想。司馬遷說他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比較而言，這個專業最接近這個理想。讀這個專業使我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著作比較熟悉。這些人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經歷非凡，必有值得研究學習的地方。歷史上從古羅馬時代的凱撒、漢尼拔到近現代史上從拿破侖到羅斯福這樣一大批人物都值得了解。試想一個學生了解了這些知識和思想，這將對未來我在國際政治研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經濟導刊：你后來選擇去山東大學讀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的博士研究生，是出于怎樣的想法？您怎樣看中國學問與西方學問的差異？
張文木：1992年前后，中國文人“下海”風盛，也有很多人轉行學經濟。但我感到如果自己也趕時髦，那永遠只能是跟著別人后面爬行。當時，“科學社會主義”基本是最冷門的專業，但我看好這個學科，1994年我考上山東大學科學社會主義專業博士生。
歷史中，有許多被冷落的人后來卻成了新時代的先鋒。因此，我認為，在人生的跑道上，只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可以成為贏家。人生是循環，當人生回轉時，最后一名就成了第一名，陳景潤就是這樣。但是，等待時的努力是很孤獨的。文人往往在孤獨的時候讀書多。“四書”《老子》《莊子》等作品對我思想的震撼是很大的。東方學問多重結果輕程序，西方學問與西方社會一樣，不問結果如何而是先問程序是否合理，或問你用了什么工具。這表現在我們目前學問研究中，就是所謂的“科學主義”。鮮活的思想在此完全僵化和凝固了。因此我深不以為然。
中國的學問，不管是出世或入世，更多的是經驗型學問，這是比西方學問高明的地方。西方也有經驗型的學問，如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乃至尼克松、基辛格的著作等，但這些著作均以“不科學”或“不是學問”為由為西學文人所輕視。中國“四書”中滲透著的“學以致用”的思想，對我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力，并在我的思想中扎下了根。這一點在我現在的文章和著作中有明顯的烙印。此后我少了許多激揚文字，知道了好文章不在個性張揚，也不僅在于所謂“邏輯嚴密”，而在實事求是。愛因斯坦的學問告訴人們，不同參照系下的速度是不同的；實事求是的道理告訴我們，不同參照系下的事物，其中的道理也是不一樣的。
經濟導刊：您曾講過毛主席的著作對您的影響是第一位的，讀毛著對您的學術研究有何影響？
張文木：毛澤東同志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并應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典范，他也是中國學者學習的榜樣。我一直都很喜歡讀毛主席的文章。上中學時，毛主席號召青年人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當時我不知天高地厚，一上來就學歷史、學哲學、學馬列主義。按當時流傳的所謂毛主席為青年人開的書目，我有計劃地讀了幾年書。它們對我影響較大，在我知識結構的形成中確實起到了“取法乎上”的效果。
當然這還要感謝當時沒有考試的特殊歷史條件，也感謝毛澤東為中學生大幅“減負”的教育政策。當時自己對所讀的著作其實似懂非懂，有時還有些偏激，一味地只想再造天地，也常被社會思潮弄得顛三倒四。但不管怎樣，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書，尤其是毛澤東那種結合中國實際的學風、明白如水并具有中國氣派的文風，使我在后來的學術研究乃至整個人生中獲益極大。現在有的學生讓我推薦好書，我還是推薦《毛澤東選集》。
學問須經世
而經世需要的主要是經驗
經濟導刊：1997年，博士研究生畢業剛好40周歲的您寫了一篇散文《40歲，真好》。不惑之年您對人生、對學問有了一些什么樣的感悟？
張文木：那是我在博士研究生畢業之前寫的一篇散文，當時的興奮主要是因為我在讀博士研究生期間完成了思想大轉變。我明白了經驗介入學問這是學問成熟的標志，也是學者成熟的標志。學問尤其是文科的學問須經世，而經世需要的主要是經驗。傳世之作多是經驗的集結，而非猜想大膽和邏輯嚴密的作品。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發的重大歷史事件面前，這些“邏輯”尤其是所謂“科學”的邏輯卻往往束手無策。偶然性是牽動歷史重大變革的先鋒，而恰恰是經驗而非“科學”邏輯為歷史的偶然性留下了較多的余地，經驗也使人的思維在把握歷史偶然性方面更有彈性。
其次，四十不惑，我對人生成敗有了更深的體驗。回想40歲前我的人生，成功多是由一系列失敗和挫折構成的。1978年我差點應征入伍，到西藏當兵；1979年上半年也因一分之差沒被縣里招工。這兩次失敗曾使我對自己的前途極為悲觀，但又正是因此造成我人生的重大轉機。
由于學習好的知青在上半年的招工考試中“一網打盡”，這使我在1979年下半年得以考上大學。1993年，我曾嘗試“下海”或出國，也都失敗了，結果，由于優秀人才被商潮和出國潮大批卷走，這又使我能夠考上博士研究生。鑒于這些人生經驗，我不主張“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來”，我也不喜歡“好馬不吃回頭草”的說法，人在具體道路的選擇上，不必強求一隅，也不必強求一事，更不必強求一途。成敗是可以轉化的。
經濟導刊：中國儒家所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40歲您到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工作，當時有沒有這樣的抱負？
張文木：心情好時總想“振長策以御宇內”，心情不好時則要“明朝散發弄扁舟”，這是文人的通病。博士研究生畢業時，我的確有勃勃入仕雄心。現在看來，當時讀懂了幾本歷史書，卻沒有完全讀懂自己。剛到現代研究院時，我曾躊躇滿志，后來慢慢地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其實，學者不一定都要學而優則仕，除非老天爺逼著沒辦法，關鍵是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
經濟導刊：您在研究院工作期間，推出一系列很有影響的學術成果。您如何評價在研究院的8年？
張文木：我在時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我現在還是喜歡這個稱謂，覺得它比較踏實。可以設想，如果英國的“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 The International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縮寫IISS）也改為“倫敦國際戰略研究院”，那將是什么感覺。學校的研究容易脫離實際，教師們一味為建立所謂學術體系、概念、邏輯等皓首窮經。這些東西用于教書是有必要性，但缺少問題意識，更難抓住問題的要害。
學院里的學者往往看不到這些，總想弄些以不變應萬變的東西，而以變應變的學術在他們眼中就是“不科學”或被認為“不是學問”；對資源、地緣政治及以地緣政治為基礎的現實問題卻熟視無睹；對于國家的基本需要如資源需求等問題，他們則認為“俗氣”而不愿深入研究。我不喜歡為此類經院式的“科學”去搭上我生命的大好時光。國家之事不可學院氣太重。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如果成了賬房先生，百害而無益。
在現代國際所工作的這些年是我學術生涯中最好的時光，我的學術思想得到了升華，國家意識得到提升和強化，從過去的問題意識升華為國家意識，從國家意識中又抽象出戰略意識。尤其是后者深深地滲入到我的學術“骨髓”之中。因此，我非常感謝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非常感謝在這里曾幫助過我的領導和同志們。
經濟導刊：作為學者，您追求的目標是什么？國內外對你的學術評價很多，你認為客觀性如何？
張文木：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稱為“包含天才世界觀萌芽的第一個寶貴文件”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我們這一代人也在從事著改變中國的偉大事業。人總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以前讀書使我找到了學問生長的根底，這個根底就是中國，就是毛澤東、鄧小平同志開創的這份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為這個事業奮斗終生的選擇。中國人受了百年壓迫，正直的中國人沒有理由不為中國崛起而奮斗。人明白了生死，其他許多事情就簡單了。
我信仰和平與善，和平是不要欺負人，善是反對壓迫。既然上蒼給我一個好的學術環境，我就應做對國家民族有價值的事。我的軀體就像一條船，能把理想渡到彼岸，這條“船”就可以復歸自然。老子說：“少則得，多則惑。”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惟事業永存。國內外對我的評價有很多，我認為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的副教授Lyle J. Goldstein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網站發表的評價比較客觀。
Goldstein認為：“張文木，是中國外交政策爭論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a major fixture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ebate）。他不像許多在中國外交政策領域的同事，他并不是經常和西方的那些同行們進行研討和切磋，而且與那些每月飛行數萬里到華盛頓與不同的智庫交流的官方發言人的浮夸研究保持明顯的距離。張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工作，導致他缺失了許多其他著名中國戰略家所擁有的清華、北大和復旦的學術背景。不過這點也正好幫他樹立了‘真正的中國戰略家’的名聲，因為他拒絕被西方的機構和教條所迷亂和吸引。”
《經濟導刊》：Goldstein先生正是從中國學派和中國學風的角度來認識你的。事實正是如此，地緣政治理論中國化，使中國戰略研究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形成有中國學風的國際戰略理論，看來，這些一直是你致力的學術目標。你很少參加學術活動，還曾說：“學術活動，如果過多，就會變成活動的學術。”什么是活動的學術，你指的是學風方面的現象嗎？
張文木：活動的學術，在我看來是一種無原則無方向的“學術”，是對學術的褻瀆。除2000年公派到印度訪學外，我基本沒有出國游學的經歷，也沒有出國尤其是到美國的興趣。當年國民黨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國民黨將領出國的太多。延安時毛澤東沒出國，在窯洞里、煤油燈下照樣寫出《論持久戰》。這本著作迄今仍是戰略學研究的經典范本，而這樣的著作，靠出國、靠課題費等是寫不出來的。意大利的雜志《Limes》( 《意大利地緣政治》) 的記者對我的《中國地緣政治論》給予很高評價，該雜志是意大利涉及外國政治的最重要刊物。
地緣政治研究要結合中國國情
地緣政治和資源政治的統一
是當代地緣政治的最基本特點
推進對中國海權的研究
經濟導刊：您在早期的研究中為何特別關注海權？
張文木：這是由于中國的現實需要，世界上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大國不走海權這條路。中國有大量的經濟利益卷入海外，中國主權還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被分裂的危險，中國沒有海權能行嗎？國家命運促使我關注這些問題，這也是中國現實需要。
現在天氣預報都全球化了，自衛手段難道還不需要全球化嗎？自衛，對中國而言，主要矛盾在海上。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唯物主義不可丟。天使也是要吃飯的，國家所有的行為要受資源和市場的制約。出遠門得背干糧，這是我們的產品，還得拿上打狗棍，這就是我們的海軍。那么什么時候我們不需要海軍呢？恐怕只有等將來天下大同的時候。2003年，我在《經濟全球化與中國海權》一文中說，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中國肯定就沒有偉大的未來。
經濟導刊：關于中國海權，您提得較早，您的理論緊扣中國的國家利益，您近期研究的重點在什么方面？
張文木：我在研究中國地緣政治的初期曾把海權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為當時中國海權正處于起步階段，需要矯枉過正。而我在2014年出版的《論中國海權》（第三版）和《印度與印度洋——基于中國地緣政治視角》兩書中，鑒于中國海上力量已有長足推進，這一立場開始有適度回調。我提出了絕對的制海權要依托于絕對的制陸權，反之，絕對的制陸權也要依托于絕對的制海權。在陸權和海權的邊際地帶，制陸權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權，同樣，制海權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陸權。占據較大版圖的制陸權可以在較大范圍內影響（反作用）周邊的制海權，同樣，占據較廣闊海域的制海權也可以影響（反作用）制陸權。
比如，在印度洋地區，因占領了印度半島，近代英國在此地區擁有比當代美國更高水平的制海權；同樣，由于擁有廣闊海域的制海權，近代英國曾使陸權霸主沙俄帝國多面受敵，疲于應對。馬漢也曾論述過海權與陸權的這種相互作用的關系，他說：“海權和陸權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東西，而是彼此相輔相成。就是說，陸上強國也需要推進至海邊以利用海洋為己服務，而海上強國也必須以陸地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但他并沒有從整體予以強調，更沒有形成理論概括，出于是美國國情的需要，馬漢更多強調的是遠海。
地緣政治本質上是資源政治，地緣政治和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當代地緣政治的最基本特點。因此，評價國家制海權強大與否，僅僅用傳統的根據海軍裝備技術的強弱而忽視國家陸地版圖瀕海線長短及其與資源豐富地區的距離遠近，是不全面的。與能量傳輸距離越遠損耗越大的原理相同，對于體量相同或相近國家而言，其瀕海線的長短及其與資源地區的距離遠近，從相當意義上影響著該國海權評級的權重。比如我們常說印度是印度洋上的海權大國，并不是說印度比西方海權國家有更強大的海洋作戰能力，而是說它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及其在直插印度洋的大陸主體板塊可釋放出對印度洋的巨大反作用力。
與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興市場國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場潛力最大的區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工業資源最豐富的區域，因而也是工業大國的必入之地，現在也是中國政府倡導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
但中國不同于遠離印度洋的西方海權國家，遠道而來的西方海權國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領島嶼而存在，目前我們能讀到的海權理論，特別是馬漢的海權理論提供的都是這樣的視角。盡管中國海權起步較晚，但自然條件相對于英國和美國還是有比較大的優勢。青藏高原的存在使中國天然具有了優于英美的東接太平洋財源（市場）、西接印度洋資源的地理優勢。中國依靠全球戰略制高點青藏高原，盡占兩洋地利。
這種地緣優勢——如能在高空遠望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亞島上的美國空軍基地，或由此反視青藏高原，我們就會對中國在印度洋所具有的地緣政治的天然優勢毫不懷疑——又使中國得以避免了英美國家為獲取世界優質市場和優質資源/能源而不得不勞師遠涉西太平洋和西印度洋的困境，并由此可以避免英美國家通過建立漫長的海上島鏈的方式推進中國海權。
陸權與海權的作用與反作用理論告訴我們，最有效的制海權是有大陸板塊依托，因而可以獲得可持續的巨量資源跟進制海權。中國因超大的近海大陸板塊，特別是具有中遠程導彈打擊技術，使得當代中國對兩洋有著強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較強的近海制海能力。
由此反觀西方國家因距離印度洋太遠而產生“島嶼鏈”思維，實屬無奈之舉。在遠海建立島嶼鏈則需要巨大的資源支持，英國和美國要控制或占領印度洋，首先要從大西洋經過地中海或太平洋過來，而中國進入印度洋遑論太平洋則可就近直達，這種地緣政治中的大陸板塊所具有強大的海上反作用力的優勢，如果再考慮到中國沿海已具有的強大的空防力量，使得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被西方人認為的海權技術上的短板。有利的地理位置，大大降低了中國處理海洋事務的成本，并因此有遠比西方國家更從容的等待時間。
中國所獨具的“東接太平洋財源（市場）、西接印度洋資源”的地緣政治優勢，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權”神話，使中國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視角，這就是：中國是一個天然具有海權資質的大國；幫助西方遠涉來到印度洋的是工業，而幫助中國就近步入印度洋的則是“上帝”。目前中國尚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權技術大國，但中國以自身的地緣政治優勢，會比西方英美國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權大國行列。由此，“海洋自信”，繼而“海權自信”應是中國文化中的應有之義。
經濟導刊：您曾經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國海”的概念統合“南海”“東海”“黃海”分立表述，它在戰略上意味著什么？
張文木：西太平洋關乎中國重大的主權利益，又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始線，在全新的視角下，我們對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建設也會有革命性的變化。
1958年，毛澤東主席一直考慮適時解決臺海祖國統一問題。10月6日，毛澤東在起草《告臺灣同胞書》中告誡美國人說：“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東太平洋是東太平洋人的東太平洋一樣。”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在審閱并修改陳毅報送的《陳毅外長答新華社記者問》一文再次強調“西太平洋”的概念。
毛澤東寫道：“所有西太平洋各國人民不了解，處在遙遠地方的美國人，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這些國家來，以其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力量，對這些國家加以控制呢？實在說不出理由的。所以總有一天，不論遲早，如同美國要從世界其他地區放手、縮回家去一樣，美國也一定要從世界的西太平洋這部分地區放手，縮回家去。如果美國人自己不走，硬是要無限期地賴在這些國家的話，那末，總有一天，各國人民要起來把它趕走的。”
在不到半年的時間，毛澤東兩次用“西太平洋”的概念，顯然是對臺海祖國統一后中國在太平洋的戰略利益及其力量布局的深入考慮。我們可沿著毛澤東從中國視角提出的“西太平洋”的構想，用“西太平洋中國海”的概念統合“南海”“東海”“黃海”分立式表述。其中，用“西太平洋中國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與中國主權相關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國海東部海域”和“西太平洋中國海北部海域”表述與中國主權相關的東海和黃海水域。這樣可以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政策傾向，并以此推動中國人對中國海的整體認識。
根據英美等海洋國家海軍建設的經驗，以及中國近現代失去臺灣后即失近海制海權并由此反遭大規模入侵的教訓，將并排于中國東部海域的南海、東海、黃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編為統一的西太平洋艦隊指揮體系實屬必要。在這樣的海上力量體系中，臺灣回歸祖國以及捍衛東海、南海海域的中國主權已成應有之義，同時又不至將其力量伸展過遠，大體在遠東雅爾塔體系安排之內。
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努力，在不遠的將來，切實將中國海上實際控制線前移至臺灣東界——這原本就是中國領土的東界，屆時臺灣和平回歸就是可想象的事。臺灣回歸祖國意味著中國有效的安全邊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國的核潛艇才可發揮終極反擊作用，中國航母建設才能大步向前邁進，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衛，中國內陸安全的壓力將會大幅降低。
經濟導刊：有些人認為大陸與臺灣必有一戰，您怎么看？
張文木：我今年在一個講話中提出解決臺灣問題的“懷柔”思路。我認為，臺灣沒有資格與中央政府做軍事“叫板”。臺灣的背后，一個是美國，一個是日本，將這兩個國家關系擺平了，臺灣自然就回來了。今天，除非不得已，直搗黃龍式的思路對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是不利的。隨著中國的強大，依靠“懷柔”政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是很有希望的。
所謂“懷柔”，就是將臺灣抱在懷里，可以對“臺獨”分子使勁揉的政策，不能對“臺獨”分子以震懾和打擊，就不能對主張統一的臺灣同胞給以希望和溫暖。孩子之所以是自己的，不是因為喂奶而是因為能抱住。抱不住的孩子，那也只能是白喂，我們對臺灣應該有針對性的扶持，我們只支持臺灣主張統一的愛國力量并給他們以溫暖。比如，可以給愿意成為大陸公民的臺胞的孩子在大陸上學、高考升學以優惠條件，在大陸居住可以有一系列優惠房貸政策等。如果有越來越多的臺胞自愿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身份，那兩岸和平統一的條件就日益成熟了。
中國國內安全是一個
相互聯動的整體
經濟導刊：您在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中，非常重視東北方向安全和西南方向安全的互聯互動，這是基于什么考慮？
張文木：這是歷史經驗。如果說在明朝之前，中國東南安全與西北安全緊密聯動的話，那么明朝之后，中國西南方向的安全日益緊密地與東部，特別是東北部安全相聯動。明代中期，中國東海尚未出現大的危機，此前西南方向對于中原諸王朝而言，只是穩邊安民的問題。但到明末，東海倭患蜂起，特別是清兵入關后，西南便成了各類反清力量的嘯聚之地，緬甸之于中國地緣政治的戰略意義也隨之上升，而漸成為中國大西南諸力量獲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清末，中國東部出現亂局，英俄境外勢力也加大對西南地區的打劫。1902年，英日簽訂《英日同盟條約》，1903年10月英印軍隊便向藏邊發起攻擊并于年底進占拉薩。1907年8月31日，英俄簽訂協約，調整了各自在中亞的勢力范圍，協約把伊朗分為三部分，北部屬俄國勢力范圍，東南部屬英國勢力范圍，中部劃為“緩沖區”；俄國承認阿富汗為英國的附屬國，規定雙方“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這個協定表明俄國退出與英國在西藏問題上的爭奪。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海的制海權淪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遷至重慶。緬甸通道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陡然增升，西康設省已刻不容緩。1938年11月22日，行政院議決西康準予建省。在中國東部被日本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緬公路，于1937年10月開始征調云南民工20萬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成了連接昆明至瑞麗的中國境內段公路，進入緬甸后又繼續修建了經過緬北的公路，兩段合稱“史迪威公路”，中國由此從境外獲得大量戰略物資，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所有這些舉措得到有力執行，西康省的設置功不可沒，而以西藏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體部分在中國境內的存在則為中華民族一次次戰勝外敵入侵提供了堅不可摧的后方支撐。
鑒于這些歷史的經驗，毛澤東始終將中國東部安全與西部安全、繼而東北安全與西南安全聯系起來考慮。1953年，就在朝鮮停戰協議即將簽字的前夕，毛澤東即從抗美援朝前線抽調秦基偉至云南，當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秦基偉，告訴他：“調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于重要的戰略位置。”
1959年中蘇交惡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于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
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為了消除大三線建設的外圍干擾，1962年，毛澤東指示在西南中印邊境發起自衛反擊戰，有力遏止了印方對中國邊界的蠶食。1969年3月，中國在東北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珍寶島針對蘇聯入侵發起反擊，隨后毛澤東迅速將目光移至中國大西南，12月18日，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西藏阿里地區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區地處我國西南邊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國和印度之間
存在一個和平交往規律
經濟導刊：去年中國和印度曾因邊界問題而一度關系緊張，后來又趨于緩和，您的著作《印度與印度洋》影響很大。從地緣政治視角您對印度有深入的研究，您是怎么看中印關系的長期趨勢？
張文木：研究印度不能就印度研究印度，而應當結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研究印度。如果說中國周邊外交有規律可循，那么，其間使這種規律比較穩定地得到展現的是中國和印度的關系。縱觀兩千多年中國版圖，其伸縮變化最小的就是中印邊界，究其因，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繼，南面上來不可守。
正因此，當年走到印度河上游的亞歷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面對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思考再三后最終放棄了順水南下的打算。與這兩位偉大的君王稍有不同的是14世紀末南下進入印度的帖木兒。帖木兒自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史載他于1398年由中亞進入印度并攻陷德里，“繁榮的德里毀于頃刻之間，多年積累的財富被劫掠一空”，即使如此，帖木兒沒在印度久留，“15天后，帖木兒離開德里返國（1399年1月）”。
與此相反的是唐貞觀年間唐使王玄策令“天竺響震”卻無所建樹的例子。與進入印度而又迅速退出的帖木兒、王玄策完全不同的是帖木兒后裔巴布爾，他以喀布爾為根據地力圖復辟帖木兒帝國的輝煌，失敗后進入印度，其結果是他在1526年建立了莫臥兒王朝的同時，自己也脫離中亞、融入印度并脫胎成印度人。
據基辛格披露：1962年10月，“毛澤東告訴手下的軍政領導人，歷史上中國和印度打過‘一次半’仗，北京可以從中吸取經驗。第一次中印戰爭發生在1300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國出兵支援印度王國打擊非法作亂的敵手。中國出手干預后，中印兩國之間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繁榮的宗教交流和經濟交流。用毛澤東的話說，這場戰爭給人的啟迪是，中國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敵。”基辛格說：“在毛澤東腦海里，那‘半次’中印戰爭發生在700年后，當時的蒙古統治者帖木兒攻陷了德里。”這一次“毛澤東叮囑中國軍隊要做到‘有理有節’”。
青藏高原北緩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區與中國中原政權發生天然聯系而不與南面的南亞次大陸國家聯系遑論沖突，這使西藏天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同時還使中國在不需要巨大國防投入的條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獲得了居高臨下的地緣優勢。阿里地區位于中國西南邊陲，在巴基斯坦和緬甸從英印統治下獲得獨立后，印度與中國的關系從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證。
最能夠說明中印之間這種因地理環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規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紀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該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區并迅速向北擴張，歷時200余年。吐蕃王朝曾強大到幾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談婚論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帶著吐蕃的軍隊將天竺國統一政權打碎后，印度陷入為時長達五百多年分裂的歷史中，吐蕃王朝的邊界也“不從這個根據地向南方的印度發展”，而是“越過他們領土中最荒涼、最困難的漫漫地區，向中國西部及中亞發展”，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沒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與中國西域相反，此間中印之間留下更多的并不是沖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國取經的和平佳話。對此，拉鐵摩爾解釋得比較有力，他說：“在西藏地區，山嶺代替了長城。”
但是，“和平規律”并不是沒有沖突，而是說，如果有，與中國周邊其他地區相比，其沖突的概率、規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對邊界線的影響也是最小的。
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比較抗美援朝戰爭——是對這一規律的辯證運用。在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全線停火的第二天，即1962年11月23日，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讓身邊工作人員找來除《宋史紀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紀事本末。次日，又要《續通鑒紀事本末》。毛澤東說，讀完《元史》，再讀《通鑒紀事本末》，然后讀《續通鑒紀事本末》。
基辛格寫道：“難以想象，除了中國還有哪一個國家的現代領導人會借用千年之前的戰役的戰略方針作出一項牽動全國的決定。同樣難以想象，他確信他的同事能夠領悟他借鑒歷史事件的深意。”
未來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原則
經濟導刊：您曾提出過一個歐亞大陸戰略力量的分布及其消長規律，是不是您提出歐亞大陸戰略力量分布的“黃金分割率”？
張文木：“黃金分割率”是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發現的美學定理。他曾經過反復比較，最后確定1：0.618的比例最完美。事實上，歐亞大陸戰略力量存在也有一個天然比例。
在歐亞大陸分區并存有歐洲、中亞和中國三種戰略力量。歷史表明，在歐亞大陸的主要區位即北緯30°至60°之間可容納戰略力量只有2.5個，也就是說，在三種戰略力量之間，必然有一個生存空間要受到其他兩個的嚴重擠壓并因此出現破碎地帶。
比如上古時代在歐亞大陸分區并存的是歐洲羅馬帝國、中亞諸帝國和中華帝國。此間歐洲羅馬帝國和中華秦漢帝國強大，中亞地區力量受到擠壓并分出安息、貴霜諸帝國。此時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為1：0.5：1。
羅馬帝國解體后，歐洲中世紀陷入碎片化時代，這為中亞阿拉伯帝國繼而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乃至俄羅斯帝國的崛起和大面積擴張騰出空間。此時中華帝國保存完好并轉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續統一朝代。同期，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就轉為0.5：1：1。
進入工業革命后，歐洲又開始復興和強大，中亞伊斯蘭力量在歐洲、中國尤其俄羅斯的擠壓下日漸式微，此間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又恢復到1：0.5：1。
俄羅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強力插入中亞地區，部分地取代了原來夾在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伊斯蘭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來的歐洲、中亞伊斯蘭和中國的三種戰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為歐洲、俄羅斯-中亞伊斯蘭諸國和中國（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
近代歷史經驗表明，在歐洲、俄羅斯、中國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能單獨擴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國、蒙古帝國都勉強接近這個水平，英國、沙俄、蘇聯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試圖填充中亞，其結果也都是短命和失敗的。
如果將中亞戰略力量比喻為歐亞高地的“堰塞湖”，那么，不管是歐洲還是中國，在近代以后還有俄羅斯，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紀末清王朝的衰落，20世紀上半葉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衰落。20世紀末的蘇聯解體——并由此造成的戰略力量的收縮，都會引發中亞戰略力量（主要是伊斯蘭力量）在歐亞接合部即中亞地區的崛起及向其他戰略力量坍塌的方向擴張。今天出現大規模涌入歐洲的“難民潮”與歐盟分裂相伴而生便是這一規律的歷史再現。
認識歐亞大陸戰略力量“黃金分割”規律，有利于我們看清歐亞大陸此起彼伏的戰略力量消長規律及其成因，并由此認識在這個規律作用下中國國力在中亞地區伸張的極限。而認識國家力量的極限，是成熟和成功外交的前提。
麥金德先生以天才的想象提出了歐亞大陸的“樞紐地帶”理論，他沒有認識到歐亞戰略力量存在著這樣的一個“黃金分割”規律，以致他的理論成了英國將國力延伸到中亞和印度洋，并由此造成大英帝國衰落的誘因。凱南、布熱津斯基步麥金德后塵，他們的理論成為將美國驅至印度洋和中亞，并由此造成美國衰落的元兇。
對中國未來而言，麥金德、凱南、布熱津斯基等留下的前車之鑒是有教益的：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即使中國未來崛起，中國人，首先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要更加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
經濟導刊：伴隨著中美貿易磨擦日趨嚴重，關于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成為國內外熱議的焦點，您怎么看美國、俄羅斯、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張文木：美國和俄羅斯作為民族國家，因其擁有巨大的戰略回旋空間而擁有超強的生存能力和超強的反侵略能力，它們是保證世界戰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為帝國，它們也為其巨大的本國版圖所拖累，它們又是“紙老虎”，其擴張和帝國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擊的。
與俄羅斯和美國不同，中國不是保證世界戰略平衡的主角，卻是決定主角間輸贏的關鍵砝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戰敗和蘇俄十月革命勝利，決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只是加強了雅爾塔格局和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
相對于歐洲而言，中國政治具有很強的整體性，在大陸中心國家和海洋邊緣國家之間，中國砝碼的倒向——相對于法國、德國而言——對于兩邊平衡具有更為關鍵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中國在世界變局中扮演著“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即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經濟導刊：有人將特朗普上臺以來的中美關系概括為“新冷戰”，你同意這種概括嗎？
張文木：這是一種沒有矛盾分析的糊涂認識。新時代中國外交的首要問題仍是毛澤東同志指出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的問題。毛澤東說：“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論斷對于觀察新時代中國面臨的國際矛盾仍有指導意義。
“問題就是矛盾。”20世紀50年代世界出現兩個陣營及其相應的“冷戰”，這是當時以“軍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金融壟斷集團根據其軍工利潤需要制造出的一種政治幻影，而“冷戰”的概念恰恰就是這種幻影的恰當描述：它用意識形態中的“兩個主義”的斗爭掩蓋了國際壟斷集團對軍工利潤的現實需要并由此誘使美利堅民族及歐洲國家走向戰場。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當年蘇聯接受了有失辯證法的“冷戰”的概念，造成了蘇美間的巨大沖突并使自己在這種沖突中受到巨大的損害。1962年，赫魯曉夫挑起的“古巴導彈危機”， 由此刺激了輿論按著國際資本集國的需要，將本不愿跟隨美國的西方國家推向美國，將正在反對華爾街軍工資本集團的美國人民推向越南戰場。與此相應，蘇聯也在與美國全球爭霸中，不自覺地將自己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異化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
1974年2月2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第三世界領導人時說：“這個世界上是有帝國主義存在，俄國（指蘇聯——筆者注）也叫社會帝國主義，這種制度也就醞釀著戰爭。”
值得研究的是，與蘇聯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認識不同，毛澤東總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矛盾分析的方法看待世界局勢。通讀毛澤東外交文獻，他在談外交問題時，罕見用“冷戰”而較多的是“三個世界”的概念來描述當時的國際形勢。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基本判斷。
1963～1964年，美蘇聯手反華期間，毛澤東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觀點，他說：“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10年后，毛澤東將這個分析概括為“三個世界”的論斷，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在談到世界形勢時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么多，也沒有那么富，但是比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二戰后的歷史表明，蘇聯接受了“冷戰”概念使蘇聯在蘇美沖突中受到重創，并使“冷戰”的挑起者華爾街壟斷資本集團利用所謂“美蘇矛盾”，成功地避開了世界的關注和指責。與此相反，中國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科學論斷，使新中國外交從一個勝利走向新的勝利。這反正兩方面的經驗，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確實是需要深入總結。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載《經濟導刊》10月刊【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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